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个人的看法。借着这个奥运会取消与否的问题，也顺带着谈一谈个人对于日本本次的方方面面的一些主观感受。
对于东京奥运会取消与否的问题，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权衡。从一部分层面上看，不应该取消。但从另一部分更加根本的层面上看，或许取消不取消，已经不是优先级最高的考虑事项，也不足以改变任何本质问题了。
先来说“不应该”的层面。从日本政府的财政赤字角度而言，奥运会的取消、甚至哪怕只是延期，都可能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而与之关联地，从安倍内阁的执政角度而言，取消就极大可能意味着本届内阁的解散、甚至安倍本人的下台。从这两个层面上看，站在安倍和日本政府的视野上，他们是无论如何都会坚信“不应该取消”的。
众所周知，日本目前面临着巨大的经济不振问题，而其核心根源在于社会人口结构的“少子化”，即老龄化—老年人居多则消费意愿不足，同时风险规避意识强，于是银行储蓄增加而消费资金减少。这是内需的问题。由此，日本政府就规划了以外需为主、对冲内需不足的经济策略，拉动中国为首的旅游消费业，产生“爆买”效果。同时，尽量刺激出口，维持并扩大日本的贸易顺差，通过外向型经济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力。
但是，在近年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造成了外部需求的下滑，再加上特朗普上任后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主流国家开打的贸易战、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日本让利，签订协议”，日本的贸易顺差遭到了较大的打击。2019年度，日本的贸易顺差剧烈下降了将近五成，即是最大的体现。
外需下滑、内需不振，则安倍政府在世界经济危机后的2012年，提出了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先进行财政收入上的让利，提高赤字率，通过减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等手段提高内需，而后企业利润、投资需求和民众消费在规模上扩大后，通过税基的提升来反向回补财政赤字。
但是，当这一经济学开展到半途，通胀指数、消费零售等数据却迟迟未见达标，说明老龄化的现象阻碍了这一逻辑的发展进程。到了2020年1月，CPI在月率上只有0（前值0.1%），而核心通胀部分的CPI虽然连续四个月上涨，但也只有年率0.8%，距离日本央行的2%通胀目标仍然相距甚远。同时，赤字的上涨反而激化了民众的避险意愿，更加“储蓄而不消费”。在巨大的财政压力和相关的风险程度下，只有上调消费税，牺牲短期的内需，来尽量缓解财政赤字的重压。同时，为了根本上改变少子化现象，硬着头皮进行生育费用和学生教育费用的减免，鼓励生育，做进一步的财政支出，并提倡基建支出，公布了重大项目建设计划。
这是远水，能解决根本问题，但解决不了近渴。财政的进一步支出，需要财政收入上的快速对冲缓解。截止到2020年2月，日本政府的财政赤字率已经达到百分之7（相应地，美国是百分之4，中国是百分之3），压力巨大。如果没有短期内的新增收入进账，那么国家的风险上升，并且后续的“远水之策”也很难获得空间。
短期如何改善呢？那自然还得靠外需拉动。而奥运会，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存在了。
在安倍政府的计划中，从经济角度而言，奥运会，是一个对等于拉动旅游外需、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后外部需求下滑的存在。向世界展示日本在当代的全新形象，拉动长期旅游业，以及更短期的“兴奋剂”：奥运会期间的旅游拉动。有了奥运会，日本就可以在奥运周期内的数个月中获得可观的旅游业增长，并且让持续性的利好绵延数年。这样一来，财政赤字的问题得到缓解，解决少子化的政策就可以逐步开展了。
