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

内容简介

本书以历史脉络为经，以全球视野为纬，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理论资源的活水源头保持开放性的互动，又强调社会传播分析的辩证性、具体性、互补性和条件性。

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的“内眷化”，使国际传播成为“美国的”国际传播，不是“国际的”国际传播。作者试图联系在地经验与全球视野，以重建国际传播的知识论与方法论基础，一方面促进国际传播的“国际化”，赋之以丰富的“文化性”，一方面加强华人社会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文献的对话，以期获得彼此“境界的交融”。

美国主流传播研究不但有“国际真空”，也有“历史真空”。作者抉微钩赜，借助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和方法分疏近代中国新闻史上若干重要的脉络，在国际格局下动态地追寻人物事件、结构过程的同与异、常与变。

作者以纵横中西的学术生涯见证了半个世纪的传播研究，并从反思中提供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作者简介

李金铨，台湾政治大学“玉山学者”，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曾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中研院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国际传播、媒介政治经济学、媒介与社会、新闻史，以及传播的社会理论。在学术道路上孜孜求索四十年，穿梭传播学的时空脉络，远近纵横。 2014 年获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颁费雪导师奖（B. Audrey Fisher Mentorship Award）， 2018 年获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颁终身成就奖， 2019 年获选国际传播学会会士（ICA Fellow），同年获颁中国新闻史学会卓越学术奖。

书籍摘录

第七章 报人情怀与国家想像（节选）

历史学家帕辛（Herbert Passin）论断，第三世界国家（包括经济落后的文明古国）霍然惊醒于外在世界的存在，在帝国主义的欺凌与威胁下，产生了民族自觉，因此近代新闻业的兴起可以说几乎完全是西方的影响。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报刊的主调是“救亡图存”，其三部曲是启蒙、革命和追求国家现代化。这是中国文人论政的报国情怀。帕辛说：

在现代文化和民族发展初期，过去的还像现在那么鲜活，新的（东西）却在向还没有彰显的奥秘挥手，这时“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就出现了。

帕辛想到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和鲁迅等承先启后的例子。帕辛所依托的“现代化理论”一直遭受批评，但就中国近现代报业的轨迹而言，先受西方传教士影响，又向日本和欧美取经，帕辛诗意般的比喻倒是符合史实的。

余英时教授说，自从 1905 年废除科举以后，中国的知识阶层逐渐边缘化，传统士大夫转型为现代型的知识人，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始终没有减少，于是透过报刊、大学和学会干预政治。中国文化传统看重知识阶层的角色与情怀，这一点连西化派领袖（如胡适、丁文江、傅斯年）也不例外。《报人报国》的“报人”是泛称，而不仅限于特定的职业角色。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士、学者、报人往往角色交叉混杂，文士、学者在报刊论政或兼职，报人在大学教书，都非常普遍，不像现代西方专业化报刊的角色那样泾渭分明。梁启超固然以言论启迪民智，以胡适为首的知识群体（从《努力周报》到《新月》到《独立评论》）、他的同辈论敌（陈独秀、李大钊），乃至下一辈储安平的《观察》，还有围绕着这些刊物的几百名投稿人，几乎都是著名学者兼政论翘楚。直到《申报》中期、《大公报》以及《世界日报》，虽然开始了报人职业化的势头，加强新闻采访面，但言论始终是摆在第一位阶，报人首先追求的还是言论上一言九鼎，主笔地位始终高于记者。

文人论政，报国情怀。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界定民族国家为“想象共同体”。这篇导读用“国家想像”为题，倒不是要学某些时髦的“后现代主义者”特意强调国家的虚构面，从而企图以边缘的地域、族群或身分去瓦解“中国性”。《报人报国》旨在考察报人到底“想象”有哪些方案、思想、办法可以拯救一个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内忧外患的文明古国。葛兆光有力地指出，中国自从秦汉以来，即使有分有合，版图或大或小，但历史是绵延不绝的；尽管边缘随着国力的消长而向内或向外移动，比较模糊，但中心一直是“秦汉故地”，清晰稳定，而且从宋代起就有近“民族国家”的意味。因此，他反对硬套近代欧洲才形成的“民族国家”概念以解读（解构）中国。在《宅兹中国》以后，葛兆光又出版《何为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和《历史中国的内与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继续展开更有系统的论证。事实上，近现代中国史一直随着“救亡图存”的主调旋转，报人对亡国、亡天下有切肤之痛，也普遍认同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皆以中国为安身立命的“实在”共同体，绝不会把它当成一个抽象而缥缈的建构。根据李欧梵的研究，中国文人和一般知识人对于“现代化”的想象一直是相当实在的，不是虚无的遐想。这些救国方案从自由主义（包括杜威［John Dewey］/胡适的实践主义［pragmatism］）、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包括从英国引进温和的费边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乃至激进的共产主义），不一而足。但中国思想界病急乱投医，主义驳杂，问题混乱，各种势力的滋长与斗争，更反射报人的热情与无奈。

