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巴克图》
内容简介
在撒哈拉沙漠的边缘，有一座堪比敦煌的古城，它叫作廷巴克图。那里曾是声名远播的学术文化中心，留存着珍贵的古阿拉伯文手稿。在历史的动乱中，手稿被摧毁、掩埋，直到 1984 年，一个名叫阿卜杜勒·卡迪尔·海达拉的年轻人横穿撒哈拉沙漠，沿尼日尔河搜集、保护和修复手稿，廷巴克图的文化传统得以复兴。然而，威胁再度降临。 2012 年，恐怖组织占领廷巴克图。为使手稿免受极端分子的毁坏，海达拉再次踏上冒险之旅，密谋将手稿偷渡出城。
作者简介
约书亚·哈默（Joshua Hammer），美国知名记者。 1988 年加入《新闻周刊》，先后在五大洲不同城市担任该杂志的分社社长，并长期为《GQ》《纽约客》《纽约时报》《国家地理》《大西洋月刊》等媒体撰稿，曾获包括美国国家杂志奖在内的多项新闻业大奖。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哈默就开始 关注马里战乱，多次前往廷巴克图、巴马科等地采访，被誉为“对马里恐怖主义报道最深入的记者”。
书籍摘录
从圣战分子攻占廷巴克图的第一天起，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手稿保护专家艾米莉·布雷迪就一直催促海达拉将城里的手稿撤到马里政府掌控的区域。但海达拉总是给她同样的答案：“时候还未到。”他不能忍受将这些手稿重新分散在各个角落，他可是费尽千辛万苦才将它们收集起来的。他坚持认为，廷巴克图才是数百年来创造、交换、保存这些手稿的地方。但是到了后来，海达拉意识到，他不得不将手稿全部搬走。
“你得想法办把它们弄出来。”西方国家的大使馆官员，以及海达拉在欧洲和中东的几位赞助者纷纷向他提出建议，“他们是穷凶极恶之人。没有摧毁这一切，他们绝对不会离开。”
2012 年夏天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促使海达拉迈出最后一步，数月以来，他一直犹豫不决。 7 月的时候，廷巴克图城里的圣战分子依然到处为非作歹，摧毁了十几座苏菲派神龛。 8 月，利比亚的瓦哈比教派（又被称为纳吉迪）到处作乱，甚至超过了他们在廷巴克图的同伙。他们在的黎波里老城的一个苏菲派墓园里捣毁了几十座坟墓，在米苏拉塔捣毁了三座坟墓，接着又在的黎波里毁掉了三座陵墓，并在地中海沿岸城镇兹利坦推翻并炸毁了一座属于 15 世纪苏菲派学者的神龛，也是在同一个城市，他们还轰炸市里的清真寺和当地阿斯马里亚大学的图书馆。炸弹落在图书馆后，引起一场大火，馆内成千上万的手稿一瞬间燃成灰烬。“显而易见，这些极端分子的所作所为——挖掘古墓、捣毁清真寺等——跟伊斯兰传统教规与学者的言论是南辕北辙的。”利比亚伊斯兰教法权威、该国逊尼派穆斯林社会的精神领袖阿卜杜勒拉赫曼·加里亚尼这样表示。他极力想牵制、阻止“萨拉菲斯特组织”的罪行，但结果是徒劳无功的。无疑，这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行动已经预示了廷巴克图将要面对的命运。
海达拉回忆说：“我那时就知道，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雪上加霜的是，马里北部的经济开始崩溃，廷巴克图的法律和秩序也随之瓦解，这大大增添了海达拉的压力。牲畜交易和屠宰是该地区的主要经济支撑，但是图阿雷格族人以及阿拉伯牧人因为担心被指控与入侵的极端分子互通关系，纷纷赶着牲畜逃离廷巴克图。阿拉伯人与图阿雷格族人合起来组成了廷巴克图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阿拉伯商家用木板将商店封了起来——圣战分子攻占廷巴克图后对城里进行第一轮洗劫时，许多店面其实都已被抢劫一空。旅游业也早已凋敝、萎缩，更不要提已经停滞的当地市政服务。各家银行也被抢劫，客户已经无法再从银行里取到钱了。