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晨六点半，46岁的薛成推着电瓶车从北京五环外一片破败的平房中钻出，离开行动不能自理的妻子，骑行一个多小时，赶到望京或更加中心的城区，车的后座上，放满了不属于他自己的土鸡蛋和食用油。

他是美团买菜的一名地推，身后的这些“杂货”几乎是工作时的全部倚靠。他要用这些“赠品”，拦下街边遇到的陌生人，再软磨硬泡劝服对方下载App，并完成下单。

在浩荡的新一轮社区团购和生鲜电商大战中，这些分散在街头巷尾的地推们又回到了最前线。他们只管拉来用户，接下来的事就交给那些在看不见的地方不停运转的巨型互联网机器，这些用户被抽象化，转换成一串串庞大数字，然后再度展开，装饰精美地摆到资本和公众面前。

据公开信息，在买菜和团购等新业务拉动下，美团今年一季度新增了5870万新用户，但亏损也达到48亿；滴滴在上市前对橙心优选进行了拆分，尽管亏损严重但橙心优选的估值也达到50亿美元；而争先上市的每日优鲜和叮咚买菜的市值在18亿和55亿美元上下。2021年，美团、拼多多、橙心优选、兴盛优选的总交易额（GMV）目标分别为2000亿、1500亿、1000亿与800亿。

但就像没有人在讨论那些公司疯狂的用户增长，或者背后那几十上百亿的亏损、融资和估值时会想起这些地推一样，薛成们也毫不关心这些天文数字与自己的工作有何关联。

对于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选择地推往往就只意味着一件事：

来钱快。

我需要钱

“我不能想家里事，也不能停下。”

薛成2005年就来了北京，一开始在康师傅做业务员，2009年金融危机波及国内实业，薛成被公司裁员回了东北老家，但东北实在没有挣钱的营生，辗转几年又回了北京，在房地产行业做个销售员。

等到2017年女儿考上大学，妻子也从牡丹江老家出来，带着小儿子来到北京，两人一起生活。

变故却在一年后到来。

2018年2月13日，腊月二十八。来到北京的妻子那时候在做一份麦当劳外卖员的工作，那天送餐的电瓶车坏了，她在路上用脚踩着地面往前挪，身边的一辆货车没注意就碾上了她的腿。妻子的小腿部分粉碎性骨折，胫骨错位。

妻子受伤的前八个月里，薛成一直陪着照顾，什么工作都没去做。这个伤到现在了三年都没有好，薛成每个月带着妻子去复查一次，皮肤的伤口愈合了，但里面骨头没长出来，也没坏死。

新伤变成旧疾，但因为没有定性的伤残鉴定，拿不到保险赔款，于是看病的费用和全家的日常开支就都落在了薛成身上。等借来的钱都花光了，他不得不白天离开妻子出来工作。

他需要一份来钱快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也不能有太多硬性要求。

他成了一名美团买菜的地推。

在逆行车道的急停急转里，地推们也会和外卖骑手一样，令人皱起眉头。和后者被系统支配要争分夺秒完成任务不同，地推实行的是有责底薪的模式，与抢时间的严密系统对比的话，有责底薪是另一种桎梏。

很多地推人自嘲，“每天一睁眼就欠了公司钱”。

这种有责底薪下，基础工资不到4000元，每天还有10个新用户的绩效底线——薛成必须每天拉到十个新用户下载美团买菜APP，并且在完成注册成为用户后，在当天完成一次下单，差一个就算这天白干。美团买菜地推一个月只有四天休息，余下26天必须完成这样的基础绩效，才可以领到680元的全勤奖。

