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

内容简介

本书介绍了各种形式的文学在俄罗斯文化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俄罗斯的民族文学是如何发展形成的？俄罗斯人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语言文化？作者没有采用传统的文学史写法，而是另辟蹊径，以俄罗斯文学的中心人物普希金为出发点，延伸探讨了俄罗斯文学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俄罗斯人的作家崇拜、俄罗斯国内外对俄罗斯作家的解读、俄罗斯文学中的性别问题以及民间故事传统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等等。

作者简介

卡特里奥娜·凯利，牛津大学新学院俄语教授，研究兴趣包括俄罗斯现代派诗歌、俄罗斯女性文学、俄罗斯文化中的性别问题等。著有《彼得鲁什卡：俄国狂欢木偶戏》（1990）、《俄国女性写作史：1820—1992》（1994）、《改良俄国：叶卡捷琳娜至叶利钦时代的咨询文献、礼貌文化和性别》（2001）、《帕夫利克同志：一位苏联儿童英雄的飞升和坠落》（2005）及《圣彼得堡：往昔的阴影》（2014）等作品。

书籍摘录

第一章  遗嘱（节选）

1925 年，英裔俄籍文学评论家D. S.米尔斯基在他的《俄国文学史》的开头就提到了普希金，那部著作也是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可算是“极简”通识读本的鼻祖。

外国人确实很难信服普希金在俄国作家中至高无上的伟大地位，如果此人不懂俄语，那么他或许根本不可能理解。然而即便他持不同意见，他仍有必要接受这一信念。否则，他关于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文明所形成的一切观念，都是先天不足和脱离现实的。

七十年过去了，普希金仍被他的同胞们认定为俄罗斯作家中“至高无上的伟人”，这可能仍然让外国读者大惑不解。在他的国家以外，提到俄罗斯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散文，特别是那些蕴含深邃思想、探索道德困境的散文。自 19 世纪末以来，这类体裁的翘楚当属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堪称鸿篇巨制的小说就恰恰属于这一类，西方读者一直认为，这两位才是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1865—1869）中提出，人类只有在认识到自身的无力之后，才能对事态的发展有所把控，但他还是为书中的大量人物注入了个性，这部小说一贯被列为人类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十部著作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现的伦理关怀，尤其是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道德的存在是否可能的问题，预见了现代哲学——从尼采到萨特——最为关注的一些重要焦点。

普希金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他在其他方面甚至显得不怎么像“俄国人”，甚至还没有屠格涅夫像“俄国人”。屠格涅夫的《父与子》（ 1862）中有一个主要人物名叫巴扎罗夫，他对社会效用的痴迷（他坚信解剖青蛙要比创作水彩画更优越）因太过夸张而显得尽如人意地古怪。那部小说中的乡村别墅场景既迷人又充满异国情调，那里有农奴情妇、用丝带牵着的狗，还有为莫须有的荣誉问题而展开的决斗。我们很容易看出《父与子》与契诃夫的戏剧之间的传承，但要看出《叶甫盖尼· 奥涅金》——它有太多随意的节外生枝、文雅反讽的弦外之音，还有种情感受到压抑的古怪氛围——或许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875—1877）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1868）的先驱，则远没有那么容易。普希金在自己的诙谐风趣中融入了一种惆怅的认识，即快乐在最容易获取时反而最飘忽不定，让这本书显得更像是承继了简· 奥斯汀的《劝导》。的确，它在英语世界也颇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后继者—包括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和维克拉姆· 塞斯关于旧金山的诗体小说《金门》—但这些巧妙而刻意的文本反而加深了西方读者的成见，即从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来看，普希金十分古怪，据说那可是一种直接的、天然无雕饰的文化。

