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过去，中国与世界、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我们的生活都为大问题所左右，于愕然之中，知识分子声音的消失或者湮没于嘈杂，更增添困惑与茫然。或者，此时可能是拐点将现。而在任何时代，睿智思考都是稀缺品，有见识者更是指引我们看清前路的保障。
因此，我们“2018 年度图书推荐”希望尽可能多元化地介绍一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书。
依照旧例，我们视野所及的书，采编人员都已经读过，并以真诚态度介绍给读者。
我们也借助特约作者之力来一起完成。他们总是得风气之先，而且见解更加深刻。在此一并感谢。
这是非虚构图书推荐系列的第十篇，继续探讨社会老龄化和人口问题。作者刘质真是《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的采编人员。
上篇我们谈到了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老龄化与人口问题，认为社会老龄化并非是人类寿命提高一个原因导致，更多是新生儿出生率降低导致。
因为新生儿死亡率的降低、儿童生命无虞，母爱之类的感情投入不会因为意外而丧失，结果导致家庭中不用生更多的孩子来对冲风险。对儿童的爱更集中，无法或不愿分享给更多的子女，也让生育愿望降低。全球各种文化、宗教信仰、种族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穷不是谨慎或减少生育的原因，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的劳动力需求——让更多的家庭成员赚钱，是提高生育率的原因。
这就引出一系列问题：女性从家庭劳务中解放出来：就业同时也减少了生育的机会；教育问题：更少的孩子，更高等级的教育，也意味着耗时更久的教育；当然，还有最重要的福利问题。
我们逐一展开。
家庭结构、家庭收入模式变化、对教育的重视……都是如今困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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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潮为什么停下来了？它最直接的结果是什么？
1965 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已婚夫妇有权控制生育，依据的理由是个人隐私受到宪法保护，尽管在 26 个州中，数以百万计的未婚女性仍被剥夺使用避孕药的权利。 直到 1972 年最高法院以法律形式规定所有公民都可以控制生育，与婚否无关。
避孕药是结束 1947~1964 年婴儿潮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使妇女能够控制生孩子的数量和时间，以便进入劳动力市场。 妇女劳动参与率增长最快的年份是 1965~1985 年，即 1960 年代初期避孕药广泛使用后不久。
罗伯特·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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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卧底经济学》系列而知名的蒂姆·哈福德也认可这一现实的存在。女性解放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也是不可逆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就业扩大，更多精力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其中一个结果是生育率降低，人口结构变化。
几年前，一位叫阿马利娅·米勒的经济学家通过各种巧妙的统计方法证明，如果一位女士在她 20 多岁时能够推迟一年生育孩子，她一生的收入将上升 10 个百分点：这对在生孩子前完成学业并确保就业的女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但 1970 年代的女性不需要看阿马利娅·米勒的研究：她们已经知道这是真的。随着避孕药的推广，她们报名参加了长期的专业课程，人数之多，超乎想象。
蒂姆·哈福德，《塑造世界经济的 50 项伟大发明》
26.