这种设置也让地推们每天都从同样的焦虑中出发：哪怕一个今天拉到80个人的销售冠军，第二天的10单也得从头开始。

薛成大概记了下数，早上问了20多个人下了第一单。这不算差，要凑够10单，追上去和人搭讪的事，一天可能要干500次。

但这些并没有阻碍薛成们选择地推这个行业，因为它的绩效激励诱惑很大。

绩效取决于用户下单的金额，所有美团买菜地推在推销时，都会尽力要求用户下的这一单金额尽可能高——至少要超过19元。如果用户买了超过19元的东西，地推可以拿到5元的提成奖金，下单29元以上，提成就升到10元，下单49元以上，则可以拿到每单封顶的15元提成奖励。

这使得地推从理论上看起来是个只要卖力黏上足够多的人，就能获得很高收益的工作。

这份工作也确实解决过他的急迫，他曾一个月赚到16600元。

许多人就为此而来。

众生

一份每日优鲜的地推招募广告里这样写着：

轻松干，月入可达8000+

用心干，月入可达14000+

玩命干，月入可达43000+

这份情绪高涨的声明，只想表达一个意思：你努力的话，就可以很快赚到钱——很多钱。甚至哪怕月入8000，在任何大城市也都是一份不算落魄的工作，这些极具诱惑力的数字被加粗着送到迷茫的人眼前，于是不停的有人涌进这个行业。

“他原来是个军人。”

叮咚买菜的BDM小刚在面试时和新人介绍，指引对方去看一位刚拿着赠品跑出门的地推。

“我们这儿有很多复原军人”，小刚说，“他们17、8当兵了，那时候在农村当兵是条出路，但因此没有学历，后来分配的工作也很不好，又找不到什么好工作。但是当过兵的人有坚韧性格，能吃苦，有一些人就来做这个了。”

赌徒、军人、码农，互联网地推们的成分复杂，然后进了地推这一行，所有人用工作服盖住身体，丢开之前的身份，一心赚钱。

“欠债的是最多的。”

周彦管着一个10人左右的生鲜地推团队，在他的团队里甚至欠了几十上百万的司空见惯。

“很多欠债者在家乡的宗族关系里混不下去了来城里做了地推，他们是躲出来的，不跟父母联系。”他们在北京偏远处租房子，比如昌平、沙河，房租几百块一个月，然后每天骑电动车出来做活儿。“为了省钱，电动车都自己组装，买零件自己凑起来，一个车七八百”，周彦说。

薛成就住在东五环外的平房村，这里都是平房，一个近乎封闭的村子，两边的住房从一条类似小城集市的，摆满地摊的主街向两侧延伸开去。

这里房子的内部结构从沿街的几个光亮窗户可以看到些大概，每一户只有一个拥挤狭小房间，不到十个平方，乘凉会友需要走到屋子外面。

天黑之后，这些密集的单间被吞进每一条狭长瘦窄的巷子里。

很多房子拆了一半，墙上挂着拆迁标语，共享单车被倒扣在地上，很多人在夜里去到集市上，用3块钱可以买到一大把黄瓜。这里房子的月租不到一千，鲜有北京口音。

薛成和妻子蜗居在其中一个这样的房间里，一个大通铺改造后分割出来的房间。

但人永远有更低的低处可去，有的地推从业者甚至不租房子。

小五在周彦的团队里，夏天的晚上睡在公园长椅里，冬天就在楼道和24小时营业的肯德基、麦当劳里流转，洗澡就在半夜的公共厕所里简单对付下。

“他一个月可以挣两万多，然后拿去还债。我都不太能见到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总提着一个巨型的充电宝，可以给手机充二十来次那种”，周彦说。

虽然如此，身下这辆疲惫的电瓶车却往往并不能带着他们逃离负债的漩涡。欠债的大多数地推赚到钱却留不住，陷在网络赌博里，一把炸金花输掉三千块钱，一个月输掉五六万的人比比皆是。赚快钱带来的刺激继续把他们重新拽进赌博-赚钱的回合制游戏里，像一群永远离不开街道的三和大神。

