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女孩》
内容简介
19 世纪 80 年代，霍普·洁伦的曾祖父母随彼时兴起的移民潮，从挪威奔赴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在这个冬天漫长而又寒冷的地方，加入似乎永远不会停止运转的屠宰流水线，默默劳作。到了霍普父母一代，他们不再直接受雇于屠宰工厂。虽然和很多北欧家庭一样，霍普早已习惯与家人沉默相伴的日常，但倔强而不与命运妥协的母亲，还有宽厚而心智开放的父亲，都给予了她另择人生可能的想象与勇气。
在父亲工作的实验室长大，在研究型实验室求学、打工、获得学位、拿到教职，再到从零开始搭建自己的实验室，霍普·洁伦在这部带有强烈自传性质的作品中所记录下的友谊和爱情、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事业发展，都不能再与“实验室”相分离。植物会向光生长，人也一样。
作者简介
霍普·洁伦（Hope Jahren）于 1996 年从加州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开始独立从事地球生物学研究。她曾先后供职于佐治亚理工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此间，她曾三获富布赖特奖（Fulbright Award）；另外还先后斩获两枚地球科学领域的青年研究者奖章（Young Investigator Medal），到目前为止，仅有四名科学家获此殊荣，她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曾于 2005 年获由《科学普及》（Popular Science）杂志举办的全美十大杰出青年（Brilliant 10）提名奖。 2008 年她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美国能源部和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资助，于檀香山建立稳定同位素地球生物学实验室；该年起至 2016 年，任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终身教授。目前，她在挪威奥斯陆大学任“威尔逊教授”一职。
译者简介
蒋青，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科普作者、译者，曾参与编撰《十万个为什么》（第六版）古生物分册。已出版合译著作《第6次大灭绝——人类能挺过去吗》，荣获 2016 年中国科学院优秀科普图书奖。
书籍摘录
序言
人们喜爱海洋。他们总是问我，为什么不研究海洋呢？毕竟我住在夏威夷啊。我告诉他们，因为海洋太孤寂，太空旷。陆地上的生命总量是海洋的 600 倍，而能达到这个数量又大部分是拜植物所赐。海洋中的植物常常只有一个细胞，只能活 20 天；陆地上的植物却往往是重达两吨的百年大树。海洋中的植物动物质量之比接近 4 ，陆地上的这个比率则近于 1000 。陆地植物之多，足以令人瞠目：仅在美国西部的森林保护区，就有 800 亿棵树。美国的树与人之比竟然远超 200 。通常，人们生活在植物之间却对它们视而不见。但我注意到了那些关于植物的数字，因此眼中再难容下他物。
现在，请给我个面子，抽出两分钟看看窗外吧。你看到了什么？可能会看到由人类创造出的一切：别的人、汽车、大楼、人行道。只消短短几年时间，历经构思、设计、采矿、冶炼、挖掘、焊接、砌墙、粉刷、打窗框、填灰泥、埋水管、接电线，人们就能建起百层高的摩天大楼，令它垂下百米长的阴影。这真令人叹服。
现在，请再看一眼。
