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

内容简介

本书是以英文写就的第一部，也是海内外清史学界迄今唯一一部全面研究鳌拜辅政时期的专著。作者围绕鳌拜辅政时期的制度、政策及政治人物，探讨了满洲精英群体在首崇满洲、调适满汉过程中的选择与困境，揭示出清朝入关后满人政治的复杂面相。传统观念往往将鳌拜辅政时期视作一段失败的复旧尝试，却忽视了其在清初政治演变中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本书认为，四辅臣在官僚体制、地方治理策略以及军事与对外实践等方面，均试图建立以满人为主体的新政治秩序，并在整体的治理策略上纠正顺治朝后期明显的汉化倾向，其部分遗产亦为康熙帝所继承。

作者简介

安熙龙（Robert B. Oxnam）， 1942 年生， 1969 年于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康涅狄格州三一学院。 1975 年加入美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 1981 年至1992年担任主席。 1990 年代先后于哥伦比亚大学及威廉姆斯学院执教。早年师从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研习清史，后致力于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关注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除本书外，另有论著涉及当代中美关系，并创作了两部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朱砂》（Cinnabar: A Novel Of China）与《明》（Ming: A Novel of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译者简介

陈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201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清代政治史，发表学术论文及译文数篇。

书籍摘录

绪论（节选）

1661 年 2 月 5 日晚，二十二岁的清朝君主在北京紫禁城的一座宫殿内驾崩了，这位皇帝 1643 年继位，年号为“顺治”。顺治帝死后不久，遗诏向帝国满汉大臣公布：由年仅七岁的年幼皇子玄烨继位，年号为“康熙”；皇帝幼冲，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满洲辅政大臣处理国家事务。此外，顺治帝在遗诏中切责自己的种种过失，包括奢靡享乐，信赖贪污的宦寺和官员，未能倚重满洲将领，不听从母亲也就是太皇太后孝庄的教诲。

表面上，权力平稳过渡。顺治遗诏指定了新的皇帝和新的辅政班底，并警告新的统治者注意皇帝行为中的误区。然而，正如当时许多汉官定会猜测的那样，顺治遗诏中的许多内容现在认为是太皇太后和后来的四位辅臣公然伪造的。

太皇太后和新任辅政大臣，迁怒于顺治帝不听从他们的意见，而是亲近汉官，整个被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吸引。遗诏中的许多内容并非这位将死君主的临终遗言，而是在所谓的鳌拜辅政时期（Oboi Regency， 1661—1669），清廷统治中国的政策与行政风格的前兆。在辅政的前五年，四位满洲大臣集体统治，发布谕旨，做出决策，这些与他们构建一个首崇满洲的中华帝国的理想相契合。然而， 1666 年之后，四辅臣之一的鳌拜设法操握权柄并削弱其他辅臣的影响力。 1667 — 1669 年，年轻的康熙帝在太皇太后和几位满洲谋臣的帮助下，设法亲理朝政，节制野心勃勃的鳌拜。最终，康熙帝于 1669 年 6 月擒拿鳌拜，摧毁了鳌拜亲属及支持者集团。

鳌拜辅政时期，是以四辅臣中最冷酷、最臭名昭著者命名的，这段历史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过渡时期。这一辅政局面出现于清朝（1644—1911）的成长期，在满洲人攻取北京近二十年后，在清朝著名的康雍乾盛世时期之前。 17 世纪时，特别是在鳌拜辅政时期，满洲人在统治汉人的国家与社会时，面临着维护手中权力、保持满洲传统的困境。四辅臣是仅剩的、实际参与1644年入关之前诸多战役的清代统治者。尽管四人将一些行政管理经验带入辅政，但是他们的主要价值观在东北南部和华北战场中已经塑就。四辅臣在辅政之前戎马倥偬三十年，因屡战屡胜而赢得名望，获得奖赏。他们看重的是勇气、效率、服从。他们骄傲地回想起满洲政权的缔造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的军事独裁体制。他们不信任汉族士大夫阶层，后者的生活方式看起来柔弱无力，且对已覆亡的明王朝常存政治忠诚。