廷巴克图的许多居民只能依靠他们在巴马科或是莫普提，以及其他南方城市的亲戚朋友的周期性接济勉强度日。失业率显著上升，贫困情况愈加严重，偷盗与抢劫事件四起。不法分子组成的团伙闯入私人民宅，顺手牵走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恐慌袭击了整个城镇。”艾米莉·布雷迪这样回忆着，“我们说：‘这下好了，等抢完了这些东西，很快就只剩下那些手稿可以抢了。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把它们运走。’”
布雷迪很快就捕捉到一个机会：7月底，世俗图阿雷格族叛军从廷巴克图逃离。在人手短缺的情况下，圣战分子不得不拆除廷巴克图和政府领地之间的大部分检查站，最后只留下两个检查站。通往南部的道路控制设施几乎全部被撤除。
“是时候了。”布雷迪告诉海达拉。
“是时候了。”海达拉表示同意。
布雷迪每年都会在巴马科待上大半年，到现在也保持着这个习惯。在她那洒满阳光的餐厅里，她和海达拉面对面坐着，讨论摆在他们面前的挑战，即如何安全且迅速地送出这些手稿。他们很清楚，要将成千上万卷价值连城却又脆弱无比的手稿运过长达六百零六英里且地形不可预知的路段，无疑是非常危险且代价昂贵的。他们需要雇用运送员和司机，还要租数百辆卡车、四轮驱动车和出租车。他们还需要足够的现金来贿赂相关人士，购买备用零件，修理车辆，光是给车辆加油就需要一笔钱。布雷迪估算了一下，大约需要七十万美元。之后，她便和海达拉尽力联络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熟人。在援助计划刚实行的时候，捐助者们都犹豫不决，但见识到了圣战分子们残忍无赖的真正面目后，大部分人都急于做出贡献。海达拉最慷慨的捐助方，即迪拜的朱马·阿勒马吉德中心，就捐助了十万美元。救援人员也即刻向其他长期支持者发出求救信息，其中包括荷兰的克劳斯王子基金会。“我们走投无路了。”布雷迪说。一笔十三万五千美元的赠款已经到位。 Kickstarter 上的活动又筹集到了六万美元。荷兰国家彩票公司——荷兰最富有的文化基金会之一，也向巴马科捐赠了二十五万五千美元。
布雷迪又转向了荷兰政府发展局在巴马科的一名主任。自从军事政变之后，欧盟禁止向马里政府提供双边援助，因此，欧洲各国驻马里的代表处还有大量未支付的款项。荷兰又拿出了十万美元。 KeyBank ——一家总部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美国地方性金融机构——通过电汇的形式，将这些捐款汇入马里的银行，并分别存入廷巴克图城里几位值得信任的商人在巴马科的账户里。然后，这些商人再根据需要，将现金取出，交给海达拉的团队。
在廷巴克图，穆罕默德·杜尔四处寻找坚实耐用的四轮驱动汽车，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因为城里的车几乎没有状态好的——找到车后，他又招募了驾驶员和运送员。艾米莉·布雷迪和海达拉不愿意反复使用同一批人，因为他们经常出现的话，很可能会被认出来并被逮捕，因此，他们建议穆罕默德·杜尔尽可能地多雇用一些运送员。最终，杜尔找到了数百位运送员，他们大多数是青少年，是廷巴克图城里众多图书管理员的儿子和侄子——很显然，他们在忠诚度上不存在任何问题。
8 月下旬的一个拂晓时分，穆罕默德·杜尔将一辆丰田陆地巡洋舰停放在廷巴克图城里一所比较安全的民宅前，然后从这里搬出五个大箱子，里面装着之前从海达拉家族纪念图书馆里运送过来的大约一千五百卷手稿。每个箱子都长约四英尺，宽两英尺，高两英尺，最多可以装下八层手稿——从单张或对开口的夹页，到有皮革封面的厚手稿都有。他在这些箱子上盖了一条毯子，然后爬上车，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杜尔的这次行动是试探性的，其成功或失败将决定手稿拯救行动的未来。
