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发明》

内容简介

许多我们认为由来已久的传统，实际上都是相当晚近的发明。本书探索分析了这一发明过程的诸多案例，包括苏格兰和威尔士“民族文化”的形成、 19 和 20 世纪英国皇家仪式的演进、殖民时期印度和非洲参与帝国仪式的起源，以及欧洲大陆试图发展人民自己的反传统的努力。本书涉及的内容广泛，深入研究仪式和符号，展现了过去与现在的复杂互动。

编者简介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享誉国际的近代史大师，“巴尔赞奖”得主，不列颠学院成员、皇家文学学会成员，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荣誉成员，曾任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主要著作有“年代四部曲”、《民族与民族主义》等。

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1929—2015），英国著名非洲史学家，不列颠学院成员，曾任教于牛津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津巴布韦史。

译者简介

顾杭，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院。研究方向为法国近现代史。

庞冠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方向为法国史。

书籍摘录

导论 发明传统（节选）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英国君主制在公共仪式中展现出的盛大华丽，使人以为它是具有悠远历史的最为古老的君主制。然而，正如本书第四章所证实的，现代英国君主制事实上是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的产物。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熟悉古老的英国大学里学院情况的人将会记起此类“传统”是如何在小范围内确立的，尽管某些传统，如圣诞夜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附属教堂中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圣经》选读和圣诞颂歌节（Festival of Nine Lessons and Carols），通过广播这一现代大众媒体已变得家喻户晓。这一认识构成了由历史杂志《过去与现在》组织的一个讨论会的出发点，并由此奠定了本书的基础。

“被发明的传统”这一说法，是在一种宽泛但又并非模糊不清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它既包含那些确实被发明、建构和正式确立的“传统”，也包括那些在某一短暂的、可确定年代的时期中（可能只有几年）以一种难以辨认的方式出现和迅速确立的“传统”。英国国王的圣诞广播讲话（确立于1932年）就是前一种传统的范例；与英国足总杯决赛相关联的实践活动的出现和发展则是后一种传统的代表。

很明显，这些传统将不会同样长久，但是我们首要考虑的是它们的出现和确立情况，而不是它们生存的可能性。“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

事实上，只要有可能，它们通常就试图与某一适当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一个突出的例子是， 19 世纪重建英国议会大厦时，有意识地选择哥特式建筑风格，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建议会会议厅时，同样有意识地决定采取与过去完全相同的基建图。新传统插入其中的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过去，并不需要是久远的、于时间迷雾之中遥不可及的。就其自身而言可谓与过去决裂的革命和“进步运动”，也有和自身相关的过去，尽管它可能在某一日期被截断，例如 1789 年。然而，就与具有历史意义的过去存在联系而言，“被发明的”传统之独特性在于，它们与过去的这种连续性大多是人为的（factitious）。

总之，它们采取参照旧形势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它们自己的过去。现代世界持续不断的变化、革新，与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构建成为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企图形成了对比，正是这种对比，使得研究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对“传统的发明”如此着迷。

此种意义上的“传统”必须与支配所谓“传统”社会的“习俗”清楚地区分开来。“传统”，包括被发明的传统，其目标和特征在于不变性。与这些传统相关的过去，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被发明的，都会带来某些固定的（通常是形式化的）活动，譬如重复性的行为。传统社会的“习俗”则具有双重功能，即发动机和惯性轮。

虽然它并不妨碍一定程度上的革新与变化，但显而易见的是，必须与先例相适应甚至一致的要求，给其带来了众多限制。它所做的是，为所期望的变化（或是对变革的抵制）提供一种来自历史上已表现出来的惯例、社会连续性和自然法的认可。研究农民运动的学者明白，一个村庄“据亘古以来之习俗”对公地或是权利的要求，表达的往往并非是某种历史事实，而是村庄在反对领主或其他村庄的不断斗争中形成的力量平衡。

研究英国工人运动的学者也明白，“同业惯例”或是职业惯例体现的并非是旧的传统，而是那些工人在实践中确立的权利；虽然这种权利产生的时间不长，但是现在他们试图通过赋予其永久性来扩大或捍卫这一权利。“习俗”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因为即使在“传统”社会，生活也并非永恒不变。习惯法仍然体现出将事实上的灵活性与谨遵先例相结合。我们所谓的“传统”与“习俗”的差异在此显现无遗。“习俗”是法官做什么，“传统”（这里指的是被发明的传统）则是与他们的实际行动相关联的假发、长袍和其他礼仪用品与仪式化行为。“习俗”的衰微不可避免地改变了通常与其紧密关联的“传统”。

