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

内容简介

“谁代表欧洲讲话？”“德意志问题又来了？”“英国脱欧会带来什么？”“欧盟会崩溃吗？”“美国将往何处去？”在这样的一个个问题的引导下，历史学家温克勒带读者回到欧盟肇兴之初，或是美国建国之时，为每一个当下的问题寻找埋藏在历史线索中的源头。

西方仍是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而理解欧洲，需要理解其历史、思想。接续前作《西方通史》，在本书中，温克勒描摹了近年来西方遇到的挑战和困境，专注于近十年发生在西方的各类重大事件，但他的眼光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将自己毕生研究的西方历史之趋势与正在发生的历史相结合，为每个问题寻得的答案，并做出了自己的分析预测。

作者简介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 1938 年生于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现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图宾根大学历史学博士， 1970 年任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现任柏林洪堡大学当代史教授，是德国当代具有影响力的史学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十字勋章获得者、莱比锡图书奖获得者。

除本书外，温克勒教授还著有荣获莱比锡图书奖的四卷本巨著《西方通史：从古代源头到 20世纪》（Geschichte des Westens）、《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德意志史》（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Deutsche Geschichte）、《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Auf ewig in Hitlers Schatten? ）、《西方史：浩劫年代（1914-1945）》（Geschichte des Westens: Die Zeit der Weltkriege 1914-1945）、《魏玛：德国史读本（1918-1933）》（Weimar: Ein Lesebuch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1918-1933）等。

译者简介

童欣， 1982 年生，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助理研究员。曾于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研究德国现代化进程，后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从事合作研究，重点是冷战时期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关系。期间曾在弗里茨·蒂森基金会年会、德国马堡中德关系史会议宣读报告，并在《德国在冷战时期构建的外交和外贸关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论文数篇。

书籍摘录

第 6 章 欧洲 vs 美国？（节选）

就在 1830 年的巴黎“七月革命”之后不久，年轻的法国法官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与好友古斯塔夫·德·博蒙（Gustave deBeaumont）一起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他们向司法部请假旅行的正式理由是要去进行有关判决执行问题的研究。但实际上，托克维尔有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想建立起对美国社会和政治体系的个人判断，并据此撰写一本书。他此次旅行研究的成果即为四卷本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头两卷出版于 1835 年。

美国与欧洲究竟有什么不同？在求解这个问题时，托克维尔所认定的首要区别，是政治与宗教在美国及欧洲的不同关系。在他看来，英、美文明的特征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元素的产物。这两种元素在其他地方总是争斗不休，而在美国却能相得益彰，并会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相互结合起来：“ 在这里，我说的是宗教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这位自由派贵族对美国的描绘，恰好是欧洲的（特别是法国的）反面—启蒙运动在这些地方都要经过艰苦的，甚至是革命的斗争才得以完成。“ 在美国，正是宗教引领了启蒙（‘lumières’在法文原文中既有‘ 照亮’也有‘ 启蒙’的意思）。正是通过恪守上帝的律法，而使人类得以自由……这个宗教将资产阶级的自由看作对人类发展可能性的高贵表达，而且把政治领域视为造物主保留给理智活动的领地。这个宗教在保留给自己的地盘上是自由、强大和满意的，它知道，它的王国正因此而稳固，在此地它依靠自己的力量统治，而决不依赖其他任何势力的支持。而在‘ 自由’看来，这个宗教正是其童年的摇篮，是其权利的神圣来源，是其斗争和胜利的引路人。自由将这宗教视为风俗的守护者，又把风俗看成是法律的保证和自身生存的保障。”

在写下这几行文字时，托克维尔所想到的是清教徒留下的遗产。这些人在 17 世纪初乘着“五月花号”和其他船只从英格兰驶向“新大陆”，为的是逃避英国国教教会的压迫。他们对信仰自由的追求，是对其他自由权利和共治权利追求的源泉之一，但并非唯一的源泉。这些开路者还从英格兰带来了“无代表权不纳税”的原则、由议会决定税收和举行投票的权利—这些都是在他们的祖国已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东西，但英王却不愿意在北美殖民地施行。对英格兰人来说习以为常的事务还有无司法指令不得被随意逮捕的权利（由 1679 年的《人身保护法案》保证），与此类似的还有“制衡”的传统，以防止某些国家权力被垄断。