在 1949 年以前，中国近代报刊大致有三个范式：一个是以《申报》《新闻报》为代表的商业报，第二个是国共两方面的党报，第三是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专业报。商业市场勃兴是报纸专业化的原动力，这在美国报业发展史上看得很清楚。《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商业运作都相当成功，但《大公报》更受知识人尊敬。《大公报》自称是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的工具，不惜高薪养士，希望办成《泰晤士报》般的影响力；但它怀疑商业和金钱的腐蚀力量，因此极力维持儒家自由知识人“轻财重义”的作风，认为言论独立必须来自知识分子的良心，高悬“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原则，是中国新闻界最高的专业和道德标杆。除此三类报刊，还有许许多多风花雪月、有闻必录的猎奇“小报”，为文人所唾弃，但近年来有学者为它们洗冤，肯定它们的价值。当然，任何分类都不能绝对化而导致非白即黑，当时许多大报也以小报作风吸引读者。

《报人报国》是《文人论政》的续篇。《文人论政》自从出版以来，引起台海两岸和香港跨领域学者不少深刻的回响，使编者和作者深受鼓舞。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连同传播研究中心，再度邀请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美国部分历史、文学和传播学者共济一堂，继续研讨，促进华人学术圈跨学科的不断对话，庶几“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熹语）。《报人报国》是这次会议的成果。本文将“报人情怀”与“国家想像”相联系，以便说明全书涵盖的主题和讨论的范围。

在近现代中国（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报刊环境中，“报人报国”的“国家想象”如何落实或落空？在文人论政的历史脉络下，自由主义是如何获得理解的？本文准备从七个问题勾勒各篇章的旨趣，建立其内在联系。这七个问题是：（1）自由主义及其商榷，兼及美国“进步运动”的影响；（2）报人的实践与困境；（3）民族与民主的矛盾；（4）延安党报范式的建立；（5）报刊与政权递嬗的关系；（6）历史研究、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7）报刊的公共领域在哪里？最后我希望把《报人报国》与《文人论政》姐妹篇连成一气，建立有机的联系。

一、“自由主义”及其商榷：“进步运动”的余波荡漾

近现代中国报人最关注的问题，历来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现代化，而以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为次。民族与民主的辩证关系暂留后再论。现在涉及的，是中国报刊对于自外引进的“自由”与“民主”两个概念，语意混淆，歧义丛生。桑兵教授警告，“自由”（liberty或freedom）一词于 19 世纪上半叶从日文移译过来时，未曾深究背后的来源，以致到了中国变成滥用词，连革命、专制都可以用“自由”来包装。同盟会的分支“自由党”提出民生主义，便有社会主义的色彩。民初政局混乱，党派林立，报纸互相攻击对方，完全没有道德规范，表面看似自由，其实任意妄为。当时言论自由没有保障；自由的背后应该是责任，即使言论自由获得制度的保障，也未必保证人们会有负责任的自由言论。王汎森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模糊、附会、飘忽不定，当时左右夹杂，不是非黑即白，也不互相排斥。毛泽东早年阅读的书刊左右并存；蒋介石在五四时期也阅读《新青年》《新潮》，而且想游学欧美；傅斯年曾在《新潮》介绍过俄国的社会革命；罗家伦念北大时，和李大钊过从甚密，主张俄国革命是最新的思想潮流，即将成为世界潮流。

高力克教授以个案分析号称自由主义者的“哥大四杰”。胡适从政权的批评者，转为体制内的诤言者，终于和国民政府温和合作；九一八事变以后，蒋廷黻于 1936 年入阁，“论”而优则仕；罗隆基热衷实际政治，后来接受了拉斯基（Harold Laski）的费边社理论，加入国社党和民主同盟，最后更走向了反对派；而徐志摩选择远离政治，独自走上文学的道路。留美归国学人也许相信自由主义的抽象理念，但总怀疑它是否适合当时的中国。钟鼎山林，人各有志，哥大毕业生各走各的阳关道，这是自然不过的事。高教授所刻画的正是留美知识人心路历程及其政治道路的几个典型。知识人在个人自由与国家重建的矛盾中煎熬，左右摇摆，忽左忽右。倒不是他们骑墙，也不是没有主见，而是任何思想的发展必然需要一个过程；各种主义一窝蜂涌入中国，思想界对这些新生事物一知半解，根本来不及消化，更遑论达成共识。

