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波西米亚狂想曲》之前,你需要安利这波历史

2009年流行天王Michael Jackson去世时,很多人觉得难以置信。

这不单单是因为他年仅50岁,事业发展正盛,更因为人们不愿相信一个传奇的倒下。

Michael的离去惊动世界,当他去世的消息刚刚传开时,网友的访问剧增导致数家网站的服务器瘫痪,被称作是“互联网历史上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时刻”;他的追思会同样成为网络流媒体历史上观看人数最多的事件之一,3110万美国人的观看量直逼前总统里根和戴安娜王妃的葬礼……

“世界从此再无偶像。”很多歌迷如此绝望地认为。

类似的观点高晓松也曾在他的《晓说》节目里说过,关于上世纪80年代,他的原话是:

“你再也不会恢复到那个时候,这么多大师一起的时候,今天最多我猜也只能叫大明星……和那个时候对整个人民、对社会、对时代、对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那一大批艺术家相比是不能企及的。”

摇滚乐蒸蒸日上的年代

没人会否认那是个伟大的年代,就像在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里,当皇后乐队主唱Freddie Mercury在Live Aid演唱会上唱起那句“Mama,just killed a man”时,没人不会起鸡皮疙瘩一样。

这场演唱会日后无数次被评为历史上最杰出的现场演出之一。

1984年秋天,爱尔兰人Bob Geldof(也就是电影里Live Aid演唱会开始前坐在电视台摄像机前呼吁观众捐款的那个蓝衣长发男子)看到了一则BBC关于非洲埃塞俄比亚饥荒的电视新闻,那里因为连续三年滴雨未下,已经有700万人受到饥饿的威胁,有数以千计的人死去。这名曾经在1982年出演过音乐电影《迷墙(The Wall)》的朋克乐队主唱深受震撼,他迫切地意识到要做点大事。

《波西米亚狂想曲》中的Bob Geldof(右)
《波西米亚狂想曲》中的Bob Geldof(右)

上世纪80年代,正是摇滚乐蒸蒸日上的时候。物质的满足会激发人对精神价值的追求,那批在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没有经历过父辈刻骨铭心战争体验的欧美青年人,尽管生存环境优越、生活状态平足,却对生活感到疲惫。

在美国,这群青年经历过60年代的越战、民权运动、经济衰退、政治危机及谋杀事件等等一系列残酷的社会现实之后,也更加对世界感到失望。他们想反叛,很快把这股强大的“欲望”转化成了文学、音乐、美术、电影的创造。

于是就有了The Beatles(披头士)、The Rolling Stones(滚石乐队)、Pink Floyd(平克·弗洛伊德)、Queen(皇后乐队)、Bob Dylan(鲍勃·迪伦)、Jimi Hendrix(吉米·亨德里克斯)、Neil Young(尼尔·扬)、Sex Pistols(性手枪)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

不能说来了整个摇滚圈的半壁江山,但至少Live Aid吸引了全世界一百多位著名歌星参加了这次义演(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流行歌手,譬如Madonna、Michael Jackson等,其中的难度也可想而知,因为大家都不是同一个唱片公司的歌手),戴安娜王妃、威尔士亲王查尔斯也到了现场。

1985年7月13日,这场大型演唱会在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同时举行。中午演出率先在伦敦温布利体育场开幕,有72000人出席了开幕式。演唱会一直持续了16个小时,并通过全球通信卫星网络向140多个国家播出了实况,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

最终,Live Aid为挣扎在饥荒中的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的巨款。Bob Geldof还因此提名了198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这次演出中,那些人们活久见的合作也定格成了经典。Sting弹贝斯Phil Collins打鼓合唱《Every Breath You Take》、David Bowie和Tina Turner同台演出的场面,往后也再难见到。

Live Aid演唱会海报图
Live Aid演唱会海报图

“The day the music change the world.”

