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走向二元对立的世界，共识越来越难以获得。

关于大公司控制市场到什么程度才算垄断，不同地区、不同政见的立法者基本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Google 在欧洲已经拿了三轮 82 亿欧元反垄断罚单，而同样竞争手段的几次调查都在美国得出无罪结论。而到了中国，即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已经变得习以为常、都不太被提及。

不过在反垄断的另一个焦点，对科技公司控制言论和信息传播的恐惧上，争吵不休的美国两党倒是颇有默契。

3 月 8 日，参议院、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华伦（Elizabeth Warren）宣布拆分大科技公司的反垄断计划，随后她的拆分广告就被 Facebook 拿掉。很快，共和党党魁，2016 年参选总统的特德·克鲁兹（Ted Cruz）表示支持，说“科技公司有太大的权力让言论沉默”。一年前，克鲁兹已经将科技公司反垄断与第一修正案联系起来，说“人人都应该有言论自由，这是美国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科技公司可以有政治倾向，但不能左右别人的言论自由。我们有义务用反垄断或者其他法律武器来保护这项权利。”

最近，共和党政治新星、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也开始呼吁限制大科技公司对平台言论的控制。“百年历史的第一修正案已经划清了言论审查的边界，科技公司不应施加审查，却不用承担监管。”

对大公司利用垄断地位控制言论和信息传播的恐惧可以追溯到反垄断概念刚刚诞生的时候。1900 年，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判决美联社必须向所有机构提供新闻服务，此前它因客户使用竞争通讯社文章而拒绝供稿。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在审判结果中认为，控制新闻信息的美联社等同于公共平台，利用优势地位限制新闻的自由传播。

百年之后，焦点转移到了硅谷。最耀眼的两个互联网创业明星 Google 和 Facebook 控制着数十亿互联网用户阅读、观看和分享的内容。垄断性规模带来对信息控制的影响力成为反垄断的理由。

从“不作恶”开始，大公司逐渐积累起控制信息的过程

2018 年 9 月 5 日，美国国会山的听证席上多出一把空椅子。椅子前面的名牌写着 Google，左右则坐着 Facebook 首席运营官和 Twitter 创始人。科技公司的代表接受了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3 个小时的质询，唯独缺少了 Google。

“不作恶”的代表，变成了让唯一超级大国担忧的信息控制者。

1998 年创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Google 都是模版一样的美国梦。两位看着腼腆的在读博士生，其中一个还是从刚倒台的共产主义国家来到美国，没有上一代科技巨星不认女儿或者在合伙人绝症确诊后抢夺股份的劣迹。

Google 自由的企业文化也吸引着无数年轻工程师的加入。允许员工带宠物上班，提供免费福利的工作环境；鼓励员工创新和个性发展；伴随股票升值而带来的财富故事。

更重要的是，Google 坚持“不作恶”。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这两个 Google 创始人起初非常抗拒广告，拉里·佩奇在斯坦福的论文里直接写到“如果你卖广告，搜索引擎就会变味儿”。即使因公司发展需要增加广告收入，Google 也希望有所坚持。

“不作恶”正是代表了 Google 的一种坚持。在 Google 早期的员工看来，其他搜索公司正靠出售搜索结果来欺骗用户。而 Google 不准备依靠搜索结果赚钱，而是将广告放置在搜索结果的右边，尽可能清楚地标注出来。

Google 坚持在收录全球信息期间，提供准确有效信息的同时不被盈利左右。到 2004 年上市，这句话还被放入招股书中，在给 Google 投资人的信中写道：“不作恶，即使放弃短期的利益，作为一个为世界做好事的公司，从长远来看，Google 会得到更好的回馈。”

但 Google 对与信息的控制力与日俱增。

2006 年，在先后推出 Gmail、地图应用后，Google 以 16.5 亿美元收购了仅成立一年的 YouTube。两年后，Chrome 推出，不断蚕食微软 IE 的市场份额。几乎同一时间，第一部搭载 Android 系统的 HTC G1 上市。