你看到一些绿色了吗？要是看见了，那就意味着你看到了这世上仅存不多的人力所无法创造的事物之一：这是于 4 亿多年前出现在赤道上的生命。幸运的话，你可能会看到一棵树。这棵树的雏形于 3 亿年前形成。耗时数月，历经采集大气中的“矿藏”、用细胞搭建身体、以蜡质覆盖表面、铺设导管汲取水分、给枝叶刷上颜色等种种“工事”，这棵树终于造出一片完美的叶片。你能长出多少根头发，一棵树就会生出多少片树叶。这真是令人叹服。
现在，请凝神注视一片叶子。
人类不知道怎样造出叶片，却知道如何毁掉它。在过去的十年间，我们砍伐的树木已经超过 500 亿棵。地球曾有 1/3 的陆地为森林所覆盖。而我们每十年就会砍掉这个总量的百分之一，并且无法再生。砍伐面积相当于法国国土大小的土地。几十年来，人类从这个星球上抹去了一片又一片法国大小的森林面积。每天都有一万亿片叶片被切断养分供给。这些事情仿佛没人在乎，但我们却应该在乎。这其中的理由，与我们一直以来都有义务关心的一样：不该死的死了。
死了？
也许我接下来能说服你。我看着繁多的叶片，一边看一边不断发问。开始我会看它们的颜色：这呈现出的到底是哪种绿色？叶片前端绿得不同于后端吗？中心和边缘的颜色有所不同吗？叶片边缘如何？是平滑的？有齿的？叶片中含有多少水分？蔫了？皱了？挺括？叶片与茎之间的夹角是多少？叶片有多大？比我的手掌还大？比我的指甲盖还小？能吃吗？有毒吗？它能获得多少阳光？多久受一次雨淋？有病害？很健康？它重要吗？还是无关紧要？还活着？为什么？
现在，请你就你的叶片提出一个问题。
你猜怎么着？你现在就是一名科学家了。别人可能会告诉你，当一名科学家必须懂数学、物理，或者化学。但他们错了。这就好比在说，当一名家庭主妇必须得会打毛衣，要研究《圣经》就必须懂拉丁语一样。当然，这些知识都很有用，不过未来你有的是时间去学。问题才是一切的开端，而这条你已经做到了。它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艰深。促成这一转向的原动力，并不那么仰赖于人们所设想的必需的知识。那么，就让我来讲一些故事，由我这个科学家讲给你这个科学家听。
第一部 根与叶（节选）
这世上再没有比计算尺更完美的东西了。你用嘴唇接触它时，会感受到经过抛光的冰凉铝材。你举起它迎着光观察时，能在计算尺的每一个拐角处看到世界上最完美的直角。你把它侧向一面，它就能优雅地变身为华丽的细剑，伸缩自如，隐蔽无声。小女孩也能驾驭它，因为握着游标就如手执剑柄。在我的记忆里，这个小游戏和童年听到的故事难分彼此。我的头脑中总是残留着这样的画面：痛苦的亚伯拉罕差一点献祭无助的以撒时，他手里握着的正是一把可怕的计算尺。
我在父亲的实验室长大，个子较小的时候常在实验凳下玩耍，长高一点后就坐在凳子上玩。这个实验室位于明尼苏达州偏僻乡下的社区学院，父亲就在那里教授物理学导论和地球科学两门课，教了整整 42 年。他热爱他的实验室，我和兄长们也热爱那里。
煤渣砖砌成的墙面上刷着厚厚的乳白色半光漆。但如果闭目凝神，你还是能在伸手触摸墙壁的时候感受到粉刷层下水泥的质感。我还记得当初搞清楚黑色橡胶护墙板是用胶水粘贴到墙上的事，因为我用 30 米黄卷尺测量它的全长时，没在它身上发现一个钉子留下的洞眼。长长的实验操作台容得下 5 个大学男生肩并肩、面朝同一个方向而坐，黑色的台面如墓碑般冰冷，铸造它的材料仿佛能抵御时间的侵扰、不受酸灼锤敲（但别试图这么做）的影响。操作台结实稳固，你可以放心地站在它的边缘，岩石也无法刮伤它的表面（但别试图这么做）。
一排排操作台等距排列，上面整齐地分布着一组组银光锃亮的喷嘴。它们亮得不可思议，你得使尽全力才能将把手拧开 90 度。当你拧开标有“煤气”字样的喷嘴后，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它们还没通煤气。但如果拧开“空气”喷嘴，一股轻快的气流就会喷出来，惹得你想直接用嘴吸取（但别试图这么做）。这个地方洁净、空旷，但每个抽屉里都摆放着磁铁、电线、玻璃、金属，琳琅满目。它们各有各的用处，你必须理清楚。门边的柜子里有 pH 试纸，它类似魔术但更胜一筹，因为它能在展示奇妙现象的同时解开其中的谜团。卫生间里的液体是一口痰、一滴水、一滴沙士，还是一点尿液？你会发现， pH 试纸会因为其酸碱度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但血液不行，因为血的颜色会盖住试纸（所以别试图这么做）。这些不是孩子的玩具，它们是成年人的正经工具。可是，我父亲拥有一大串实验室的钥匙，所以我是个享有特别待遇的孩子，只要跟着他去实验室，就可以在任何时候玩这些设备。因为我向父亲提出请求时，他永远不会，也从来没有说过不。
