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赶：世界经济中的发展中国家》

内容简介

本书强调发展中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主导性因素，详细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兴衰背后的原因，也讨论了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主导下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作者揭示出 19 世纪发生的工业革命带来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分歧，在 1950 年之后如何依靠着发展中国家不断提升的经济增长率而逐渐缩小。尽管这种追赶在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人群之间并不均衡，但本书为我们展示了 21 世纪可能出现的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彼时，全球范围内权力和财富都将实现更加平均的分配。

作者简介

迪帕克·纳亚尔（Deepak Nayyar） ，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曾先后在牛津大学、萨塞克斯大学、科尔加塔印度管理学院以及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他曾任德里大学副校长，并在印度政府财务部秘书处担任高级顾问团主席。

纳亚尔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国际经济、微观经济和发展型经济方面，他的学术出版物所论及的议题范围很广，包括贸易政策、工业化策略、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经济结构调整、贸易理论、宏观政策、国际移民以及多边贸易体系等。另外，他频繁撰文论述目前印度的经济发展的状况，目前他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是全球化及区域发展。代表作另有《 20 世纪 60 年代印度的出口及出口政策》（India’s Exports and Export Policies in the 1960’s）、《移民、汇款及资本流动：印度经验论述》（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Capital Flows: The Indian Experience）、《写给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导论》（The Intelligent Person’s Guide to Liberalization）、《贸易与全球化》（Trade and Globalization）、《自由主义与发展》（Liber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等。

书籍摘录

结语  第 9 章 蕴含在过去里的未来（节选）

本书旨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所发生的演变，这种分析被置于广泛的历史背景当中，前后延伸了几个世纪，但是分析重点放在了 20 世纪中叶之后。第一部分是准备阶段。它研究了 1820 — 1950 年发展中国家的衰落与颓败。第二部分是重点。它分析了在 1950 — 2010 年所进行的追赶的程度和性质。本篇结语则负责总结。本章第一部分从历史角度大致给出了变化的轮廓，为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并概括出了一个未曾被人讲述过的故事的基本要点。本章第二部分从各种可能性和局限性出发，考察那些截至目前在追赶过程中领先的国家和那些可能会追随其后的国家的发展前景。第三部分则参考过去预测未来，并推测这种追赶将会如何重塑国际秩序，又或者会受到国际大环境怎样的影响。

1.变化的轮廓

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者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区别是相对晚期才划分出来的。这种差异在 19 世纪的最后 25 年里逐渐浮出水面。事实上， 1000 年以前，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加起来，能占到世界总人口和世界总收入的 80% 。这里面主要的份额都是来自亚洲，而亚洲主要就是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它们两个就占到世界总人口和世界总收入的 50% 左右。这三个大洲在世界经济中压倒性的重要地位又延续了五个世纪，直到 1500 年。在 16 世纪早期至 18 世纪晚期，便能够察觉出这种变化的开端。航海大发现和对美洲的殖民是关键的转折点，在此之后，在国家力量和海军力量的支持下，商业贸易实现了扩张。再加上欧洲发生的社会、政治和制度变革，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发展的初始环境。即便如此，在18世纪中叶，欧洲和亚洲之间的相同点还是远远要比两者的差异更为显著。确实，人口、科技发展水平和制度方面都有很大的可比性。 18 世纪末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在接下来的 50 年里传播到了欧洲大陆，对即将发生的其他事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在 1820 年，也就是不到两百年之前，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加起来还占到世界人口总数的将近四分之三、世界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左右。中国和印度加起来所占的比重，在 1820 年的时候也超过了 50% 。

世界经济发生的颠覆性转变始于 1820 年左右。慢慢地，但是毫无疑问地，世界由原先的按地理划分逐渐转变为按经济划分。这种分类标准逐渐变成了一道巨大的鸿沟。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重要性遭遇了急剧的下跌，以至于到了 1950 年，它们在世界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为三分之二，在世界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只有四分之一，形成了如此显著的不平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 1820 — 1950 年，欧洲、北美洲和日本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四分之一增长到了三分之一，在世界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三分之一多一点增长到了接近四分之三。“西方国家”的崛起集中在西欧国家和北美洲国家。“其他国家”的衰落集中于亚洲，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的衰退，拉丁美洲是个例外，它在世界总人口和世界总收入中所占的的比重不仅一直保持平衡，还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长。