虽然女性就业的增加导致生育率降低——这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但在要不要把老龄化这个更大的困境甩给女性解放这一原因上，拜政治正确所赐，还很少有人公开这么说。通常能说的，一是事实确实有足够的相关性，二是如我们一贯观点，在不可逆的文明进程面前，我们应该想的是如何面对既成事实，而不是幻想复辟女性的生育功能。
我们不喜欢梁建章的激进主张也在于这一点。
虽然经济压力与事业心压得女性喘不过气来，使她们无法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但我们也不用幻想西班牙女性或来到西班牙的移民女性（她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也跟西班牙女性一样无法轻松生育子女）会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回到传统的女性角色。妇女，尤其是子女较少的妇女，是今日西班牙劳动力的骨干，随着国家老龄化，整个社会更需要大量女性参与劳动。
2008 年，每十名没有子女的工作年龄女性，就有七名投入职场。
拥有一到两名子女的母亲，约有半数有工作。
然而德尔加发现，从养育两名子女增加到三名子女时，将出现重大差异，西班牙女性一旦拥有三名子女，就不可能兼顾工作与家庭。西班牙拥有三名子女的母亲，每一千人只有四人有工作。
泰德·菲什曼，《当世界又老又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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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补充一点，女性解放、受教育时间的增加、婚龄推后，不管男人还是女人的生育年龄也推迟。这同样是一个人口问题。
人口的增长不但取决于人们有多少小孩，也取决于何时生小孩，甚至关心人口问题的人有时也认识不到这一点。因为每代人口往往按某种比率增长，因此，如果你把一代和一代之间的间距拉长，人口每年的增长率就低些。我们完全可以把写在横幅上的口号，“只生两个”这几个字改为“以30岁为起点”。
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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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就业者增加的同时，美国城市就业人口也发生变化，服务业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制造业的机会在减少。这是另外一个大问题，它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我们在这里只是探讨它对社会心态的影响。
随着制造业工作减少，美国也首次出现女性劳动者数量超越男性的现象。这种反转主要是由两个趋势造成的：女性参与劳动的比例提高，而男性参与劳动的比例下降。
女性更能满足服务业经济的需要，包括医疗，这项产业也随着老年人口增加而逐渐扩大。
泰德·菲什曼，《当世界又老又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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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男人！我们在类似于《乡下人的悲歌》中会看到男人在就业机会消失之后的挫败感与女性就业机会增加之间的微妙关系。而去工业化在后发展国家或经济体中普遍存在，传统产生蓝领工人、继而产生中产阶级的链条断裂，在这个过程中，男性更多扮演 Loser 角色。这也是前述日本问题中丰田这样创造大批就业的大公司没落让日本学者担忧之所在。
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经济权力的地方地景，不能指望由汽车和钢铁生产来重构。检视威尔顿及底特律下游区周边的就业变化，确认了服务业工作成长及女性劳动力的全国趋势，尤其是在健康照顾、学校与零售业方面。
世代与家户变迁反映了这些转变。
譬如，在一名麦克路斯钢铁工人的家庭里，男人在三代里经历了向下流动。40 多岁的丈夫是工会活跃分子，他的父亲也是技术熟练的工人；儿子则是一位年轻的钢铁工人，于 1980 年遭解雇。但妻子有个公共部门的行政工作，女儿则在附近的零售商店工作。这是麦克路斯及许多其他制造业公司里的典型家户，工资与福利让步及解雇，将更多妻子和女儿送进劳动力。更多类型工作将在去工业化的未来地景中创造出来。
莎伦·佐金（台版作者译为雪伦·朱津），《权力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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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是教育。日本被认为是蔓延全球的教育产业化浪潮中受益不多的国家，《文凭社会》一书中称，美国并没有在教育升级这个过程当中获益。实际上教育商品化与商业社会里任何一个领域里自我发展和膨胀的行业一样——抓住需求、建立不可替代性、制造更多需求、精细化和差异化、升级需求……实际上这些眼花缭乱的“你必须获得XX教育”“你必须拥有XX学位”与“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种消费理念强制灌输有关。
当然，现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经提高退休年龄。而最令人困惑的或许是，欧洲的教育普及政策并没有让年轻人更容易就业。其中有一种批评是，欧洲年轻人绝大多数受了太多教育，造成许多工人价格过于昂贵，使欧洲企业无法提供相应的职位给他们。这种论点认为，欧洲投入过多的资源让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而且以珍贵的公共资金来支付大学与其他高中以后的教育。
同时，这项论点继续延伸，认为教育政策耽搁了大多数人进入就业市场的时间，即使人口的自然寿命越来越长，他们的工作寿命还是因教育而缩短。
如果人们到了快 30 岁才进入职场，然后上紧发条不断工作到快 60 岁，接下来退休一直活到八十几岁乃至于更老的年纪，可以想见他们赚钱的压力有多大。
