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归：21世纪的冲突、迁徙和地缘政治》
内容简介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自由民主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并导致“历史的终结”。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本书作者珍妮弗·韦尔什立足国际局势最新变化，回应并反驳了福山的这一著名论点。韦尔什指出， 21 世纪的世界并未如福山所预言的一般，成为自由民主的开放世界；战争与难民、政治与经济的国际角力、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等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本书促使读者重新审视自由民主的历史，并引导读者思考以下问题：如果历史正在回归，它具有怎样的当下特色？人们正如何使用历史？自由民主是否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我们应如何促进自由民主的发展？
作者简介
珍妮弗·韦尔什（Jennifer Welsh，1965— ），加拿大研究员、顾问、作家，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她出生于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雷吉纳市，在萨斯喀彻温大学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后获罗德奖学金，赴牛津大学继续学习国际关系，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现为欧洲大学学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教授，同时也是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Somerville College）高级研究员，牛津大学道德、法律与武装冲突研究中心共同主任。
她是多个组织机构的顾问。 2013 — 2016 年间，她担任了联合国秘书长保护责任事务特别顾问。此外，韦尔什也服务于加拿大会议局、麦肯锡咨询公司、阿斯彭研究所、加拿大政府网站。另著有《天下为家： 21 世纪加拿大的全球化视野》（At Home in the World：Canada’s Global Vis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译者简介
鲁力，国际关系专业硕士，“政见CNPolitics”团队观察员。
书籍摘录
第一章 历史的回归（节选）
民主在国内外遇到的危机
过去的 10 年中，如果以选举的真实性、言论自由以及媒体自由的程度来评估，全球范围内民主国家的数量以及质量都在经历持续的下降。更令人担忧的是，根据政治推动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统计，民主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政府形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到达了近 25 年以来的高点。专制政权公开嘲笑民主的价值，并认为民主是缺乏信心和能力的体现。美国政治学家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将这一趋势形容为“民主的衰退”。由于公开的政变或者民主价值和制度的不断凋零腐败，世界范围内民主国家的数量自 10 年前开始下降。现在出现的不仅仅是腐败和滥用职权，而是通过先进审查技术—感谢科技的发展—实施的政府压迫，以及通过法律挤压反对派或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
在“阿拉伯之春”期间，我们看到埃及的民众大量聚集在开罗的塔希尔广场（Tahrir Square）上，反对穆巴拉克的专制压迫政权时，激动得几乎难以呼吸。但今天，我们看到埃及仍然是一个新闻自由被压制、政治反对派人物被监禁或被处决的国家。到今天，只有突尼斯—“阿拉伯之春”开始的地方—成功建立了稳固的民主政权。但民主依然脆弱，并不断遭到攻击。事实上，记者也已经指出，突尼斯是参加“伊斯兰国”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与之相似的是， 10 年前，非洲国家因为政治制度改革，转向多党制和限制行政机构权力而广受赞誉。但今天，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比如布隆迪和民主刚果—要求推翻宪法中对于总统任期的限制，扼杀任何阻碍他们继续享有权力的反对力量。
这一系列的发展说明，尽管民主政府—基于自由和民主选举这一最基本的定义—仍然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其他两个组成自由民主的关键要素—尊重人权和法治—已经供给不足。 20 年前，作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节目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曾经警告“非自由的民主国家”（illiberal democracy）的崛起，这一类型的政府有着大众支持的合法性，但是对于行政机构滥用权力，或是对侵犯个人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没有强有力的制衡和约束机制。他总结道，如果只关注政府是如何被选择出来的（比如说，是否通过投票选出），我们就会忽视一些更为重要的基础问题，比如政府追求的目标和政策是什么。“如果民主不能维护自由和法治”，他写道，结果就是“民主只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今天，不自由的民主不仅仅践踏本国公民的民主，还经常直接开展，或是支持相关行动，以威胁其他社会民众的安全和福祉。
