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授之子》
内容简介
《天授之子》为川端康成的自传体小说集，收录《故园》、《东海道》、《感伤之塔》、《天授之子》四篇小品。川端康成从两岁到十四岁期间，父母、姐姐、祖父母相继去世，他一生中萦绕着“天涯孤儿”的情节。《故园》中，以迎接养女为契机，作者回顾了自己孤独的少年时期；《东海道》则缅怀故人的上京之旅，探讨艺术与永恒的关系；《天授之子》中，描写与养女之间的父女之情，记述了战后日本笔会的活动……
作者简介
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新感觉派作家，著名小说家。一八九九年六月十四日生于大阪。一生创作小说百多篇，中短篇多于长篇。作品富抒情性，追求人生升华的美，并深受佛教思想和虚无主义影响。代表作有《伊豆的舞女》《雪国》《千羽鹤》等。一九六八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亦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日本作家。川端担任过国际笔会副会长、日本笔会会长等职。一九五七年被选为日本艺术院会员。曾获日本政府的文化勋章、法国政府的文化艺术勋章等。
书籍摘录
故园（节选）
为了领养孩子，从三月十二到二十二日，到东京大阪一带去了一趟，我想把这十天来的事或多或少地记述下来。
我只能在不给孩子的亲人带来什么影响的范围之内写，所以这既算不得小说，也不是真实的记录。就一个作家来说，这是怯懦，也是欺骗。不仅如此，甚至行文的感兴也必须抑制。写的过程中，虽然发挥了想象的作用，但是一任想象的翅膀飞翔下去，就会脱离实际人物。但是，如果把重要事实的主要部分略而不谈，那就对孩子很不合适。总而言之，既不能照事实原样一成不变地写，也不能随兴所至地写。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想写？这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说到底，我觉得写自己的事是一种痛苦。首先是对于准备描写自我的自己感到疑惑和厌恶。因为这个缘故，它使得我把作品中人物写成可憎的人。总之，可能是因为描写自我的这个人可憎，才把作品中的我写成可憎的人，借以蒙蔽人们的视听，作为作家的一切艰难都能由此发现端倪。如果不这样，那就永远也迈不出第一步。也就是说，那只能是肝火太盛的自暴自弃、感乱之余的清醒。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也是常有的。当然，把这类作品中的人物误解为实在中的我，这种事情也是常有的。进一步说，即使将作品中人物定成和自己完全相反的人物时，也没有必须辩白的道理。不过会感到若然的凄凉。这并不是因为受到误解，而是和写作这种事情的无奈感相通的凄凉。
对于误解的辩白之策，细想起来，从开始就是齐备的。因为我并不是一边修饰自己的体验一边写自己，我并非书中人物。因为是假装出来的伪恶，所以也就显得狡猾。但是，一切自我告白无不偏于伪善或者伪恶，难免自我宣传或者自我辩护，寻根探源，其本源之一概出于把告白视为伟大，但是我却没有认真地立志于此道。因为伪善也罢辩白也罢还没有达到有意识的程度，所以它是极其脆弱的。总而言之，我既没有打算把自己条分缕析地弄个清清楚楚，也没有打算把自己和盘托出自我告白，也就是并非决心写自己。虽然是一个斤斤计较把自己硬是推向别人、万一侥幸甚至想把自己推给后世的文学家，我却恍惚于、自己消失于忘却的世界的空想之中，这是日本诗的风格吧。宗教也是如此，日本的僧侣没有留下过血腥的忏悔录。
没有写自己的意图，也就是没有写人的意图。我认为，本来是写自己的经历，但是往往脱离自己的性格和心理，这不能算一个坚定的作家。靠着把自己多少厌恶的人漫画化而寻找到的端倪，肯定会走向邪路。这样，对于作品中的自己，其憎恶的程度自然浅薄。那不过表明了一个人、一个作家的懈怠而已。作品不讨人喜欢，余味不好。也许和一张哭丧着的脸差不多。这不是把稚拙的假哭给人看吗?