在我记忆中那些黑暗的冬夜，父亲和我仿佛拥有了整幢科学大楼。我们就像国王和他尊贵的王子，信步其中。这座城堡占据了我们的全部心神，再无暇顾及冰封的王国。当父亲准备第二天的实验课时，我会跟在后头检查每一组预备好的实验用具，保证每个大学男生都能轻松地按照设定好的步骤完成实验。我们全神贯注地放置设备、维修故障，父亲教我如何有所准备地把东西拆开，观察内部的运作机理，这样它们坏掉的时候我就能修好它们。他教导我说，弄坏东西没关系，不会修才丢脸。
八点钟的时候我们开始走回家，这样能确保我九点前上床睡觉。我们会先在他那间没有窗户的小办公室停留一会儿。父亲的办公室朴实无华，我为他做的陶土笔筒算是唯一的装饰。我们在这里取下大衣，戴好帽子和围巾，还有母亲为我织的那些她年少时没有机会拥有的穿戴。因为父亲会把我们写秃的铅笔一一削尖，所以当我把穿了两层袜子的脚塞进厚实的靴子时，我会闻到温暖、潮湿的毛线混合着刨花的味道。他会利索地系好大外套，戴上鹿皮手套，并让我自己确认头上的帽子是否捂严实了两只耳朵。
父亲总是一天中最晚离开大楼的人。他要在过道里走两遍，一遍确保所有通向外面的门都已锁上，一遍关掉所有的灯。灯一盏盏地熄灭，我小跑着跟在他身后，逃离紧随而至的黑暗。最终走到后门口，父亲会让我伸长手拉下最后一排灯闸。我们走出去，他拉上身后的门，检查两遍，确保门已落锁。
于是，我们被门隔绝于外，一头扎入严寒。我们会站在卸货码头，仰视冰冻的苍穹，极目宇宙寒冷的尽头。我们会看到那些许多年前射出的光，它们来自热得无法想象的烈焰，今天仍在星河的另一端燃烧。人们曾以星座命名我头顶的星星，但我全部不认识，而且从未问起过它们的名字，尽管我敢肯定：父亲知道每一颗星星的名字和它们背后的故事。从很久以前开始，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习惯： 3 公里的归途，我们不发一言。沉默相伴是所有北欧家庭自然而然的相处模式，也许是他们最擅长的。
父亲工作的社区学院位于我们家乡小镇的西端，小镇横跨 6 千米，两头各有一个货车站。我、三位兄长和父母一起住在主街南段的一座砖房里。 20 世纪 20 年代，父亲就在此以东 4 个街区的地方出生；到了 30 年代，母亲也在此以西 8 个街区的地方长大。从这里往北走 160 千米才能到达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向南走 8 千米就可抵达艾奥瓦州（Iowa）的州界。
回家的路穿镇而过，途中会经过一家诊所。正是这里的医生帮母亲接生，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也正是这位医生时不时地为我做咽拭子测试，检查链球菌感染。继续沿着这条路走，还会经过水蓝色的水塔，这是全镇最高的建筑；接着会经过一所高中，这里的老师曾经是我父亲的学生。我们还会从长老会教堂的屋檐下走过。就在这里， 1949 年的主日学野餐会上，我的父母开始了第一次约会，之后于 1953 年结为夫妇， 1969 年带我施洗。每一个周日上午，我们一家都在这里度过，周周如此。而那些冬夜，父亲会把我高高举起，让我掰下粗壮的冰凌。我们继续走着，我会把冰凌当冰球踢，每走十步，它都会“叮”的一声撞上路边夯实的雪堆。
我们走上铲过雪的步道，走过保暖条件良好的私宅。住在里面的人家毫无疑问也共享着一种沉默，就如我们。每幢房子里住的都是我们认识的人。从还坐在婴儿车里到参加学校舞会，我和那些男孩女孩一起长大，而他们的父母也是我父母的儿时玩伴。我们已记不清何时相识，即使家教使然的寡言让我们对彼此知之甚少。一直到我17岁去外地求学，才发现世界上竟满是陌生人。