随着这一顽症不断发酵，自由民主也受到更多的挤压。在很多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对于政治制度的信任程度已经降到历史性的低点，民粹主义政党无论是在影响力还是选举投票上，都在占据史无前例的优势。这些政党已经从国家政治的边缘地位迈向舞台中央，这也引发了公众对于正常看待民族主义和排外言论的大讨论。民粹主义政党——不管是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的荷兰自由党（Freedom Party），还是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的英国独立党（Independence Party）——的反移民和反全球化纲领对西方政府及其创立的国际机构的合法性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民粹主义崛起的最新表现是英国全民公投中“脱欧派”的胜利，他们成功获得了（主要是）英国工人阶级投票者的支持，而这些人相信主流政党和精英官僚阶级忽视了他们的关切。右翼民粹主义同样影响了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典型表现就是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迅速崛起。
民粹主义政客夺取了民主的两大核心理念。第一个是人民主权。他们都认为，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中，是由人民“当家作主”。但是他们又指出，在官僚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人民被剥夺了统治和决策的权力，并被转移到所谓的专家和国际组织中的精英手中。今天，每一个民粹主义政客的公开言论中都包括“夺回控制权”。在英国脱欧公投的第二天，奈杰尔·法拉奇宣称结果是“真正的人民、普通的人民、正派的人民”的胜利。
民粹主义者挟持的另一个民主思想是公正。正如著名的美国政治科学家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解释的，民主需要两种形式的平等。第一种是政治参与平等，或者是他所说的“平等的政治声音”。要实现这一点，不仅仅要通过普选权的普及，还需要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以及政治结社自由来体现。但是平等的声音只是平等的一部分，民主同样需要对公民利益的平等考量。简而言之，所有的声音都需要被政府听到。否则，立法者的决定就不会被视为公正或合法的。民粹主义政客坚持认为，今天的自由民主政体，已经忽视了普通劳动人民的利益，仅仅是满足那些富有的精英阶层的需求。
他们有一点说对了。自从冷战结束以来，财富的扩散——如果说得稍微客气一点——很不平等。在过去的 20 年中，尽管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人口众多的国家实现崛起，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下降，但每个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却从 80 年代以来迅速增长。事实上，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贫富差距都达到了近 30 年来的最高点，收入最高者的财产总数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例也大大增加。到 2014 年年底，经合组织国家中最富有的 10% 的群体的财产是最贫穷群体的 10 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 80 年代这一比例为 7：1 ）。更严重的是，金字塔尖的那一部分群体—即所谓的 1% —占有的财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达到 30 年来从未有过的高点。
如果我们用另外一种替代的评估手段，即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说的财富不平等（wealth inequality）—即不仅仅是工资差距的不平等，更多的是多年来资本积累引发的不平等—在发达自由民主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甚至更为尖锐。在 1945 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保持乐观态度，并认为知识和技能的扩散可以防止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是在很多发达经济体中，随着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低，就业率和实际工资下降，这也意味着他们提升技能和资格的努力并没有转化为在经济上更好的收益。其结果是，皮凯蒂预测，我们继承的财产—而非我们通过工作取得的收入—是决定我们生活状况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很类似 18 和 19 世纪时的情况。机会平等面临的挑战，以及社会流动的可能性，都会更为严峻。
在国际舞台上，自由民主的表现—在解决争端、建立和平和推进人性价值方面—同样惨淡。我们看到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大量战争难民流离失所，针对平民的暴力袭击又越来越多地重新出现。尽管今天战争数量在减少，但是在 2008 — 2014 年间，由于暴力升级，以及对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基本原则的漠视，各类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增长了三倍。仅 2014 年这一年，各类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达到 100000 人—这也是 20 年来的最高水平。国际人道主义法确立于 1945 年之后，主要目的就是防止未来有人发动“全面战争”，特别是针对普通平民的战争。国际人道主义法包含一系列的限制原则，确保军事行动时充分考虑到普通人在武装冲突期间的生活。更具体的是，它要求冲突中的各方鉴别平民（以及学校等平民目标）和军事目标，确保给予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的人士保护和通行的便利，并尊重保护医院设施的地位。