不过每一位重要的俄罗斯作家都热衷于阅读欧洲文学；即便采取反对姿态，也从中获益匪浅。在某种程度上，《安娜·卡列尼娜》是对《包法利夫人》的反驳，但福楼拜这部小说开头几页的一个意象，即夏尔·包法利那顶难看的帽子（据作者本人评价说，它是琐碎生活的象征），与《哈吉穆拉特》的开头，托尔斯泰的叙述者注意到的那朵微不足道但生命力顽强的牛蒡花之间，却有着直接的联系。 18 世纪，俄国人一度担心他们的文学模仿性太强，翻译文学所占的比重过大。到 19 世纪，这样的担心已不复存在，代之以对本土文学成就的自豪，但对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文学的接受度并没有降低。就连那些对西方语言知之不多的作家，也贪婪地吸取着外国的素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固然受到果戈理的影响，但狄更斯的影响丝毫不弱。作家本人在 1862 年访英时对真正的英格兰厌恨有加，但那不过再次证明了他对狄更斯的追捧。 1917 年后，无论是流亡作家的苦涩生活，还是留在苏联的作家所经历的文化孤立，都未曾浇灭这样的热爱。安娜· 阿赫玛托娃对 T. S.艾略特和詹姆斯· 乔伊斯的崇拜，约瑟夫· 布罗茨基对约翰· 邓恩的热爱，只是他们与西方文学关系亲密的两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出人意料的是，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居然是美国畅销小说家赛珍珠的忠实拥趸。

在影响了英语世界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看法的评论家中，不是每一位都清楚“俄罗斯”与“西方”传统在艺术上的亲近关系。许多人本人就是作家—其实一直以来，对俄罗斯文学最引人注目的英语诠释往往体现在文学作品而非文学评论中。特别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多位英语作家的作品中都留下了痕迹，如凯瑟琳· 曼斯菲尔德、伊丽莎白· 鲍恩、肖恩· 奥法莱恩、雷蒙德· 卡佛、艾丽丝· 门罗、理查德· 福特和威廉· 特雷弗。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几乎摆脱了情节推进，仅凭少数几个既典型又难以捉摸的瞬间便捕捉到人物的整个世界，堪称构思短小叙事的典范。英语世界一贯崇尚不露痕迹的精湛技巧（英语中的“craft”一词包含“技艺”和“隐秘”两重含义，不是没有缘故），契诃夫恰是一例。不过如果说伟大的散文是指看起来不露斤斧的文学创作，那么普希金的某些叙事作品—《高加索的俘虏》（1822）、《杜布罗夫斯基》（1832—1833）或《上尉的女儿》（1836）——可能会令人失望。在这些作品中，情节意义重大，有一个果断的结局似乎十分要紧。此外，普希金更接近法国模式（夏多布里昂的《勒内》或康斯坦的《阿道夫》，以及帕尔尼和拉马丁的诗歌），这对他在英语文化中的名声可没什么好处，要知道英语文化素来将“法国”这个词等同于“陈腐、肤浅和虚张声势”。

平心而论，对普希金感觉陌生的不光是外国人，俄罗斯评论家也谈到过这一点。亲西方的评论家们认为，这表明普希金是真正的文明人，是可耻的落后社会中的一枝独秀；而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这是个重大的悲剧，象征着知识分子与“俄国人民”的疏离。哲学家古斯塔夫· 施佩特是 19 世纪斯拉夫派运动（兴起于 1830 年代的运动，目的是痛陈西方化对俄罗斯文化的毒害）的后期追随者之一，他认为普希金是“一个意外”。普希金的作品“正是他个人的作品，是一个并非生发于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天才的作品”。但不管俄国人对普希金所表达（或未曾表达）的“民族精神”作何感想，他们普遍认可他是一位语言大师。其原因值得我们驻足片刻，稍事思考。

普希金的所有作品，从他那些亲近热情的、有时快人快语单刀直入的信件，到他最字斟句酌、含蓄优美和注重形式的抒情诗，都特别展现了在俄罗斯文学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的两个特征，即便它们绝非该文化所独有。一是对文体语域、对语词的内涵极其敏感。这种敏感性特别关注来自教会斯拉夫语，即俄罗斯东正教的礼拜语言，和源自俄罗斯本土的语词之间的对立。“zlatyi”和“zolotoi”都只能翻译成“golden”，即“金色的”，“mladyi”和“molodoi”也都只能译为“young”，即“年轻的”，但这些语词就其关联来说，就跟英语的“leathern”和“leather”（意均为“皮革的”）或者“burthen”（负荷）和“burden”（负担）一样有所不同。普希金的诗作尤为复杂精妙，就在于它们把这些和其他文体层次融合在一起。其对各类形式特征的运用同样精妙，包括格律、类韵和头韵等。这样极大的文体密度，因充分利用俄语语法提供的手段以实现的凝练而得到了平衡，由此便可以容纳大量的省略（即作者认为读者可以通过推断得出的语词都被省略了），这是英语通常做不到的。普希金的诗歌跟文学俄语的规范是顺从与叛逆并存。它既有一切优秀俄语作品共有的冒险奇趣，同时又紧紧把握住这样一个文学传统所固有的修辞拓展；在该文学传统中，写作者会积极寻求而非刻意避免创造性重复，即所谓的“语词编织”—跟爱尔兰英语、非洲英语或口语化的英国和美国英语不同，官方的英国或美国英语都倾向于避免这样的重复。如此有意识地违反语言规范，正是为什么俄罗斯评论家和理论家罗曼· 雅各布森声称现代读者如果想要读懂普希金，就“必须彻底抛弃普通的审美标准”的原因之一。

