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 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

内容简介

1918 年 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停歇，一种可怕的新型病毒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散播。它横亘 1918 和 1919 年，通过三波彼此相连的传染潮杀死了至少 5000 万人。德国士兵管它叫“闪电黏膜炎”，英国士兵则称之为“弗兰德尔流感”，但在世界范围，这种传染病获得了臭名昭著的名称——“西班牙流感”。全世界无处幸免：美国记录下 55 万死亡病例（是其战争死亡总数的 5 倍），欧洲的死亡总数超过 200 万。

战争期间，一些国家的政府封锁了疫情暴发的消息。尽管军营一个接一个被病毒攻陷，协约国军队和德军都死伤惨重，但为避免影响军民士气，许多军人病死的消息仍遭到隐瞒。与此同时，平民直接在自己家里被感染倒下。费城的掘墓人和棺材开始短缺，甚至要动用蒸汽铲来挖掘大型墓穴。

时至今日，曾让人心惊胆寒的西班牙流感在医学研究上仍有重要的意义，在那场疫情中曾犯过的错误也不时为今人敲响警钟。一旦新一轮的全球性传染病再次来袭，我们是否能够有不一样的表现？

作者简介

凯瑟琳·阿诺德，英国记者、学者，通俗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格顿学院英语专业毕业，另有心理学学位。其作品另有《伦敦性史》（The Sexual History of London）、《大墓场》（Necropolis）和《疯人院》（Bedlam）。

译者简介

田奥，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另译有《画地为牢》《技术的真相》。

书籍摘录

第二十二章  香港联系

1997 年 5 月 9 日，中国香港一个小男孩突感不适。 3 岁的林凯嘉（音）平时蹦蹦跳跳、富有活力，现在却突然发起高烧、喉咙肿痛。林家父母很紧张，他们找来医生，却被告知凯嘉只是在经历一般的“儿童病”，一两日即可康复。凯嘉的症状应该是上呼吸道感染，这的确在世界各地的儿童身上都很常见，忙碌的医生可能一天之内要看几十个类似病例。

然而 5 天后，凯嘉仍未见好转，父母只好将他带到当地的社区医院。那儿的医生虽无法确诊他的病因，但十分关注其病情，便将他转到了九龙的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但就连这里的医生也无法确诊。事情明显不太对劲：凯嘉的病情迅速恶化。小男孩已经无法离开呼吸机了，医生们能得出的结论是他患上了病毒性肺炎。就好像这还不够糟糕似的，凯嘉还发展出了瑞氏综合征，这是一种专门感染儿童和青少年的罕见疾病，可能致命。瑞氏综合征往往是随流感或水痘等病毒感染而来，这些病毒性疾病导致体液渗入大脑，压迫控制呼吸和心率的神经。一旦事情到了这步田地，病人便会死亡。医生们给凯嘉注射抗生素以治疗肺炎，但随后他便出现“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症状，血液凝块如同凝固的牛奶。他正常的凝血功能被破坏，导致多个部位严重出血。凯嘉出现大面积器官衰竭，最终在入院一周后死亡。他悲痛欲绝的父母和深感震惊的医生怎么也想不明白，在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里，怎么还会有健康小男孩生病后如此快就故去的事情发生。

1997 年 5 月 20 日，就在林凯嘉病死前一日，医生从他的气管上取了一份咽洗液样本进行分析。这份样本被送到香港卫生署做例行检测。实验室研究人员仔细研究了这份样本， 3 天后宣布结论：林凯嘉死于流行性感冒。然而，尽管集中做了大量测试，首席病毒学家林薇玲（Wilina Lim）医生还是无法确认夺走小男孩性命的这种病毒究竟是何类型。检测已排除了 Ｈ3Ｎ2 ，这是引发香港 1968 年大流感疫情的罪魁祸首；也排除了引发 1977 年疫情的 Ｈ1Ｎ1 病毒。林医生十分镇定，她将样本寄给了世界卫生组织专门研究致命疾病的几个合作中心，这些中心分别位于伦敦、东京、墨尔本，以及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疾控中心。和国际恐怖主义一样，传染病是一直存在的高级别威胁，而这些合作中心则是疫情来袭的最早警报站，它们密切关注新近演化的致命病毒种属，包括流感、非典型性肺炎和埃博拉。每年都有好几千份样本寄到这些合作中心接受检测。林医生还给位于乌特勒支附近的荷兰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的杰出病毒学家简·德容（Jan de Jong）寄了一份样本。