在最近的一系列武装冲突中，平民遭遇的暴力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闻所未闻的程度，冲突各方还在相互较劲，看谁更能突破底线。在今天的武装冲突中，下列事件越来越常见：在人员密集区域使用爆炸性武器，对学校、市场、医院和医护人员发动袭击，针对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包括水处理设施），以及拒绝人道主义救援人员携带救援补给物资进入平民集中被困地区。平民所遭遇的这些伤害，不是由所谓“战争迷雾”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悲惨后果，而是交战方刻意选择的结果—其中一些还得到了西方政府的支持。 2016 年 1 月初，叙利亚迈达亚（Madaya）瘦骨伶仃、饥饿的儿童的照片被媒体披露，让很多西方国家加大了对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的施压力度，推动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但是这些平民的境遇仅仅是冰山一角： 2014 — 2016 年间，叙利亚每天被武装冲突围困的民众数量在 45 万— 65 万。
历史回归了，却又与以往有所不同
过去五年发生的这些现象，不仅仅是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坎坷，以及在这样的过渡时期所发生的特定案例。事实上，这些现象对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可持续性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同时也给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提出了困难但很重要的问题。同时，这些现象也给冷战的结束，以及“历史的终结”理论所承诺的和平的未来打上了问号。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提醒我们，重新回到过去为建立自由民主制度所经历的艰苦奋斗，以及做出这些决定和妥协—不管是在国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以保证能够有效管控不平等、尊重不同意见、限制战争、权力服务于集体利益而非某些狭隘的目标。
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会着重介绍21世纪历史回归的几个不同层面。在下一章《野蛮的回归》中，我会分析国家和非国家武装势力采取的战略和战术，是如何无视现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原则，并将普通平民的生命置于越来越危险的境地。在第三章《大逃亡的回归》，我将分析当前史无前例的难民危机的本质，以及展示新的墙是如何在欧洲大陆内外建立起来的。第四章《冷战的回归》，将讨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地缘政治的回归，以及他独特的“主权民主”（sovereign democracy）是如何通过复苏冷战的方式挑战西方。在最后一章《不平等的回归》中，我会讨论历史是如何在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中回归。我将指出经济不平等的大幅增加，以及其对于公正价值的打击，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对我们持续稳定和繁荣最为严峻的威胁。
当我们重新回顾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描述，需要记住的是，福山的观点并不完全是胜利主义者的论调。有些时候，还带着一点点的忧郁和悲伤。在后历史时代，他认为史诗般的奋斗塑造了历史，并在过去的一代人中培育了勇气和理想主义，最终也将被笨拙的官僚主义和更为复杂的消费主义形式所取代。一旦政治上所有的大问题都得以解决，就像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指出的，人类看上去就开始类似哲学家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描述的虚无主义的“最后的人”：“限于自我陶醉中的消费者除了去商城之外，没有更大的渴望”（或许在很多情况下，是去网上购物）。
然而，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只是这个故事的一个版本。一方面，与社会共存的自由民主核心理念仍然深深地根植于历史之中。正如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观察到的，那些似乎已经超越历史的人没有能力理解那些“历史的太阳依然照耀着的国家”的动机，同样也无法采取反制战略。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在与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的电话中，据称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曾经说过，弗拉基米尔·普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普京确实是我们这个星球和这个世纪重要的一部分，地缘政治和领土的重塑再次变成了“活生生的”范例。另一方面，正如我所展示的，历史正在敲自由民主的门—通过不断扩散的暴力和贫穷的形式—并威胁从内部实施颠覆，所用的手段则是极端的不平等和愤怒的民粹主义政治，西方国家一些城市里发生的外部势力刺激的恐怖主义袭击也是典型案例。
贯穿接下来几章的主要是三个主题。第一，如果历史正在回归，那么必然带着当前的特色。历史从来不会完完全全地重复自己。所以当“伊斯兰国”（ISIS）用刀割下敌人的头颅时，这一行为是中世纪野蛮暴力的回归。与此同时，“伊斯兰国”还利用社交媒体招募“圣战”分子，并传播其罪行的照片。当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跋涉数日以抵达边界，或是乘坐破旧的小船横跨大海的照片提醒我们历史上出现的大逃亡时，这些难民们也同样在用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准确及时地获取信息，以躲避边境管控，或是了解目的地的天气情况。