第二点必要的区分（重要性稍逊一些）是区别我们所谓的“传统”与惯例或常规，尽管偶有例外，但惯例或常规并不具备显著的仪式或是象征功能。很明显，任何需要反复实施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图便利和效率，都往往会形成一套这样的惯例和常规，它们将在事实上或法律上被形式化，以便将这一实践活动传授给新的实践者。这既涉及长期以来已为人熟知的实践活动，也涉及前所未有的活动（如飞机驾驶员的工作）。

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自然不得不比以往更为频繁地发明、建立或发展有关此种惯例或常规的新网络。当变为习惯、自动程序甚至下意识反应时，它们运行得最好，为此它们需要恒定性，而这可能妨碍获得另一种必要的实践，即处理不可预测或不寻常的偶然事件的能力。这是常规化或官僚机构化（bureaucratization）的一个广为人知的弱点，特别是在低级层面，在那里，恒定不变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最有效的。

这些惯例和常规的网络并不是“被发明的传统”，因为它们的功能及其存在的理由，都是技术性的，而非意识形态性的（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它们属于“基础”，而不是“上层建筑”）。这些网络的存在是为了促进那些可迅速界定的实践活动，它们会被迅速调整或放弃，以满足变化着的实践需要，当然这样做往往要考虑到任何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出现的惯性，以及已与之紧密相连的人们对任何革新都具有的情感上的抵制。

这些网络存在于其中的、已获认可的游戏“规则”，其他社会互动形式，或其他任何实际基础规范亦是如此。当它们与“传统”相结合而存在时，差异就易于辨认了。骑马时戴圆顶礼帽有实际意义，就像骑摩托车的人戴防撞头盔或士兵戴钢盔一样；但戴一顶特别款式的圆顶礼帽，配以红猎装，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若并非如此，那么改变猎狐者的“传统”服装，将和在军队（相当保守的机构）中改用不同形状的头盔一样容易，只要后者能被证明可以提供更有效的保护的话。

事实上，可以认为“传统”和实践中的惯例或常规是反向相关的。正如自由派犹太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通过宣称古代希伯来人出于卫生原因而禁食猪肉，饮食禁律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此时，“传统”就显示出了其不足的地方。相反，当不再受实际用途束缚时，物体或实践就具备了充分的象征和仪式用途。对于“传统”来说，当没有马的时候，骑兵军官军礼服上的踢马刺才显得更为重要；当不是被收拢携带（收拢携带即表示没用）时，身着便装的近卫团军官们的雨伞也就失去了它们的意义；律师的假发也只有在其他人都不戴假发后，才获得了它们的现代含义。

我们认为，发明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其特点是与过去相关联，即使只是通过不断重复。创造这些仪式和象征体系的确切过程尚未被历史学家很好地加以研究。其中很多情况还模糊不清。当“传统”是由一位创始人有意发明和建构时，如巴登—鲍威尔（Baden-Powell）创立的童子军，那么它可能是最清楚的范例。而在那些官方组织和安排的仪式中，它可能比较容易被追溯，例如纳粹符号的建构和纽伦堡纳粹集会，因为它们可能有完整的档案记录。

最难考察的可能是如下的传统：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发明的，且又在一定程度上与私人团体相关联（这就意味着整个过程被官方记录下来的可能性较小），或者在一段时期里是非正式的，如在议会和律师工作中所说的话。其困难不仅体现在材料上，而且还体现在技术上，尽管现在既有长于象征和仪式研究的深奥学问，如纹章学和礼拜仪式研究，又有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瓦尔堡历史学派。但不幸的是，对于研究工业化时代的历史学家来说，它们通常都是陌生的。

在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任何时代和地域中，都可能看到这种意义上的传统的“发明”。然而，我们认为，在以下情况中，传统的发明会出现得更为频繁：当社会的迅速转型削弱甚或摧毁了那些与“旧”传统相适宜的社会模式，并产生了旧传统已不再能适应的新社模式时；当这些旧传统和它们的机构载体与传播者不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或是已被消除时；总之，当需求方或供应方发生了相当大且迅速的变化时。