我是不憎恶人的，更不可能由衷地憎恶自己。虽说憎恶作品中的自己，还没有超出修辞游戏的格。作品已经是修辞的。实在，它是用语言表现的。然而回到自身，却不知如何描述自我的影像。而且是用语言来想的。用语言思考的同时还会思考语言和实在有什么联系。实在在我们的语言那方，不论用语言如何追赶它，它始终在我们的前面。我不愿意用语言弄脏实在的自我。不写自我，仍有自我；不写自我，自我才仍旧是美好确实的存在。把这个自我先珍藏起来，不打算写自己不愿意写的笔墨游戏一类的东西，这时也就用不着语言了。语言本身只不过是笔墨游戏而已。写自我的时候那种疑惑和厌恶，也许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当然，这种想法不过是文学的陈腐问题、近代的病态而已。其中也有自我的虚荣心。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染上不能直率地写自我这个毛病，这的确是在浅梦里的彷徨。
但是，以他人为模特的时候，我就只能直率地操笔写来。和描写自我时的情况不同，既没有想过把别人肆意歪曲，写成可憎的人，我也不会写别人的隐私和缺点，而且是非常温情地把作品的骨头和油气抽掉。作为一个作家越来越思想薄弱。因此，我几乎不写以某人做模特的小说。固然也是由于担心给别人添麻烦，但是也因为并不相信自己的观察就是那么准确，一矢中的。况且即使中的，也不过是整体的一个点而已。即使自己看自己，也是无法描述，何况看的又是别人。其次，纵然看得很准，根本没错，但是化为语言时，就脱离了实在。况且，从当初开始就是除了靠语言没有别的办法观察人的。以为能够写他人而因此锯傲，有允许作家这样做的道理吗?作家只是从人类深渊之上擦过表皮一掠而过，作家没有足以威胁实在、创造实在的力量。
然而我对于实在这种事物也并不简单地相信。大体上是怀疑的。假如它从边角直到深深的底部总是能一眼看清，而且能静止不动；那么，人就用不着语言了。想写实在的人的时候，我之所以迟迟不动，退缩不前，可能是实在对于我这个不够用心的人施加的惩罚。也许它用那根鞭子把我驱逐到了实在之外。语言的不准确引起我的惑乱，使我大动肝火，但是因为不知道语言的不准确会招致绝望性的恐怖，所以还能玩弄语言而活下去。因为不准确，所以就过于天真地以为，语言所到之处全和实在相通。似乎是随随便便地取消了语言和实在的界限，让它飘舞于虚空之中。实在的影子既淡且薄，缥缈而去不知所向何方。只能听到来自天上的歌声。当然，我不可能不受到实在的报复。在实在的外边被敲打，也许实在已经不存在了。被从现实生活中赶出去的滑稽剧演员，虽然已无可救药，但是得不到救助的心却仍不醒悟，错误地以为幸亏舍身，这个世上才光明遍在。甚至想把戏言留到身后，什么时候才能闭上嘴呢?
我想写的是为了领养孩子而去了东京、大阪的事，但是我却难以言表地厌烦这件事。我以为想把它写出来的自己有些下流。于是摆出了这样那样的理由，耽于修辞的游戏，然而毕竟不过是翻来覆去地做了自鸣得意的辩白而已，全是虚妄之言，所以更加厌烦。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写呢?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对于领养孩子这一事实，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感觉到有非写它不可的必要。尊重事实的话，就不必写。孩子到家以来过了二十多天，没有一点操心的事，倒觉得无拘无束，安闲舒畅。既感到平静也感到幸福。但是想写它的时候才有类似不安的感觉。是不是确实因为领养了孩子的缘故？领养孩子是为了什么呢?这种想法突然之间冒了出来。这大概也是追求真实的习惯所致吧。但是我却不尊重这个习惯。我一直被这个习惯弄得痛苦不堪，时至今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依然没有摆脱它。所以，刚刚冒出来的这个想法，不过是瞎模仿，没有往深处想。其次，如果想一想就能明白，事实大概就不存在了。我希望事实本身就是那样。现在孩子似乎就是那个样子。然而我打算稍微离开事实观察一下看看。写作要进入事实之中，我在文学的功能书里大概也会这么说，但是它却不能安慰我自己。我甚至怀疑，我可能是为了削弱事实而写的。
题图为电影《伊豆的舞女》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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