为了这样一个于长远而言重中之重的奥运会，日本政府下足了血本。财政赤字目前7%的巨大压力，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也正来自于承办奥运会的必要支出。某种程度上讲，奥运会，在逻辑上也与安倍经济学有着异曲同工的味道。
此时，如果东京奥运会取消、甚至延期呢？其对日本的破坏性作用，就不可估量了。财政赤字难以得到回补的巨大压力，将让这一切再次成为“安倍经济学”之破壁残垣的重现，叠加出更加无法收场的一地鸡毛。而从长远来说，赤字压力的巨大，更会让政府乃至于一国的安全性大大降低，削弱了官方在应对下一次金融危机时的措施空间。而更重要的是，这一切负面因素，也将势必影响到日本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
财政上的再次半途而废后对日本社会产生的持续性负面影响和风险，是安倍政府始终不愿放弃奥运会的一点原因，也是东京奥运会不应该取消的一个层面。
而从安倍政府的层面而言，他们会无比地坚称“奥运会不应该取消”—哪怕排除了财政经济的账本。因为，奥运会的取消、甚至延迟与否，将直接关系到、甚至决定到安倍政府的执政前景。
如前所说，奥运会是安倍政府的一次重大政策，也是一次押注日本国前景的赌博。如果担负着如此重任、几乎关乎一切的奥运会稍有差池，那么安倍政府即将面临的，就是民众支持率的剧烈下降、以及在野党的激烈攻击。其下课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因此，安倍政府所率领的日本官方，才在这一次的疫情之中做出了如此“头铁”的举动：针对检测的消极以对，针对奥运会的死不松口。于财政赤字的“公”、于执政前途的“私”，安倍政府都不能轻易地放弃奥运会。而安倍的咬牙硬撑，恰恰就是奥运会取消之影响程度的体现。
但是，如果从更加根本的层面上讲，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其实应该取消与否、甚至最终会不会取消的讨论，都已经变得没有太大意义了。站在今天的情况之下，奥运会的开幕本身，已经不足以改变任何事情。
原因正是从这几天日本国内的民间反应而成的。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涌现了大量的“发烧了，怎么办”“出现了症状，但肺炎相谈中心不接收”“我应该是传染了，但医院不管我，到时候传染了别人可不怪我哦”之类的言论。包括我个人在当地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和日本朋友，都开始在微信朋友圈和日常的交流中表达出巨大的恐慌。
这种种现象表明，目前的状态下，日本民间社会、普通民众的恐慌，已经彻底地产生了。而“六成民众呼吁取消奥运会”，则正是这种民间恐慌之程度的最彻底体现—足以压垮对于奥运之殷切期待的恐慌。
而对于安倍政府本身的执政前景，以及奥运会之于日本经济和财政的巨大作用来说，民众的这种恐慌，就已然足以让安倍构想中的变化进程走入死局–哪怕奥运会如期举办。
安倍政府为何要对疫情管控采取消极的措施呢？这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站在当下，从日本本土产生的不可确认感染源的“本土化传播”现象、以及钻石公主号邮轮检测产生的巨大纰漏当中，结合着中国的湖北武汉的疫情历程做对比参考，显然不是傻子也不是瞎子的安倍政府，无疑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日本本土疫情的潜在规模。
正因为如此，正是基于这种“已经意识到规模”、而非“仍旧不重视”的心理，安倍政府才不得不采取目前的消极措施。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日本的财政状况、医疗资源的极限承受体量、包括政治体制的运行模式，都不能提供给他们足够的条件来对大规模的疫情做充分应对，并且成功地控制、压下传染人数。
而更进一步地，一旦真实的数字—-准确说，是安倍脑海中基于武汉情况而预想出的数字—被检测出来、并且予以发布，那么疫情的程度就会曝光。而如果这个数字在后期又无力被迅速控制直到清零，那么数字本身就会产生出巨大的影响，促成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各国体育方面、奥委会、WHO）的恐慌、以及随之而来的的奥运会取消。