Google 的商业模式一直是提供更好的互联网服务，从而获取更多的用户信息，借此更精准地打广告。

库克经常以 Google 出售用户数据来贬低 Android。但事实上，Google 从不直接卖数据——它只是知道一切数据，帮广告主把信息放到合适的人面前，

广告是这么呈现给每个人，信息也是一样。

作为目前最大的人工智能公司，Google 从 2007 年开始测试个性化搜索。根据算法分析用户搜索行为，返回更适合的搜索结果。

问题也在算法主导搜索结果之后开始。2008 年开始的每次总统大选，Google 搜索结果中的政治倾向性都会有争议。

因为 Android、Chrome 垄断性的市场份额以及本身出众的搜索效果，Google 事实上决定着在人们搜索信息的时候，什么东西会出现在面前。

专门研究人们眼睛运动行为的公司 Eyetools 更进一步分析，排名越靠前的信息越受到关注。Google 搜索结果的前三条能够吸引 100% 的注意力，最下面的信息只能获得 20% 的关注。

算法决定了用户获得的信息。而随着 Google 收购 YouTube，推出新闻业务 Google News，被 Google 控制的信息更多了。

Facebook 有着类似的成长过程。2009 年的公开演讲中，25 岁就已经创业五年的扎克伯格鼓励将信息放在网上，允诺建立一个链接地球上所有人的公开社交网络。如今 Facebook 每月光活跃用户就有 23 亿，每天人均花在 Facebook 上的时间超过 50 分钟——这不包括它买的其它产品。

Facebook 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很早就加入人工智能算法，2006 年，信息流（NewsFeed）上线。新闻资讯、朋友消息和“猫猫狗狗图”根据算法排列，吸引着用户不断刷新。由于社交网络更多是被动消费，算法比搜索更直接地决定着每个人看到什么是信息。

反垄断历史中，对控制言论的恐惧与限制竞争的恐惧是两大驱动力

关于掌控基础设施后限制市场竞争的恐惧，我们在本系列里已经谈过。

在保护竞争环境、避免少数公司操控价格以外，防范大公司对言论和信息控制是反垄断历史上的另一条线。

19 世纪后期，美国结束奴役制，快速工业化。垄断集团在铁路、农业、烟草、粮食、石油等生活方方面面出现，新闻也不例外。

1892 年，美联社的前身伊利诺伊联合新闻社成立，时任社长的斯通（M.E.Stone）以高价同当时欧洲三大通讯社签订了独家交换新闻合同，从而垄断了国外新闻来源。

伊利诺伊联合新闻社因控制国外新闻从而击败了最大的竞争对手合众社，要求其他合作的报刊只能使用联合新闻社的稿件。

芝加哥的《洋际报》（Inter Ocean）由于采用别家通讯社稿件，斯通便停止供稿。为此《洋际报》向法院上诉，经过两年审理。1900 年，伊利诺伊州法院做出裁定，联合新闻社必须将稿件提供给任何客户，不得有所歧视。

判决理由正是因州最高法院认为新闻自由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美联社应类同于公共媒体，向所有人供稿。不愿接受判决的斯通解散了联合新闻社，并在纽约重组以避免判决结果。当时反垄断法还不严密。

反垄断条例从一早就开始关注媒体垄断的危害。1914 年，《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反垄断法令陆续推出，对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案》做了补充。

《克莱顿法》明确禁止了“为削弱对手或产生垄断”的兼并股份行为。这阻止了当时大报业频繁收购小报社的行为。1893 年，最大的斯克里普斯报团每年平均收购 6 家地方报社，控制了当时全美 30% 工业城市报刊内容。

之所以如此重视新闻垄断，因为依托媒体的言论自由被视为民主的基石。《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第三任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就曾说过：“如果政府和报纸两者之间只能有一个存在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富兰克林·罗斯福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休戈·布莱克（Hugo Black）认为新闻自由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防止政府欺骗人民。

报纸、广播、电话、电报以及后来电视的出现，信息和媒介一直在变，但反垄断对于信息自由的警惕一直持续到了 1990 年代。

1934 年，美国政府制定了《通讯法》，随后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成立，确立了对于电信业长达半个世纪的监管。

1940 年开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为防止电视台恶性竞争、兼并，陆续制订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则来制约电视业，比如反垄断法规定，一个广播公司在全国至多只能拥有 12 家电视台，在全国 50 个大城市中不得拥有两家电视台；也不得同时拥有无线电台、有线电视。