章清教授追溯“中国自由主义”的命名，最早原是被政敌所戴的一顶帽子，颇有贬义，后来才逐渐为知识人所接受。所谓“自由知识分子”，立场笼统而分歧：有人根本不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也不以为然；有人开始不肯认同这个身分，随着时势变化才开始慢慢接受；有些“自由主义者”甚至有条件接受独裁专制。胡适的《努力周报》和梁启超的研究系有龃龉，但研究系和梁启超自以为是“自由主义者”。即连“胡适派”的成员，有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不完全是自由主义者。丁文江同胡适一起办《努力周报》（1922～1923）和《独立评论》（1932～1937），但他原属于研究系的，和胡适立场未必完全一致。罗隆基、闻一多和梁实秋这些清华校友，自美回国后，一起参加以胡适为首的《新月》（1928～1932），但他们在美国留学期间发起的“大江会”（1923）却信奉国家主义。后来梁实秋转入自由主义的阵营，罗隆基却加入国家社会党，转民主同盟。抗战后期，西南联大许多英美派学者纷纷左倾，闻一多尤属激进，他们算不算是“自由主义者”？衡量谁是“自由主义者”，如果从自我认定的角度，可能与“后设”概念的解释大相径庭。至于陈寅恪浩叹“最不自由是文人”，又当别解。总之，标签贴得这么乱，令人不禁想起法国大革命的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义以行！”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多半是书斋型精英，咄咄书生，空有理想，只能纸上谈兵，既没有组织力，也没有行动力，在整个中国茫茫人海中不啻是孤岛；不论从出身、教育背景和关注的问题来说，他们和社会底层几乎完全是脱节的。但他们背腹受敌，布尔什维克者骂他们保守，保守派骂他们激进。 1930 年代以后，有些文人进入政府体制，虽有报国情怀，却未必有政治手腕，有的在宦海倾轧中浮沉，丧失理想；更大多数文人论政而不参政，与权力中心若即若离，在政治势力的夹缝间单打独斗，最终怎能不头破血流而以失败收场？

在整个知识群体中以胡适的“自由主义者”身分纵然最硬朗，他的思想也不是一蹴而成，而是经过不断发展修正。我们知道，胡适曾于苏维埃革命以后九年（1926），访俄三天，盛赞其“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胡适反对以阶级斗争为手段，但他自称是“新自由主义者”或“自由的社会主义者”。胡适向来主张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不讲没有证据的话，不讲言过其实的话。游俄短短三天，可以说什么也没有看到，顶多得个浮光掠影、吉光片羽的印象，发表随感或杂文则可，怎能对这么重大的问题做出仓促的结论？如此轻率，显然不符合胡适严谨的个性，可见这次短暂旅行观察不过给他一个机会，印证平时累积的想法而已。前一年（1925）徐志摩访俄，美梦破灭，获得与胡适完全相反的结论。胡和徐两位书生，争论得颇斯文；胡适后来与蒋廷黻等人在《独立评论》为民主与新式独裁展开辩论，都应该看成自由主义墙内之争。

胡适对苏维埃革命的态度并不是孤立事件，孙中山提倡联俄政策，傅斯年、罗家伦等人褒扬俄国制度，都反映了当时一般知识精英的心态。这种心态自然是受到西方“进步”知识界一派崇俄的景象所感染。胡适对苏俄的看法得自何处？看来他是受到“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左翼那一派思潮的影响，以芝加哥大学的哈普尔（Samuel Harper，1882-1943）和舒曼（Frederick L.Schuman，1904-1981）为其领袖，政治系教授梅理安（Charles E.Merriam，1893-1957）也是此中同道。长期以来，进步运动一直抨击美国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剥削劳工，弱肉强食，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缺乏社会公义。1929年美国爆发前所未有的经济大恐慌，更使得资本主义的弊端毕露无遗，霎时间衬托出苏俄特别美好的形象，是一个独立、平等而有效率的国家。其实，进步知识界普遍向往苏俄，矛头正是指向美国母体社会。进步运动的领袖们先鼓吹美国应该向苏俄学习，促进经济平等，这本来是十分合理的主张；只是他们为了批判美国资本主义，后来竟甘为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血腥整肃，乃至侵略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小国辩护。