就像Live Aid的宣言那样,这是一个属于理想主义者的年代,它给饥饿的人面包,让美好的愿望成真。

才华之外的标签

皇后乐队也搭上了Live Aid的顺风车。

Live Aid就像一个助推器,让乐队在1986年举办的“Magic Tour”大型巡演创下了当时英国史上演唱会观众数字纪录——尽管早在70年代,《Sheer Heart Attack》和《A Night At The Opera》(歌曲《波西米亚狂想曲》就是出自这张专辑)两张专辑已经让他们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乐队的成功离不开主唱Freddie Mercury。作为乐队的灵魂人物,他创作出了许多皇后乐队最广为流传的歌曲,如《Bohemian Rhapsody》、《Killer Queen》、《Somebody to Love》和《Don’t Stop Me Now》等等。

不过除了才华,Freddie最受外界关注的还有他的同性恋身份。

人们对Freddie这一身份的关注甚至远大于他外省人的身份,这成为他身上难以抹去的鲜明标签。

关于自己取向的问题,Freddie对公众的回应一直都很暧昧,一些评论家说他向公众隐瞒自己的性取向,但另一些人说他是“公开的同性恋”。

1974年12月,NME杂志向他直接问道“弯的感觉怎样”,他的回答是,“(先是骂记者狡猾)学校里男生之间的恶作剧也有我参与的一部分,我不会继续说得更详细了。”

Freddie态度模棱两可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从1953年秋天开始,英国警方针对同性恋进行了一次“大清洗”行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有近5000名同性恋者因强制猥亵、引诱、鸡奸等罪名被逮捕——这一数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即1938年的8.5倍。

那段时间里,出现在一个被同性恋当作“渔场”的公园中,或是留名于某位已经被拘留的同性恋者的通讯录上,都有可能被逮捕。一旦被警方认定有罪,即使只是课以罚金,人们的姓名、地址、工作单位等信息仍会在报纸上公布,这无异于是毁了一个人的前途。

持续的“大清洗”除了给大众带来一种“同性恋罪犯”泛滥的认知,在道德上引发的恐慌甚至更大。所以尽管在1967年随着《沃尔芬登报告》的发布,英国21岁以上成年男性之间的同性性行为已非刑事化,但作用于民众观念深处的意识仍然发挥着影响。甚至当父母来家中做客时,Freddie都会提醒伴侣Jim Hutton(他最后的真爱)“不要说我俩睡在同一间卧室,只说你是我家的园艺师”。

Jim Hutton和Freddie Mercury
Jim Hutton和Freddie Mercury

在Freddie的音乐生涯中,记者们常把他华丽的台风与他的性取向联系起来。他有一次提到Queen这个自己所取的乐队名时也说:“我当然知道其中有同性恋的意味在,但那只是其中一面而已。”谁也无从计算Freddie创作中受其性取向影响的比重,但不可否认那一定存在。

遗憾的是《波西米亚狂想曲》作为一部Freddie的传记电影,对于他同性恋这一重要身份的展现惜字如金。这就好像一种悖论:电影为了取悦所有受众而故意淡化了同性恋因素,但这部电影之所以存在却和这一因素分割不开;也好像一种讽刺:同性恋在Queen的年代不被接受,在今天亦然。

人间再无皇后乐队

时代浪潮和个人命运的交集共同造就了皇后乐队。

也正是因为这支乐队的传奇性,Freddie Mercury身为第一位公开宣告罹患艾滋病及去世的摇滚巨星,他的离世在该病种的历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1992年4月,乐队的剩余成员创办了Mercury凤凰信托,并在当月20日的伦敦的温布利球场以致敬Freddie Mercury的名义举办了“为提高对艾滋病的认识”的演唱会,来庆祝莫库里的人生和影响力,以及为艾滋病研究集资。

“(Freddie是)一位杰出非凡的摇滚明星,如彗星划过天际般出现在我们的文化图景中。”当天参与演唱会的众多重量级嘉宾之一、美国女演员Elizabeth Taylor(伊丽莎白·泰勒)如是评价说。

回头看看现在,有人不禁要问,这个年代的大师是谁?

在这个越来越快速和碎片化的时代,人的情感也在慢慢被肢解。黄金年代难再见,所以只好暂时寄情浓缩之后的影像,可是,可能有人就连在电影院专心看完一场《波西米亚狂想曲》也已经成了一种奢侈。

也许不是因为这个时代没有大师,而是因为我们不生产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