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二十多位业余画家在北京发起了一场民间美术展览，取名“星星”。开始是露天展览，后来进入官方的中国美术馆。参观者从各地赶来，轰动一时。人们惊叹于“星星”艺术家的自我表达，他们画普通人的肖像，普通的风景，手法不太写实。带有明显批判意味的作品只有少数。

“星星美展”共举办了两届。对它的评价有两种：一些美术史学家认为，“星星”宣告了“文革”后中国前卫艺术的浮现。但另有观点认为，这些作品不够当代，从全球美术界看，参展作品是幼稚的。“星星”的艺术家也没能产生持续影响力。

不过，“星星美展”确实成了中国新兴艺术市场的一个前奏。

在今天回顾 40 年前的这场展览，它的意义超出了美术界。重要的是，时代发生巨变，年轻人如何参与其中，争取表达的机会。我们采访了五位“星星美展”的亲历者，他们的故事既有时代的共性，又非常个人。

在呈现他们各自的故事之前，我们先简单介绍这场展览的始末。这是系列的第一篇。

办展览的想法大约是在 1979 年 4 月份冒出来的。黄锐去找了马德升。马德升拄着拐，但据钟阿城说，是个“能在拐上做双杠动作”的人。陈丹青对他的评价是“永远穿着绿军装，消瘦见骨，眼睛亮，咆哮时双颊泛起红潮”，像“俄国小说里患着肺痨，同时激烈辩论的民粹党人”。总之，他是激情和行动力的象征。

黄锐则看起来充满谋略，还喜欢招呼人。和马德升一样，黄锐也是个工人，26 岁，住在北京西城区赵登禹路的一个四合院里。家里有个大院子，北京入流、不入流的画家、诗人常聚在这里。1978 年的一天，黄锐在院子的杨树下向北岛提议，办一本诗刊，这就是《今天》的由来。12 月 23 日，这本纯文学杂志就已经出现在西单了。

那时候出版物审查还没有定很多规矩，像“办一本诗刊”这样的事经常是几个年轻人一碰就开张了。没有刊号，定价几毛钱，不算贵也不便宜，印的数量也不算少，常被一抢而空。一般封底上都留着地址，顺着地址找过去，可能就是年轻人的一个据点。稍加打听，还会发现他们可能都相互认识。

黄锐和马德升都给《今天》画过插图。现在他们打算做点儿不一样的事。“做一场镇住全国的展”，黄锐对马德升说，“现在我们有可能性，干不干？”

两人很快列出一份名单，他们都认识不少画家。画家带画家——阿城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就像个雪球，越滚越大。

做木雕的王克平是曲磊磊介绍来的，当时他是个自负的舞台剧编剧，正苦闷于自己写出了几个好剧本，却不被采纳。他拿废弃的木头做了一些政治意味非常明显的雕塑，也做人体。记得黄锐和马德升来家里看作品时，黄锐一副领导的模样，末了，他说“克平，以后你也来开会，你也算核心之一了”。

画家李永存的父亲是个军人。他在部队大院住过，很早就在日常打闹中意识到，他们这些“干部子弟”总想建功立业，不甘泯然众人。李永存加入时，手边没有一幅画，他花了两个月时间，琢磨出一套特殊的水墨画法，还起了个化名“薄云”规避风险。

李爽通过芒克、北岛认识了他们，她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重创，因此想通过画画表达不满，对社会有一些挑战，“就像今天年轻人说的很酷”。她模仿的是马蒂斯。诗人严力当时是李爽的男友，刚开始画画不久，但黄锐觉得“有新东西”，便也加入进来。

“人是越来越多，朱金石、周迈由、薄云，我亦把毛栗子介绍进来。”阿城在回忆录里写。阿城自己展出的是钢笔画。最后参展的共有 23 位艺术家，150 多件作品。一些更有经验的画家被拒之门外，黄锐一次受访时说，他们提出了太多要求，有点儿像耍大牌。

展览取名叫“星星”。起初可能只是顺口，后来成员们对它有非常精妙的解释。“白天是看不到星星的。”这是卡夫卡说的，被借用过来，并有了具体内涵：以前只能有一个“太阳”，不能有星星，太阳落了，星星才能被看到；星星是独立的发光体，不需要反射太阳的光。

带着组织者的深思熟虑，黄锐又补充了一点，“作品的表现形式挺多的，都在摸索的时期，也不用保持一致，就像星星一样保持距离。”