然而，四辅臣在 17 世纪 60 年代所统治的辽阔帝国，在人口和文化传统上以汉人为主。由几十万人口构成的、数量极少的满洲人——在汉人看来是“野蛮”的少数人——统治着 1.5 亿汉人。四辅臣也继承了一套在制度和官员构成上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治体系。 17 世纪 30 年代的皇太极、 40 年代的多尔衮先后决定大量采用明朝的行政结构并容留了许多明朝官员。显而易见，四辅臣不得不受汉人的社会政治秩序约束并围绕此进行统治。因此，鳌拜辅政时期的政治与政策，在满洲至上的诉求和强大的汉化（sinification)力量——以往几个非汉族王朝皆屈服于此——之间充满紧张关系。在此环境中，汉人，同样还有满洲人，在北京皇帝宝座周围竭力开展着政治活动。

本书根据清初满汉认识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来探究鳌拜辅政时期的历史。本书在评判这一“鳌拜辅政时期”起源时检视了汉化和满洲统治的因素，检视了 17 世纪 60 年代的关键性决定及事件，检视了标志着辅政时期终结与康熙帝崛起的派系冲突。汉化的界定是，统治集团要以汉人制度、汉族官员和汉人意识形态进行治理。而满洲统治（Manchu dominance）是指以满洲制度、满洲官员和满洲意识形态进行治理。这种二分法解释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在入关战争和清初史学中占有突出地位；如果谨慎小心，二分法可继续用以有效地洞察 17 世纪时满洲人涵化（acculturation）进程。

然而，痴迷于这些术语——特别是将这一时期视为完全汉化或完全满洲化（Manchuized，缺乏一个更好的术语）——会导致严重的曲解。正如在后征服时代中政治权力的易手一样，常常存在着从汉化到满洲统治的变化，而政治人物时常在各种混合体中走向两个极端。当人们开始探究这些混合体，诸如人格特质、抱负、派系与氏族关系、智慧、政治经验以及个人恩怨等因素时，与满汉取向交织在一起，是以历史学家在带领我们走近真实时，工作变得更复杂了。

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鳌拜时期代表了清初以满洲为主导的统治的极端表达，如果我们借用芮玛丽著作的题目，那就是“满洲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康熙帝，尽管对满洲忠诚并十分倚重满洲谋臣，但是他努力压制辅政大臣的政治遗产；如此做法，为晚清的“满汉混合体”奠定了基础。总之，革命宣传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入关战争不久之后满洲政治的线索，然而在 20 世纪早期，它告诉我们更多的是有关革命者而不是满洲人的情况。

我们看到，在中华帝国政治世界秩序动荡、前途未卜的岁月里，汉化和满洲统治成为人们真实的、活生生的选择。回顾以往事件的来龙去脉是历史学家的任务，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个时代的动荡和焦虑。晚明的起义和满洲人的征服战争破坏了大量耕地，导致成千上万的汉人丧生。田赋编审册记录了朝廷征税的可耕土地数，从中可以看到破坏程度之深。 1602 年，田赋编审册记录为 1161894881 亩，但到了 1645 年，总数骤然跌至 405690504 亩。

明末清初土地登记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也造成了登记入册的纳税土地的减少。虽然 1662 年清军在缅甸击败了最后的明朝遗民，然而此后斗争仍长期延续；在康熙帝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长达半世纪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这些军事斗争中，有两场是康熙帝的军队为清朝的存亡而战，即发生在中国南部的“三藩”之乱，噶尔丹及其厄鲁特蒙古人的入侵。康熙帝的胜利为 18 世纪的相对和平铺平了道路，但是这种和平是用 17 世纪的鲜血和焦虑换来的。

汉人对满洲入关战争的各种反应加重了这种军事上的无把握性。上面已经说过，一些明朝将领在 1644 年之前已经率部投降了满洲。这些人被编入满洲的军事组织（八旗），成为汉军旗人，他们在策划和开展入关战争中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京城内外一些明朝官员为明廷效力直至 1644 年，然而在满洲人攻占北京后也迅速投降了。这些官员，由于多尔衮的赦免，得以继续为新朝政治服务，后来被重新定义“忠”的乾隆帝称为“贰臣”。但是明朝的许多文臣、武将和士人拒绝服务于满洲统治，在入关战争后的十年间，成千上万的人因拥立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明朝藩王而身死。拥戴明朝的幸存者包括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杰出思想家，他们坚定地拒绝出仕清廷，毕生致力于学问。这些遗民中有些在满洲入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斗争，主要依靠他们的诗文进行隐性攻击。