8 月 8 日星期五，德容打电话给林医生，告诉她自己正准备飞往香港，但未告知原因。当林医生在机场接到德容时，他才透露自己冒昧到访的真正原因。

“你知道你寄给我的病毒究竟是什么吗？”德容问林医生。

林医生说她以为是 Ｈ3 型病毒，但病毒已经过太多演化，她无法通过实验室检测做出有效识别。

“不，”德容说，“它是 Ｈ5 型。

两人作为病毒学领域的专家，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Ｈ5 型是禽流感病毒，但禽类流感竟然在不久之前杀死了人类。难道香港正处于一次新型传染病的暴发边缘？

与此同时，在亚特兰大的疾控中心，流感分部主任南希·考克斯（Nancy Cox）刚休假回来，正继续着手分析从世界各地寄来的数千份样本。当时在考克斯看来，香港寄来的样本不过是数千个中的一个，排队等着检测。考克斯的团队直到一个月后才对它进行了检测。但当她看到检测结果时，惊恐万分。和德容一样，考克斯也确认林凯嘉死于禽流感。科学家们一直认为亚洲是流感多发中心。

考克斯的首要职责是保护好自己的员工。研究操作转移到生物安全级别的三层壁垒设施里，而且研究者们现有的防护装备也增加了，只能戴着厚重的头罩和面罩工作，宛如现代版的鸟嘴大夫 。相似之处不仅于此，考克斯还担心世界再次站在了致命瘟疫的边缘。

为了确认林凯嘉真的死于禽流感、其样本没被污染，研究者们再次将所有的检测重做了一遍。香港的实验室仍然保存了一些林凯嘉的咽洗液样本，这些样本被用来检测。结果没有改变：的确是禽流感。

现在，两支不同的团队——乌特勒支的德容和亚特兰大的考克斯——都确定林凯嘉是因禽流感而死，关键就在于弄清楚他究竟是怎么感染的。考克斯的同事福田敬二（Keiji Fukuda）博士依据自己的研究坚持认为，以前从未有人类感染过禽类流感。这个结论完全无视陶本博格在美国所做的研究。福田敬二说，就算这是禽流感，需要考虑它是独一的案例，“还是酝酿着一场新的传染疫情”？想到流感疫情，我们不可能不提及西班牙流感大恐慌。

为了弄明白林凯嘉是如何感染禽流感，或者说他的样本是怎么在香港被禽流感病毒污染的，世界卫生组织的一支科学家队伍抵达香港，其中就包括福田和出类拔萃的禽流感专家罗伯特·韦伯斯特（Robert Webster）。

福田和同事们在九龙的伊丽莎白女王医院里做了事无巨细的检查——检查曾照顾林凯嘉的医护人员的健康状况，检验用来治疗林凯嘉的医疗设备，查看其他住院病人的健康状况。然后，他们调查了林薇玲的政府实验室，但福田和他的同事还是没发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他们得出结论，“政府实验室相当洁净，并且组织有效”。为了将感染可能性降到最低，林医生和她的团队明显做了能做的一切。福田找林凯嘉的主治医生沟通，后者确定凯嘉就是个普通的健康小男孩，病史中无任何记录表明会发生这般惨剧。调查团队的下一步是找出凯嘉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被曝露在 Ｈ5 病毒中的。他是去过某个农场？还是他的幼儿园同学里有谁的家人是家禽饲养工？调查再次走入死胡同，直到研究者们发现在凯嘉病死前几天，他所在的幼儿园举办过一次“鸡仔进校园”活动。小鸡们被放在教室墙角的一片围栏里，由一盏灯照着，老师鼓励孩子们抱着小鸡，甚至给它们取名字。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鸡仔相继死去。这些鸡仔会是凯嘉感染 Ｈ5 病毒死亡的原因吗？虽然集中进行的大量检测并未发现 Ｈ5Ｎ1 病毒，但这些受诅咒的鸡仔似乎暗示了凯嘉致命感染的来源。