泰德·菲什曼，《当世界又老又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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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可思考的问题可能是：世界真的可以支撑如此多的本科及以上的教育人口吗？即使对于美国来说，现代服务业支撑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否则哪里会有特朗普在锈带地区的胜出呢？
这个问题的另一个问法是，世界真的允许那么多城市选择放弃制造业而在金融之类的现代服务业里获得生存机会和城市竞争力吗？
这两个问题与另一个经典而且有趣的提问方式有关——环境主义者经常挂在嘴边：世界资源支撑中国人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吗？
这也是题外话，但与中国有关。
卢旺达一个家庭经常有 8 个孩子，意大利出生率低下，假如没有移民，意大利将会缩减。所以，人类资源管理的世界性问题主要是那些出生率国家高的贫穷国家造成的，是这样吗？
绝对不是，人口数量并不是控制资源消费率的唯一因素。
资源消费率是两个因子的乘积。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乘以这个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费——比如树木、石油或者金属。欧美以及其他富裕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费率是贫穷国家的 32 倍。 意大利 6000 万人口其消费率已经是 10 亿非洲人的总消费的两倍。
贾雷德·戴蒙德，《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养老金制度本质上是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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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社会上大多数感觉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其历史都非常短。你可以感叹现代文明社会是如此之短，也可以感慨大多数问题和困境都是初次遇到，想从历史镜鉴中寻找答案，不那么容易。
人口问题，诸如红利消失、劳动力不足、老龄化等等，又因为每个经济体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政治体制不同、社会动员能力不同而没办法引为解决之道。比如谁能想到中国在 30 年间真的可以依靠蛮横的政策少生几亿人，谁又能想到独生子女一代人不但要面对他们自身的高强度负担，还要让后续几代人忍受他们乖僻、自私、唯我独尊的性格对社会结构和道德水准的冲击——不能指望有任何人已经有什么解决方案，通常大家能想到的都是理想化的最优解，十有八九还是建立于某个模型之上。但于实际情况来说，变化过于纷繁复杂，模型往往也只是模型。
顺着前面提到的问题，社会分工对于像北欧这样的国家来说，可以轻松让全民都进入到智识创造行业，但对于美国这样大的经济体来说，就难免因为制造业转移而产生中产阶级危机，诞生大量新穷白人。
同样，福利制度对于北欧来说，可以通过高税收和高积累解决存续问题，但对于 Timing 不那么好的国家来说，或者积累还不足以支付未来的庞大支出时就先有样学样地做起福利国家来，或者人口结构复杂，纳税基数不足以承担老龄化人口增长，或者像中国未富先老，或者还是像中国地区间差异巨大但偏偏高度集中大一统……
出生于战后生育高峰期的一代人乃是欧洲历史上有记载的人口数量最多的一代人，用不了几年，他们便不再向国库缴纳税收，相反会开始消耗大量的财政支出。有的是以领取国家养老金的方式直接占用财政支出，有的是通过增加对政府支持的医疗及社会服务的需要，对财政造成间接压力，这一压力与前者相比不分伯仲。
此外，这一代人比前人的生活条件都更为优越，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寿命会更长。考虑到这一点，随之而来的便是失业救济支出造成的成本将日益增长，截至 1980 年，在西欧各国，失业保障金支出一直是政府预算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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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来看，中产阶级被欧美国家塑造为国家根本，改变了 19 世纪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从战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实践中看，当然是成功的。福利社会改造了传统意义上的蓝领工人中诞生中产阶级的现实，同时中产阶级与福利国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福利国家构建的高明之处在于，主要的受益者是中产阶级（这是欧洲意义上的，包括专业精英和技术精英）。正是中产阶级的收入被突然释放出来，因为它有机会获得免费的教育和医疗。也正是中产阶级通过公共提供的保险、养老金等获得了真正的个人保障。在这个意义上，福利国家创造了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则捍卫福利国家。即使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始谈论医疗服务私有化时，她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并发现她自己的中产阶级选民反对的声音最为强烈。
托尼·朱特，《思虑 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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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合作和相辅相成的关系难以为系了。
福利国家的危机便是欧盟此前的成就和许诺不能无限延续的第三个原因。
