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来袭》
内容简介
本书从物种进化的角度整体观测人与病毒的关系，尤其是病毒在动物和人之间的传播，包括艾滋病的灵长类动物起源；审视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变迁对新发再发传染病流行的影响。作者适时地提出公众对加强公共卫生能够做出贡献，每个人都可以从小做起。书中作者还指出媒体报道对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影响。媒体报道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也能告知公众采取必要的自我防护。
作者在本书最后乐观的展望，有朝一日可以宣布流行病末日的到来。但是，鉴于人类与病毒的共存关系，只要有人类存在，病毒末日就永远不会来临。如同地球自然风暴永远存在，病毒风暴也将永远存在。但是，随着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对传染病的防控投入不断增加，防治技术也得到了快速的进步，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人类应对病毒风暴的前景是乐观的。
作者简介
内森·沃尔夫，哈佛大学免疫学和传染病学博士，现任斯坦福大学人类生物学专业客座教授。全球知名的独立研究机构 Global Vira l创始人和 CEO ，该组织致力于流行病的早期检测和控制。TED演讲人，曾获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主任先驱奖，被评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入选美国《国家地理》“十大新兴探险家”、《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 100 人”。
书籍摘录
第 12 章 流行病的末日来临（节选）
当我在全球听众面前就以上这些话题发言时，被问到的最有压力的问题之一是：“您讲的很好，我听明白了，现在感到很害怕。我们该如何应付流行病现状？”预测和预防未来流行病的最大障碍之一，是这样的观点：流行病是随意发生的，本来就既无法预测，也无法预防。我希望我已经在书中否定了以上的观点。流行病预测和预防并非易事，但目前有很多我们能做的相关事情。不断涌现的科技进步，将使我们未来可以做得更多。
也许我最喜欢回答的问题是：“面对以上所有情况，你正在做什么呢？”近两年来，我已有幸率领一支由超级棒的科学家和后勤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夜以继日地在全世界开发和布控监控系统，只为一个目标——在流行病扩散之前发现它们，遏制它们。
这一工作源自近 15 年来我所做研究的积淀，其中大多数我在书中都作了描述。 2008 年，我做了一个当时被同仁们视为愚蠢的决定，辞去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工作，那是一个珍贵的终身教授职位。我离职后创立了环球病毒预警行动组织（以下简称 GVFI ）。这是一个独立组织，致力于对全球医学情报进行监控，用以尽早发现流行病。
GVFI 以旧金山为基地，在那里我继续在斯坦福教书。我们运用所有可支配的研究手段来识别流行病，平息疫情。政府和学术界总认为，要解决一个问题，应该坚持用一种专门的方法。微生物学家使用微生物学方法，而流行病学家使用流行病学方法。在 GVFI ，研究手段并不重要，我们只在意目的：尽早掌握关于人类和动物种群传染性疾病的趋势，和运动过程的情报。
我们将地方流行病学研究手段用于在人类和动物群落中尽早检测疫情和记录微生物，同时结合前沿信息和传播技术，以监控下一场流行病的“数字信号”。我们的组织制订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勾勒传染性疾病的来龙去脉，并达到能预测甚至预防流行病的水准。
无论我们使用什么新技术和研究手段，都比不上当地的信息。因此我们的中心工作，是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里不断地进行实地研究，目的是了解有可能跳到人身上的动物微生物。我们记录和追踪已经在人身上的、有可能以我们还未识别的方式引发疾病的微生物；也试图在新的疫情和流行病惊动传统的卫生和媒体组织之前，尽早发现它。
为此，我们在医院和临床机构实施定期监控。我们也将精力集中于我们认为是“哨兵”的人群。这些人群因为所处地点或者自身行为的原因，在一种微生物进入大循环之前会最先被感染上。通过对猎人持续的监控，我们已经发现了各种各样以前未曾见过的新型微生物。运用这种费心搜集的监控数据，我们也已经记录了像人微小病毒（human parvovirus）这样的已知病毒的情况。有迹象显示，它们的传播力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想。
我们的研究模式已经被证明相当成功。该模式锁定“哨兵”人群，他们代表了新型动物微生物演变成流行病过程中的传染门户。我们联合美国国际开发署对抗新兴流行病威胁项目（USAID-EPT）中的合作伙伴、美国国防部以及其他合作伙伴，正将这一模式推广到全世界 20 多个国家。然而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在上述每一个国家里我们都需要监控更多人，他们有从所接触动物身上感染新型的、有潜在传染性的感染源的风险。在我们设点的所有国家里，我们需要在更多地区积极开展研究。我们还需要将研究扩展到更多的国家去。从很多方面来看，监控潜在流行病的工作才刚刚起步。