林凯嘉缘何死于 Ｈ5 病毒，这仍是一个医学未解之谜。但在这个谜团之中尚存一丝安慰，尽管研究人员害怕出现疫情，但这次感染并未传播开来，没有其他禽流感死亡病例出现。到 9 月时，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疾控中心的南希·考克斯宣布，林凯嘉之死只是一个偶然的孤例。然而就在感恩节前，考克斯接到了一通拨自香港的电话，告知她又有多宗禽流感病例确诊。这些病患中最早确诊的是一个 2 岁小男孩，来自香港岛西北部的坚尼地城，他于 11 月 8 日被确诊患上禽流感。男孩是 11 月 7 日由于心跳微弱被送到玛丽医院的，但他似乎很快就康复了，旋即出院。然而医生从男孩鼻部和喉部取走的样本却表明其体内有 Ｈ5 病毒。 11 月 24 日，九龙一名  37 岁男子被送入伊丽莎白女王医院，诊断出患有新型流感。 11 月 26 日，新界马鞍山一个 13 岁小女孩因头痛、咳嗽和发烧被送入威尔士亲王医院。 12 月 21 日，小女孩死在了医院里。在九龙，一名 54 岁的男子于 11 月 21 日病倒， 12 月 6 日他在伊丽莎白女王医院因肺炎病逝。

第 6 个病例是新界荃湾一名 24 岁女子。她在感觉头晕和发烧后入院接受治疗，结果病情加剧，接下来的几个月她都只能戴着呼吸面罩躺在床上，一直到来年 4 月才出院。 12 月 4 日，又出现了另外两个病例，一个是来自香港岛南面鸭脷洲的 5 岁小女孩，另一个则是来自九龙的 6 岁小女孩。两个小姑娘都在医院里躺着度过了整个 12 月。再加上来自荃湾的一个 10 岁男孩，他是 12 月 10 日出现流感症状的，以及一个来自鸭脷洲的 2 岁小男孩。 12 月 15 日，荃湾一个 19 岁女孩患病并且开始咳痰，她在医院里待了将近 6 个月。

12 月 16 日，又出现 3 个流感病例：九龙一个男婴和新界一个女婴患了病，但都活了下来；一位 60 岁的老妪却没这么幸运了，她在圣诞节前两日病死。 12 月 17 日，元朗一个 27 岁的姑娘患病，并因急性呼吸窘迫和肺炎在 1 月病逝；同一天在九龙，一名 34 岁女子遭遇肾衰竭，其肺部被脓液填满，她同样在1月病逝。

第 17 个病例是一个 14 岁的女孩， 12 月 23 日她在九龙的家中出现流感以及组织细胞增生症状，后者是一种骨髓干细胞疾病。 5 天后，一个 3 岁小男孩出现了相同症状。截至 12 月 28 日，包括首位罹难者林凯嘉在内，已有 18 人感染了这种神秘的新型流感，而且 6 人死亡或濒死。三分之一的死亡率令人对疫情的发展感到恐慌。林薇玲医生和她的同事深感惶恐，因为很明显，一场禽流感疫情即将来袭。“那整个月都让人担惊受怕，”林医生说道，“我们不清楚病毒从何而来，但人们正被它感染，每天都有新病例被送过来，我们的压力非常大。”在惊慌之中，即便是症状最轻微的病人也让医生如临大敌，林医生的实验室里堆满了样本。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林医生 16 岁的女儿嗓子痛。起初，林医生以为女儿只是为了不去上钢琴课装病。一般情况下，林医生会坚持让女儿起床去上课，但这次她同意女儿卧床休息。“因为我确实担心。我很害怕。当时许多人都很害怕。”幸运的是，林医生的女儿熬过了这次疑似禽流感感染。