西欧人口正在老龄化。自从 1960 年代中期开始，总体趋势是每个家庭养育的新生儿减少，以至于一些国家的人口不增反降，最明显的国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1993 年，西班牙每千人的出生率仅为 1.1，创历史低点。欧洲人现在需要养活一个庞大且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而这个重担落在了人数不断减少的年轻人身上，这其中许多人还没有工作。设计这样一种慷慨的社会服务制度有其前提条件：这个经济体在持续蓬勃的发展中，老弱病残人口相对较少，他们的社会需求可以由人数众多的年轻就业者来满足；而目前，这种制度处于巨大压力之下。
托尼·朱特，《事实改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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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戈·帕尔默，一位对福利社会持谨慎态度的机构学者，他显然不会像托尼·朱特那样对“带着畏惧之心的社会民主主义”心向往之。他将福利国家面临的问题直接命名之为“悲剧”，把福利社会称为“庞氏骗局”。他有点愤世嫉俗。
政府已经向如此多的选民许诺了如此多的利益，全都以彼此为代价，这些体制是不可持续的，但获利者没有人情愿放弃自己的利益。我们本可以这样做以换取更低的赋税，但我们甚至没有那样的选择权。政府可以借钱并把征税推后，也就是推到下一次选举的时候，届时他们将许诺更多，通过更多的借贷来提供经费。
养老金领取者要求增加国家养老金的支付，甚至认为这只是在偿还他们所缴纳的金额。这些养老金的经费提供是建立在“现收现付”（pay-as-you-go, PAYGO）的基础上，这意味着从当前的工人那里收的税会支付给当前的领取人。
国家养老金计划的结构和经典的“金字塔骗局”是一模一样的，它也被称为“庞氏骗局”或“连锁信”，它需要支付的人的基数无限增加，当它停止增长，金字塔就会崩塌。政府可以通过印钞票或者借钱来推迟这一在劫难逃的事，但只能是推迟，并且随着每次推迟，情况都会变得更糟。
汤姆·戈·帕尔默，《福利国家的悲剧》。该文收录进《福利国家之后》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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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默还顺带着说了福利国家的其它弊病，“相互掠夺的循环周而复始，大多数的赢家在一个周期完成后变成输家”。
农民要求给他的庄稼补贴，这以汽车工人所纳的税为代价；汽车公司和汽车工人要求针对更实惠的进口车“保护”，以及对破产公司的救助。贸易限制对农民来说提高了车辆的价格，而对汽车公司的救助提高了农民缴纳的税。为了农民的利益，汽车工人被掠夺，而农民被掠夺也是因为汽车工人的利益。
汤姆·戈·帕尔默，《福利国家的悲剧》。该文收录进《福利国家之后》一书。
37.
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福利社会的历史。养老金制度来自于俾斯麦，设计之初本意是对社会主义的防范。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建立在社会财富的积累之上，如果对比诞生之初德国、英国的人口结构，我们会隐约发现制度制定者对持续发展的信心。
大转变的成因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压力，主要是议会内部的改革派和外部的费边主义者的努力。大转变指的是自由主义向着其对立面的转变。
它是在 1880 的德国悄悄出现的。当时俾斯麦颁布了老年养恤金和其他社会立法，观察家把他的举动称为“抢了社会主义者的先机”。到世纪之交的时候，自由主义者普遍认识到，在所有方面，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方面，都需要通过法律来向许多不再能养活自己的人——老人，病人和失业人员——提供帮助。新世纪开始 10 年后，劳合·乔治制定的预算使英国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
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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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养老金制度建设始于大萧条之后的新政，这其中既有对美国向欧洲纳粹和苏联社会主义转化的担忧，也有罗斯福式抵御萧条前金融资本膨胀，希图以扩大联邦权力、高税收等手段获取更平等社会的制度设计理想。
养老革命的第一步是在 1935 年颁布了《社会保障法案》，提供全国性的养老金制度。所有工人在工作期间都缴纳保险费，作为回报，他们有权得到社会保障养老金作为老年生活的保障。
罗伯特·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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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代日本养老金制度初建，现在回顾，设计者更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设计保障，当核心家庭变化的时候，养老金制度也会遇到问题。
全体国民加入养老保险的国民养老金制度的最初出台，要追溯到半个世纪前的 1961 年。当时，祖孙三世同堂的比例还很高，爸爸作为全家的顶梁柱外出工作，祖父母的养老金就像“零用钱”一样。
比较今昔资料，1980 年三世同堂的比例为 60%，2013 年下降到 10% 左右。也就是说，养老金不再是“零用钱”，而逐渐演变为主要生活收入了。如果是老夫妻两人或跟孩子一起生活，还可以以两人的年金维持，但要是孤身一人，那不得不靠一个人的养老金生活下去了。
明治学院大学河合克义教授说：“国民养老金制度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家庭功能在发挥作用为前提制定的。”
与子女及孙辈一起生活的比例一直都在下降，现在已不会超过 10% 左右。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推测，到 2035 年，将约有 35%的老人会独居。若把范围限定在东京，则这一比例将达到 44%。
在人均收入最高的 1990 年代，平均每户的年收入超过了 650 万日元，但到 2012 年却下滑到了 550 万日元，平均收入低于 300 万日元的家庭也在三成以上。
NHK 特别节目录制组，《老后破产》
40.