除了研究感染源从动物进入人群的传染门户，我们也广泛监测处于病毒传播网络中心的关键人群。例如，我们仔细追踪定期接受输血的人群。因为这些人中的一些患者将从很多人那里接受好几百次的输血，他们将是微生物的早期感染者。监控他们有助于显示，什么时候新型微生物在四处流动。很多处于中心枢纽的群体将有可能成为正在传播的某种新型感染源的首批感染者——比如健康护理人员和空乘人员。我们的关键工作，是要不断将更多此类人群纳入我们的监测体系。
动物也是监测工作的关键要素。在第9章里，我概述了自己和环球病毒预警行动组织生态学团队负责人迈特·布雷顿发明的一种方法：用简单的标准实验室滤纸迅速从我们研究地的动物身上采集大量血液标本。就此，我们增加了对动物死亡事件的监控。每天在地球上某个地方，都有一群野生动物相继死去，就像前文提及的喀麦隆猿类死于炭疽魔爪一样。小规模动物疫情为我们了解那里的微生物提供了独特的机会。
动物死亡事件也能成为一次人类疫情的预兆，正如南美发生的黄热病一样。经常是森林里的猴子们相继死亡后，附近人类居住区才被传染上致命性病毒。世界各地的生物多样化森林里，在一些协助我们研究的猎人们的帮助下，如今我们正着手建立一个调查更多动物死亡事件的体系。理想的状态是，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现动物死亡事件，我们都应该知道。但目前的现实是，我们几乎没有这一关键信息。
虽然我们 GVFI 的主要实地研究是发现各种各样新型感染源中的任何一个，但在一些研究地点，我们主要聚焦于某种已知感染源。约瑟夫·费尔（JosephFair）是领导GVFI 实地和实验室研究的病毒学家和实地流行病学家，他在塞拉利昂进行了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前沿研究，了解和控制一种叫作拉沙热（Lassafever）的致命性疾病。拉沙是一种危险病毒，经由啮齿类动物带进家门并污染食品，进而传染到人身上。
拉沙病毒引发的临床症状像埃博拉和马尔堡病毒一样严重。约瑟夫在西非开发的拉沙研究点提供了一个模式，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些感染源，知道预测和应对它们的最佳方式。与拉沙热不同，所有出血热病毒，包括埃博拉和马尔堡在内的一类致命性病毒，病例都是呈散发态势的，而拉沙是这些地区人们生活的一个常规组成部分。因为几乎不可能真正监测只是偶尔发作的病毒，约瑟夫和其同仁们使用了塞拉利昂最重要的研究地点，研究和学习在拉沙病毒扩散前发现和控制它们的最佳办法。就“疫情电影”粉丝而言，这是一个迷人的地方：有高级别的生物防护，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争相挽救他人生命。然而其重要性远不止这些。如果我们学会很好地预测和应对拉沙病毒，那么控制像埃博拉和马尔堡这样的病毒就胜券在握了。
我们在 GVFI 做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之一，与前沿科学无关，是预防工作。
新流行病出现的最大风险之一是人和动物的密切接触，尤其是与野生哺乳动物的密切接触。在理想的预测体系变成现实之前，我们可以开始改变人类行为，减少这类接触。
凯伦·塞洛斯（KarenSaylors）是一位富有献身精神的医学人类学家，在我们的中非野外考察地工作多年，目前在旧金山总部工作。她花费大量时间与世界各地实地研究点的GVFI团队和其他同仁们一起，从事预防新型流行病的工作。这项工作我们已经开展了几年，现在正迅速向外推广。迈特·布雷顿和其同仁约瑟夫·勒杜·迪福（Joseph LeDoux Diffo）以及其他人用近 10 年时间开展了一个我们视为中心工作的项目——健康猎手项目（Healthy Hunter Program）。这一项目关注中非我们所研究的打野味的猎人们，试图找到降低他们感染新病毒风险的方式。因为这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出现地点，我们认为这项工作至关重要，但是开展起来并不容易。
我还记得在中非工作的早些时候，当我向猎人们描述我觉得跟猎杀野生动物相关的风险时，他们对此的反应是：“我已经打猎很多年了，我的父母和祖父母也打猎了很多年。这风险显然不会像这里其他许多害死我们的东西的风险那么高。”这是我在所有研究地听到的反应。这番话有些道理，在每天有人死于疟疾、不安全的水源和营养不良的环境中，从一只动物身上传染上一种新型感染源的风险似乎不值一提。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这样。
以上问题是小人物悲剧人生的最好写照。对绝大多数要维持生计的猎人而言，染上一种新型致命性疾病的风险，低于不打猎的营养缺乏和其他损失带来的风险。然而当微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数千人以捕获野生动物为生时，我们就面临了能够导致一些新型感染源出现的情况，而这些感染源能毁灭全世界。这不只是猎人们的问题，是我们所有人面临的问题。
虽然我们苦口婆心地向这些人讲授与狩猎相关的风险，但我们也承认真正的敌人是农村的贫穷。要解决这一普遍性问题，我们需要做的不止是解释狩猎风险。我们需要致力于帮助农村人口找到解决营养不良的可行之道。我们要帮他们找到替代不安全狩猎的谋生之路，而且不能因他们费心养家糊口而横加指责。在我们将健康猎手项目拓展到更多地方的同时，我们与发展组织和食品组织一起合作，真正解决农村人口的生计问题。
