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痛只有这种程度（320 万日元）吗？我要继续斗争到底，直到国家认清责任，给我们正当赔偿。”

一位 72 岁的上诉者

二战后的昭和 23 年，日本国会参议院议员谷口弥三郎提出了一项名为《优生保护法》（Eugenics Protection Law）的法案。该法案提议，政府可不经本人同意就针对患有认知障碍和身体残疾的人士实行强制绝育政策。谷口弥三郎认为，“为了不让低劣的基因传给国民，这是必要之举”。

当时日本正因经济困难和生育潮面临众多社会问题，《优生保护法》很快获得通过。据日本政府统计，1949 至 1996 年的 47 年间，约有 2.5 万人接受了绝育手术，其中至少有 1.65 万人并未同意接受手术。根据日本共同社对宫城县的采访，该县被施以绝育手术者中最年幼的只有 9 岁，且未成年人占比超过一半。《优生保护法》直到 1996 年才被宣布失效，并被更名为《生育保护法》（Maternity Protection Law），原法令中基于优生学思想进行“强制断种”的条文也被删除。

4 月 25 日，一项针对当年受害者的救济法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法案的具体内容包括，国家将向受害者“反省和道歉”，并向每位受害者支付 320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19 万元）的一次性补偿。

正在欧洲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书面声明，称“政府也将认真反省，由衷地表达歉意”，并强调“为防止此事再次发生，政府将努力建设一个不歧视残障、相互尊重人格和个性、实现共生的社会”。厚生劳动相根本匠也发表谈话，称“将全力致力于切实做好一次性补偿的支付工作”。

《优生保护法》会重新回到公众视野还要追溯到一年前。2018 年 1 月 30 日，日本宫城县一名年少时被以智力障碍为由、根据当时的《优生保护法》强制进行绝育手术的女性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央政府对其进行赔偿。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首个被强制绝育人士向政府提起诉讼的案例。这名现年 60 多岁的女性表示国家未通过立法等举措对她进行救济补偿，因此向政府索赔 1100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64 万元）。此后日本各地方法院又先后收到 20 多份类似的申诉。

类似的事件在其它国家已有先例。实际上《优生保护法》的参照物是纳粹德国的《绝育法》。后者于 1933 年 7 月推出，规定患有先天性智障、遗传性癫痫、精神分裂症、遗传性失明、耳聋、遗传性身体畸形等的公民必须接受强制绝育手术，当时受此法影响的人接近 40 万。瑞典也有过类似先例。不过他们都对受害者公开道歉并进行了赔偿。

这些受害人的遭遇多少有些类似。首位提起诉讼的这名日本女性在 1972 年、15 岁时被诊断为“遗传性精神脆弱”，经宫城县优生保护审查会决定后进行绝育手术。此后，她经常感到腹痛，因为无法生育也一直未能结婚，饱受精神痛苦。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尽管这名女性自 20 年前便已开始向政府索赔，而日本政府以该法律“在当时是合法的”为由，一直未道歉或给予补偿。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于去年 9 月采访过一位化名为大来佐武郎的上诉人。佐武郎也是宫城县人，父亲再婚后他去了收容所，14 岁时被迫绝育。

“有人告诉我，说我身体有问题，就把我带到了医院。我被放到手术桌上，在后背打了一针。医生说，我患有某种疾病，实际上是在欺骗我。没有人问我是否同意手术，对手术也没做任何解释。术后 15-20 天，我艰难地爬到厕所，然后几乎一周无法站立。术后 5 年期间，我一直痛苦不已。当病痛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但冬季来临之际又开始相当疼痛，以至于我大声嚎叫。”

尽管后来有了一份建筑工作并且成婚，但佐武郎一直未能生育，到妻子临终时才向她坦白。“她默默地听着，我想，她可能要说点什么，但她仅是悄声道‘你要及时吃饭’，然后就离世了。”

对于救济法提出的解决办法，多数受害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表达了不满。根据共同社报道，在各地的国家赔偿索赔诉讼中，原告方面要求的最大赔偿金额超过 3500 万日元，与一次性补偿提出的 1100 万日元差距较大。

另一个分歧点是《救济法》并未承认当年的法令违宪，也没有提及政府的法律责任。 一位 74 岁的名为渡边数美的上诉者于 24 日在日本熊本市召开记者会，向媒体表示：“这种无视人权的手术补偿竟然只有 320 万日元。我只能认为这是侮辱我们，感觉自己再次被冒犯了。”她还指出，救济法中提到的“进行反省和道歉”的主语用的是“我们”。“这个‘我们’到底指的是国家还是议员，根本没说明白。”

5 月 28 日，仙台地方法院将宣布首个相关判决。由于政府不承认违宪，一系列诉讼预计在救济法实施后仍将继续。

题图来自 classiariu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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