当他们驶离这座民宅时，一股寒冷的沙漠风刚好吹过。天空已经大亮了，他们一路往南行驶，陆续经过前身为马里商业银行的“伊斯兰警察”总部、主街道两边曾经红极一时现在已荒凉不堪的宾馆，然后通过了南边的大门。在廷巴克图南部郊区的第一个检查站里，戴着头巾的圣战分子朝杜尔挥手，示意他通过。他们接着又通过了市政机场，到这里，城里的公路就到头了。他们把车开上渡轮，渡过尼日尔河，然后在通往南部的一条沙路上畅通无阻地开了好几个小时。一路上，地势起起伏伏，眼前所见的是干涸的河床、枯草堆、散乱的仙人掌和矮树丛。在一个名为杜恩扎的集镇上，他们遇到了圣战分子布置的第二个路障。杜尔装作毫不知情地朝圣战分子挥了挥手，然后直接开过了检查站。
不久之后，他们来到尼日尔河岸边一座叫作孔纳的小镇，城镇里泥屋林立，到处是迷宫似的小巷，还有一座小型清真寺，是仿照杰内大清真寺修建的。孔纳是马里政府辖区的起点。杜尔给海达拉打了电话，说他们已经处于安全地带，让他安心。然而，就在控制线的南边，他对安全的幻想被打破了。在边境以南三十四英里的塞瓦雷，马里军队拦下了他们。这些军人急躁不安，士气低落，对任何从北部被占领区来的人都心存疑虑。
士兵们看了一下后车厢，问道：“你们运了什么？”并用枪指着杜尔和司机的胸膛，命令他们下车。“把东西拿出来。”杜尔跟他的司机只好将手稿从后备厢中一箱接一箱地取出来。
“这里面藏着什么？你们是在走私军火吗？”
“没有，长官。”杜尔结结巴巴地说，担心他会被投入监狱，或者，现在是战时，他甚至可能会被当场枪毙。
“你是间谍？圣战士？”
“不是，长官。”
士兵们用枪托撬开箱子上的锁，粗暴地取出好几卷手稿，粗鲁地乱翻着脆弱的书页。杜尔就这样看着他们粗暴地对待珍贵的手稿，却一声也不敢吭。杜尔感觉非常沮丧、愤怒，但是他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到了最后，他们终于告诉他可以离开了。在塞瓦雷，他给司机结了账，又雇了一辆新车。从廷巴克图出发后，一路上都是沙道和土路，长途奔波已经破坏了汽车的悬架、转向箱和减震器。此外，他也担心之前那些扣留他的士兵会将车牌号记下来交给他们在南部的同伙，这样的话，他很可能会被再次拦下。
这一次，他们避开了前往巴马科的主路，以免遇到更多的军事检查站。他们沿着红土小路往前开，一路上都是枯瘦的荆棘树和黑色的石灰岩，偶尔会看到路过的牧羊人赶着他们的羊群，鲜有其他的生命迹象。因此，司机一再迷路。交错的小径让人迷乱，更糟糕的是，由于负荷超重，四轮驱动车只能低速行驶，在这望不到尽头的荒漠中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两次故障。他们之后来到了河边的塞古小镇，它位于巴马科北边一百四十英里，城镇虽然破旧，但是让人愉悦。路上的摩托车、驴车非常忙碌，一些印刻着殖民时代标志的别墅散布在城里。杜尔和他的司机来到了另一个检查站，这个检查站用一些四英尺高的金属油桶堆砌而成，挡住了马路。“这是什么？你在做什么？你在走私什么？”这些士兵询问道。再一次，杜尔无助地看着士兵们用枪托打破了锁，并逐个翻看手稿。他之后将手稿整理好，又雇了另一辆车，然后重新上路。此时，他真的已经受够了。杜尔于是决定，为了不再受到骚扰，唯一的办法就是雇用士兵护送他。
在塞古郊区，他找到一个军事哨所，自我介绍后，他说明了来意，并与当地的指挥官聊了一会儿。他跟对方说：“我需要两辆载有士兵的车陪同我通过检查站。我可以支付优厚的酬金。”指挥官组织了车辆和士兵。如今，杜尔的身前身后都有军车相互照应，他们马不停蹄、畅通无阻地开了一百四十英里，到了巴马科。凌晨1点，杜尔将酬劳付这些陪同的士兵，并与他们一一握手告别，然后他们返回塞古。杜尔继续驱车往前，即将通过一座呈泥棕色的双拱城门，这座城门建筑上有很多跟杰内大清真寺一样的装饰。就在这个入口，有士兵在搜查任何一辆想要进城的车辆。杜尔再一次被拦了下来。筋疲力尽、饥肠辘辘的他被带到一个军事营地肮脏的牢房里，不给吃也不给喝，之后进行了好几次审讯。他们允许杜尔打一个电话给海达拉，海达拉在天亮的时候带着茶和面包赶到监狱，和杜尔在牢房里一起吃了饭，然后将准备好的“礼物” 送给了看管监狱的人，杜尔才被无罪释放。
