一般而言，我们可能会认为父母坐牢会给子女的成长带来负面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这会导致家庭收入的下降，也可能是因为父母的陪伴对子女的成长非常重要。
不过，今年刚发表在AER上的一篇文章却在这个话题上带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他指出，虽然可能对大部分父母来说，以上的逻辑都是成立的，但父母必然对子女带来正面影响，也未必就是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假设。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里，曾经有过很多这样的故事。而一旦我们接受部分父母也许会对子女造成负面影响，那么这些父母坐牢，对子女就反倒可能是个好消息。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入狱是犯罪的结果，而非原因。那么给定父母会从事犯罪行为的话，那入狱实际上会减少父母继续犯罪的可能，即使是父母中未入狱的那位，在此之后犯罪的可能一般也会下降，这会对子女带来正面影响。此外，此前有研究发现，入狱会减少入狱者的外部选择，反倒会让他/她更重视当前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父母入狱，可能会让家庭关系变得更加稳固，这同样有利于子女的成长。第三，父母入狱这事，也可能会让子女更清楚地认识到犯罪的成本，从而减少在成年后走上这条道路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作者指出，虽然如果我们对比有父母入狱的家庭和普通家庭，多半会发现后一家庭出身的孩子成长得会更好。但这多半是因为前一家庭的父母参与犯罪，而非入狱，入狱只是犯罪的结果。因而如果我们对比的对象是两个有本来父母就有较高可能参与犯罪的家庭，前者的父母入狱了，而后者没有入狱，那么很有可能前者家庭的子女，反倒会成长得更好。因而对这些家庭的子女，父母入狱反倒可能是件好事。
为了证明这一点，作者需要将对比的对象集中在犯罪可能较高的家庭当中，如果能找到一些这样的家庭，其中一部分父母有入狱，另一部分没有，那么就能实现此前所述的对比了。但问题是，入狱又不是随机事件，被判入狱，本身可能就意味着犯罪行为更严重更频繁，这样当我们对比有无父母入狱家庭时，很可能看到的依然是犯罪而非入狱的影响。要消除这个影响，我们就得找到一个会影响入狱可能的外部因素，如果我们能确信某些家庭有无入狱只是因为某些外部因素差异导致的，而这些外部因素又不会通过其他渠道影响子女的犯罪，那再去对比这些家庭，我们就能比较干净地获取入狱本身对子女成长的影响了。
作者使用的数据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几个县，他研究的对象，是那些因为各种刑事原因被起诉的被告所在的家庭，其中有些人被判入狱，有些人没有。而他找的那个外部因素，则是庭审时法官的分配。为确保公平，这个分配是随机的，因而逻辑上说不太可能通过其他渠道影响被告家庭子女的成长。而与此同时，不同法官在判决/诉辩交易时的严厉程度差异相当大，同样的被告，在碰到严厉的法官时，入狱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因而随机分配到的法官的严厉程度，就构成了我们想要的外部因素。或者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工具变量。
结果如上表所示，Panel A的结果没有使用工具变量，此时父母是否入狱的影响是正的。这就相当于说，对比有父母入狱的家庭和其他家庭，前者子女此后参与犯罪的可能性更高。
但一旦我们使用了工具变量，从Panel B到Panel E，父母入狱这个变量的系数就都是显著为负了，这相当于说，对父母处在入狱边缘，仅仅因为法官分配就入狱/未入狱的家庭，父母入狱这件事情，反倒会减少子女此后参与犯罪的可能。
不仅如此，作者还发现父母入狱还会对这些家庭子女成年后的其他情况也产生显著正面影响。比如上图的结果就表明，父母入狱显著提高了子女成年后所居住社区的质量。
那这个结果究竟是产生的呢？其主要渠道是什么？作者此后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此前所述的大部分渠道，都能找到一些证据。比如，作者发现入狱者在出狱后，跟原有配偶生育更多子女的可能性增加了，而跟其他人生育的可能性则下降了。这反映了家庭的稳固程度的提高；发现父母中未入狱的那位，此后参与犯罪/入狱的可能性下降了。
此外，如果父母入狱可能有好处的话，兄弟/姐妹的入狱，同样可能循着类似的渠道给未入狱一方带来好处。作者也的确发现，有兄弟/姐妹入狱的情况下，此后一两年内未入狱一方犯罪的可能性会显著下降。
总而言之，这篇文章有力而可靠地说明了对部分人群来说，父母的入狱，未必是一件坏事。当然，这个结论不可能具有很强的可推广性。事实上，我非常相信，如果你在大街上随机地找个人把他关到监狱里，比如长沙那位无辜的货拉拉司机，那么多半会给他子女的成长带来非常显著的负面影响。事实上，作者也承认，此前不少针对挪威、芬兰、瑞典等北欧国家所做的研究，都发现父母入狱会对子女产生不显著或者负面的影响。但这些矛盾，并不是在否定现在这篇文章的结论，相反，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上是在佐证他的结论：在这个多样化的世界当中，有些对整体而言成立的规律，放在个别人群当中，结果可能截然不同。
此外，这个结论也不由让人想起关于社会化抚养的一些争论。此前对社会化抚养的一个主要批评是，除了父母之外，其他人可能缺乏足够强的激励来抚养好一个孩子，这样，要达到与家庭抚养差不多的成果，社会化抚养所需要支付的成本可能要高得多。
但按照现在这篇文章的逻辑，也许并非所有父母都有比一般人强得多的激励来抚养子女，从这个角度说，如果社会化抚养不是一开始就抱着消灭家庭的远大理想，而只是试图去补充完善家庭抚养，去替代其中不合格的局部，那即使在短期内，一个良好的社会化抚养体系也是有价值的。事实上，目前就有不少研究已经发现，一些非常简单的外部帮助，就可以显著地改善困难家庭儿童的成长。
参考文献：
Norris, Samuel, Matthew Pecenco, Jeffrey Weaver, 2021,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and Sibling Incarceration: Evidence from Ohio,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1(9): 2926-2963.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冯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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