如果我们不费多少气力，就能够消除像中非、东南亚和亚马孙盆地这些病毒热点地区以打野味为生的狩猎行为，我们一定会这么做。除了流行病的风险，这些狩猎行为还会给地球上的生物遗产保护带来众所周知的负面影响，也会同样波及以不可再生的动物蛋白资源为食的弱势种群的食物保障。但是解决办法需要投入全球的能量和资源，消耗大量财力物力。解决丛林肉问题，除了满足全世界富人群体遏制疫情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利己目的之外，也能帮助世界上一些赤贫群体过上像样的生活。对那些想拯救一些富有魅力的濒危物种的人们而言，丛林肉问题不是他们口中的花边新闻。它影响到全球的公共卫生状况，忽视它的后果不堪设想。
GVFI 所做的第一步，是改变利于新型感染源进入人类的行为。在寻找更多合作伙伴和资源帮助我们推广此举时，我们承认在预防引发流行病的行动方面，现在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我们的推广可以与其他公共卫生运动完美地配合起来。正如我们在第8章里所讨论的那样，发生在艾滋病人身上的免疫抑制促使新型微生物入侵人类。我们必须努力确保将控制艾滋病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推广到最偏远地区经狩猎已接触野生动物的人群。我们已与像科学家黛比·伯克斯（Debbi Birx）这样的一些该领域开拓者一起工作。黛比曾在华特瑞陆军研究所指导一个成果丰硕的研究小组，她放弃这份职业，转而去负责美国疾控中心的全球艾滋病项目。该项目专注于向世界上一些最穷困地区提供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具体事项，它将惠及我们所有人。
对于预防流行病，我们每个人都有出力的方式。公众给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施加压力，让他们支持对流行病采取长期预防之法是至关重要的。有见地的公众必须促使政府投入更多资金，用于未来流行病控制通用方法的研究和实践，而不是仅仅针对一种微生物的威胁。
近期流行病发生后，专家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最好采纳并在行为上有所改变。 2009 年度 TED 大会在长滩召开，一位有影响力的娱乐界律师弗雷德·高德灵（Fred Goldring）在会上提出，我们应该倡导一种“安全握手法”，相互碰触肘关节而不是手。当然，打喷嚏对着肘关节而不是手，同样有助于减少一些感染源的扩散。据我所知，没有人深入研究像日本这样的国家鞠躬（而不是握手）对健康的影响，但估计应该减少了一些感染源的传播。同样在日本，我们见到了只要生病就在公共场合戴医用口罩的行为，此举会有效抑制一些微生物的传播。改变这些习惯非常困难，但我们的研究模式显示，有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你也许会问自己，究竟何时我们才会看到本章开头描绘的理想控制室？虽然那幅场景是虚构的，但我们没有理由要等几个世纪才能看到，甚至几十年都不用。实际上， GVFI 的目标之一，就是让这间梦想的控制室成为现实。拉奇·古拉斯卡拉带领着我们的数据团队，其成员由清一色的新生代年轻科学家组成。他们将我们的实地研究与我们在第 10 章讨论的全新数据融合在一起。来自实地和实验室的详细数据，将很快与来自手机、社交媒体和其他来源的数据结合，形成最终疫情的聚合数据。
10 年前，收集世界信息的顶梁柱是官方机构，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然而这不是一成不变的状况。今天，像谷歌这样的组织采用创新方法和激励机制，构建出几十年前我们做梦都不敢想象的访问信息的技术手段。在全球卫生领域，我们必须向这样的创新敞开大门。我们常说，像谷歌这样的组织已帮助我们创建了一个环球神经系统（global nervous system）。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等同于环球免疫系统（global immune system）的东西，就需要研发结合政府和非政府体系的新方法，使用最新的方法和技术。
事实上这项工作已经开始了。在不久的将来，无论你是担心一场疾病灾难带来政治和经济损失的国家元首，还是担忧与下一次流行病相关的供货链中断和员工离散的 CEO ，或是忧心家人健康的市民，你都可以迅速找到更好、更准确的实际疫情数据。这些信息不仅来自政府，也来自像我们 GVFI 这样的组织。大家将遥远的病毒情报站的实验室结果和国际新闻推送、手机短信、社交网络、搜索模式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新的流行病情报样式。
我们处在一个充斥着新型流行病风险的世界。幸运的是，我们也处在一个用技术手段建造环球免疫系统的时代。我们宏伟却又十分简单的理念是：我们应该、也能够将流行病预测和预防做得更好。但真正大胆的念头是：有朝一日，我们能将流行病预测和预防工作做得漂亮到可以宣布“这是最后的一种流行病”——到那时，我们发现和遏制流行病的能力，已经强到连“流行病”这个词都不需要了。
题图来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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