这些说法都指向时代正发生的巨变。从 1976 年“四五运动”悼念周恩来、到同年毛泽东主席去世、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大的变局一个接一个。“在北京我肯定无时无刻受到立体的冲击。”拍摄“星星美展”的“四月影会”成员任曙林说。很多人都觉得过去的打法是肯定不行了。但新的是什么，不知道。

“变化一定会发生……有的人是等，等到社会变了，再参与进去。我觉得那时候大家就应该参与进去。”王克平在受访时说。

改革开放还在酝酿之中，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李永存说，面对突如其来的转变，年轻人还有点儿迷茫。陆续回到北京的“知青”有人进了小工厂，有的成了无业游民——当时有个词就是形容他们的，叫“社青”。

唯一明确的目标大概是 1978 年恢复的第一届高考。从 1966 年算起，高考已经停了 11 年。

黄锐、马德升、曲磊磊、李爽都是恢复高考后中央美术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的落榜者，于是成了民间的“业余美术家”。搞艺术的人虽然都会想着央美、北电，但落榜概率相当高，有点业余爱好的年轻人又是如此之多，但也就只能在民间了。对于学院派和美术界来说，这些业余美术家的画展无非是又一场“落选者沙龙”。收获嘲讽，或者干脆无人问津。

但业余有业余的好处。过去十多年里，“造神、搞个人迷信，你们美术界是先锋。” 官方认可的艺术家有自己的任务。毕业前美院学生都得完成一幅领袖标准像。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原因，苏联式的写实主义受到推崇，“改变生活的真实场景”，把“某种集体政治性”投射到作品上。这是栗宪庭的看法，他在当时是官方《美术》杂志的编辑，后来成为中国当代美术重要的评论人。

不过在美术界，变化也正在发生。 1978 年在北京举办了“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览”。黄锐记得，在此之前他看的画几乎都是苏联式的。几乎所有年轻的画家都大受震动，包括后来画出《西藏组画》的陈丹青。

另一场展览在 1979 年早春，叫“新春油画展”。展出的作品如今看来没什么特别，大多是静物和风景画。但在“文革”期间，这些无法为意识形态服务的作品被禁止展出。全国美协主席江丰给“新春油画展”做了前言。他写道：“这批自由结合起来的画家的展品，大家协商不设审查制度。”这年的 4 月，又发布了“画会开放宣言”，允许艺术团体结社。在当时的北京，黄锐印象中有十几个画画的社团。

几次聚会后，“星星”的展览被定在 1979 年 9 月 27 日到 10 月 7 日，为期 12 天，地点在中国美术馆外的露天花园。美术馆里正展出“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这样多少能带来一些人流。

花园的布展不太容易，大部分画都挂在铁栅栏上，还有一些挂在树上，大的木雕就摆在地上。展览发布了自己的宣言，黄锐还设计了一个“星星”标识，红白蓝三色，图形由圆、方、三角构成。门票是像国外博物馆那样自愿捐赠的。阿城还负责把画翻拍洗印，这样可以卖钱，补贴办画展的费用。“四月影会”（当时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摄影组织）的摄影师被委托拍下这次展览。

展览结束后，栗宪庭也加入进来，在《美术》上撰文，提醒人们注意“星星”。

结果，根本不是什么“落选者沙龙”，1979 年的这场画展就像这些业余画家模仿、追捧的“野兽派”在 1905 年巴黎秋季沙龙的出场。人们记住了“星星”。

“星星”的成员清楚记得，一些成名的老画家很喜欢他们的作品，提出拿自己的作品交换。1979 年 10 月到 1981 年 1 月初，星星美展的几个成员不断受邀，走访了 26 个城市。美院学生会在 1979 年 12 月邀请了四位“星星美展”的成员座谈。陈丹青就坐在下面，他已经决定毕业作品画一组“星星”成员的素描。王克平记得，陈丹青和他说，我们一直在习作，你上手就是创作。王克平最受关注的两件作品，一件叫《偶像》（一开始没有展出），一件叫《沉默》。

不过，一些评论家则指出，以更广的全球美术界的角度看，“星星”的参展作品是幼稚的。栗宪庭后来在一次访谈中谈起“星星”和中国早期的现代艺术，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从现在的眼光看当然也是如此。今年 3 月底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一家香港的画廊代理了黄锐、马德升、王克平的作品。他们在“星星”时期的画作和雕塑作品在展会上看起来格格不入：手法传统、用色保守，版画的尺寸小到让参观者费解。

起初，“画得像”对大部分“星星”的画家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尽管画得像早已不是判定艺术作品好坏的必要条件。但这些业余画家见过的画作太少了，他们很难真的对“好”的标准形成自己的看法。