人均收入方面出现的大分歧也的确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在短短的 130 年里，也即从 1820 到 1950 年，如果将西欧和西海岸国家的人均 GDP 水平作为基数进行比对，拉丁美洲的人均 GDP 从占其五分之三降到了五分之二，非洲从占其三分之一降到了七分之一，亚洲则从占其二分之一降到了十分之一。但还不仅仅如此。在 1830 — 1913 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世界制造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其中亚洲的大部分，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产量从占比 60% 锐减至 7.5% ，而欧洲、北美洲和亚洲其他地区（主要是日本）所占的比重则从 40% 升到了 92.5% ，并且一直到 1950 年都保持着这一水平。 19 世纪发生的西欧国家的工业化和亚洲国家的去工业化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就导致了大专项化的出现，也就意味着西欧国家及紧随其后的美国专门进行加工制成品的生产与出口，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则负责进行初级产品的生产与出口。 1850 — 1950 年的这一百年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与世界经济加速融合，从而在国家之间产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劳动分工，导致发展结果极不平等。这一过程引发的结果就是亚洲的衰退和非洲的逆行。尽管在后殖民主义时代，拉丁美洲除了在收入方面出现的分歧之外都要发展得比亚洲和非洲好一些，但是到了 1950 年，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和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依然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在 1950 — 2010 年这六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和人均 GDP 水平占工业化国家人均 GDP 水平的比重所发生的变化展示出了明显的对比。以麦迪森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上估测出的数据为基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在 1960 年之后停止下跌，这个时候的占比大约是四分之一，在 1980 年之后出现了迅速的增长，所以到 2008 年的时候占比几乎达到了二分之一；在人 均 GDP 水平方面的分歧在 1980 年左右也告一段落，随后出现了适度的趋同，所以到了 2008 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 GDP 水平占到了工业化国家人均 GDP 水平的五分之一左右。如果按照市场汇率下的当年价格为标准，在 1970 — 2010 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 GDP 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从六分之一翻了一番，达到了三分之一，而它们的人均 GDP 水平占工业化国家人均 GDP 水平的比重也出现了些许增长，从十四分之一增长到了十一分之一。

GDP 增长率方面存在的差异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 GDP 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增长和工业化国家所占比重的下降。在 1951 — 1980 年，发展中国家的 GDP 增长率要比工业化国家的高一些。这一点很了不起，因为这 30 年也恰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个时候工业化国家世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样的增长率与之前 100 年里它们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且，这一增长率也比工业化国家在同一发展阶段的增长率要高。在 1981 — 2008 年，发展中国家的 GDP 增长率几乎是工业化国家的两倍。 1980 年之前，发展中国家的人均 GDP 增长率都要比工业化国家低，主要是因为居高不下的人口增长率，但是在 1980 年之后，局势出现了逆转，发展中国家的 GDP 增长率高出许多，而人口增长率又出现了减速。这些差别导致在 1980 年之后人均收入方面出现的分歧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适度的趋同，在 1990 年之后趋同开始体现出来，到了 21 世纪的头十年就非常明显了。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参与在 1950 — 1980 年出现缩水，特别是与过去一段时间相比。但是在 1980 年之后又开始复苏，并在此后实现迅速增长。这种更深程度的参与是出于自愿的选择，与过去的被迫参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它们在世界商品贸易、出口和进口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翻了一倍多，从 1970 年的不到 20% 增长到了 2010 年的 40% 多。类似的，它们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占比也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这也体现出它们在服务出口方面的相对优势。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的头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内外流量和存量中所占的比重出现了增长，并取代了工业化国家的一些份额，但是它们的重要性更多的是作为目的地国而非资金来源国。人口从发展中国家迁移到工业化国家，这也成了一种重要的参与方式，尽管现在的移民法越来越严苛，领事实践的限制也越来越多，受到市场和全球化的驱动，人口迁移还出现了客籍工人、非法移民和专业人士的移民等新的形式。这种国际人口迁移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造成工业化国家生产力提高和经济活力增强的潜在因素之一。移民汇款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外源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它缓解了增长方面所出现的局限性，尽管人才流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负面结果，但是移民回流可以将其转变成为一种人才获得。

从 1950 年左右开始，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工业化进程方面出现了显著的追赶，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逐渐积蓄势能。生产总量和就业组成方面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导致农业所占比重下降、工业和服务业所占比重增长，这是出现上述追赶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因素。在 1970 — 2010 年这四十年里出现了颠覆性的转变。在不变价格标准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从占其十二分之一，一举跃升到三分之一，在当年价格下，这一占比从八分之一一举跃升至五分之二。类似的，在当年价格标准下，它们在世界加工制造业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也从十四分之一一举跃升到五分之二。

工业化还导致它们的贸易组成出现显著变化，初级产品和基于资源开发的制成品所占的比重下降，加工制成品（特别是中等和高级技术含量的商品）在出口和进口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都出现了增长。