梅理安说，苏俄摧残“反革命行为”，是为了保障空前的政治试验，胡适认为“此论甚公允”。不特胡适等人憧憬苏联，连美国实验主义大师杜威也未能免。1919年胡适和蒋梦麟邀请他们在哥大的老师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来访，杜威一上岸就碰上“五四运动”爆发，接着在华逗留了两年多。他与英国哲人罗素（1892～1970）访华，1920～1921年重叠一年，两位大师共同掀起了中国文化界的高潮。杜威访华过后七年（1928），方启程赴苏俄考察，时间上比罗素和胡适晚了数年。杜威以实践主义的理想看苏俄，欣赏苏俄创造“集体心态”（collectivistic mentality），对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国家机器与教育体制的密切勾连尤其击节赞赏，他还为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说了些好话。中文方面，参考李申申、王凤英《大起大落的命运：杜威在俄罗斯》，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不管出于误信、无知或善良愿望，不少西方知识人一时间跟着苏俄的宣传，表现出“朝圣”般的热情，为此列宁给他们取了一个颇为捉狭的名字：“有用的白痴”（useful idiot）。众所周知，胡适终其一生，是个光明磊落的自由主义者，思想行动从来不太狂热，实在当不起“白痴”的骂名，但他的自由主义道路不是没有转折的。20世纪30年代，他所以一度称道苏联，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苏联要采用杜威“从做中学”和英国道尔顿制的欧美最新教育学说，甚至因而论断“社会主义是民主运动的逻辑顺序”（Socialism is a logical sequence of democratic movement）。然而苏联说要采用那些教育学说，毕竟是纸上文章。没有多久，苏俄开始批判并否定杜威及其教育思想。

进步运动的影响深远，它和杜威的实践主义都是从自由主义所派生的，其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胡适又是杜威在华最重要的门生。但这个问题牵涉太广，这里只能约略涉及进步运动对美国新闻界和对胡适的影响。

进步运动对内刷新了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面貌。对外促进美国开启海外扩张的雄图霸业，致使美国崛起成为取代英法帝国主义的20世纪世界强权。在国内，进步运动维护了中产专业阶层的兴起，新型记者以改革者的身份，不断在杂志上揭发政客贪腐，攻击财阀垄断，形成美国新闻史上最具特色的“扒粪（揭丑）运动”（muckraking）。媒介社会学家甘斯（Herbert J.Gans）指出，美国媒介专业意理（media professionalism）背后蕴藏了一组“恒久价值”（enduring values），包括种族中心主义、利他性民主、负责任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不走极端、向往小城生活方式等，凡此皆是进步运动的产物。新闻专业追求平衡客观，不偏不倚，事实与意见剥离，但操作起来绝非缥缈无根，更不是漫无边际；除非深植于若干基本假设之上，否则必无着落。这些基本假设是一套习以为常、习焉不察、视为当然的“恒久价值”。倘若社会缺乏基本共识，恒久价值不断受到挑战，相信新闻专业意理是无从落实的。

进步运动领袖写文章，多刊登在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于1913年所创立的《新共和》（New Republic）。胡适留美期间最醉心于《新共和》，回国以后更积极仿效它的风格办同人杂志，对国事发表各种主张。他在《努力周报》宣传“好政府主义”，不就是进步运动的中国版？话说杜威思想主导“胡适派”的自由主义，特别在实践哲学、科学方法和实验教育方面，但他对中国报刊的发展没有明显的影响。杜威不以报刊实践闻名，他的旅俄印象在《新共和》发表；杜威反对精英政治，但他提倡的“大众民主”在封闭而分裂的中国根本是空中楼阁，毫无实现的机会。胡适回国以后办刊物，还得结合美英派的知识精英，其精神、路线与风格显然受到杜威论争对手李普曼的启发。我们在另一篇文章问道：密苏里新闻教育的模式移植到中国各大学，为什么势如破竹，完全没有遭遇抗拒？盖密苏里新闻教育（新闻道德）蕴藏进步运动的基本价值，符合中国知识界领袖（例如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追求，范式转移自然水到渠成。

除了美国进步运动的知识领袖，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亲睹苏俄革命，前后立场发生变化，也刻画了自由主义者左右摇摆的窘境。1917年苏维埃革命成功，三年后（1920）罗素即实地访问考察，时间上比胡适早六年，比杜威早八年。罗素原先在纽约的《解放者》（Liberator）杂志撰文赞成这个革命，但身历其境以后却改变初衷。罗素于1920年秋结束苏俄之行，直接到中国访问，盘桓了一整年，与杜威分别发表一系列哲学演讲。罗素初抵华时，主张中国应该采取温和的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谨防帝国主义的干预。不料数月后他在告别演说时转了个大弯，建议中国应该实行俄式国家社会主义，才能振兴实业，发展教育，等到实业和教育达到英美的程度，再回头铲除资本的流毒，此外别无他途。如前所述，自由主义大师曾经左右摇摆，罗素对胡适说苏联的dictatorship最适用于俄国和中国，因为在这样的农业国家之中，若采用民治，必闹得稀糟，爱自由的人只好牺牲一点，胡适谓“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认为不忠恕”。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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