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
内容简介
美国到中国，无论富裕抑或贫穷，不管男孩还是女孩，世界各地的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快乐成长，有所成就。然而，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却千差万别。美国和中国的父母越来越权威、专断，“育儿战争”日益激烈；而北欧的父母相比之下更为宽容。这种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从美国、英国、北欧到中国和日本，本书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研究了经济激励和约束如何影响了不同国家的育儿习俗，以及什么才是好的教养方式。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实现机会平等和教育公平，帮助孩子立足未来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
作者简介
马赛厄斯·德普克 （Matthias Doepke），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顾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助理研究员，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中心成员。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访问学者，世界计量经济学会、欧洲经济协会成员，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经济波动项目组联合主任。
书籍摘录
第 10 章 育儿的未来（节选）
中产阶级的空心化
工业化国家未来的教养会继续受到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工业化社会的长期趋势是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布比之前两百年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公平。但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这些趋势发生了反转。一些经济学家，比如托马斯·皮凯蒂预测这样的趋势将会持续，导致像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和美国“镀金时代”一样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巨大差距将再度重现。如果皮凯蒂预测得没错的话，我们预期教养方式也会同样出现巨大变化，日益焦虑的中上层阶级将花费更大的精力，以促进孩子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教养决策不仅受不平等的影响，也受到社会流动性的影响。在社会阶层固定，学校的努力无法改变阶级出身的社会中（像前工业化的欧洲阶级社会），采取密集型教养方式的激励很弱。经济学家迈尔斯·克拉克（Miles Corak）猜测除非改变公共政策，提高弱势儿童的人力资本，否则美国代际间收入流动性将在未来几年中下降。即使如此，我们也并不认为未来社会将出现前工业化社会那样刻板的阶级划分。这些研究想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在第 4 章所讨论的一些原因，部分群体有长期被排除在美国梦之外的风险。更富有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取得成功，而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家长的敦促。与此对应的是，在这场筹码总是不利于他们的激烈竞赛中，贫穷家庭则感到越来越沮丧。最终，我们可能会看到社会流动性的降低，在社会最低阶层与最高阶层之间尤为明显。但我们认为，在中上阶层家庭之间追求成功的竞争仍会继续。
最近一个被广泛讨论的现象是“中产阶级的空心化”（hollowing of the middle class）。新技术和新机器逐步取代中等技能的工作，例如银行职员、白领工厂工人和公共部门职员等。公司组织形式的变化使得它们正在大幅削减底层管理岗，并给予高层管理者更多自主权和控制权（以及更高的报酬）。在所有 OECD 国家，相对于高技能和低技能职业，中等技能的职业正在缩水。这种两极化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因为很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将中产阶级共识视为将民主社会粘合起来的“胶水”。中产阶级的衰落会削弱社会凝聚力，这一方面会引起社会底层群体的更多不满，另一方面又导致精英阶层不愿意投资公共品，为大多数人提供服务。而就教养方式而言，这种技术趋势会加强对教育机会的竞争，因为教育能保证孩子在社会中提升的可能性。
这意味着“多数趋同”吗，也就是未来几年会出现越来越多密集型教养方式？未必。未来发达国家的家长会面临新的问题。机械自动化不会仅限于中等技能的工作，它将会快速侵入并淘汰一些今天看来都最有声望的职业。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讨论了家长将如何不得不防止机器人破坏孩子的未来。在高技能的医疗专业，例如放射科和外科，机器已然取代了很多工作，而我们预期在这些行业，对劳动服务的需求还将会继续下降。律师、飞行员和金融部门的工作也是如此。
然而，不必担心这种变化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和普遍贫穷。未来社会会出现技能需求的重叠，以及不同职业工资的巨大变化。医生会需要掌握越来越多关于机器的复杂知识。对程序员、应用数学家、工程师和物理学家的需求会持续增长。高级律师将继续事业兴隆，但仅仅只有少数能够做到，而当机器接管日常工作时，法律公司收费时间的总量将会下降。顶尖大学，尤其是文理学院，则不得不调整教育服务的供给。