美国过敏与感染性疾病研究所的墨西哥裔副所长约翰·拉蒙塔涅（John LaMontagne）医生，在一次对印度的正式访问中得知了此次疫情。“我当时记得 5 月有过一个病例，但都已经间隔 6 个月了。这种病毒时隔半年卷土重来的势头让我担心。”难道这次疫情会复刻 1918 年西班牙流感令人战栗的第一波和第二波感染潮？若果真如此，医学家们已经没有时间了，他们必须赶紧研发出疫苗。

拉蒙塔涅的第一反应就是以防万一，尝试研发足量的疫苗以保护整个世界，还要动用大规模的物流操作。与此同时，香港的病例正在增加。 11 到 12 月底，共有 18 人因禽流感入院，其中 8 人戴上了呼吸面罩， 6 人已经死亡。同 1918 年的情况一样，罹难者主要是青壮年，此情此景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西班牙流感。拉蒙塔涅正与制药公司谈判，准备疫苗研发工作，但制药公司害怕他们的实验室被 Ｈ5Ｎ1 病毒感染，都不情愿揽下这活儿；此时，澳大利亚病毒学家肯尼迪·肖特里奇（Kennedy Shortridge）正在香港的活禽菜市场里瞎逛。

每天，从内地农村地区运来的一箱箱鸡抵达香港，在市中心的各个活禽菜市场里贩售，并且直接在买菜人面前宰杀，因为香港人喜欢新鲜活禽。卖家仅用冷水冲洗宰杀后的鸡，做简单处理。由于病毒一般滋生在鸡肠中，这种简单处理很容易引发感染。虽然生鸡肉是沙门氏菌、弯曲杆菌和大肠杆菌等臭名昭著的食物“毒药”之来源，但“人类可能死于禽流感”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

一天早上，后来成功离析出亚洲 Ｈ5Ｎ1 病毒的肖特里奇正在活禽菜市场里瞎逛，他看到了一个让他浑身发凉的场景。“我们看到一只鸡正在啄食，然后它的身体慢慢倾斜，倒在了一边，看上去像是死了。血从它的泄殖腔里流出来。这是一幅极不真实、异常古怪的情景，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肖特里奇看到陆陆续续有鸡倒下，他得出结论：“我们正在见证的是禽类埃博拉……当看到活禽成批倒下，我终于明白了 1918 年大流感会发生的情状。我的天啊！要是这种病毒闯出这个集市，传播到其他地方可怎么办啊？”

人们后来发现香港的禽类数量因为禽流感连月下降，“零号病鸡”死于元朗村镇附近一个农场里。感染很快传播到了附近几个农场，大家都损失惨重。一个农民记得看到自家的鸡不断抽搐，口流浓涎。有些品种鸡的红色肉垂变成了绿色或黑色，让它们看上去像是长了羽毛的僵尸。一些母鸡下的蛋连壳都没有了，有些鸡因为气管中有血块阻隔立马窒息而死。林凯嘉病逝时，已有约 7000 只鸡病死。用福田的话说，这一切不是发生在实验室里，而是在现实世界中。

若不想让禽流感肆虐的梦魇成真，只有一种方法。在采取了各种措施后，新界元朗一家农场里的鸡还是染上了禽流感，而九龙长沙湾家禽批发市场也有大量鸡倒下，很可能是因为被病毒感染。时任香港公共卫生署署长的陈冯富珍只好采取这“唯一的方法”，关闭此区域的活禽菜市场并开始大规模扑杀。