极少的情况下，周彦的团队里会有年轻女孩来做地推。

因为总要抛头露面的去“搭讪”陌生人，地推这一行是很少有女生的，有也多是40岁左右的年纪，再年轻些的都抛不下脸面。

“那个女孩之前因为事故毁了容，要去上海做手术，手术一百万，她还差着几十万。她一直带着口罩，吃饭喝水都不和其他地推伙伴在一起，那时候还没有疫情。”

她做了一年多，赚够钱了就辞职走了。

大冬天晚上十一点，街上连条狗都没有了，她还在守着人下单。“同片区的地推都有点‘恨’她”，周彦有时候会接到其他地推伙伴的抱怨，“因为她每天都要做到20单以上，很多生意要靠抢。来干这行的，大家都需要钱。”

薛成算过笔账，除了治病的钱，大女儿每年一万的学费，每个月1500的生活费，加上小儿子的抚养费用，再加上夫妻俩在北京一个月一千多的房租以及其他日常开销，几乎就磨平了自己做地推每个月的工资。

“钱省不下，啥也剩不下。我也不敢换工作，换个活儿没有收入就麻烦。”

他只能每天把车骑的飞快，后箱里的物件摇摇晃晃地被撞的直响。

在地推这个行当里，46岁的薛成算是不折不扣的老人。年纪大了腿力不够，业绩上不去，所以很多公司都明确说不要40岁以上的员工。不过这两年生鲜电商烧钱竞争再起，地推的需求量大，每日优鲜、叮咚买菜不是没有打过电话来，但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换过公司，

这份工资一个月都断不得，他担心如果无法适应，到时候要是再想回到美团买菜，人家可能就不收他了。

也是因为这样，除了每个月陪妻子去复查的一天休息，他每天都会出去工作，按他的话说，有时候运气不好一天碰不到几个人，就得多干一天来补，每个月680的全勤奖却闪失不得。

读大学的女儿暑假里会来北京看他们，这几乎成了薛成唯一的寄托。

去年夏天女儿来北京住了一个月，可以帮妻子做做饭，那段时间薛成特别有劲，每天心无旁骛的在路上跑，16600块钱就是那一个月挣回来的，这是他津津乐道的最高纪录。

但这种时刻就像北京的雨一样不常落下，大多数时候他需要早上6点半起来做饭，炒两大盘菜，把米饭或者米粥泡好在锅里，打点好一切后匆匆出门。

出了家门他不愿意和任何人提起这些事，一提就心里慌，电瓶车的踏板就踩不实。

身份

每一天，薛成踩着脚踏板，路过阿里巴巴大楼，然后又路过美团大楼，却没空抬头张望。他并不觉得自己和这些庞然大物的组织本身有什么关联。

但事实上，地推是个极具中国互联网特色的岗位，甚至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地推和早期的中国互联网是相互成全的。

地推其实起源于90年代，最早是很多民营企业用来推广产品的方式，直到2000年初，阿里巴巴把地推带进互联网。

阿里巴巴成立初期以B2B业务为主，吸引商家在alibaba.com上陈列信息，然后找到买家，其中的一个重要盈利模式就是售卖会员，而拓展销售额的方式，就是地推。阿里巴巴为此搭建了地推团队。这支团队靠强大的执行力奠定了阿里巴巴崛起的基础，他们被称为“阿里铁军”。

在阿里巴巴转向以淘宝为代表的B2C模式后，这支铁军也面临挑战。但之后，百团大战，打车大战和共享单车大战来了，这些地推人得以继续自己的“战斗”。

其中，被誉为整个中国互联网地推教父的干嘉伟，在阿里巴巴做到副总裁后，加入美团，又一手打造起美团的地推队伍，并帮助美团赢下团购大战；在铁军里历练后的程维，创办滴滴打车，并带领滴滴赢下打车大战。此外还有满帮的张晖、赶集网的陈国环等，不少曾经的地推成长为如今中国互联网里举足轻重的人物，阿里铁军造就了太多千万富翁。