对日后的美国而言，欧洲所赋予的遗产并不仅仅只有马萨诸塞州和其他新英格兰殖民地所具有的激进加尔文主义，同样从旧大陆持续不断地传来的还有知识界的思潮。对启蒙思想而言，北大西洋算不上什么障碍。自然神论正是如此传来的，它认为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就放手任其运行，并不会有一位“人格神”插手某个人或整个人类的生活。这样一种宗教观念在弗吉尼亚种植园殖民地广为流传，这一带正是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的家乡。在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952 年出版的《美国历史的讽刺》（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一书中，他将新英格兰的加尔文主义和弗吉尼亚的自然神论称为深刻影响了新大陆居民早期历史的两大宗教—道德传统。“无论我们这个民族是从马萨诸塞州的还是从弗吉尼亚州的观念中继承了更多的精神遗产，我们都于此时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意识，从而分化成了一个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民族—上帝要用这个民族为人类带来一个新的开端。”

这种认为英国殖民地的居民乃上帝之选民的想法，早已由马萨诸塞湾殖民公司的首任长官约翰·温斯罗普于 1630 年在从英格兰驶向美洲的“阿拉贝拉号”（Arabella）的甲板布道中表达过了。温斯罗普提醒他的听众，他们自己应该意识到，他们很快将成为一座万民瞩目的“山巅之城”。这位世俗布道者所描绘的图景出自“登山宝训”。据《马太福音》记述，耶稣在山上对众人讲完虔信者的诸种福分之后，以此语收束：“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现在人们称之为“美国例外论”的思想，其实自有其宗教根源。作为一种有政治色彩的神学观念，由上帝拣选“救世民族”的这个神话有多种用途。它构成了在19 世纪、20 世纪之交鼓吹“美国帝国主义”的阿尔伯特·J. 贝弗里奇（Albert J. Beveridge）的精神内核。这位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议员在 1900 年 1 月 9 日的演讲中，以上帝之名宣扬美国有领导世界的权利：“神已从万民之中挑选出美利坚人民作为他的选民，预备让他们来领导世界的重生[3]。这是美国的神圣使命……” 无论是否诉诸上帝的召唤，这种自己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信念都是存在的。就好像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 1917 年 4 月 2 日对德意志帝国的宣战声明中所讲的那样，此使命就是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民主制度得以安生的地方。6 而且在 21 世纪初，还有一位继承了威尔逊职位的号称“基督再世”的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牢牢认定他的国家负有神圣历史使命，要在“反恐战争”中打败世界各地的邪恶势力。

不过，今天的美国从殖民地时期继承的宗教遗产并非只有早已世俗化了的使命观念。其他遗产，还包括了自由教会对一切形式的国家教会的拒绝，以及基督教观念对美国政治文化的长期浸润。一个公开的不可知论者（更不用说无神论者）去竞选总统的事，直到今天都不可想象。与欧洲，特别是与世俗化的法国不同的是，美国的政治语言中充满了带有宗教色彩的说法。法国总统们常常喜欢用“共和国万岁！法兰西万岁！”结束其演讲，而美国总统们用的总是“上帝保佑美国”。

今日大西洋两岸的差异，可追溯到 17 、 18 世纪的早期历史。在这方面，托克维尔特别强调了构成政治体制的方式和方法。“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政治体系都是在社会上层开始生发，然后逐渐地、不完整地向下面的社会层级传递。但是在美国，可以说是正好相反：社区的形成先于各县，各县先于各州，各州先于联邦。”托克维尔于 1830 — 1831 年游历美国时正值安德鲁· 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当政，他在此感受到的自由和平等的水平要高于欧洲，《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将这归因于此地并无享有特权的贵族。他说美国人“从来就不知道奴才与主子之间的区别。而且，由于他们相互之间既不彼此害怕，也不彼此憎恶，所以他们也从来不需要一位统治者来逐条处理他们之间的事务。美国人的命运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已经从英国贵族那里拿来了个人权利的理念和热爱地方自由的思想，而他们能保有两者正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去与贵族进行战斗”。托克维尔讲出此言约 120 年后，美国历史学家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称美国之所以在 19 、 20 世纪与欧洲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最具决定性的原因正是美国没有封建传统。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恰恰是与贵族及其特权之间泾渭分明的区别唤起了市民阶层的自我意识，这种区别成了他们身份的标记，他们由此将自己的利益与其他不能享受特权的社会阶层联系在一起，因此“第三等级”实际上也承担了为市民阶层以下的各社会阶层发声的使命。