因此，安倍能采取的应对方式，只能是消极了：提高核酸检测施行标准，严苛医院收治甚至问诊要求。如果揭露出来的数字我压制不了，那么干脆不揭露出来就好了。
安倍的这个套路，本身是有成功可能性的。毕竟，新冠肺炎在临床表现上与流感的相似，让官方具备了“数据东引”的操作空间，可以将感染者、病死者的人数归类到日常中也时有大规模爆发的流感之上。美国的流感就造成了5000万人的感染和2万人的死亡，但也并没有产生国际社会上对于“疫情”的巨大恐慌。
原因也很简单：人类对于流感的“已知”，让其少了一层来源于未知性的恐惧。
而安倍对于日本疫情的原本想法，或许也正是如此。将一切归结于流感，大规模的传播也不足以引起恐慌，而没有恐慌，日本也就“不存在严重疫情”，则可以确保奥运会的进行，促进构想中的奥运会积极作用的进程曲线。
至于普通民众当中的那点比例“可能不高”的死亡，当年日本能做到“全国玉碎对抗美国”，现在就可以“全国玉碎办奥运”。对延续了天皇制度、而未能靠着二战战败的契机彻底革新掉很多本质性东西的日本高层来说，这并没有什么接受上的困难。
但是，后续发生的事件，让安倍政府的这一构想，几乎丧失殆尽了。
如果单纯站在确保奥运会、而非民生和防疫角度来看，在整个疫情当中，安倍政府只做错了两件事：初期对于武汉归侨人员的料理不力，钻石公主号邮轮事件的处置失当。
对待武汉回归人员，日本政府并未强制要求所有人的隔离观察与感染检测，这导致了两名后确诊者的自行归家与社会活动，导致了日本本土的传播开始（较大可能性）。而这一点上的消极，也反映出了日本应对肺炎风险在前期上的整体工作的状态。
当然，这里边会有一定的弱势政府因素存在，人权、民主等西方世界看重的要素，都在无形之中严重限制了一国政府所能施加的手段强制性。
但是，在本次疫情中，即使不对比中国、而是参考美国、欧洲区域的西方国家，日本政府的措施也绝对是格外软弱而消极的—意大利甚至提前宣布了本国进入战时紧急状态，并在本周末当机立断地取消了国际米兰与桑普多利亚等三场意甲联赛。
相比之下，在真实传染程度很可能更加严重的日本，J联赛却还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上演，日本球迷戴着口罩在现场助威，应援着巨星外援伊涅斯塔。此外，对于企业的停工与否，日本政府也没有做出任何的指引，而是将自主权交给了企业—所幸，据我个人在日本的交际圈的反馈来说，很多日本企业已经采取了轮班、在宅勤务等措施。
日本政府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将自主权交给企业和体育协会，交给民众自己的意志和个人判断。事实上，这样的态度之中，体现着当代日本社会的一种几乎等同于“民族性”的倾向：对于责任的规避，以及随之而生的，对于工作的“表面化”伪装处理。
在我于日本留学的期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入住公寓后的两三年间，公寓配备的宽带网络速度总是非常缓慢。而到了最后，甚至干脆变得时断时连。忍无可忍之下，拨打了网络供应商的电话。而在第一次的电话中，对方告诉我：他们也只是服务部分，会尽快联系对接他们的技术部门。数天之中，情况没有任何好转，于是又打了一通电话，被告知“非常抱歉，一定马上联系技术部”。同样的剧本又发生了三次，对方分别给予“技术部门休息了，明天会联系”“会向直接上级反映”“我们在和技术部开会讨论您的情况，您的问题非常复杂，需要时间”的答复。而拖到了最后，在我“我们都通情达理、互相体谅一点，请你们至少在四十八小时内告诉我故障原因，至于问题排除，我可以给你们时间去解决”的强烈要求下，对方给出了“我们马上与技术部开会，明天的这个时候，一定给您回电，告知结果”，并且煞有介事地确定了我第二天的日程安排和空闲时间–“以防来电打扰到您”。然后呢？什么来电也没有。继续去电后，在我的要求下，直接与技术部门得到了通话，对方表示“我马上进行修理”，而后我的网络直接从“时断时连”干脆地变成了“永远断开”。第二天，意识到必须要强力施压才能取得效果之下，我将接起电话的服务部人员一番痛骂。
而后，问题五分钟就解决了—–他们只是重启了一下他们那边的机器。
他们之前给予我的那些答复，其实都是根本不存在的“虚空工作”而已。