但看着今天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地推们，你很难把他们和这些人物挂钩——一切都变了。

最初的铁军和之后的百团大战里的地推部队，背后是一整个公司的指望，虽然一样的要到处跑、陌拜吃灰，但在公司的经营里是关键的部门，甚至要靠此生存下去和赢得竞争。

但团购大战之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率提升，大量劳动力向互联网行业的涌入，竞争开始精细化，纯人力的地推也变得不那么关键。线上流量的争抢有其他更先进的办法，互联网公司的命运显然不再掌握在地推们的手中。地推与互联网公司的组织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外包成了主流。

因此当社区团购和生鲜电商的战争再次打响，再一次需要地推们来进行巷战时，他们的身份已经变了。

今天的地推与所服务的公司，最大的联系可能就是身上的logo。他们冲在最前线，但在理论上又不属于这些公司。这里面显然不会再出现下一个干嘉伟了。

“这是这个行业的普遍现象，美团买菜只有BDM开始才算是美团员工，每日优鲜哪怕BDM这个级别也是外包的，这样公司少了很多社保和劳动用工的压力”，周彦表示。

北京在2018年出台政策，要给所有本地工作者上最低保险，但这并没有实现。薛成和同事们原来的合同是宿州的，现在又转到了上海。《劳动法》里的表述是，只有劳务合同才可以不交社保，劳务合同指的是这个人的第二职业，互联网公司将雇佣的事外包出去，签的是兼职性质的劳务合同，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归到“本地工作者”的范畴里。

不给上社保，又是有责底薪，这就是剥削，周彦心知肚明。

这些天天穿着大公司LOGO工作服走街串巷的人，实际上只和外包公司发生关联，甚至连工作服都要收80元的费用。混乱的外包公司又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抢走利益。

周彦遇到过手底下的人被外包公司多扣了税，外包公司缴了它该缴的那部分后，剩下的自己留下，互联网巨头雇佣外包公司来做这些脏活累活，自己对其中的事并不知情，而地推人群往往没有足够的法律意识，也不愿意为这种事打官司。

按周彦的说法，这种事“一告一个准”，也不是没有先例，但他们大多不会这么做。他们就是来卖力气赚钱的，听话，不惹是非，不考虑晋升和未来。

此外，与阿里铁军时期和百团大战时期不同，今天很多地推面向的对象已经变成了消费者个体，而不再是工厂企业或者餐饮小店老板。这就使得地推很多时候难免变成一个讨人厌的角色。

“大家对骑手还是有尊重的，因为觉得他们是凭自己的劳动，赚的是辛苦钱——但我们也没有去偷去抢啊。”

根源在于，骑手们的订单是系统派发的，而地推的“订单”则需要自己去找，其中的绝大部分人本身并没有下单的意愿，这10个客户的底线就只能靠不停的堆人来实现，而为了成功率，推销话术免不了夸张。

时间长了，地推成了“骗子”，避而不及。

“6块钱还没人要吗，不行就做试吃生推。不是只推好的，现在好的坏的都得推啊那一批货，我上次教你是怎么教的？搞地推不是争面子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你习惯一个模式的时候你就快完蛋了。”

何维坐在一张公园椅上抽了半包烟，他在为自己手下的地推新人不敢靠近陌生人犯愁。这个保定人做了三年地推，从美团做到每日优鲜，现在自己出来和朋友做了个地推公司，揽一些大互联网公司的生意，在巨头们烧钱圈地的缝隙里，靠着积累的资源吃点碎肉。只是生鲜电商的竞争已经逐渐定了基调，养一个接散活儿的地推团队朝不保夕。

“地推就是个卸磨杀驴的活儿，但我下面二十几个地推，我都得留着，没有他们我什么也不是。”何维说。

“你把身体放低一点，倒着陪客户走。撑过20米。你说你的，别怕被无视。”