在过去两百年里，这些变化尤为明显，因此，有理由认为，那些新传统的转瞬即逝的仪式化活动在这个时期里得到了集中表现。顺便提一下，和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及晚近的“现代化”理论不同，这意味着仪式化活动并非仅限于所谓的“传统”社会之中，而是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在现代社会中也有它们的地位。

广义上说确实如此，不过还应注意形成进一步的假设：首先，共同体和权力结构的旧有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变得不合适，并进而迅速变得行不通；其次，无法运用或调整旧传统的状况导致了“新”传统的产生。

对于旧用途的调整是发生于新的环境中的，并且是为了新的目的而使用旧的模式。具有确定的功能，并与历史、仪式风格及实践相关联的旧机构可能需要这样调整：面对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挑战的天主教会，主要变化发生在信仰的组成上（例如世俗虔诚和教士成员明显女性化）；面对征兵制的职业军队；像法庭这样的旧机构如今在一个变化了的环境中运作，有时在新环境中它们的功能也有变化。所以一些机构虽然享有名义上的连续性，但是事实上已变得非常不同了，例如大学。

因此巴恩森根据大学变化了的学术特点、学生人数增长的时代、缓解了城镇与大学师生紧张关系和学生闹事行为的大学资产阶级化、大学之间自由流动的新制度、学生社团和其他组织的不断变化，分析了 1848 年以后德国大学中大批学生（由于冲突或是示威活动）突然离开学校这一传统行为迅速衰落的原因。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新颖之处就在于，新颖的能够轻而易举地将自己装饰成为古老的。

在我们看来，更有意思的是，为了相当新近的目的而使用旧材料来建构一种新形式的被发明的传统。这样的材料在任何社会的历史中都有大量积累，而且有关象征实践和交流的一套复杂语言常常是现成可用的。有时新传统可能被轻而易举地移植到旧传统之上，有时它们则可能被这样发明出来，即通过从储存了大量的官方仪式、象征符号和道德训诫的“仓库”中借取资源，如宗教和王侯的盛大仪式、民俗和共济会（它本身也是一种更早被发明出来的、具有巨大象征力量的传统）。

因此鲁道夫•布劳恩对伴随着 19 世纪现代联邦制国家形成的瑞士民族主义的发展做了精辟分析，布劳恩曾受过关注此类研究的学科（民俗学）的良好训练，并且身处一个其现代化进程并未因与纳粹罪行相关而受挫折的国度中。已有的传统习俗活动，如民歌、体育竞赛和射击等，出于新的民族目的而被调整、仪式化和制度化。

传统的民歌中增加了那些以相同的风格写成的新歌曲（常常是由学校老师写的），并被加到关于爱国进步的合唱曲目之中（“祖国，祖国，多么响亮的声音”），而其中也包含了来自宗教赞美诗的强烈仪式成分。（这种专门用于学校的新曲目的形成非常值得研究。）联邦歌曲节的章程——这不是使我们回想起了威尔士诗歌大会（eisteddfodau）吗？——宣称它的目的是，“发展和改进人们的歌唱水平，唤起对上帝、自由、祖国的更崇高的情感，促进艺术和祖国的朋友间的联合与友谊”。（“改进”一词体现了19世纪进步思想的特点。）

一种强有力的仪式体系围绕着这些情况形成：节庆活动的帐篷、用来展示旗帜的建筑、摆放礼物的场所、游行队伍、鸣钟、舞台造型、鸣放礼炮、出席节日的政府代表、晚宴、敬酒和演讲。为此旧材料再一次被改造：巴罗克形式的庆祝、展览和盛大仪式疑又在这一新的节日框架中重现。正如巴罗克庆祝中国家和教会在更高层面的融合一样，在这些新形式的合唱、射击与体操活动中也出现了宗教和爱国成分的结合。

在这里不可能探讨新传统在多大程度上能使用旧材料，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它们将不得不发明新的语言或工具，或是扩展旧的象征词汇以突破原有的限制。不过显而易见，众多政治机构、思想运动和团体（并不只是民族主义的）是如此缺乏先例，以至于连历史连续性也需要被发明，例如，或是通过半虚构（如包迪西亚、维尔琴盖托里克斯、彻路西人的阿米尼乌斯），或是通过伪造（如奥西恩、捷克中世纪手稿），来创造一种超越实际历史连续性的古老过去。