有线电视市场在 1980 年代放开，CNN、探索频道、ESPN、HBO 等频道都在那时诞生。为了防止有线电视运营商决定人们可以看到什么信息，《有线电视保护和竞争法案》中规定了“Must－Carry”，必须满足报道当地民生、政治新闻的地方电视台在有线电视系统中播出的时长。

和洛克菲勒依靠铁路垄断石油市场一样，电视系统运营商通过控制电视台渠道也可以决定电视播放什么内容，从而打击地方电视台。这些电视台制作的节目没有收视率，只能选择和运营商签订独家合作协议。

监管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让信息播放渠道不会控制内容的传播，确保不同政治意见都可以得到宣传。

对控制信息和渠道的公司合并管理尤为严格。很长一段时间，掌握有线电视网络渠道的运营商都不能兼并电视台、电影片厂不能买电影院。

对于报业，则在 1970 年提出《报业保存法》，允许两家公司分享广告收入来确保存活，但必须保留单独的编辑人员，确保新闻信息的多样性不受影响。

哥伦比亚法学教授、“网络中立”理论提出者吴修铭（Tim Wu）在《总开关：信息帝国的兴衰》中提到，几十年里，美国政府一直紧盯着信息传播，避免出现一个可以垄断信息和言论的公司。

变化在 1980 年代开始。里根政府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对垄断管理也开始放宽，减少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1986 年，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奥利弗（Daniel Oliver）在美国律师协会的一次演讲反映了执行机构的政策基调的变化。“公共政策的敌人是政府过度干预，反垄断执行对商业活动造成的损害应该被限制。”

之后对大公司的拆分诉讼只在克林顿时期在微软发生了一次反复。之后的小布什政府对大公司的垄断采取更加宽容的政策。到了 2008 年，奥巴马当选，更是被称为“第一任网红总统”。从竞选开始，他就利用 Facebook 等社交网站为自己拉票。

挥舞言论控制力的不一定是科技公司本身，这让反垄断变得更复杂了

全球的互联网的信息传播逐渐控制在两个公司手上，Netcraft.com 通过分析 14 亿网站流量后发现，Google 和 FB 和它们收购的 YouTube、Instagram 服务直接决定着全球 70％ 以上互联网流量的趋向。

更直接说明对信息控制力的是媒体网站的流量。从 2013 年开始，从 Google 和 FB 引入的流量就超过媒体网站总流量的 50%——中国是个特例，虽然也有公司占据同样的主导份额，但控制信息的并不是它们。

每四年一次的大选，Google 和 Facebook 的政治倾向性都会带来争议。到 2016 年，公开质疑越来越多。

独立媒体 SourceFed 在 2016 年宣称 Google 搜索引擎中存在“政治偏见”，涉嫌故意操纵搜索结果，帮助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消除负面信息。对此， Google 辩解称，这是搜索算法的自发决定。

去年年初，剑桥分析数据泄漏事件爆发。5000 万 Facebook 用户数据被数据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利用，被认为帮助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拉票。但拿到社交网络用户数据，定向拉票的事奥巴马时期也干过，区别是他得到了 Facebook 的同意——Facebook 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 （Chris Hughes）直接加入奥巴马竞选团队。

特朗普当选后，路透社报道称，Google 的员工在内部讨论改变算法来打压保守派新闻媒体。Google CEO 皮蔡去年在国会作证了 7 次，反复承诺 Google 在政治意见上的中立性。

Facebook 也没逃过政治倾向的批评。Facebook 的前职员披露了 Facebook 内部通过人工干预操纵 2016 年大选民意的相关细节，左派倾向的员工会选择性地筛掉那些保守派的新闻。随后，美国参议院的商务委员会很快发函给扎克伯格要求解释 Facebook 热门话题栏目具体操作细节。

百年前人们对于大公司操纵信息恐惧不同的是，很难想象马克·扎克伯格或者拉里·佩奇下达政治攻击的密令。但利用算法推荐机制影响人们看到什么的，不只是科技公司自己。

外部势力介入美国大选更是令 Google 和 Facebook 陷入巨大的麻烦。

扎克伯格先是否认俄罗斯机构参与剑桥泄密事件，但之后随着俄罗斯总参情报局（GRU）特工干预大选计划的曝光，他开始改口。在 2 天 10 小时接受国会质询会上，扎克伯克承认，Facebook 并没有及时发现俄罗斯投放的广告，导致假新闻、外国干预选举及仇恨言论发生。