电话那头的地推，总是被拒绝，以至于现在走到离人两米的地方就不敢靠近了。何维给了他个任务，无论怎样要固定在和对方20公分的距离上。

何维理解这种痛苦，他第一次做地推时，在一家店门前徘徊了半个小时没敢进去，直到咬碎了牙一推门，到现在成了一个地推老手。

“从这儿到那儿，这段路的距离我就知道对方能不能被转化”，何维比划出个距离，大概10米。

在何维看起来，干地推首先是个体力活。一个不勤快也不懒的生鲜电商地推，一天的微信步数在一万五至两万步左右。这意味每天走15公里，连续不停的走三个钟头。所以一个团队里要有足够多条腿，才能遇到这么多人，这是转化客户的基础。

“不少人承受不住，干过地推后三年之内都不会再干这个”，周彦指的是那种被冷眼相对的感觉。

周彦是美团买菜的一个BDM，他每天晚上的一个额外工作，是接自己团队里地推兄弟的电话，每天会有很多个电话打过来，往往只是聊天，讲讲白天遇到的事。大家抱怨，白天遇到的冷眼甚至谈不上拒绝，事实上往往连回绝的手势也没有，他们只被当作一个个透明的人。

这些生活琐碎，周彦都会陪着听完，他把这视为一种安抚。

“你是这个城市要说最多话的人，但你又没有人可以讲话。”

追不上乌龟的兔子

劳动关系上的疏远并不影响这些公司对地推人员的控制能力，它们有太多方法来让地推们按着它们的思路调整工作方式。

每日优鲜CEO徐正曾将生鲜零售比喻为”撅着屁股捡钢镚”。掉下的钢镚要足够多，就要有足够的人愿意把钱包打开，这就是这些地推们在找的。

公司的政策也在不停逼着每个人甩开脸皮，上前“搭讪”。

地推面试的时候，对方（往往是BDM）不会把话说死，都会说月工资在一万左右，但长期下来，六七千的月工资是大多数人的常态，这还是在每天没有任何闪失的前提下。

比如近日美团买菜给地推们下达的最新政策规定，除了早上9点的签到考核外，每个地推需要在10点半前出第一单，并且每天第一单到最后一单的时间间隔要在7小时以上。

另一个新推出的位置监控系统，则要求地推固定在据点附近的范围内拉新，离开这个范围内的订单无效。

越来越多的规则限制了很多地推人原本的“调剂方法”。比如偶尔几天选择从下班高峰时开始工作，或者剩下最后一两单回到家附近去收尾，这些现在都行不通了。

在原本的绩效压力之外，这些地推人相对自由的工作时间和活动范围，现在也被划进了一个固定的圈。

薛成上午把电动车支在一个几个居民小区交接的“隘口”，碰上一位孩子母亲，好说歹说，对方下了APP正在选择要买什么。眼看着这一单落袋，落在后面的孩子外婆追上了，一把抢过女儿手机，拽着她离开，嘴里念念有词。

一单磨了快20分钟，最后没成——另一种常态。

对这种便宜最敏感的往往是老年人，但矛盾的地方在于，对互联网敌意最重的往往也是他们，很多老人仍然觉得手机吃人，一出门就把流量关掉。

但薛成还是得继续问下一个，而且一天结束往往要凑够11个或者16个，以防万一。

在这样“注册+购买”的绩效构成政策下，很多地推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面对面时对方下了一个晚上定时送货的单，在离开视线后就把这一单取消了。

绩效的累积在每个地推手机上的工作平台都有累积，“每天晚上11点手机上那个二维码不刷新后，这样扫码下的APP就不算在我们头上了”。干到了10单睡觉，第二天起来发现昨天有效用户只有9个，这一天就只能算是缺勤。