“星星美展”前的几十年，整个国家都是封闭的，接触新鲜的西方画册几乎不可能。偶尔搞到一本，聚众翻看，也都是父辈们在清理运动中的幸存品。王克平连马蒂斯都不认识，被一众人嘲笑。可其他人好不了多少。他们只认识毕加索、马蒂斯、梵高、高更。这些都是 20 世纪初的画家，而现在已经是 1970 年代了，世界上最时髦的艺术家可能是马塞尔·杜尚和安迪·沃霍尔。

包括芝加哥大学美术史教授、策展人、批评家巫鸿在内的一些人，认为“星星”宣告了“文革”后中国前卫艺术的浮现。但这个说法并不被所有批评家接受。毕竟，他们最开始展出的作品里连一张抽象画都没有，还带着强烈的表现主义风格。

在受访时，“星星”的成员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很复杂。“现在看来就是小儿科了……可是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你要放到当时社会的语境里去看”，或者，“我只会说这些画是很‘个人’的，而不是很当代”。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认为自己的作品被低估了。

法国的策展人、黄锐后来的妻子黎静有一次问黄锐，“抛开对‘星星’的评价不说，单独从作品上，人们是怎么看的？”黄锐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些画已经存在了 30 年。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多少正面的反应。”

两届展览结束后，“星星”的影响力没能持续多久。“各种势力都不希望提起‘星星’。官方当然不喜欢‘星星’了。”王克平说。它在官方历史中不是特别彰显，因为它的民间性。

从一开始，这场民间展览就遇到了波折。

黄锐和马德升一开始希望展览能在美术馆里举行。两人从 1979 年夏天开始申请展览场地，但审批进行得很不顺利，几个月都没办下来。在美术馆的露天花园里办展是个无奈之举。露天展览引起了一点注意和讨论，但远没到黄锐设想中“镇住全国”的程度。

进行到第三天，展览被叫停，展出作品被没收。“星星”和民刊的成员聚在一起商量对策，他们希望发起游行。黄锐是少有的明确反对游行的人。但他没能在票数上胜出。游行最终“平安无事”，路线和时间上“听从了警察的管理”。马德升和王克平站在队伍的前列，王克平还举着“要艺术自由”的牌子。当时在美联社担任摄影记者的刘香成拍下了这张照片。刘香成称那个时期为 1919 年后中国的又一次新文化运动。

没多久，被扣押的作品归还。美协同意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2 日在中国美术馆的画舫斋重新举办“星星”画展。《人民日报》刊登了这则消息，因此观众从全国各地赶来，最多的一天卖出了超过 9000 张票。他们不全是艺术爱好者。1980 年，第二届“星星”画展的观展总人数有 16 万。“星星”的成员们自然高兴。这年夏天，“星星画会”成立，并且在美协注册。黄锐、马德升、王克平成为美协成员。

这是仅有的两届“星星”。

后来发生的事，则宣告了 1979 年只是艺术界的短暂辉煌。

针对文艺界和思想界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不久便开始了。“‘星星’从轰动美术界的大事，变成了美术界的一桩丑闻。”黄锐、马德升和王克平被美协除名。支持“星星”的美协主席江丰受到攻击，于 1982 年去世。1983 年，栗宪庭因为在《美术》刊登抽象画被撤职。此前，《今天》在 1980 年 12 月因为出版登记手续不全停刊。首都机场的人体壁画被进行了遮挡。

1984 年前后，参加“星星美展”的画家李爽、王克平、黄锐、马德升、曲磊磊相继出国。出国前，李爽因为“流氓教唆”的罪名被捕入狱两年。

不过，“星星美展”成了新兴艺术市场的一个前奏。

在此之前，没有画廊、没有艺术市场、甚至也没有多少画家。

在此之后，北京的外国人圈子里流传着一句话，“上午去八达岭，下午去马德升家”。“星星”的画家们有了第一批收藏者，在北京生活的外国人，尤其是法国人。马德升是画家里的第一个万元户。李永存和毛栗子在 1986 年同时买了汽车。

到了 1989 年北京现代艺术展，艺术家们终于能熟练地说起劳森伯格、安迪·沃霍尔、德·孔宁、伊夫·克莱因，他们很快就抓住了全世界范围内“达达主义”的流行机会。黄永砯把《中国绘画史》和《西方现代艺术简史》放进洗衣机洗了两分钟，肖鲁在中国美术馆开了一枪。

那是另外一个传奇了。

下一篇，我们将介绍“星星美展”的主要发起人之一黄锐。1979 年，工人黄锐是典型的画画青年，同时也是一个不那么激进的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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