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专家让大众感到失望。

“新冠病毒属于SARS冠状病毒。”2月9日晚间，在湖北省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作为湖北应急攻关专家组里唯一院士的陈焕春照着稿子读出这么一句话，引发舆论哗然。

发布会后，多家媒体追问下，陈焕春表示自己当时“口误”了，他应该读的内容是“新冠病毒属于SARS相关冠状病毒”——这位读稿的院士，漏了俩字。

回看这场发布会，陈院士的任务其实就是读一下已经写好的论文摘要，重复一遍早已经说了无数次的湖北相关机构“攻坚成果”。他的发言毫无新内容，但却依然被自己成功搞砸。

一个细节也证明了陈院士的准备不足：在他的发言中，他还读了这么一句——“新型冠状病毒使用与 SARS 冠状病毒相同的细胞进入受体”。要知道，受体指的是能传导细胞外信号，并在细胞内产生特定效应的分子，细胞怎么能“进入”受体呢？但凡看过一遍稿子，即便专业领域是兽医的陈院士也一定能发现这生物学常识错误。

但可惜，他还是读错了。

对权威信息的期待和被草率对待的事实之间的落差，让普通大众感到很受伤。而这种感觉还在更频繁地发生。

就在同一天，各路专家还围绕“新冠病毒能够通过气溶胶传播”“吵”了起来。

2月8日，在上海市疫情防控进展新闻发布会上，一名专家“宣布”了气溶胶传播是新冠肺炎的主要传播途径。一天之后，国家卫健委通过官方微信公号“健康中国”表示：“目前气溶胶和粪—口等传播途径尚待进一步明确。”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冯录召也在国家卫健委网站上表示，只有某些特殊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气溶胶传播。大家一时间不知道该听谁的。

这些闹剧背后另一个今人尴尬的事实是：在过去的十几天，不少专家经历了从噤若寒蝉到放飞自我的“蜕变”。

在疫情爆发之初，我们很少听到专家的声音。曾到武汉负责判断疫情进展的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此前一次采访中将此归咎为当时“科学认识水平不足”。

同时，当时对于“造谣”的担忧，也导致不少身处一线的专家选择保持沉默。直到钟南山发声之后，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出来发表看法。这其中不乏研究结果不断得到验证、积极对公众发出预警的专家。但人们马上发现，一些专家的发言开始“走偏”，比如气溶胶传播，比如宠物能否传染新冠病毒，比如根本未经足够实验证明的双黄连，再比如陈院士的口误。

这背后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人在拍脑袋搞科研半成品，有的在进行邀功式的攻关发布。但无论沉默还是“乱说”，背后都有一个共同原因：这些专家根本没有弄清楚对公众发声的意义，没有真正思考过自己掌握的信息或知识对公众的价值。

在诸如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大众一开始都会下意识仰仗专家。但可惜的是，一些专家急于公布自己尚未经过严格同行评审的科研发现，把科学素养一般的公众，当作争取学术地位的广场。在无法跟大家讲清楚病毒究竟能不能在空气中存活，到底在门把手上发现病毒核酸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就急着跟大家分享那些没有达成共识的发现。

最终的结果就是，专家们不仅没法靠专业解读以正视听，甚至还亲手让关键信息的准确传递变得更加困难。这些行为加深了人们的困惑，进而破坏公众对专家的信任，甚至加剧公众的焦虑和恐慌。

此外，这场疫情中暴露出来的专业的公共卫生信息披露机制的缺失，也导致专家们缺少与公众互动的动力，且无法获得互动方式上的指导。

一个专业的信息披露机制能高效准确的传递信息，第一时间给大众最有价值的知识。这就反过来要求专门们从自己眼前的论文堆里抬起头来，想一想如何用公众能懂的语言把最重要的信息告知大众，同时把那些属于学术讨论的话题留在学术圈。对于普通大众来说，需要及时获取最新信息，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息是准确的。

一个专业的信息披露机制应当是坦诚的。全面了解一个新病毒注定需要过程，这是人们都能理解的事。因此信息披露时就应当如实告诉大家，哪些信息已经掌握，哪些不知道，哪些正在研究，甚至，哪些是此前判断错了。

这样的机制可以让我们知道更多有用和真实的信息，也能让人们在最需要这个国家的专家们来突破难关的时候，不再看着他们把时间浪费在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