这是一场可怕的磨难，差不多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而杜尔刚把手稿交给海达拉，他又立即赶往廷巴克图，准备下一次运送的行程。在整个手稿拯救的过程之中，杜尔在廷巴克图和巴马科之间往返了三十多次，亲自拯救了数万卷手稿。运送行程一次比一次轻松，因为士兵和警察都能很快认出他，并且每次都欣然接受他的贿赂，让他安全通行。
海达拉每天都会去巴马科北缘的城门，有时一天得去五次，去那里进行漫长的谈判——而且每次都要准备贿赂的礼物——以便让他的运送员可以顺利地通行。有些运送员回到巴马科后，因为过度惊吓，会选择只参加一次任务就中止，但大多数人仍然坚持到了最后。海达拉在巴马科的支持者们把抢救出来的手稿暂时放在自己家里，直到找到更持久的解决办法。藏在廷巴克图安全民宅中的手稿大概共有三十七万七千卷。在头九十天的时间里，就约有四分之三，即二十七万卷手稿被运走。尽管检查站的士兵粗暴地对待这些手稿，但最后，它们还是奇迹般地完好无损。
7 月，圣战组织控制了廷巴克图，并制定了伊斯兰教法统治，海达拉接来他的妻子和三个小孩。他们两天后抵达巴马科，在全新的环境里陷入了困境。流离失所的亲戚朋友挤满了房间，外面的街道嘈杂而肮脏，混杂的混凝土建筑毫无生气，摩托车整天在街上呼啸，排放着难闻的尾气。海达拉的妻子曾在廷巴克图度过了大部分时光，除了大学生涯之外，她几乎都待在廷巴克图。在巴马科的新家里，她变得忧郁，很少出门。可是，海达拉却无暇将注意力放在家人的需求上。手稿拯救行动、他作为廷巴克图手稿主人和运送员的责任感，以及他对自己手稿档案馆的依恋，可以说已经占据了他的全部心思。几个月后，他回忆说：“我那时真的是有太多烦恼了。他们已经把一切交托给了我。如果他们的手稿发生任何意外，那都是我的责任。”
“我看到他爱护着他的手稿的样子，便知道它们与他那种直接的、亲密的关系，”艾米莉·布雷迪说，“就像跟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密。”
每天似乎都有新的危机出现，或者拯救行动有被曝光的危险。就在手稿秘密运送行动进行到高峰期时，一天早晨，当海达拉的外甥杜尔正要离开廷巴克图的时候，他的好运似乎到了尽头。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警卫拦住了他的车辆，搜查了后车厢，发现藏在毯子下面的箱子里装满了手稿，便用枪口指着司机，命令他将车头掉转过来。“伊斯兰警察”将这些箱子和穆罕默德·杜尔一起转交给了阿布·扎伊德。这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想尽一切办法打电话给所有有关系的人，让他们想办法帮他逃过这一劫。
津加里贝尔区的区长易卜拉欣·哈利勒·杜尔是危机委员会里非常有影响力的成员，也是海达拉的密友。他与委员会主席来到行政总部，再一次拜访了阿布·扎伊德。两人都再次为穆罕默德·杜尔担保，并“保证”手稿只是从廷巴克图运出去进行修复。“只是为了去进行修复，修复完了他们会将手稿再带回来的。” 哈利勒·杜尔这样向圣战组织头目做出承诺。也许阿布·扎伊德脑海中还在筹划着其他的事情，或者他对哈利勒·杜尔很有好感。“他相信了我们， 我们是他在廷巴克图城里与民众联系的唯一通道了。”哈利勒·杜尔回忆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阿布·扎伊德愿意接受哈利勒·杜尔的说辞。让危机委员会成员非常惊讶但也让他们松了一口气的是，仅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这名廷巴克图的埃米尔就释放了海达拉的外甥，允许他带着装满手稿的箱子继续上路。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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