因此，我们可以用剧作家谢里丹谈到贺拉斯时所说的话来议论普希金：“要传达字面意义，还应借韵文形式。”但以格律诗的形式对普希金进行意译，弄不好译文听起来就很像某个因平庸而早已被世人遗忘的 19 世纪蹩脚诗人的作品：

The woods have doff ’d their garb of purply gold;

The faded fields with silver frost are steaming;

Through the pale clouds the sun, reluctant gleaming,

Behind the circling hills his disk hath roll’d.

树林脱落了紫金色的衣衫，

枯干的田野流动着银白的霜，

阳光仿佛不情愿地透过白云出现，

随即溜到群山的后面隐藏。

这是《一八二五年十月十九日》的开头几行，英文译者是1840年代皇村中学（就是普希金上过的那个中学）的英语教师托马斯·巴奇·肖，在当时，这几行译文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但如今听起来，却古板恶俗得令人难以忍受。这并不是肖的错。他是严格按照原诗的格律翻译的；虽说他生造出“pale clouds”（“白云”）和“steaming frost”（“流动的霜”）等意象，但他精准传递了俄语的语感，算是了不起的成就。问题在于英语世界的语言品味已经改变了，而在俄罗斯却没有。虽然普希金这首诗的风格有一种 18 世纪挽歌式的形式主义，但“hath roll’d”（“溜到”）或“doff ’d”（“脱落”）这些词语的俄语原文如今仍是口语中的规范用法，并没有因长期不用而显得陈旧过时。对于富有感情和色彩浓郁的形容词“bagryanyi”（“绯红的”：“bagryanitsa”一词用于形容绯红色的丝锦缎），“purply-gold”（“紫金色的”）是很有说服力的译文，但（为数不少的）英语诗歌读者早已全盘接受了T. S.艾略特对阳春白雪的诗歌用语的指摘苛评，这个词难免令他们厌恶。鉴于让俄语读者深受感动的短语可能会让讲英语的读者觉得尤其可笑或粗俗，以俄语为母语之人所喜爱的译文自然会让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难以接受，反之亦然。那些听从约瑟夫· 布罗茨基的建议，以叶芝晚期的风格翻译曼德尔施塔姆的英语译者，不大可能会得到其同时代读者的友善好评。即便普希金的作品由一位跟他同时代的天才译成了英文（如拉伯雷有幸遇到厄克特那样），其译文也很可能令现代读者大失所望。本章开头引用的丽贝卡· 韦斯特的话，就代表了那些试图以英语阅读普希金但不得要领的读者的懊丧反应。

不过也不必对此大惊小怪。虔诚而感伤地哀叹普希金的不可译性，似乎已经成了一切普希金介绍文本的一项类型要求：跟所有关于诗歌无法翻译的老套说法一样，凿凿有据，却不免以偏概全。的确，普希金的作品最好还是读俄文原文，就像最好能用希腊文阅读埃斯库罗斯，或者用意大利语阅读但丁。但用英语阅读这些作家总好过根本不读。此外，俄文版的莎士比亚和英文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例子已经证明，伟大作家的作品，翻译版本越多越好。只有将一个作家的作品多方面地全盘呈现出来，才有可能突显他或她的多样性。至少在1990年代之前，每当有较大的翻译项目启动，普希金的英文版往往就是《叶甫盖尼· 奥涅金》再加上几首著名的情诗—《致克恩》（1825）、《“我爱过你”》（1829）、《幽暗的夜色》（1829）。他给人的印象是俄罗斯的拜伦，但他的大部分诗作在精神气质上更像蒲柏，又或者更像雪莱、布莱克、华兹华斯甚至彭斯。翻译的版本越多，读者就越有可能在这首或那首诗中，抑或在同一首诗的这个或那个版本中，获得“新的发现”，这正是（如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所说）我们阅读经典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题图为普希金，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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