同样明显的是：所有新象征与发明都是作为民族运动和国家的一部分而形成的，例如国歌（其中 1740 年的英国国歌似乎是最早的）、国旗（仍有很多是依照 1790 年至 1794 年间形成的法国革命三色旗而演化形成的），或是“民族”在象征、形象中的“人格化”，如官方的玛利亚娜（Marianne）和日耳尼亚（Germania），或非官方的约翰牛、精瘦的美国佬山姆大叔和“日耳曼人米歇尔”之类的卡通定式。

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连续性中的断裂，它有时甚至清楚地体现于真正古老的传统主题中。如果我们接受劳埃德的观点，那么在 17 世纪英国民间圣诞颂歌就不再有创新，而是被瓦茨—卫斯理式（Watts-Wesley）的赞美诗集中的颂歌所取代，不过在许多类似于“始初循道宗（Primitive Methodism）”这样的乡村宗教中，还能看到对这些颂歌的通俗化修改。

然而颂歌是最早被中产阶级采集者复活的民间歌曲，它们进入“新的教会、团体和成年妇女业余学校这样的环境中”，由此又通过“怀着古老的获取报酬愿望的街角歌手，或是声音嘶哑的男孩的挨家挨户的歌唱”传播到新的城市大众生活之中。在此意义上，“上帝赐你们常乐，诸位先生”这句话非但不旧，而且还有了新的意义。此种断裂甚至在这样的运动中也能看到：这些运动有意称自己是“传统主义者的”，并且对那些通常被看作历史连续性和传统之栖身处的团体，如农民，具有吸引力。

事实上，维护或是恢复传统的运动的出现，无论其是“传统主义者的”或是别的什么，都已显示了这种断裂。在浪漫主义以来的知识分子中很常见的这种运动，从来就不可能形成或是保存一种活的过去（除非是给古代生活的偏远角落建立人类的自然保护区），而是必须成为“被发明的传统”。另一方面，真正传统的力量和适应性并不因为“传统的发明”而变得迷惑不清。在旧方式依旧起作用的地方，传统既不需要被恢复，也不需要被发明。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传统被发明的地方，常常并不是由于旧方式已不再有效或是存在，而是因为它们有意不再被使用或是加以调整。因此，由于有意识地使自己反对传统、支持彻底改革，强调社会变革的 19 世纪自由意识形态就未能提供以往社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和权威纽带，而是产生了需要由发明实践填补的空隙。

19 世纪兰开夏郡的托利党工厂主（与自由党工厂主截然不同）运用这些旧纽带而成功获利，表明它们仍能被使用，即使是在工业城镇的新环境中也是如此。虽然前工业的方式对于已相当革命化的社会具有长远的不适应性这一点不能被否认，但是不能与那些由于人们短期内拒绝旧方式而产生的问题相混淆，这些人把旧方式看成是进步的阻碍，或更糟糕，是进步的顽固敌人。

这并不妨碍革新者形成他们自己的被发明的传统，共济会的实践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不过，对于非理性主义、迷信和使人回想起黑暗过去（如果不是确实起源于它的话）的习俗活动的普遍敌视，使得那些启蒙运动真理的狂热信徒，如自由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不会接受任何旧的或新的传统。我们下面将会看到，社会主义者发现自己在并不很清楚的情况下就接受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节。国家社会主义者则以礼拜仪式的复杂性、热情和有意识地使用象征物来利用这些场合。

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效率不发生冲突的范围内，英国自由党统治时期尽可能地容忍这些实践，有时是对下层民众非理性思想的一种勉强让步。它对待互助会的社会、仪式活动的态度是既有敌视（像“为周年纪念、游行、乐队和徽章而花钱”这样的“不必要的支出”，是法令所禁止的），也有容忍，它容忍那些类似于一年一度之节日的活动，因为“这种有吸引力的活动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尤其对于广大农村人口而言”。但是，严格的个人主义的理性主义在当时占统治地位，它不仅是一种经济盘算，而且还是一种社会理想。

题图来自：blog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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