这体现了日本当代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当代的日本人，对于表面化的追求、实际责任的推卸，已经到了一种严重的程度：在与你的对话中，他会呈现出一种“全公司上下倾情为您服务”的感觉，让你仿佛宾至如归、自认上帝，但实际上在背后真正的实际工作上，却毫不推进，原因或许只是因为“技术部门太忙了”“和技术部不好沟通”“技术部不听我的”“我何必去向技术部反映他们的工作不力”这些考量—-不愿意自身推进工作、从而背负可能的责任，以及“维持工作氛围的和谐”的目标：又一个层面上的“表面化追求”。
这样的责任规避与表面化装饰，还体现在很多的方面上。比如：客人进店则服务员一定要亦步亦趋地问候并提供服务，公司召开新卒说明会时宣扬的公司文化几乎清一色是“家庭般的氛围”，朋友互相之间永远是讨好对方的吹捧与规避气氛不佳可能性的小心翼翼。这样的东西，其实很多是不产生任何实际作用的（比如服务员的亦步亦趋），其内在本质也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但是，大家就是都会去这样做，追求表面上的和谐与“高度礼仪”。
而相应地，对于那些真正需要承担的责任，真正需要去落实的工作？我们有个“努力工作”的表面就够了，谁愿意去真地承担那些呢？以神户造船、铃木、马自达、雅马哈、西铁城为代表的大手日企造假，包括日本政府于2019年初承认的“40%经济数据掺水”，都展示了日本当代的真正状态：将所谓的“响彻世界的日本制造”“和谐有礼的高度文明”“QE有力、经济腾飞”等招牌，都在表面上装饰、甚至造假出来，而到了内里的实际运行，却是“我看到造假又何必说”“用了与宣传不同的部件和我有甚关系”“干嘛这些工作都要轮到我做，责任为什么不由别人来背”的推诿和消极应对。
日本是偶像文化的发源地，其社会性与国民意识，自然是适应于IDOL产业核心理念壮大的。而偶像帝国杰尼斯的创始人JOHNNY桑的名言是什么来着？“偶像，就是给人提供梦想的职业”。而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梦想”，谁会不知道是包装出来的呢？只是日本的みんな都愿意让自己沉浸在这种表面营造出的虚幻中罢了。
而到了政府对于本次疫情的应对工作中，这样的“追求表面化”、“实际工作的推卸与延后”，就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日本政府为了维护“人权”、“自由选择权”、“个人意志”这些“属于西方，但未必完全属于日本”的所谓的“进步价值观”，以武汉撤侨人员的“不强制隔离检测”为代表，在前期的防控工作中几乎没有采取任何的强力措施。并且，所有的部门和官员都在担忧：我如果做了这个是不是打破了XXX规定，我做了那个如果没有收到成效是不是会被问责。那么，两全其美之下，自然是不强制性了—我又不做任何事，又能创造一个好形象，美哉。
然而，新冠病毒不是我公寓里的宽带，它不是一个普通事件，而是传播力极强、需要快速应对、强力举措的危机。日本政府充分发挥出的这种“当代社会性”，在应付一般的工作时可以“まあ、なんとかなるから”地含混过去，但在面对这样的紧急事件时，就是无论如何也蹭不过去的。而再结合到日本政治体制中的弱势政府，一切就不可收拾了。
应对早期传播的措施无力导致了疫情在本土的开始传播。这是安倍政府在本次事件中的第一个问题。如果应对有力，他本可以将疫情很大程度上拒之于国门之外，奥运会自然也就谈不上受影响了。
而安倍第二个失误，就是游轮的处置失当。这一个失误，让奥运会的开办变得彻底地步履维艰了。
如前所说，如果在一般情况之下，民众并不会知道疫情在本土的传播程度，而更多的病例会被归类到流感、以及其他并发症之中，则真实数据的不显示就会非常有效地降低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恐慌感。仅对于奥运会的前景而言，这是有利的条件。
但是，这样的条件，在游轮事件后已经不复存在了。日本政府在“工作拖延、维持表面”之本性之上，出现了一系列的低级纰漏—-足以让专家惊呼的游轮内部防疫情况、对23个人的漏检、对检测人员的检测出问题（美、澳、日的阴性结果后归国人员均有确诊）。这些发生的情况，被本身即聚焦于此事件的世界媒体接二连三地曝光，远非日本政府可以如对待本土疫情预想那样地“蒙混过关”，结合断断续续曝出的各省本土感染者情况，厚劳省在压力之下不得不承认“游轮检测有疏忽”“开始本土性流行”。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安倍政府的“捂着盖子它就跑不出来”之方针，从根本上就已经不管用了。对于日本社会的民众而言，下船者的感染可能、日本便捷到了让“关东”“关西”几乎成了两个“城市”的电车交通网络、以及公共交通中的人流情况，都让他们对实际疫情、病毒传播程度有了充分的料想空间。而湖北、特别是武汉的案例，更是给日本民众提供了分析的参考依据。
