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志强发出声明后的第五天，有人来到愚公移山的门前，在红漆大门张贴的白色封条上画了一对卡通小猪，梳着莫西干头的那只头顶的对话气泡里写着大大的“再见”。

这家位于北京东城区的 live house ，已经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开门了。去年在这里做过两场演出的独立摇滚乐队脏手指，曾被邀请参加下半年的 14 周年店庆。“结果就没有了动静”，主唱管啸天说。

微博主页和微信公众号在 2 月中旬同时发出的声明，证实了已经流传已久的猜测，这家地标性的音乐演出场所将搬离现址，寻找新的场地。声明中将搬走的原因归咎于“文化报批”和“消防”。

这里没有任何门牌，往东走几步会看到段祺瑞执政府旧址的入口，青砖古瓦的映托下，愚公移山的大门好像某种神秘仓库的入口。 2003 年，还名不见经传的杭盖乐队在愚公办了第一场专场，两年内观众从 20 个人，增长到可以塞满整个场子的 800 多人； 2017 年，《中国有嘻哈》播出仅三个月，红花会的粉丝就迅速从一万多增至三十六万，接纳过中国第一批说唱乐手的愚公移山却再没有做过嘻哈音乐的演出。

曾经的所谓地下文化已然是完全不同的面貌，北京的独立音乐场所也经历了一轮新旧更迭。同样老牌的 MAO 、杂家、麻雀瓦舍和两个好朋友等，在租金等问题下经历了一轮关闭和搬迁，离开以鼓楼为辐射中心的音乐文化消费圈。

愚公移山所在的场地， 2007 年之前曾是一家会员制的高级俱乐部。“门口老停着 3 辆巨贵的车。”创始人吕志强回忆。现在的红色大门前没有了停豪车的地方；有演出的夜晚，门口的石狮子旁三三两两倒着几辆共享单车，演出的间隙年轻人们围在一起抽烟扯闲。

如今，在此十一年的愚公移山也要离开这里，下沉的场地预计会被改造成某种文化展厅。跨着单车的年轻人和愚公移山，都需要寻找新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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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吕志强的人大多认为他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身材精干，留的长发在脑后扎起，喜欢穿夹克和运动帽衫，代步工具是一辆橙色的电动摩托，身上还有三十年前那个跳霹雳舞的少年的影子。

15 岁的时候就开始跳舞，17 岁时他拿下北京霹雳舞比赛的冠军开始四处走穴，继而认识了国内最早的一批玩摇滚的，比如唐朝乐队的乐手，自己在 90 年代初也曾组织过一支名叫“三八”的重金属摇滚乐队。

1995 年，吕志强在歌德学院学了半年德语，只身跑去德国。到柏林就挪不开步了。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小型的地下 live house，“进去之后给惊了，站在那儿感觉裤管儿都是给你呼呼地扇着”。

在他心中，柏林和北京特别像，那里也充斥着来自德国各地的年轻人，都没什么钱，“人的那种劲儿也是，特别楞或者怎么着”。他和几个德国人挤在租的单元房里，每天睁眼就开始学德语，在唱片店里租 CD 盘，再把听到好的录下来；他还和室友几个在一家叫 Scheinbar 的小酒吧组了一个节目，有人耍杂技，有人说小品脱口秀，他则负责灯光音响跳霹雳舞，连续演出了一个月。

正赶上 90 年代的地下电子摇滚浪潮，柏林聚集了全欧洲乃至世界最为先锋和实验的音乐人。从周一到周末，每天都有上百个活动在进行。活跃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化氛围给吕志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估计现在所有做的事，就是那个时候的感受在，想把这种感受往回赶”。

1999 年吕志强回到国内，没过几年也开始组织各种现场演出的活动。按他的话说，就是“攒局”，从台前的演出者变成了幕后组织者，“因为 live house 可以包容很多的东西”。

那时的派对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出现，有时候是燕京饭店的一个厅、小剧场、友谊宾馆的多功能厅，或是外交人员俱乐部，多是涉外的场所，所以不会被查。到后来终于找到了固定的场所，原来跟着四处跑的这些人中有许多就成了吕志强的股东。

虽然已经有固定的场所，愚公移山仍然延续了一些当初派对的气质，做的都是一些地下非主流的东西，管理看上去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松散，对朋友永远敞开大门。

