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与毁灭：纳粹德国海军元帅雷德尔回忆录》
内容简介
本书译自德国海军元帅雷德尔的自传《我的一生》，雷德尔在其中回顾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国家战略的制定与海军的全面建设，阐释了德国海军与国家、纳粹党及陆军的相互关系，在历次战略战役中德国海军所能起到的作用，叙述了他与希特勒最终决裂的原因，反思了作为个人及海军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角色及作用。
作者简介
埃里希·雷德尔（1876－1960），两次世界大战德国海军建设的亲历者和领导者，纳粹德国海军元帅，被称为“北海枭雄”。
书籍摘录
第十三章 海军，希特勒和纳粹党（节选）
就纳粹党而言，我总是力图使海军对其敬而远之。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听到纳粹党和秘密警察的丑行，以及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政府声明，比如，他们中的一些人攻击教堂，盖世太保一些令人发指的恶行——但通过希特勒的言行，我相信这些行为并不是希特勒指使的，而仅仅是某些纳粹党成员所为，这些行为并没有得到希特勒的授权。
当然，在涉及海军事务时，在人事任免等问题上我总是自己作决定，从不考虑要提升的这些人与纳粹党的关系或是他们对纳粹党政府的态度如何。我任命帕齐希（patzig）海军上校为新式袖珍战列舰的舰长，他是最高统帅部现任情报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前任，尽管他和盖世太保、党卫军以及纳粹党的主要官员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后来我又任命他为我的人事局长，直到战争爆发，他一直担任着这一职务。还有一次我解除了希特勒的私人海军副官的职务，因为他做事不得体，缺乏绅士风度。但是我并没有为此遭到任何报复。
由于海军方面巧妙周旋，海军和纳粹党之间发生的其他摩擦基本上都被敷衍过去了。在与纳粹党打交道的过程中，海军的情况要比陆军好得多。海军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型海军基地， 在那里海军的人数占有绝对优势。而陆军的分布却极为广泛，在他们的驻地，平民的人数远远超过军人，因此他们和当地纳粹党成员发生矛盾的可能性非常大。此外，海军和纳粹党在军事行动上不存在任何竞争，然而陆军却遭受了盖世太保头目希姆莱领导的希特勒的贴身卫队 SA （褐衫冲锋队）和 SS （黑衫冲锋队）的敌视。
海军的一些下级部门与当地纳粹党的领导人发生争执时，我一般直接通过海军最高指挥部和纳粹党的较高一级组织进行谈判来解决问题。也许是因为我总是大胆地替海军辩护，因此在这些争执当中海军总能获胜。除此之外，海军一贯的爱国精神和对国家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使得纳粹分子也不敢攻击。事实上，纳粹党内部认为和海军争吵并不是什么体面的事。
给我造成最大麻烦的是两个纳粹官员，一个是盖世太保的副总管及纳粹党卫军安全部队头目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另一个是空军总司令戈林元帅。我感到自己必须时时提防着他们。海德里希本人曾经也是一名海军军官，他 1922 年参加海军， 但 1931 年当时还是海军上尉的他，由于和一个年轻女孩的可耻行为而被开除。为此他对我一直怀恨在心，而且很可能还影响到了他的上司希姆莱。
海德里希总是不失时机地向纳粹党总部甚至希特勒本人告我的状，最典型的一次就是我为教区牧师尼默勒（Niemoller）辩护时他竟然也攻击我。因为他的指控经常是毫无根据或是完全错误的，我直接写信给希姆莱解释清楚，就轻而易举地挫败了他的阴谋，使他非常尴尬。海德里希断绝了与所有海军战友的来往，战争爆发后，他加入了空军而不是海军。
在希特勒所有的亲信中，戈林是与我矛盾最大的一个。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个人的态度上，我们完全就是两个冤家对头。尽管他是一战中骁勇善战的飞行员，但他缺乏指挥一个军种的必备能力。戈林爱慕虚荣，好大喜功，尽管与其本人另外一些重要品质相比这个缺点是可以原谅的，但好大喜功背后随之而来的勃勃野心就很危险了。他喜欢炫耀，生活奢侈，给空军树立了一个很坏的榜样，空军本应集中精力于怎样搞好自身的建设，从而更迅速地完成任务。