这个发现也解答了为什么大量财富集中于老年人，但为什么他们还是没有安全感。同时，当他们处于单身家庭状态时，养老金不再是“补充”功能，而是生活来源的全部。随着“单身+老后”这一部分人在日本社会比例提高，他们的贫穷也会被放大。
某种意义上，这与中国农村社会的“留守老人”状态比较接近。他们在很多情况下是事实上的单身家庭，在保障上更没有什么养老金可言，贺雪峰在展现他农村调查的著作《最后一公里村庄》中提到：“国家新农保为所有年满 60 岁农村老人支付最低每月 55 元国家补助，夫妻两人每月 110 元，比子女给的赡养费还要高。”
贺雪峰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这“区区每人每月 55 元的新农保，竟然让农村老年人觉得国家比儿子还好，感激不已，这与一些人认为新农保给农民的保障太少，农民由此产生不满情绪，可谓截然不同”。
虽然我们相信贺雪峰的调查是严谨而准确的——农民并没有因此而产生不满，但我们显然不能认可他“维稳”的思维方式，没有不满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相比于这个群体——年轻的时候他们通常是在没有福利可言的情况下做城市里的农民工，年老的时候他们一般还要务农——的付出来说，我们社会回报的东西是太少了。某种意义上，如果我们借用帕尔默的说法，整个社会无非是拿了农民工应得的福利充了庞氏骗局的基数，它可以让这个骗局缓口气。
这也是我们开始时所说的，日本所存在的所有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有相当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中国问题要复杂得多。有好的一面，比如中国经济庞大，它发展的不均衡性会产生更多的机会，比如像郑州这样的中部城市产生的竞争力就很有启发意义，庞大的经济规模也会产生持续的需求和创新机会，这是个概率问题；坏的一面，如同贺雪峰所说的农村问题显然是个没办法回避的大问题，也可能如贺雪峰的思维方式，我们并没有一个以人为本位的政策和制度体系，在发展方向上中国可能是一个机会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在对人的尊重这一点上，我们可能连摸都不屑于摸。
关于即将到来的老龄化，什么叫正视，如何正视
41.
作家诺曼·梅勒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已经是个老人了。他说：“我觉得如果你老了还不客观的话那你就麻烦了。让老年人变得更强大的东西就是客观。如果你对自己说，既然我现在拥有的比以往都少，我的报应也就平衡了，这样才能给你一个支撑。你最后会有一种敏感，作为一个作家的敏感，对失去的东西的敏感。”
这么短短几句话，可能是很准确地讲出了一个老年人他所拥有的，他在世界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他所遇到的尴尬的问题，以及作为一个老人如何正视它。
随着你慢慢变老，你只会变成一个更加睿智的作者。你每一年都能了解到更多的人性。但你会写得跟以前一样好，一样精彩吗？不，不一定。你水平可能下降了一两个等级。
我觉得仅仅是个大脑衰退的问题，没别的，大脑退化了。为什么老爷车比不上新车？你只能接受事实了。你不会猛敲一辆老爷车喊，你背叛我了！乐观一点的说法是你了解这辆老爷车的每一处噪音的由来。
《巴黎评论》编辑部，《巴黎评论·作家访谈 2》
42.
我们不是老年人的解救者，就像我们试图改变老龄化现实的努力注定要变成徒劳一样。如果我们意识到老龄化的不可逆，就像女性解放不可逆，家庭结构变化不可逆，人口出生率下降不可逆，社会进步不可逆（难说）一样，那么我们还是应该老老实实地去面对一个老龄化社会里，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发生。老年人不会猛敲一辆老爷车喊“你背叛我了”——这是诺曼·梅勒对我们（特别是梁建章）的一个提醒。
43.