正是在军事上无把握及汉人对清朝入关战争反应各异的背景下，我们探讨鳌拜时期的政策。对于我们理解四辅臣如何回应这些情况十分重要的是，他们曾在皇太极时期和多尔衮时期投身入关战争。这是他们的胜利。这一认识激发了他们对入关战争之后发展状况的批评，并决定了 17 世纪 60 年代他们的政治选择范围。一个简单的问题似乎已经渗透他们的政治思想：“我们为何而战？”政治是战争在另外一个舞台的延续，四辅臣很少隐瞒这一想法。然而，四辅臣在表达这些见解时，并不只是在发表个人意见，而是代表一个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满洲征服精英（Manchu conquest elite）群体。

由于“满洲征服精英”这一术语常被用来解释鳌拜时期的方方面面，此时做出一个简明的定义或许有益。该术语意指一个由满洲将领组成的精英团体，时间限定在17世纪初至 17 世纪 60 年代。满洲征服精英包括宗室成员、内务府与侍卫处的官员、八旗所有的佐领及以上的满洲人。这一精英群体的上层是宗室王公、总管内务府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满洲八旗都统和副都统，以及所有出任高级京官的满洲人。这是一个小规模精英团体，不到两千人，除出征、驻防或狩猎外，就住在北京。几乎所有人都参与了与入关有关的战争；绝大多数人的背景只具有满洲传统，只会满语。少数满洲征服精英有过担任文官的经历，并与汉族官员密切接触，但是这些人基本上有着纯正的军事背景，最经常联系的汉人是汉军八旗官员。

17 世纪 60 年代的四辅臣代表着这一精英团体的上层，他们的智慧都源于指挥满洲的骑兵和步兵。与汉人的传统不同，他们致力于以军事管控政治制度；在清初的环境中，这意味着满洲征服精英主导着汉人官员和地方精英。军事管控意味着复兴入关战争前满洲制度的重要性，特别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这是皇太极时期地位突出、由满洲将领组成的责任班子。这夸大了明朝的弱点，是说晚明的贪污腐败证明了，由于缺乏适当的军事监管，汉人制度有着天然的不足。最后，这意味着向除汉军旗人之外的帝国的汉族官员和百姓传播满洲的尚武价值观念而做出努力。在这一事业中，四辅臣从满洲八旗制度中获取权力；他们的权威源于其对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政治遗产的阐释，也源于满洲征服精英的支持。

17 世纪 60 年代时，四辅臣就像满洲征服精英上层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因为年龄已经很大了（他们的确切年龄不得而知，极可能近六十或六十多岁），所以他们有着迫切的使命感。新一代的满洲人正在崛起，这些人对汉人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传统更熟悉，而军事训练和经历只是作为补充。例如， 17 世纪 50 年代几名满洲人成功通过科举考试的最高一级，中了进士。四辅臣对这些趋势反应强烈，心理历史学家或许会说，四辅臣将他们日渐迫近的死亡等同于满洲入关战争的终止。但是我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没有相关的证据来支持后一见解，只觉得四辅臣和许多征服精英正经历着人世代谢的焦虑。他们看到一些年轻的满洲人中出现了汉化，肯定认为这是先前年轻的顺治帝所推行的政策造成的。在四辅臣看来，唯一的治疗方式，是要用满洲专制的“猛药”去矫正满人，还有汉人。

四辅臣在决策上专断的做法，在清初的最高统治者中并非特例。康无为（Harold Kahn）对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统治的描述可以说很好地表明了四辅臣的关切所在：

他们的专长在于行动、组织以及为加强皇帝特权而采取有力的措施。他们超越以前诸朝代的，大概是认清了潜在的可能性并充分利用其职位。即便他们关于统治的言说并没有丰富什么儒家治国学说，他们下定决心采用一种连最迟钝的官员都能铭记的方式来明确自身的权力，这确实展现出意志坚定的专制主义者的关注点。……任务是驱除具有毁灭性的明朝党派之争的阴霾，使满洲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合理化，在品味、行政、政策方面宣称皇帝的优越性，并谨慎地限制官员批评的范围——事实上是压制官员的权力。