起初，戈林表面上对海军态度非常友好，但是从他完全照搬海军最好的措施来建设空军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对海军非常嫉妒。同时，我们很快发现他经常偷偷到希特勒那里告海军的状，对海军和我本人进行肆意诽谤。我相信希特勒早就看穿了他的阴谋，但是这正好适合希特勒利用戈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认为希特勒蓄意让戈林过多地担负空军职责以外的任务，从而阻止这位野心勃勃的元帅成为他危险的政敌。很自然，面对这么多应接不暇的任务，戈林实际上无法真正完成其中的任何一项任务。
戈林表面上对希特勒极为忠诚，但背地里却经常发表一些对希特勒极为不敬的言论。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长期的同志关系使希特勒对此总是视而不见。但是不管怎样，从希特勒手里夺权是不可能的，而且最终吃亏的只能是戈林。
由于戈林能量很大以及他对希特勒的影响力，我不得不一直想方设法挫败他打算牺牲海军来建设空军的种种企图。我和戈林的关系可以通过我最终辞去海军总司令时对希特勒的忠告来形容：“请保护好海军以及我的继任者免遭戈林的迫害！”
1938 年我第一次改变了对希特勒的早期看法。冯•布仑堡事件及其后果动摇了我对希特勒的忠诚。
陆军元帅冯•布仑堡，是当时希特勒内阁中军衔最高的陆军军官和战争部长，他举行了一次颇具争议的婚礼。希特勒和戈林作为证婚人参加了他的婚礼，很自然他也被认为是职位很高的新郎。随着对新娘的了解，希特勒强烈反对他们的婚姻。
我很难理解当时的形势下，在严重违反军官的婚姻传统后，陆军元帅冯•布仑堡竟然还指望继续担任三军总司令。他应该先辞职，然后私下低调结婚。让我更难理解的是，他竟然邀请希特勒当他的证婚人。
我之所以也卷入了这一事件，是因为当希特勒要求我推荐合适的人选担任战争部长的继任者时，我推荐了当时任陆军总司令的冯•弗里奇将军。
我和冯•弗里奇将军相识很久了，我对他一直很敬佩。当 1934 年兴登堡总统指定他接替冯•哈默施泰因将军担任陆军总司令时，我就非常高兴。实际上，当总统的儿子冯•兴登堡少将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就表示倾向于让冯•龙德施泰特将军或冯•弗里奇将军接替冯•哈默施泰因将军的职务。我知道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和冯•弗里奇将军的关系将会非常融洽，因为我们的很多观点都非常一致，比如在对待教会的态度上，以及我们都努力使本部门尽量避免涉足政治。同时，他也像我一样，对戈林没有什么好印象。
冯•弗里奇将军自始至终留给我的印象就是机智敏锐，老到干练。当 1935 年希特勒提出要晋升我为海军上将（Admiral of the fleet， 即一级上将） 时， 我委婉地拒绝了。因为当时冯•弗里奇才是陆军一级上将，我不想在军衔上高出他许多。鉴于海军还没有相应的一级上将军衔，因此我建议在海军设立海军一级上将（General admiral）军衔， 1936 年我接受了希特勒将我的军衔晋升为海军一级上将。 1936 年 12 月 8 日，冯•弗里奇将军欣然接受我的邀请，在“格奈森瑙”号下水仪式上致词，使我倍感荣幸。只有像他这样品格高尚、大公无私的军官，才会在演讲的开头引用陆军元帅格奈森瑙的抒情诗：“只有履行义务的人才有资格享有权力！”
然而，希特勒对我的关于冯•弗里奇将军接替冯•布仑堡元帅的建议明确表示反对。当希特勒告诉我冯•弗里奇将军本人也因为道德问题而受到指责时，我极为震惊。
回顾整个布仑堡结婚事件，毫无疑问，希特勒容易轻信流言蜚语。他还说多少年来他就对冯•弗里奇将军道德败坏的指控有所耳闻，但他一直都不予理睬，但是现在，鉴于布仑堡事件的发生，以及对冯•弗里奇将军又有新的指控，他已经下令对此进行调查。最后他决定由冯•勃劳希契将军接替冯•弗里奇将军担任陆军总司令。
我常听说由于冯•弗里奇将军天生保守的性格，希特勒对他一直不怎么欣赏，但是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使我感到无比震惊——更糟糕的是我也被指定为调查法庭的成员。另外两个人是调查法庭的负责人戈林和新任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将军。
后来我得知，司法部长居特纳（Gurtner）博士曾经下令法庭应首先撤销对冯•弗里奇将军的秘密指控。
在调查开始时，很容易就能看出那些指控仅仅是一个与盖世太保有密切关系的无耻恶棍的错误证词。其他的证人要么来自陆军，要么来自希特勒青年团，所有的证词都对冯•弗里奇将军有利。甚至戈林也开始加入为冯•弗里奇将军洗脱罪名的行列。他巧妙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冯•弗里奇将军的指控仅仅说明他与整个事件的唯一关系就是他和另外一名劣迹斑斑的军官同名。
在法庭一致投票宣判冯•弗里奇将军无罪后，我立即迎上前去握手祝贺他得以洗清罪名。我向他保证没人会阻止他留在军中，而且也不会仅限于陆军。我还告诉他我准备采取一切他认为必要的措施为他恢复声誉。然而，他根本不让我采取任何措施，也不让我插手他的个人事务，他铁了心要辞职，并递交了辞呈，随后获得批准。