香港农业护理署暂停每日从内地进口 7.5 万只鸡； 1997 年 12 月 29 日，经济局局长叶澍堃宣布，“我们已经开始扑杀香港岛、九龙岛和新界的所有鸡”。据《纽约时报》的伊丽莎白·罗森萨尔（Elisabeth Rosenthal）报道，这是一次可怕的行动，极端却有必要。一支由政府雇员构成的“军队”在香港区域内 160 个养鸡场以及 1000 家活禽批发店和零售摊捕捉活鸡。这些鸡或由店主自行宰杀，或由当局运走实行毒气安乐死。鸡的尸体在消毒后被装到塑料袋中，拿到填埋点填埋。与鸡有密切接触的鹅和鸭也悉数被宰杀。这幅屠宰无辜家禽的图景仿若末日：

今天早上 8 点，在接到身穿蓝色制服的家禽检查员的简短指示后，店外 4 名分别姓费、齐、林、张的工人便开始一大早的可怕工作。他们徒手操作，但技艺娴熟，从叠层的金属笼里搬出几十只鸡、鸭、鸽子和鹌鹑，徒手掰断了它们的喉咙，熟练地将一把小刀插入它们的动脉。工人们轻轻摇晃家禽，以便让血流得快些——其中一些家禽还在扑棱翅膀——然后把尸体扔进几个大型塑料垃圾桶里。检查员说他稍后会带消毒剂和塑料袋过来。

不愿透露自己全名的店主谭先生被眼前发生的这可怕一幕吓坏了。

“我们知道这种事迟早会发生的，而且好坏参半，”谭先生一边切开家禽的喉咙一边说道，“希望这样能让大家不再害怕，生意也能照旧吧。但重新补货估计至少要用三个月时间了，这三个月的店租可怎么办？”

谭先生说自己店铺的生意上个月猛跌 90％ ，政府允诺每只鸡补偿他 3.87 港币，但如果正常贩售，价格是这个的两倍。

香港用严厉的措施应对禽流感威胁，事实证明这确实有效，至少在当时如此。后来，自 2003 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共记录 598 例禽流感病例，其中 352 人死亡。大多数死亡病例来自埃及、印度尼西亚、越南和中国。到目前为止，禽流感病毒尚未演变成极易于人际传播的形态。然而， 2003 年在泰国和越南重现的人类感染病例，以及之后 2005 年席卷亚洲、中东和东欧各个养殖场的禽流感大暴发，令Ｈ5Ｎ1病毒成了家喻户晓的概念，甚至赋予了一部轰动大片以灵感，那就是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的“生物学惊悚片”《传染病》（Contagion）。

虽然 1997 年中国香港禽流感大暴发情状悲惨，但它也唤醒了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机构，让传染病民事应急响应计划得以就位。以英国为例，在 1997 年疫情期间，任何从香港抵达希思罗机场、患有呼吸道感染的乘客都会被立刻隔离。香港大暴发同样让人们开始关心这场疫症演变成1918 年传染病那般规模的可能性。

“这是人类首次发现禽类病毒可以感染人类并引发疾病的证据，”杰弗里·陶本博格评论道，“这两个故事—— 1918 年流感和 Ｈ5Ｎ1 禽流感——似乎交织在了一起，人们对流感的兴趣陡增。大家担心 Ｈ5Ｎ1 病毒会和 1918 年大流感病毒一样，在年轻人中间引起极高的病死率。”

与此同时，西班牙流感专家、病毒学家约翰·奥克斯福德博士将香港大暴发视作“真正疫情的彩排”。当香港 Ｈ5Ｎ1 病毒登上各个国家报纸的头版头条，而陶本博格的团队试图为 1918 年大流感病毒做基因测序时，奥克斯福德教授则参与了另一项研究。他的任务是在挪威的斯匹次卑尔根岛找出“西班牙女郎”的身世起源。

题图来自：pix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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