如果这个场景实现了，那么当他们意识到多年的不懈努力无法得到回报，即使拥有名牌学校的学位，孩子的职业前景也不那么明朗时，一些权威型父母可能会感到沮丧。选择正确的专业将逐渐变得比进入正确的学校更加重要。
育儿差距与居住隔离
正如罗伯特·帕特南所强调的，随着美国密集型教养方式的兴起的，是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孩子的成长环境差距的扩大。我们认为育儿差距会转变成育儿陷阱。贫困家庭没有办法让孩子获得良好的教育机会。这在公立学校由地区政府出资的区域更为严重，因为不富裕地区的学校还面临着资金不足的问题。这会引发更大的居住隔离，中产阶级家庭逐渐搬离贫困社区。对贫穷家庭的孩子来说，隔离加剧意味着成功进入上层社会的希望更渺茫。而令穷人已有的劣势处境更糟糕的是，穷人的家庭纽带似乎正在减弱。这种现象的一个表现是逃避婚姻；即，越来越多人不想建立稳定的家庭。
在其他地区，如南欧，家庭制度更加有弹性。但令人泄气的事情依然存在。自 2008 — 2009 年经济危机以来，“尼特族”（ＮＥＥＴ，年轻人不工作、不学习、不培训，“youth 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or training”）现象快速兴起，也被称为“Ni－Ni”（西班牙简写短语）。 2016 年， 25% 的 15 岁至 29 岁的意大利男性既不在就业也不在受教育阶段。尼特族比例在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西班牙也超过了 20% 。尼特族主要来自低收入、低教育水平的家庭，这些家庭仍然与成年孩子分享有限的家庭资源，而这些孩子已经放弃依靠自己取得成功的希望。
在意大利，就像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已婚成年人的比例在下降。意大利的特殊之处在于结婚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不是离婚，而是成年孩子（尤其是年轻男性）继续与父母住在一起。其中一些成为了“妈宝男”，既不工作也不学习。（意大利也是欧洲国家中大学毕业生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萧条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不确定的工作、低质量的教育和意大利大片区域的高昂住房成本，使得家庭的庇护尤其具有吸引力。然而，尼特大潮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很多家庭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只得转而为孩子提供长期经济援助和温暖的三餐。这些家庭也爱自己的孩子，只是看不到对抗逆境的任何意义。
恶性循环在代际之间发挥作用。沮丧的贫穷家庭父母更少参与孩子的教育。进一步地，这些贫困的孩子将无法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机会。相反地，富有的家长为孩子的提升付出越来越多的时间和资源。中产阶级的空心化会加强这种对比。
时间的分配与凯恩斯的预言
当我们考虑父母教养孩子时可以利用的资源时，金钱只是故事的一方面。教养孩子的另一个关键投入是时间。对很多家庭来说，抚养孩子的时间成本（用在孩子身上花时间所放弃的收入来衡量）是一个比金钱支出更紧的约束。当我们考虑未来的教养方式时，考虑时间分配如何变化也非常重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未来家长需要花多少时间工作。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工作时间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工业化早期，人们只能梦想拥有八小时工作日、自由的周末、休假时间和退休时光，而我们今天都把这些当作理所应当。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我们认为工作时间将继续减少，人们会有更多空闲时间干其他事情，例如教养孩子。
早在 1930 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明确提出了这一预测。他认为在一个世纪内，经济增长和技术变化使得人们得以解决经济问题：工作时间会大大削减，可能减少到每周十五个小时。他也认为新时代会带来“道德准则的巨大变化”，比如新社会将“欣赏那些教导（我们）如何有效而开心度过时间的人，以及能够享受及欣赏事物的人”。
他的预言有多少被证实是准确的？如今人们确实花费更少的时间工作。然而，不同国家和个人之间存在着生活水平和工作习惯的巨大差异。机器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家庭生活，例如用家用电器来完成家务劳动。通过提高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技术变革的早期阶段提高而非降低了工作时间。而在我们现今这个时代，机器人和其他机器正在取代工作场所的劳动。如果机器能更有效地完成日常工作，我们将能获得更加便宜的产品来满足物质需要。这个自动化过程也将不断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技能要求。
在自动化崛起的时代，我们认为人们会在两个维度上调整其对时间的利用：他们会花更多时间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包括育儿时间），他们会有更多空闲时间用于娱乐和休闲活动。两者都与凯恩斯的预言一致。然而，到目前为止，在两种时间利用中，娱乐休闲时间的增长趋势相比于育儿时间并不明显。
凯恩斯可能过于乐观了。我们应乐观地看到技术进步使劳动时间缩短，但对社会成员如何分享技术进步的利益的能力并不乐观。社会规则如果不能公平地让人们分享利益，这个社会就可能陷入高度竞争的陷阱，人们花费大量时间和努力想要沿着社会阶梯向上爬。想要胜过别人而进行的这种投入，可能会大到压过技术进步带来的潜在好处的地步。经济学家把这种机制称为“标尺竞争”（yardstick competition）。有个笑话描述了这种竞争的典型：一只气势汹汹的熊正向两位露营者冲来。其中一个赶紧系好自己的鞋带。另一个说：“你在干什么？你不可能跑赢一只熊！”第一个人回答：“我不需要跑赢熊——我只需要跑赢你！”因而，一旦陷入了这种竞争社会，越来越密集的教养方式可能类似于无效率的计划。