如果他们不知道本土有疫情，那么他们自然会去相信那些官方数字。但如果他们已经料到了本土的疫情发展地步，那么那些数字非旦不会让他们安心，反而会成为他们更加恐慌的助推器。
没人能确切掌握发展程度，则其中必然蕴含了巨大的未知性。而就如同克苏鲁文学创造的恐怖效果那样，人类最大的恐慌，正来源于对于未知的恐慌。
因此，到了当下的阶段，安倍对于奥运会延续所采取的“掩盖”方针，已经只能是适得其反了。你越掩盖，他们越恐慌。这种恐慌更多倒不是源自客观的疫情情况、而更多是出发自政府消极措施所提供的想象空间了。
对奥运会而言，安倍政府只做错了这两件事。本土控制不力，让他失去了根源上杜绝此因素的机会。游轮事件，让本土疫情的发展可能性传递到了普通民众与国际社会之中，削平了他掩盖性方针的作用。
但是，这两件事却又正是日本政治体制、以及更重要的“日本当代社会性和民族意识”所酝酿出来的。甚至可以说，以日本的作风来说，现在的这一幕，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局。
对于现在的安倍政府来说，这几乎是一个死局。
如果取消奥运会，那么以奥运会为核心的全盘构想崩塌，巨大的财政赤字提供给日本社会以持续的风险应对能力不足和社会不安定因素，而安倍政府也几乎必然会结束执政。而如果他们坚持奥运会的举办，则只能继续目前“不揭盖子”的应对措施，则外界的担忧之声势必更大，后续引发的可能性，不外乎三种：支持率继续暴跌，导致内阁的被迫解散、甚至安倍本人的辞职；或者，安倍硬挺了过去，但国际社会的担忧导致了奥委会方面对奥运会的转向处理；再或者，安倍挺了过去，而奥运会也如期如地举办，然而各国都出于巨大的担忧而访日游客量极度不如预期。
唯一的解法，就是对外部力量的指望了：中国、或者随便什么国家，研发出疫苗，寻找到特效药，从而在奥运开办之前迅速地缓解日本本土的实际疫情。这样一来，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恐慌才能够降低，奥运会的举办、外来游客的进入、本届政府的执政，才能够转危为安。
以目前现状发展下去，无论奥运会的结局如何，本届政府和奥运会所起到之作用的结局都是几乎确定的：政府倒台，经济无法被拉动、财政无法被回补。
很多人认为，日本这一次又在“赌国运”。但实际上，这很可能是一个僵死之局，又何来“赌”之说法？与其说是赌国运，倒不如说是赌“友军”了。疫苗和特效药的出产，带来本土疫情的压制，才是解决窘境的唯一方法。
站在当今，奥运会的取消与否，真的还能够改变什么事情、扭转什么日本政府的所处局面吗？
如果日本的疫情保持目前的状态，安倍就只能选择取消奥运会、或者继续关闭着潘多拉之盒，而如上所述，这个方向下，无论结果是哪一种，他对于奥运会的构想将很难实现，而安倍政府的命运也几乎是必然而一致的。
因此，如果要问到奥运会应该取消吗？安倍会说：不应该。但无论应该或不应该，这都已经没什么意义、也很难改变实质上的结局了。奥运会在构想当中对于日本社会和安倍政府的积极作用，在目前的疫情情况下，无论“奥运会举办”这一具体事件走向何方，都很可能是被严重削弱的。
无论“应该取消与否”、“事实上最后取消与否”，奥运会的效应下降，都几乎成为了一种必然的命运。而看上去，疫情的发生是一个随机的偶发事件，在奥运的2020年上半年摊到了日本和安倍的头上，似乎是一种对日本和安倍的运气不佳—哪怕它2020下半年再来呢。
但是，这个事件在日本本土发酵到现今这一步，却完全是日本当代的社会性、民族性、价值观所致，每一个让一切变得更加恶劣而不可挽救的事件，都是这种社会和民族本质所酿成。这让日本面临的今日之窘迫，又有了很大程度上的必然性意味。
这种必然，就像惧怕做事情而去承担责任、只会维持表面繁荣的他们，在革新速度越来越快的互联网时代，必然地逐渐走向了经济活力丧失的现状一样。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sege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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