世界不是围绕老年人来设计的，尽管老龄化已经这么严重了。随时都会有年龄歧视存在，而且它存在于任何一个年轻人所想像不到的地方。比如法国和美国文化观察者弗雷德里克·马特尔特意说了在全球都炙手可热、仿佛拥有它就拥有了未来的——“创意产业”，它是拒绝老年人的。
欧洲人口老龄化导致创意产业失去了娱乐业的主要市场，即年青人市场。这也是世界各地得到印证的客观规律：创意产业的成功与人口息息相关。印度、巴西和阿拉伯国家的年轻人（这些国家大部分人口都是未满25岁的年轻人）对文化产品源源不断的需求，是这些地区未来娱乐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相反，这也正是日本在这方面不景气的原因之一。人口老龄化之后，就会关上通向未来的大门，而如果人口年轻，就会为娱乐业市场开辟无限的前景。
弗雷德里克·马特尔，《主流》
44.
尽管因为老龄化仿佛开放了大量职位给老年人，日本就是这样，美国也开始了——比如，呃，麦当劳……不是所有老人都会去做麦当劳、门卫、保安……理查德·桑内特从“技能的有效期”角度探讨中老年人的职场角色问题，换个角度去看，一个前工程师去麦当劳打零工，就跟贴上一个标签“我是过期品”一样挫气。
如果我们考虑到技能的有效期，那么年龄将会更直接地触及到才华的问题。如果你是工程师，你在大学掌握的技能的有效期是多长呢？它变得越来越短。技能加速灭绝的情况不仅出现在技术性的工作中，也出现在医疗、法律和其他行业。据估计，电脑修理工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必须三次重新学习他们的技能；医生需要的次数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就算你掌握了某些技能，你的掌握也是不长久的。
雇主可以重新培训一名 50 岁的员工来让他与时俱进，也可以雇佣一个跟得上时代的 25 岁的聪明人。雇佣聪明的年轻人要划算得多，因为年龄较大的员工薪酬基数较高，而且对在职员工进行重新培训本身就需要花很多钱。
理查德·桑内特，《新资本主义的文化》
45.
人们——邻居，同事，新同事或者随便什么善良人——以宽容态度对待一个“失败者”的时候，实际上是进入到了一个更大的歧视语境之中。老龄化社会中，一个老年人可能是以“失败者”的形象出现的。
凯瑟琳·纽曼和我这样的研究人员在进行访问时遇到的最痛苦的受访员是那些中产阶级的中年男子，他们切断了与旧的企业文化的联系之后，发现自己很难在企业中找到新位子。当然，我们不能为了理解他们的问题，而带着感情色彩去看待他们的处境。纽曼和我访问过的那些人很少有自怨自艾的。当像许多人那样成为自己的顾问之后，他们不知疲倦地寻找一切能够找到的门路；正如纽曼所说，他们自己有着“堕落的恐惧”，绝大多数人决心要对付这种恐惧。但在他们的社会交往圈子中，这些边缘人变得隐形了。其他人尽量避免问他们太多事情，因为他们害怕会引起无用的话题。“你的朋友和你聊运动和孩子，但是不谈工作。”曾经有个中年的电脑程序员对我说。当那些被边缘化的人试图利用他们在原来的企业中培养起来的人脉，“就像没有人认识你。”另外一个人说。围绕着他们的边缘状态的沉默体现了美国最大的社会禁忌：失败是不能涉及的话题。
理查德·桑内特，《新资本主义的文化》
46.