我的第二个主题，是关于当前如何使用历史。冷战的结束使我们加速进入一个全世界的人都在超越其历史的时代，今天的全球体系却给那些积极想回到历史的人提供了便利。
当前活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圣战”分子同样有着怀旧气氛，他们想重绘中东地区的地图，并重建由他们 18 世纪的英雄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统治的哈里发帝国（他们故意忽视了这个哈里发帝国是以对什叶派和其他宗教少数派的宽容著称）。在其他地区，比如在印度这样的被定义为和平的国家，历史正在为保守派针对现代化的反击推波助澜，典型案例就是对少数族裔的仇恨以及对妇女自由的限制。为了保持过去的记忆，今天历史的使用者们并不直接宣称他们有什么或是他们失去了什么。相反，正如英国小说家和记者阿蒂西·塔西尔（Aatish Taseer）指出的，他们制造出了一些更为激进和更不稳定的事件。
尽管当代西方自由民主的基础出现了裂痕，很多人仍然坚持认为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品，所有潜在的候选政治制度—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极权主义—的信用都已破产。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真正反对制度的社会，即便是想象另外一种经济和政治体系，看起来都是不可能的。那些拒绝承认自由，并对他们的政治对手采取暴力手段的人，在口头上还是经常使用民主一词。所以尽管“我们还没有到那”，相关观点指出，我们需要记住福山的主张最终是关于统一标准规范的，即对于自由民主的渴望会传染。在观念层面，他确实可以宣称胜利。正如他在2014年时所写的，“俄罗斯和阿亚图拉的伊朗都对民主理念表示尊敬，即便他们在实践中践踏民主制度”。
但是民主这一观念却变得静止和僵化。如果每一代人都不去理解巩固这一观念的基础，民主也很难彻底实现。因此，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主题，是历史的回归应当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自由民主社会并不是应得的—同样需要牺牲、妥协和领导力，作为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维护这一制度，并促进其发展。
归根到底，在人类历史上占据时间最长的政治形式，是专制而非民主。从过去的经历中，我们也知道自由是可以被逆转的。 1848 年——一度被称为“人民的春天”，自由主义革命席卷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奥地利帝国，把国王和王子们赶出王宫，胁迫他们退出政治。但是革命成果是短暂的，王权发动了迅猛的反革命。革命的失败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的支离破碎，专制王权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摧毁革命的决心（特别是俄国和普鲁士），以及英国和法国的中立态度，即罗伯特·卡根指出的，“更在乎维护大国之间的和平，而非为自由主义同伴们提供支持”。
20 世纪初，当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临法西斯主义的挑战时，也只是少数国家的决心，使得自由民主得到复兴。但是自由民主的演进过程，同样也离不开勇敢的个体所扮演的角色。
通过《新闻周刊》（Newsweek）记者迈克尔·迈耶（Michael Meyer），我们现在知道在 11 月 9 日那天，有两个人做出的关键决定，无意间导致了柏林墙的开放。第一个是民主德国政治局的发言人，他原来要在新闻吹风会上宣布民主德国的每个公民都被允许持有一本护照。就在晚上7点前，当被记者问到这一决定何时生效时，发言人—之前一直在休假—大吃一惊。他稀里糊涂地说，“立刻”。这一新闻当时正在被电视媒体现场直播，立即被民主德国民众（一向从反方向理解政府意图）理解为政府允许他们离开民主德国。因此他们蜂拥出发，冲到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各个检查站点。在其中的一个检查点，“查理”检查点（Checkpoint Charlie），另一个人—一名民主德国的边境守卫—做出了第二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同样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当时，他一边紧张地注视着那些正在向柏林墙检查站行进的人群，一边着急联系上级试图获取行动命令。过了晚上 11 点，数次电话联系未果以后，他耸了耸肩，下令“开门”。剩下的，正如他们所说，就是历史了。
诸如“历史的终结”这样的宏大叙事，并没有很好地评价个人在其中的作用。他们同样也忽视这样一些事实，即倾向于认为很多历史事件是不可预测的，或是不可能预测的（即便是在复盘时，他们也认为历史是不可避免的）。柏林墙的倒塌和德国的重新统一就是两个典型案例。另外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罗马帝国的崩溃。如果我们一直这样模糊地处理下去，被“我们的模式是最好的”这样的假设所麻痹，以为当下的这些挑战或许最终并不会击溃我们，认为世界上的其他人也会“想要我们所想要的”，那么我们最终将无法做好准备，以应对未知的冲击，或是业已显现的政治制度衰落的信号。
在相对短暂的历史上，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克服了很多危机。但是由于西方社会的统治者以及被统治者的自鸣得意，这一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已经被麻痹。我们在过去的相对成功导致了盲点的出现，并有可能在下一个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将我们带入更大的政治及经济混乱之中。历史回来了，回来复仇。
题图为电影《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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