最多的时候愚公移山的股东多达 20 个，最少的入股都不到 1 %，各个圈子的人都有，像是法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奥美的高管，还有很多音乐人，比如“鲍家街 43 号”乐队曾经的鼓手单晓帆。没有人把这当做一门正经投资，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参与进来，但也就是这样东拼西凑，让吕志强累积了最原始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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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真正的起点是清华西门一家叫做路尚咖啡的酒吧。

那时候的演出更像一个大派对，十有八九都是吕志强的熟人，或是熟人的熟人。二手玫瑰、反光镜、 Joyside 都曾在那里演出。屋内总是挤满了人，窗户总是开着的，里面的人将身子探出来前后闲聊。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定义这样一个场所，各种各样的表演者、乐手、艺术家在其中出没。

他从一个加拿大朋友那里接下来了这个位于五道口的场地。那是 2003 年“非典”流行的时候，加拿大朋友回国避难，大部分的公共场所都关门歇业，冷冷清清。但平常玩在一块儿的这群人待不住，听说这里有活动，一个个就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四面八方赶来，成天成天地耗在这里。

“都是一群不怕死的。”吕志强笑着说。

一直到春秀路的时代，愚公移山都是一个大客厅，是主人吕志强招待宴客的地方。这个小圈子也一直在扩大，单晓帆说，“但还是有共同的一个属性，就是愿意接受新的东西，同时喜欢 live house 这种文化。”

“现在都成腕儿了。”与愚公移山的名字可以挂上钩的名人数不胜数，但吕志强似乎并不屑于炫耀，他觉得挺自豪的是，这些人“成腕儿”之前，都在这里演出过。

吕志强的想法中有一些特别纯粹的部分，就是想让大家“听点儿好的”。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想尽办法去邀请国外的先锋乐队，2008 年法国著名电子乐队 Air 在愚公移山办了亚洲唯一的专场，“我们投了 100 多万，那时候没人敢想”；在朋克比较火的时候，就请来了瑞典朋克乐队国际噪音阴谋……这种思路一直延续下来，去年他开了招待所，一家和愚公截然不同的跳舞俱乐部，就是为了引进欧洲最新的地下电子音乐，并为它们打造一个设备和氛围都合适的环境。

一些人认为这是挺有远见的想法。这些来自国外不同流派中最先锋的音乐人，不可避免地对国内刚刚起来的新乐队带来影响和启发，这是唱片和网络很多时候都无法达到的效果。

“常说往前多走一步是先驱，多走三步就是先烈了，大家觉得愚公移山就是个先烈。”单晓帆和吕志强相识多年，他觉得愚公能活下来的关键就在于对音乐非常清晰的品味，不受潮流所影响，因而也不会被时代所淘汰。

人们常常谈及从这里“走出去”的乐队，指的就是在成名之前就在这里演出，逐渐站稳了脚跟的年轻乐队。除了杭盖，还有宠物同谋、重塑雕像的权利、 Nova Heart ……早些年，吕志强会邀请他们每个月都在愚公移山办一场演出，增加台上的经验。

如今，能够在愚公移山演出已经成为圈内的某种标志，脏手指的管啸天说，“意思感觉是你已经做到了一定的水平，可以在愚公演了”。一年能做 200 多场演出的愚公移山，也很难继续为完全没有观众基础的乐队做专场，但吕志强仍会为看好的乐队攒拼盘演出，或是让他们为别的乐队做暖场。

春秀路的日子短暂地持续了 2 年，如今它曾经所在的停车场已经不复存在，竖起了永利国际的大楼。 2008 年办奥运的时候，这栋大楼拔地而起，愚公移山被迫搬迁。

特别资深的老乐迷津津乐道在“老愚公”的见闻，对于稍微年轻一点儿的，记忆里就是张自忠路上石狮子后边的大门。新址吕志强特意找了一个较为安静纯粹的地方，离酒吧商铺和日益游客化、商业化的鼓楼东大街都稍远一些。

从朋友那里接手之后，一些原先的装修被保存下来。天花板上挂着好几盏红色夸张的大吊灯，拐上二楼是 lounge 一样的 VIP 场所，放雪茄的抽屉柜占据了一整面墙。

几乎每次搬迁都伴随着设备的又一次升级，吕志强花大价钱定制了新的音响，从美国寄了一个月才寄到。“灯可以次点儿，但是音响不能差，大家来 live house，不就是来听声儿的嘛。”