所以现在到了一天工作快结束时，每个人都会习惯性的反复确认自己今天是否够数。

很多人都有过晚上到了家又重新出门去补单的经历。

“5月有一次，我9点到了家，10点多睡前拿起手机一看，15单变成了14单，我赶紧拿着一个赠品出来找人，不补上这一单就少了50块钱，那多的4单也白做了。那个月我只有这一天没有做第16单，所以记得很牢”，一个同样在做生鲜电商业务的地推人说到。

除了顾客退单以外，赠品不够、商品不能及时发货也会导致地推们没有业绩。比如定了的单子因为没货当天送不了，这一单也不算。

诸如此类，悬在头上的刀子很多，每一片都有可能落下，落下了由自己买单。

4月底，薛成又接到新的政策变化，绩效变了。

这次似乎是往好了变，绩效底线从10降到了7单，但背后其实是整个生鲜电商业务正在收拢。

生鲜电商从2017年开始引发关注，在近两年加速圈人圈地，野蛮生长，那也正是对地推需求最大的几年。然而在烧了几年钱之后，圈地运动逐渐结束，行业面临终局。

每日优鲜、叮咚买菜、美团买菜这些突出重围的玩家开始把重心放到GMV上，这种趋势转变自上而下，一层层被具体化，其中一支落到这些一线地推头上，这个群体也在精英化，他们需要用更少的人，拿到比原来更优质的新用户。

两年前美团买菜北京地区的地推人员最多有800人，现在收缩到了100人上下。绩效相关的政策变化所引发的优胜略汰，成了调整人数变动的阀门。

薛成记得两年前每天的基本绩效是6单，提成则是一律9块钱一单，不存在根据下单金额变得导致的分成变化，四千多的基本底薪比起现在还要高一些。

另一位美团买菜的BDM透露，现在已经作废了的10单绩效标准也是3月左右才开始实行。“这种制度更新往往很突然，都在月末最后一天，有时候甚至会在月初”，这位BDM表示。对于这些街头的一线员工来说，公司政策的暂时温和没有长远的参考意义，今天并不保证明天。

“这也可以说是我们自己人‘惯’出来的”，薛成苦笑说。

“做够了10单，再做5单你就可以多拿50块钱的冲单奖，这种激励机制会让人一直继续做下去。那时候6单算合格，10单就是优秀的了，所以后来底线就提高了，达不到的人被淘汰，够到这一层的就想再往上够，差一个两个人会使劲去够的。”

说这句话的时候薛成还不知道，随着这次绩效的下调，激励奖励也减少了，15单的冲单奖变成了40元，20单原本的100元也变成了80元。

这就是说，如果薛成仍然想要拿到一样水平的工资，就需要在每一单的提成奖励上多挣一点，让每个新用户的第一单尽可能多花钱。这背后是美团买菜已经拿到了足够的用户数量，下一步是用户质量，也就是GMV。

公司们掌握在着全局，总有随机而动的精明。而对于每个地推个体来说，这就像是一场兔子和乌龟的追赶游戏。

在一个古希腊的龟兔悖论里讲，兔子为了追上乌龟需要先跑到乌龟原先的位置，但这段时间里乌龟又向前移动，兔子又需要向乌龟现在的位置奔去。这个动作无限重复，前者似乎永远追不上后者。

这个悖论在理论层面当然早已被捋顺，但在绩效调整中永远处于被动的薛成们，却像极了陷在这场悖论里的兔子，他们不得不一直跑的比原来更快，但永远追不上眼前的安全区。

一直追着绩效，地推人群整体的工作时间都越拉越长。公司明面上的下班时间是晚上六点半，但两年前的实际下班时间大概是晚上8点，现在快接近11点。

2020年春节前后，零下20多度的天气，薛成连着几天在街上待到快半夜才回家（那时候每天二维码的截止时间还是晚上12点整）。春节的北京街上人少，但10单的绩效和21天的全勤——当月31天减去6天的春节假期和4天的休息——相比之前并没有变化。

“半夜好不容易碰见一个，那人说我家里东西还有，过年买的东西还没吃完。”