那年的 6 月 13 日，希特勒再次召集 2 月 4 日庭审时在场的陆海军将领，他指出调查法庭充分说明冯•弗里奇将军完全是清白无辜的，他的人格是没有任何污点的。希特勒对于下令对冯•弗里奇将军进行调查表示深深的歉意，但当时形势所迫，他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那个作伪证的家伙已经被枪决，同时为了弥补对冯•弗里奇将军造成的伤害，他可以提出任何要求。但是他强调，让冯•弗里奇将军官复原职是不明智的，因为他认为冯•弗里奇将军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了。
尽管我相信希特勒所说的完全属实，但是我也意识到冯•弗里奇将军绝对不会奢求彻底地为他恢复名誉。由于整个事件属于高度机密，仅有极少数高层知道此事，所以没有办法发表任何恢复名誉的声明。对于他的无辜，官方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任命他为德国一支声名显赫的陆军团的“名誉团长”。考虑到海军应该表示对冯•弗里奇将军的信任，我邀请他作为嘉宾乘“格奈森瑙”号战列舰参加 1939 年 6 月举行的舰队演习，他曾经参加过“格奈森瑙”号的命名仪式。冯•弗里奇将军和他的副官在舰上待了整整一个星期，其间他一直保持着严整的军容。尽管他已退出现役，离舰时波姆海军上将以军队最高的礼遇向他表示敬意。在舰队所有高级军官参加的送别早餐会上，波姆海军上将热情称赞了冯•弗里奇将军，并以海军最高规格的鸣放 17 响礼炮的礼仪再次向其表示敬意。
回想起布仑堡和弗里奇事件中的一些特殊情况，我开始怀疑戈林和这些事脱不了干系，而且可能也极不光彩。冯•布仑堡由于这次不明智的婚姻被解除了包括三军总司令在内的所有职务，野心勃勃的戈林对这个位置垂涎已久。而最有可能成为其继任者的冯•弗里奇将军也辞职了，为戈林消除了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然而一旦戈林为此蠢蠢欲动，他的阴谋注定会破产，因为希特勒太了解这个野心勃勃、只顾自己的家伙了，所以不可能把他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希特勒直接废除了三军总司令这个职位，并亲自担任军队的最高统帅——这是陆军元帅冯•布仑堡辞职时提出的建议。
令我越想越高兴的是，我拒绝了希特勒叫我担任三军总司令一职的建议。我之所以这样做，有两点原因：其一，由于我缺乏在陆军和空军工作的必要经历，因此在陆军和空军事务上我就很难作出正确的决策。其二，我已经表示过打算退休的想法。实际上早在 1934 年，我就因一连串的麻烦差点被逼退休， 幸运的是后来我得以官复原职。
希特勒在布仑堡和弗里奇事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一直有点想不清楚。如果说希特勒对于被骗去参加冯•布仑堡的婚礼而异常愤怒的话，这一点还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他除掉冯•弗里奇的做法就很令人费解。冯•弗里奇将军的喉咙一直有问题，为此他曾于 1937 年至 1938 年的冬天到埃及休病假， 这本应该成为希特勒让冯• 弗里奇将军退休的最好借口。同时，我也看不出希特勒曾经采取过任何措施以避免冯•弗里奇将军卷入这场阴谋。
至于顽强的冯•弗里奇将军，战争一开始，他就作为“名誉团长”上了前线。在波兰战役中，他给自己找了个机会，像战士一样光荣地牺牲在前线。
在此之前，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向希特勒提建议，有些建议他并不采纳，而且有时他还经常提出一些我无法满足的要求。不过，我们之间的讨论总是生动而有趣，而且往往会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现在我们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比如， 1938 年 11 月底我向希特勒提交了海军的造舰计划，并向他展示了新式舰艇的设计方案。总参谋长凯特尔将军当时也在场。不知为何希特勒突然变得非常无礼，把“俾斯麦”号和“蒂尔皮茨”号的建造计划批得一无是处。他认为这两艘舰的主炮威力不够大，航速又太慢。然而正是这种舰型的“俾斯麦”号， 它的火力、速度特别是抗沉性，使得英国和美国都确信我们在造舰过程中掌握了某种核心机密。
我后来得知，希特勒的这种无礼行为是由于某个心胸狭隘的小人私下事先向他提供了错误情报。然而当时我并不了解这一点，他的肆意诬蔑使我非常生气，以至于我一下站起来要求他解除我的职务，说完我就走了出去，因为显而易见希特勒是在责备我作出的决策。
希特勒立即起身跟着我到门口，抓着我的袖子，要求我回去。他努力进行辩解并恳请我不要辞职。但是我告诉他我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干了十年了，而且我已经 62 岁了，应该让年轻人来接替我。