“你缺乏潜力”！显然，精英崇拜和社会评价体系与老龄化社会是不兼容的。
当迈克尔·扬创造优才统治这个词汇的时候，他只是粗略地勾勒出一幅少数优秀人才控制整个社会的画面。福柯更为详细地描绘出这幅统治的图景；精英群体将会通过让普通大众觉得他们无法理解他们自身、没有能力解释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的方法来对他们产生影响。那些有关潜力的测试恰好表明知识系统能够产生多深的影响。从本质上来讲，对潜力的判断比对成就的判断带有更多的个人色彩。成就是社会环境、经济因素、机遇和自我的结合。潜力只聚焦于自我。
“你缺乏潜力”这句话比“你把事情搞砸了”更为伤人。它是对你的本质的更为直接的否定。它更为彻底地认为你是无用的。
理查德·桑内特，《新资本主义的文化》
47.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在其著作《钓愚》中提到，自由市场是通过提供给人们大量选择来实现巨大收益的。老年人在某种意义上脱离了这个提供大量选择的“自由市场”，与年轻人相比，退休的老年人在选择的丰富性上——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比墨西哥还贫穷的国家里”。
根据标准的经济学原理，在任何指定的时间内，自由市场通过提供给人们大量的选择来实现巨大的收益。如今，在全球经济生活中，自由市场允许世界上的大部分成年人直接或间接地与其他人进行交易。这就产生了大量的选择，总共有 2.5×10^19 对潜在的成年买者与卖者。
但是，对于自由市场而言，我们不能忽略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基于新想法的新产品和新服务会不断扩展人们进一步选择的范围。在自由市场中，此类能够产生利润的新产品和新服务将不断地被发现并加以应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如果全世界成年人每人每月产生一个新想法，累积起来就是 3 万多亿个新想法。这些新想法意义非凡：在一个生命周期中，在一个典型的发达国家里，人均产出会增加 6 倍。所以，美国那些年老的退休人员实际上出生在一个比今天的墨西哥还贫穷的国家里。
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席勒，《钓愚》
48.
总之，一个老年人是难堪的。苏珊·桑塔格说：年轻和男性有关的东西被当作人类的价值标准。
应该说，人们关于人在不同的年龄能够做什么，年龄到底意味着什么的观念是相当武断的——跟性别定式一样武断。我认为年轻/年老和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可能是禁锢人类的两种最主要的成规。与年轻和男性有关的东西被当作人类的价值标准，其他东西至少是没那么有价值，或者干脆是劣等的。老年人有强烈的自卑感。他们因为年老而感到难堪。
乔纳森·科特，《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49.
还有更细节的问题，泰德·菲什曼在全球各地针对老龄化问题的采访中总是有一些细致的发现，比如为什么老年人花的钱没有因为社会活动的减少而减少，反而增加了——“很多人不知道，退休后花的钱会比工作时更多。理由是，你的时间更多了。”老年人尽管人生经验丰富，但在最关键的居住地点选择上，还是会经常错估自己的长期需求。“老人选择居住地点时，经常会错估自己的长期需求。退休者是造成美国一般人口变迁的原因之一，他们远离城市核心地区移往市郊，使自己陷入孤立状态。”一位老人在接受菲什曼采访时说：“我们不了解自己在社会联结与社会资本上投入的价值，我们太常将长时间经营的社会联结视为理所当然。”
“当父母变得越来越依赖时，子女往往希望父母能搬去与他们同住，却忽略了父母过去 50 多年来在当地教会、市场，以及街坊邻居之间培养出来的关系。”
这与中国的现状是一样的。菲什曼说，人们到了晚年，经常在无意间断绝了自己的社会联结。他讲述了一个他在北京日坛公园采访到的悲伤故事。
这名妇人说，中国祖母剩余的人生在婴儿诞生后成了泡影。“你大概会损失十年的时间，我跟老朋友见不上面。她们也有孙子女要照顾，只要她们开始带孩子，整个人就像消失了一样。我搬到我儿子住的地方，她们也搬到她们该搬去的地方。有时候是不同的城市。我们各自分散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十年过去了，你根本不知道谁会过来，因为大家已经十年没见了。”
泰德·菲什曼，《当世界又老又穷》
50.
一个笑话。但如果有什么能让我们正视老龄化社会真正的需求、解决方案，而不是瞎起劲，没有比这个寓言更合适的了。
马尔科姆在散步，看见排水沟里有一只青蛙，青蛙突然对他说话，把他吓了一大跳。青蛙说：“老人，如果你吻我一下，我就会变成美丽的公主，我永远都是你的，我们每天晚上都可以激情似火地做爱。”
马尔科姆俯下身，把青蛙放到自己口袋里。继续往前走。
青蛙继续说：“嘿，你没听清楚我说什么吧。我说如果你吻我一下，我就会变成美丽的公主，我们每天晚上都可以激情似火地做爱。”
马尔科姆说：“我听得很明白，但是我这个年纪，还是情愿有一只能说话的青蛙。”
Thomas Cathcart＆Daniel Klein，《每个人都会死，但我总以为自己不会》
题图为电影《45周年》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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