薛成记得其中一天的最后一单是在小区里碰到的。11点40分左右，对方也是刚下了夜班回家。两人在小区门口遇上，对方下了一单，地址写的就是这个小区门口。

“他说他不需要什么，下了单的食物算是送给我了，然后就走了。”

那是薛成这两年里难得遇上的温情时刻。

轮回

谁都知道地推是个周期性很强的工种，现在新的周期似乎又要结束了。

何维已经在北京呆了11年，现在已经带了自己的团队，但他觉得这个行业要到头了。

何维在这几个月得知，美团买菜在大量招揽地推，一个人的介绍费是2000块。

“在美团的朋友叫我把身边地推都介绍过去，每天只要出一单，出一个星期。每个人他给我1500，他只是为了把人效给拉上来”，他觉得这可能是某些变化的前兆。

“我们做兼职的都是大公司烧钱抢地盘的时候接来的活儿，但是北京这块地方，南方一些小的做社区团购的公司打不进来，他烧不起这个钱，大的公司掐架，掐完了这个市场就定下了，剩下的就是那些全职的事了。”

每日优鲜和叮咚买菜带着前置仓的概念几乎重塑了整个生鲜电商行业，盒马生鲜则在盒马小站实验一年后及时止损，宣布“前置仓”在盈利层面是个伪命题。

目前这块战场上已经没有中小玩家的生存空间，美团买菜和橙心优选是另外两股有可能站稳脚跟的势力，但两者目前的生存逻辑显得成色不足，都要靠背后的母公司只进不出的输血来维持竞争力。甚至滴滴对橙心优选的未来已经产生动摇，后者在近日被从滴滴的招股书中择了出来。

流量的蛋糕已经分完，粗放的烧钱模式走不到终局，对于生鲜电商的玩家来说，用精细化运营来实现降本增效迫在眉睫。

美团的数据部门最近联系了地推团队，未来地推团队也会引入全流程数据监控，这在以前未曾有过，目前仍然在吸取经验的起步阶段。

周彦得到的消息是，美团会在最近给自己的地推都把社保上了，但同时意味着目前的地推人数会在未来进一步精简。联想到何维提到的迹象，显然有些BDM想要赚着最后一笔人头费。

像薛成和何维这样全职做过两三年的互联网地推，在整个群体中凤毛麟角。很多人踩着一个新APP上线的红利期来干两三个月，优惠力度下来了就离开。许多外卖骑手也是这样，在红利期转来做几个月地推，到过年时候外卖生意好，又再回去。

“多像一群候鸟”，周彦说。

每天中午，薛成和地推兄弟们会在望京一个叫“旺角”的大楼里吃顿午饭。

望京的公司多，“旺角”的负一楼在中午会暂时变成一个外卖骑手和地推们解决午饭的场所。从大楼进去，往地下走一层，能看到一片装饰成美食街模样的地方，空调打的很凉，两列的美食档口面对面摆着，卖的是中国各地的风味食物。走到最深处，有一个点位卖的是盒饭，其中有一种19块钱的“骑手餐”，两荤两素，馒头米饭可以续。

黄色、蓝色和绿色背心，在中午几乎会把这里每一个空位占满，熙熙攘攘。

“麒麟社（位于望京的另一个商场）那儿的骑士餐比这儿便宜，十块钱可以盛一大盘，明天去试试！”

“刚路上一新来的骑手，干一上午挣了40块钱就说累瘫了，四十块钱也就跑了10单啊，这人真是废物。”

这是个难得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像薛成一样被生活裹挟着，被动地塞进这座城市骨骼缝隙里的一群人，集中性地成为主角，成为这个空间里看起来更强势的一方。

但这是薛成每天的唯一一顿饭，在这里短暂歇息后，他和其他人又要忙不迭的散去，烦恼和室外的阳光又重新涌回来，像昨天和明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