假新闻是社交网站上最常见控制言论的方式。《纽约时报》采访 YouTube 上以虚假新闻为标题的视频制作者。他们依靠算法推荐来骗取点击，每年能赚到 20 万美元。

假新闻制作者不一定有政治诉求，有些只是因为读者爱看耸动的假新闻，能带来更多广告收入。而在被社交网站和搜索引擎控制的信息流动里，新闻更加真假难辨。从发达地区的大选、脱欧，到偏远地区的种族冲突乃至仇杀。

抱有政治诉求的当然也不少。同样利用 Google 算法，Reddit 用户大量将白痴（idiot ）一词链接到特朗普的照片，导致搜索 idiot 后出现的全是特朗普的照片，现在都还能看到。ISIS 甚至有专门的新媒体部门，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新建海量账号宣传圣战，上传斩首视频。

没有证据证明 Facebook 和 Google 恶意控制着互联网信息，但事实也说明，这两家每天为几十亿人服务的大公司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去产生恶果。

假新闻丑闻给科技公司带来巨大压力。压力下，科技公司自己开始行使言论审查的权力。

3 月 15 日，新西兰基督城枪击案造成 50 人死亡。袭击者在 Facebook 直播了作案过程，Facebook 在视频审核上的人工智能过滤技术没能发现这次枪击直播，后续 Facebook、Google 也没能完全阻止相关视频继续出现。

对 Facebook 管控不够的质疑下，Facebook 加大了审查力度，连新闻报道中采用的视频片段都统一采取封禁措施。

同样的事在 Facebook 和 YouTube 过去无数次争议事件中一遍又一遍地发生。从 2017 年到现在，Facebook 内容审核人员的数量翻了三倍，从 1 万人提升到了现在的 3 万人，和 Facebook 全球正式员工数量相当。

什么内容适合在互联网传播，什么内容又应删除，其中的界限很难划清。更严肃的问题在于，判断的标准还掌握在算法手中。

最新的反极右翼言论、反疫苗事件，亚马逊、Facebook 和 YouTube 相继清洗相关内容，这成为了新的言论审查。

当代的反疫苗论开始于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上的论文，医生安德鲁·维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研究认为打了疫苗后会导致儿童患上结肠炎，甚至可能引发自闭症。反疫苗的论调开始流行，支持者认为医疗公司为了盈利而隐瞒打疫苗的后果。

争论越来越激烈，科技公司也无法置身事外。反疫苗的纪录片被亚马逊直接封杀， Pinterest、Facebook 全平台删除反疫苗信息。YouTube 并没有直接删除这些视频，而是降低反疫苗内容被推荐的可能性。

反疫苗论让信奉言论自由的科技公司开始一刀切式的管理，部分大公司对它的处理方式几乎类似于对待纳粹内容或儿童色情。

这也遭到了美国儿科学会（AMA）的担忧，该机构致函给 5 家科技公司，称科技巨头应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确保消费者能够获得有关疫苗接种的科学有效信息，而非一刀切式删除内容。

科技公司开始习惯于管理信息如何流动。

Facebook 试图自己给媒体评级，来解决假新闻的问题。新的质疑产生，为什么由它来决定什么媒体的信息值得传播？大西洋月刊副主编亚历克西斯（Alexis C.）发文指责，“评级阻碍了新闻自由”

而一份泄漏的 Google 内部文档则显示，Google 内部也开始接受作为审核员的角色。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前主编杰森·庞廷（Jason Pontin）被 Google 委任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在确保自由地对话的前提下，管理审查屏蔽有害内容？

这份 86 页的内部 PPT 通过分析大量记者文章，学术和文艺评论的访谈和资料，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面对日益严厉的批评，Google、Facebook 和 Twitter 只能够采取更加严厉的审查管理手段，而不再能维持互联网创立之初所倡导的理想自由言论环境。

逐渐的，曾经信奉“不作恶”、坚持互联网诞生初自由言论原则的科技大公司，开始习惯言论审查的新工作，在不同情况下服从不同的主人。

题图来源：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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