厕所还没修好，但是音响寄到了，新店随之开业。那时候用的通讯手段还是 e-mail 邮件组，一封邮件发出去，开张免费，第一天晚上就来了 1000 多人。这也是愚公移山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一点——人们不仅仅是为演出而来，这里更是一个活动的据点。800 人挤在里边， 200 人站在外面聊天；室内闷热，轮番儿出来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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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live house 从来都不被认为是一件可以长久的事情，因为很难从中盈利。做十场演出八场都是亏钱，吕志强曾说。在一开始，他也只估计自己能坚持三、五年就算很好了，没想到在张自忠路一营业就是十一年，期间勉强保持着收支平衡——有时候办个大的活动，比如去年的音乐会，还要自己往里搭钱。

不过从监管的角度看，事情从未像现在一样看起来难以预计。“一开始是合规的，不然我们也不会投那么多钱进去。但现在规则变了。”

Live house 的形式在近年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其中不乏地产商和资本的灌注，一个十几年前大家还不知道如何定义的事情，已经遍地开花。但业内一直没有可以参照的从业标准。

三年前，吕志强和国内其他的 700 多家从业者被文化部召集开会，想要找几家进行规范的试点。这场试点活动最后因为和消防部门无法达成共识，而不了了之。“如果当时真的定下来，”他现在回想，“那倒好了，我们也就不用关门了。”

与此同时，他也明显感到文化监管的收紧。如今，每场演出从乐队名称、具体表演曲目到歌词，都要翻译上交进行报批。对于曾经每个月都会邀请国外乐队的愚公移山来说，政策风险几乎成了难以跨越的一道坎，一些从前邀请过的乐队现在已经几乎不可能在国内见到。

即便完成了审批，也会遇到不少临演出被突然叫停的情况。有时候是政治原因，有时候则是被人举报。“如果有人要给你使坏点炮，你根本挡不了。”吕志强将这些统称为行业里的“坏人”。

行业内的风吹草动和不可控因素都会直接波及到这里。 2008 年 4 月上海的演唱会藏独言论风波后，这里所有的国际乐队演出直接被停了三个月； 2016 年，黄昏黎明俱乐部（DDC）的一场阿布拉莫维奇式的行为艺术，也让愚公移山被“停业整改”了一周的时间。

这次的彻底关停始于去年 8 月，中非合作论坛开始之前，区域内的演出场所和排练厅被挨家挨户检查，勒令暂时停业。而后消防部门又找过来，表示没有审批手续不给开业，双方就进入了僵持的状态。

“其实真想的话，找关系我们可以弄。但今年这个形势那么敏感，这么多事儿，动不动就给我们停一下那没法做了。你的精力根本没法放在真正想做的事情上，就不折腾了。”年初，吕志强终于下决心打算抛弃目前的场地，希望在停顿搬家中尽量安稳地过渡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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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初，老愚公移山举办了两场乐迷心中的经典演出，其一来自“国际噪音阴谋”，另一场是张楚复出演出。

李骁两次都在场。他当时还是学生，一路从清华西口追随愚公移山到工体停车场，又到后来的张自忠路。因为是学摄影的，他开始大量记录现场演出的瞬间。

那时候的演出充满“事故”的可能，不论是观众还是乐手都有些发泄的情绪在里面，台上台下互相较劲，总是遇到突然打架的事。他当时最喜欢的乐队叫嘎调，一支所谓“必须看现场”的乐队。“就是在舞台上燃烧自己，每一场演出都像最后一场。”李骁说，“所以最后真的就解散了。”

在愚公移山可以经常见到当时对他们来说偶像级的音乐人，包括周迅、黄觉这样的演员也常常出没于此。但对于当时的那批学生来说，来看现场演出更多的是一种少数人抱团的兴奋感，一起去唱片店淘碟，在五道口批发市场买有真有假的 vans 和匡威。染头发裤子上挂铆钉，这样“奇装异服”的“怪人”似乎只有在 live house 才会见到。

“对了，还有我记得漂亮女孩挺多的，尤其在愚公。”

在一个时间点，狂热的、愤怒的 、喊着口号的演出突然就消减了，一批曾经活跃的摇滚乐队解散消失；对李骁来说，也就是 2008 年左右之后，很少再去拍现场。听演出不再是一件那么特殊的事情，曾经只有摇滚青年敢穿的机车皮夹克，一夜之间，好像所有人都穿了起来。

“听不听音乐好像都可以挺酷的。”李骁觉得这可能跟整个音乐资讯的传播有关系，小众人群需要抱团取暖的感觉变淡，原来需要在一个晚上释放的能量在一周零碎的时间里就全释放了，“也可能还在听，但大家都好像藏起来了……其实互联网是一个特别容易把所有东西都打散的这么一个事物。”