对此发出最强烈抗议的是 19 世纪出现的劳动者的代表，他们已经在与资产阶级的战斗中决定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且，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从封建时代的传统中找到了团结联合的形式。在美国，由于并不存在拥有特权的贵族，所以也没有出现欧洲式的市民阶层意识，于是也就没有无产者的阶级觉悟。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哈茨在他的结论中如是说：“美国这种既没有封建传统，又没有社会主义传统的独特发展路径并非一种巧合。遍布于西方世界的社会主义有隐而不彰的渊源，人们可以在封建社会的习俗中找到它。是‘旧制度’启发了卢梭，然后这二者又一起启发了马克思。”哈茨这番机智的分析并不只是恰好回答了德国国民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06 年在其著作的标题中提出的著名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他同时还为大西洋两岸在福利国家政策上的差异提供了一种解释。在欧洲，19 世纪由国家施行的社会福利政策，是继承自近代早期绝对主义王权的“善政”传统：对拿破仑三世而言是这样，对俾斯麦（Bismarck）来说也并无二致—他将自称为“乞丐们的国王”的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βe）视为自己的榜样。美国并没有这样一条绵延不断的线索。相反，在那里口耳相传的是自力更生的精神，就像他们在开拓者时代所践行的那样。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时代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总统也开始在美国建立起一套有国家干预的社会福利体系，很快他就不得不回击那些说他是在美国搞社会主义的指责。 80 年后，受到右翼民粹主义的茶党支持的保守共和党人，又将一样的标签贴到了推行全民法定医保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身上，同样意在诋毁他的声誉。

欧洲绝对主义的另一份遗产是“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马克斯·韦伯将这一垄断视为现代国家体制的首要特征。在美国的开拓者社会中，发展出这样一种无远弗届的国家权力是不可想象的。在美国，持有武器的权利被视作个人自由的保证。1791 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还保障人民有备有及佩带武器之权利，而且其理由是“一支组织良好的民兵对一个自由国家（Staat）的安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样一个修正案至今仍是武器拥有者强大的联盟—美国全国长枪协会—的立身之本，正是它使得该协会能一再阻挠美国总统们一切想要管制武器的尝试。同样泥古不化的，是美国许多州对死刑的坚持。这里起作用的，是对于报复一事的《旧约》式的肤浅理解——这显现出：在美国，人权和民主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程度比欧洲要轻，因为在欧洲的某些国家，死刑甚至早在二战结束后就已经被废除了。

欧洲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把美国视为“文明世界”中与自己等量齐观的伙伴。在19 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美国与旧大陆之间的关系都显得暧昧不清：美国看上去有无限的可能，每个人都有向上爬的机会，拥有大胆的商业精神，是个令人钦佩的、享有民主的自由国家；但在文化上，欧洲却总是把美国想象为粗野、蛮荒的开拓者之地。直到 19 世纪末，这种想法才有所转变。物质上的丰富、政治上权势的扩张、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智识上的潜力、美国社会中的现代性和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大令人畏惧的工业强国的事实，都会让人在冷静的思考之后将欧洲人的自负抛到九霄云外。从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至少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已经不分彼此，同被视为“西方”的一部分。自美国于 1917 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法国和美国更加感觉到它们在政治上拥有基本的共识：这三个西方民主国家中的大国都把自己视作文明进步的捍卫者，共同反对奉行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德意志帝国。

德国尽管在 1918 年战败之后也拥有了一种民主制度，但正是这种情形让这个新开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负担：由战败而得来的民主，使德国滋长了对西方的深深恨意—对美国恨得尤深：因为正是这个鼓吹威尔逊民主和民族自决的国家让一种“城下之盟”成为可能。 1933 年到 1945 年的“德意志灾难”之中的桩桩件件，可以说是德国拒斥西方政治思想的高峰，这是德国在 20 世纪对西方的第二次拒绝，而且这一次失败是如此之彻底，以至于连德国人也能完全接受这样的洞见了：西方已经超越了一切差异构建起了一个文化上的统一体，如果欧洲还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依赖美国。

但自二战结束以来，某种暧昧不清的东西也附着在欧洲与美国的关系之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里，“ 反美利坚主义”很突出地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倾向—美国被斥责为文化扁平化和大众化的渊薮。而到了 1945 年之后，“ 抨击美国”一事的主导力量转移到了左翼一侧：并非只有共产主义阵营才将美国骂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人们普遍对美国技术的效率之高，美国通俗文化的吸引力之巨感到惊讶，这种吸引力从好莱坞电影、漫画［ 如《捣蛋鬼》（The Katzenjammer Kids）、《超人》、《米老鼠》、《唐老鸭》］毫无间隙地延伸至国民饮料可口可乐和流行音乐—美国简直就是“ 摩登”的化身。

题图来自：hippo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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