就此处而言，上述描述完全适用于四辅臣，但是康无为接着指出，这三位皇帝，至少在名义上是儒家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在“完美皇帝的历史模式”下接受教育，并且“渴求同样的完美”。而康熙帝的辅臣们与之全然不同：满足于满洲专制者的角色，甚至摒弃儒家理想。对于他们而言，帝国的制度要被剥除儒家的外衣，用以实现并保护满洲人的利益。

一些历史学家业已注意到，康乾盛世的皇帝们有相类的特点，即偏好“直接、垂直统治”。这一术语及其含义出自魏斐德《清朝盛世：1683—1839》。类似的评论可见史景迁《曹寅与康熙：奴才与主子》、吴秀良《清廷的通信系统和清帝的集权统治：奏折制度的演进（1693—1735）》两书。这几位皇帝力图越过常规官僚渠道，为了效率和情报而直接面对官员。皇帝们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极力对庞大烦琐的官僚施行个人统治，极力将对特殊情况的处理转化为更具普遍性的政策，极力借助人际关系和道德典范重建统治理想。而四辅臣的治国之道只有一部分与上述方式相同：他们致力于政府的效率。通过改革机构和用人政策，四辅臣试图促成其与下属官员更好地通信交流，最终向官员灌输要完全顺从满洲统治。但是，因几乎完全依赖于满洲同僚和汉军旗人，而对汉人官员和社会不熟悉，他们的作为受到限制。四辅臣正处于一段汉人皆为敌人的时期，他们不愿意与汉族官员有长久的个人交往。四辅臣依靠法律和军事力量进行统治，除了亲近的同僚外，他们很少面对面地劝导其他官员。

四辅臣如此倚重法律和军事力量，我们是否可以将他们的统治方式看成与中国历史上的法家和专制传统一样呢？抽象地说来，四辅臣的确反映了这种传统的某些方面。他们强硬且专制，不仅因为有着纪律严明的满洲背景，还由于他们认为时代要求专制。对晚明和顺治统治的记忆令辅臣生厌，因为二者均为汉人占优势，且是皇帝软弱领导和腐败政府的典型。像许多开国皇帝——如秦始皇、明洪武帝——一样，四辅臣认为对于前朝的腐败和混乱来说，强硬是良药。

然而，透过这种抽象往下探讨，详细检视四辅臣的政策与动机，就会发现他们与传统法家并不那么相类似。四辅臣因自身的经历和倾向而囿于满洲传统和满洲先例。他们并不将自己视为任何汉族传统，无论是法家还是儒家的承继者。明洪武帝是顺治帝心中的英雄，却不是17世纪60年代四辅臣心中的英雄。

于他们而言，几乎任何冠之以“明”的事物都必须极其谨慎地处理。用法家来解释四辅臣的动机作用有限，它对于理解四辅臣的政策本质也无裨益。四辅臣当然是专制者，但在处理不同的制度、人事和难题时，其专制的表现方式各异。在重建满洲政治制度时，他们是高明的改革者；但是当彻底改变汉族官僚机构时，他们则是严厉的批评家。在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中，他们是保守者，不做任何冒险之举，忠实地维护着入关战争前的先例，心甘情愿地巩固入关战争后的成果。当面对内地时，他们是军事独裁者，不能容忍异议，全力推进满洲统治，令人臣服。

因此，我们只能在清初背景下看待这种多面的专制，理解它对满洲遗产的依赖。坚持以“法家”或“王朝循环”解读鳌拜辅政时期的做法，则会看不清楚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动机和行动的复杂网络。这种解读也使得“专制的”四辅臣与继其统治的“专制的”皇帝们相比隐晦不彰。它忽视了四辅臣对满洲传统的深深倚重限定了他们的政治选择这一事实。相比之下，康乾盛世的统治者兼具激情与眼光：满洲遗产并不仅是身份的来源，也为他们指导重大改革提供了有用的视角。此类改革使得清朝皇帝很为难，但缓和了满汉紧张关系，将清朝置于更稳固的基础之上。

题图为电影《鹿鼎记》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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