希特勒连忙把我的参谋长舒尔特•蒙特因海军上校叫了进来，让他来说服我留下来。舒尔特•蒙特因曾经是我的助手， 后来成为我的参谋长，他深得我的信任。舒尔特•蒙特因坚定支持我的立场并最终得到希特勒的承诺：我完全拥有舰队扩充方案的处置决定权。同时希特勒坚持以书面形式记下我们的分歧——以表明他对历史有个交代。但是他要求我继续担任海军总司令。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对我尤为客气。我想可能就在那个时候，他有了晋升我为海军元帅的想法。
然而， 1939 年 5 月我和希特勒又爆发了一次激烈冲突。当时希特勒的新任海军副官按照正常程序申请结婚，我自然予以批准。但之后不久，一名地方官员报告说根据当时的情况，这个婚姻应视为无效。经过调查，证明这个报告是正确的。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要么这个婚姻视为无效，要么这名副官必须辞职。然而希特勒的决定却是这个婚姻有效，同时继续留任他的海军副官。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认为应将这名军官从海军开除出去。希特勒与我的意见相左，为此我亲自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明了我的观点，在我看来这名军官已经不配穿那身海军制服了，如果希特勒一意孤行将他继续留在海军的话，那么我就要求辞职。为了保证此事不被耽搁，我派了一名参谋直接把信送到希特勒那里，同时直接将他的答复带回。
两天后，希特勒答复说他不会再要求那名军官继续留在海军了，但是他会安排那名军官加入纳粹党的组织，并继续担任他的助手。对此我很满意，但是很明显随着战争的临近，希特勒不会允许其他海军副官担任他的参谋了。
1938 年和 1939 年的几次遭遇使我越发感到我应该退役了。我一点也不在乎担任海军总司令带给我的荣耀。纳粹党政府及其官员的虚伪行径和夸大其词使我更加不愿意把他们吸收进海军。我拒绝了一些好心人提出的让我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的建议。 1938 年至 1939 年期间，我几次请求希特勒批准我在 1939 年 10 月退休。但是希特勒的答复却是要在 1939 年 4 月 1 日威廉港举行的“蒂尔皮茨”号战列舰下水仪式上晋升我为海军元帅。
意料之外的荣誉并不能打动我，但我确实感到应该全方位考虑退休的问题。首先，只要我能确保海军博得希特勒的好感，同时保证我本人的独立自主，海军建设就可以获得所需的人员和物资。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干，当海军建设受到任何威胁时，我就可以直接干预。而且除了移交指挥权，我的辞职不会取得任何效果，对海军也没有半点好处。我还清楚地记得冯•布仑堡将军的辞职就直接导致了刚刚设立的三军总司令这一职位的撤销，同样，冯•弗里奇将军的辞职也没有给部队带来任何好处。在这两起事件中，他们刚一辞职，继任者就立即到位了，我非常清楚那些纳粹分子对这些职位早已垂涎三尺， 恨不得立即填补空缺，将更多的要职置于纳粹党的控制之下。担任空军总司令的戈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同样，秘密警察总头目希姆莱也是一个例子。
因此，我感到只要我能在现在这个岗位上履行好职责，留任现职就是我应尽的义务。海军所有的高级军官对这一点都深信不疑。影响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最重要因素是：十年来我在这个位置上成功赢得了纳粹党和希特勒本人的尊重。同时通过我的努力，德国海军和英国海军签署了海军协定，帮助德国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这一切都使我相信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待一天， 我就可以影响希特勒，或许还可以为增进英德之间的友好关系作出贡献。此外，由于我长期致力于维护英德两国的友好关系，我还在国外赢得了不少信任，尤其是当冯•诺伊拉特男爵不再担任外交部长后更是如此。
所以，我自然会尽一切努力阻止我和希特勒不和的消息泄露到海军或是公众当中去。海军的整体利益与此息息相关。但是随着 1939 年战争的爆发，我辞职的想法就全部落空了。作为海军总司令，我不能在危急关头弃海军而去。
然而，我和希特勒以及纳粹党之间在两件事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的所作所为同我的个人信仰产生了严重抵触，我想我们迟早会因此而分道扬镳。这两件事就是纳粹党袭击基督教堂和迫害犹太人。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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