一头怪兽在小镇的另一端发出疲惫的叹息。听到它，我就知道时间已指向8点23分，火车正离开工厂，夜夜不辍。我听到巨大的铁制刹车紧了又松，一列空车皮开始向北曳步，驶往圣保罗市，在那里装满 10 万升卤水。火车会于第二天上午返回，这头筋疲力尽的怪兽又会长叹着卸下重担，把卤水注入深不见底的盐池，为工厂永不停息的咸肉生产提供原料。
铁轨南北走向，把我们的小镇切出一角，而坐落在这个角落里的，可能是美国中西部地区最大的屠宰场。每天都有近两万头牲畜被扔进这里的屠宰流水线，加工成食用肉类。
我家是少有的不直接受雇于这家工厂的家庭，但祖上却有很多人在那里工作过。我的曾祖父母和外曾祖父母加入了 19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挪威移民潮，他们几乎就像这个小镇上的每个先民一样，从挪威奔赴美国明尼苏达州。而我也像这小镇上的每个居民一样，对自己祖先的了解仅限于此。我怀疑，如果他们在欧洲那边一直生活得好好的，就不会移民到地球上最冷的地方，还干杀猪这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去追问以前的事。
我从没有见过我的祖母和外婆，她们在我出生前就已去世。我的祖父和外公分别在我4岁和7岁时过世；我记得他们，却记不起他们可曾直接和我说过话。父亲是家中的独子，但我猜测母亲应该有十个以上的兄弟姐妹，其中一些我从未谋面。我们家和舅舅姨母家几年才走动一次，就算他们有些人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小镇也是如此。我的三个兄长一个接一个长大、离开，我也未曾留意，因为我们可以好几天都找不到话说，这种状态对我们而言稀松平常。
北欧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在自己和家人的情感联系上制造鸿沟。这鸿沟由来已久，而且日益加深。你能想象在这样的文化中长大吗？你不可以过问任何人任何关于他们自己的事。“你好吗”事关个人隐私，你没必要回答。你被教导永远要等着他人先提自己的烦恼，同时不要向他人提及自己的烦恼。这一定是古老维京时代孑遗下来的生存技巧。在那些黑暗的漫漫凛冬，各家临近居住，物资紧缩，长期闭口不言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牺牲。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以为全世界所有人都像我们一样，所以，我走出家乡后曾感到过困惑。我遇到很多人，他们可以轻轻松松地嘘寒问暖，可这点滴温情，我却长年求而不得。于是，我不得不学着在另一个世界生存，这里的人是因为不认识才不说话的，而不是因为认识才沉默。
等到我和父亲穿过第四大街（或者我父亲口中的“肯伍德大道”，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孩提时代就认识这些街道。很久之后，这些马路才被重新编号，所以他从来都不用这些新名字），我们就可以看见自家宽敞砖房的前门。这座房子正符合母亲年少时梦寐以求的模样，父母婚后用了整整 18 年时间才存够钱买下它。我走得很快——要赶上父亲得费些力气——即便如此，我的手指还是冰冷，我知道，等暖和起来，手指一定会疼。一旦气温降到零下某度，世界上再厚实的手套都不能温暖双手，所以我很庆幸马上就快走完这段路。父亲用手压下重重的铁门把，用肩膀顶开橡木制的前门。我们走进家门，走入另一种寒冷。
题图来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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