减缓不公平和育儿差距的政策
总而言之，我们有理由担心在不久的将来，经济趋势会扩大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之间的育儿差距，因而加强社会不平等程度，进一步限制社会流动。然而，这些结果不是无可避免的。正如我们在本书中从始至终所强调的，尽管社会的经济条件是家长教养行为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但是政府政策也能起到重要作用。事实上，我们已经提到过，像美国、德国和瑞典，这些富有国家受到经济发展和技术变化的影响是类似的，但其制度、社会和教育政策上则有所不同，这些国家中的父母的教养方式也因此有所不同。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高不平等性和低社会流动性看作对政策制定者的一个挑战，他们需要调整制度和政策来应对经济变化带来的挑战。准确地说，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不认为完全解决不平等问题就是终点。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有益的，因为这能给企业家和创新者提供激励。而且在一个重视个人自由的社会中，个体结果的部分差异应该被接受。但是当谈到育儿上的不平等时，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自由主义不是最好的状态，一些政府干预是必要的。
支持政策干预的第一个理由本质上是从哲学角度考虑的。个人自由是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基石，而机会公平也非常重要。孩子无法选择出生在哪个家庭或社会阶级。如果来自不同背景的家庭为孩子提供机会的能力差距增大，此时需要政府干预来创造公平的竞赛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今许多的项目和政策，包括公立教育、孩子的健康保险等，确实是应当实行的。
干预的第二个理由与经济学家支持在其他领域进行政府干预的原因相似，为解决可能出现的外部性（externality）问题。污染是外部性的一个常见例子。如果一家工厂的污染对周围居民的健康和幸福产生负面影响，放任自由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制度管控，或者建立排污许可证的交易市场，强迫工厂把生产活动的全部成本纳入考虑，可以达成更好的结果。外部性也会引发公地问题（commons problem），例如当很多渔船在同一片海上捕鱼时，每个人都在消耗鱼类资源，因而对其他人产生了负面影响。
类似地，如果存在人为设置的障碍，使得机会只为少数孩子所用，教养方式也会出现负外部性。这回到了关于标尺竞争的讨论。如果社会上大多数有利可图且有影响力的职位，入行门槛是少数几个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而要获得这些大学的录取则必须通过考试选拔。那么家长有激励敦促孩子努力学习以通过考试，如此他们才可以击败竞争者。然而，无论家长多么努力敦促，孩子多么努力学习，提供的名额数量不会上升。即使通过所有考验从个人角度来说非常有意义，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对努力的浪费。在这种情境下，政策干预是合理的，例如增加提供高质量教育的机构数量，并让这些机构的录取更容易。
我们讨论过一些国家的例子：这种类型的激烈竞争对中产阶级家庭来说几乎完全是消耗性的，使家长和孩子筋疲力尽地应付学习而不能享受在一起的时光。在美国，对孩子有高期望的家长不仅需要担心孩子的成绩，还要操心其课外活动的表现（比如志愿者活动、创业经历、音乐或运动成绩），这些表现能帮助孩子敲开通往美国名牌大学的大门。
家庭外部性的这些例子最终的根源是制度安排，例如教育系统和录取政策的设计，而政策制定者可以控制这些制度。公共政策也可以影响不平等程度，例如通过税法的累进性、转移支付和养老金系统的再分配等。
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提到的，育儿决策是人一生所做最重要的决策之一，是社会不平等演变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我们认为将来有关税收、再分配和教育领域的政策讨论中，应该着重关注这些政策对育儿的影响。目前很多令人担忧的关于不平等和社会流动的发展趋势，若选对了政策的话，是可以抵消乃至扭转的。
教育是一个关键的政策领域。如果一个教育系统高度分层，而且在孩子很小的年纪就能预先确定他们的经济未来，那么这个教育系统会引发家庭之间的“育儿战争”，其中所有的家庭都想要给孩子最好的成功机会。相反地，如果一个教育系统强调公平机会和淡化成年前的竞争，那么家长和孩子会有更多放松的余地。当比较不同教育系统的富裕国家的教养方式时，我们已经看到教育系统的差异对应于不同的教养方式和不同的社会不平等程度。如果经济作用促进不平等程度增强，那么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调整教育系统，来减少强调学生之间争取有限提升机会的竞争。
家庭政策的另一个维度也很重要。金融资源和时间的匮乏（例如工作的单亲家长）都使贫困家庭很难给孩子提供富裕家长所能给予的机会。由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引领的最新经济研究表明对儿童早期（0 至 4 岁）的投资，尤为重要。提供高质量日托、亲子假、早期幼儿干预等政策会产生重要作用，可以减弱家庭收入不平等对孩子未来的影响。赫克曼及其合作者的研究表明，侧重于弱势儿童的早期幼儿干预可以改善其未来表现，提高健康水平，减少犯罪，并有效地提高其收入。
题图为电影《阳光小美女》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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