在贸易发展和制定工业政策、发展机制和进行战略性干预等方面，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不管是催化剂还是主导者，对这一过程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最初的环境营造出来之后，就是一段学习如何工业化的过程，所以结果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而且，并不是市场的魔力导致工业化出现突飞猛进的进展。首先，对于一些国家而言，主要是通过贸易保护来实现进口替代；而对另一些国家而言，则是通过贸易促进来实现出口为主的贸易。在这两种情况下，外部市场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都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对那些想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有竞争力的国内企业来说是个试金石。这也是生产全球化的一个结果，工业化国家的跨国企业受到市场竞争的驱动，作为制造者或者买家的它们试图削减成本。一段时间之后，这为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企业提供了机会， 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全球价值链的崛起也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很明显，在 20 世纪后半叶和 21 世纪的头十年，发展中国家这一侧出现了显著的追赶。把现在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同过去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进行对比能给人们一些启迪。在 2008 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 GDP 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和它们在 1850 年时所占的比重非常接近，而以工业化国家的人均 GDP 水平为基数，它们的人均 GDP 水平占其比重和 1900 年时所占的比重一样。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即便在 1970 年，也只是和它们在 1913 年时的水平持平。在 20 世纪末，外国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和其在 19 世纪末时的重要性差不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在 1970 年还保持在 1913 年的水平上，但是到了 1990 年左右，该比重恢复到 1880年的占比水平。到 2010 年，这一比重比 1860 年的水平要高一点，更接近其在 1850 年的占比水平。总体来说，可以认为 2010 年之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和 1870 年或者再早一些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差不多。考虑到 2010 年的这个结果是由从 1950 年就开始进行的追赶所造成的，也可以比较合理地预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到 2030 年时会和其在 1820 年时的重要性差不多。

非常有必要意识到，这种追赶在发展中国家世界的几个区域之间分布极不平衡。追赶的整体结果非常具有欺骗性，因为它们所掩盖的和它们所展示的几乎一样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出现显著增长，在人均收入方面也出现小幅趋同，这些几乎都要归功于亚洲，拉丁美洲这两点都不符合，非洲的占比则出现了下跌。它们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出现迅速扩张，也几乎完全归功于亚洲，拉丁美洲勉强保持了自己所占的比重，而非洲则持续下跌。幸运的是，外国投资的分配方面没有这么不平衡。但是，工业化进程中的追赶在区域之间的分布还是非常不平衡的。亚洲引领着这一过程，包括实现结构性变化、在工业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增长、加工制成品出口增加，以及贸易模式的变化；拉丁美洲相比之下几乎毫无变化，非洲则毫无进展。确实，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造业增加值和加工制成品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大幅增长，主要都归功于亚洲，拉丁美洲所占的比重出现小幅增长，非洲所占的比重原地踏步。

工业化中的追赶不仅仅表现在区域间不平衡，在各个区域内的各个国家之间分布也很不均衡。追赶主要集中在几个国家和地区，即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亚洲的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泰国和土耳其，以及非洲的埃及和南非。这些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被称为“未来十四地”。事实上，它们在发展中国家世界具有压倒一切的经济重要性，这主要是参考它们的规模大小，而这种规模大小是从它们的 GDP 总量、总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参与程度中体现出来的，是从它们的贸易、投资、人口迁移和工业化程度上体现出来的，是从它们的加工制成品出口和工业生产总量中体现出来的。这种集中的决定因素在于其规模、增长率和历史。在这几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而且即便是集中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同样的因素，也有不平衡的分布。中国在“未来十四地”中逐渐体现出来的重要性特别令人吃惊。很明显，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并不一致，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所以必须从它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大背景来进行理解，同时还要明白它们的既有历史。但是，尽管存在如此明显的多样性，根据它们在地理环境、规模大小、经济特征和发展模式等方面的相似之处，还是可以把它们分成几个组群。同时，即便不同的组群之间也会有不少的相同点。初始环境、授权机制和支持性的政府是将它们推上工业化道路的主要因素。

追赶的过程与世界经济中的一些持续的或者刚刚出现的分歧紧密相连。全球各个国家和人们之间的不平等还是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即便现在，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也主要表现为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巨大鸿沟。世界人民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在 1820 — 1950 年之间急剧扩大。这主要是因为大分歧的出现，并在 20 世纪后半叶持续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在追赶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世界的一些国家以及一些国家中的部分地区被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在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世界的其他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水平也出现了巨大的分歧。即便“未来十四地”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人均收入水平方面出现了大幅的趋同，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国家之内的一些地区还是被排除在外了。更重要的也许是，发展中国家世界迅速的经济增长虽然是总收入水平提高的潜在因素，却没有使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得到多少改善。在 1981 — 2008 年，发展中国家总人口中处于国际贫穷线之下的部分虽然减少了，但是依然占据着不小的比重。并且，生活在两种贫困线以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生活支出低于 1.25 美元和 2 美元的绝对人口数还很大，而处于这两条贫困线之间的脆弱的人群，其总数在这一时间段内翻了一番。在 2008 年，世界上生活在这两条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当中，有四分之三的都在亚洲，尽管亚洲经济增长迅速、在世界总收入当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长，并且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了赶超。 这是因为经济不平等在一些国家内部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在引领追赶进程的“未来十四地”。因此，追赶是有必要的，但是并不足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题图为电影《美国工厂》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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