他是一个念旧的人，虽然现在已经很少去看演出，还是为愚公移山的搬迁感到可惜。他觉得现在所在的段祺瑞执政府旧址“气场特别对”，“这里面有所谓解放前的老的这种楼，又有解放后盖的一些宿舍，有一点我们上一代人的北京味，好多电影电视剧集体宿舍的画面都是在院儿里拍的。院子有好多房顶可以上，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电影里的片头。”那里的屋顶上，他给很多乐队拍过照片。

如今的观众群体已经和从前大不一样，新愚公比从前大了许多，可容纳的人数一下增加到 800 人。固定的观众群体，吕志强估算，也从春秀路的 2000 多人增长到现在的大约 5 万人，一进场子，80 %都是自己不认识的人。Live house 也不再是人们获取音乐唯一的渠道，有些他都没怎么听过的乐队，下面的观众都能跟着一起唱。走在前面不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愚公移山的声明在网上发出来的时候，吴瑞琪恰好因为工作的原因登了一下许久没有打开的微博，这条后来被广泛转载评论的声明出现在她的时间线上。“一下子挺感慨的，连愚公都要关门了。”

刚毕业没几年的时候，她在愚公移山听了人生第一场 live house 演出，“第一个感受是，好黑啊。”在后来两三年的时间里，她开始频繁地看演出，最密集的时候几乎每周都去。

在那里她印象最深的现场是来自台湾的音乐人雷光夏，“我之前没有听过那种纯音乐的，一首接一首，然后里面的人还是兴奋得不行。”也听过一些更实验的，觉得“怪怪的”音乐。她不是资深乐迷那一类的，演出的时候总是站在最后面，偶尔会晃到吧台边点杯酒。

对于她来说，愚公移山有一种奇怪的陌生和新鲜感。“比如说在麻雀瓦舍什么的，你作为一个女性，被男性观察的时候，他会用一种男同学看女同学的眼光来看，但是在愚公移山里面你就会被当做一个女人。”初入社会几年，她觉得在这里突然获得了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掌控力，成为了独立个体的感觉，“一种很雄性的，要去争夺资源的那种状态，我在那个场地里面的很多人身上都能感受得到”。

那段时间里，她尝试了很多新的东西，学会抽烟喝酒，还打了耳洞，后来一个人出国，都和这段经历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不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特别守规矩。但如果你让我永远守规矩，我可能会憋死。”她后来一直在从事 IT 行业，工作变忙之后很久没有再去看演出，前两年问自己当时在各个民谣酒吧追张玮玮的粉头闺蜜，发现她也不再追星了。

“但那个时候，我就很需要有这么一个气口……好像一个人埋在水里头，对吧？他得出来喘一下的那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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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live house 总给人传递出一种地下的反叛气质，单晓帆认为愚公移山一直是顺势而为。在时代的潮流中扮演了必将出现的一个角色，“不是愚公移山也会是别人”，因为人们需要一个去处，“你得允许有不同的东西存在，这其实是最关键的一个东西。”

愚公移山开了十五年，各种乐队在这里萌芽、生长、走出去，又或消失。近几年， live house 的观众群体有了明显的增加，许多资本开始入局。新的场所诸如乐空间和 DDC 黄昏黎明陆续出现，像摩登天空这样有资本实力的大公司也开始建起自己的 live house 。

不过，吕志强觉得离真正形成气候还差得很远。相对于小众音乐消费热点式的追捧，他觉得这更是一件需要耐得住寂寞，慢慢培养的事情。“没有当初的两三千人，可能也没有今天。”

当从前的小众品变成一个又一个被追逐的风口，愚公仍在打一幅慢牌。停工半年，吕志强十多年来第一次有机会停下来，好好审视过去和眼前的事情，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想做的。对于搬家，他没有显得很可惜，他觉得十一年的时间已经把这个地方“用尽了”，想要在设备和场地上升级，确实需要另寻去处。

从霹雳舞小子到如今的 live house 老板，吕志强还抱着最初的理念，而且挺相信自己能一直做下去。对于外部，他似乎没有什么抱怨，觉得还能做想做的，就是一个好的环境。

但环境显然正在改变。愚公移山的搬家声明引起意料之外的反响，吕志强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大量房地产商以及投资公司的邀请。一直以来都自负盈亏，随着运营成本越来越高，愚公移山也开始计划结束十几年来的这种管理模式，引入外部的投资，并在广州、上海和深圳这样的城市开设演出场地。

“如果说原来那个时间段是钱的问题，现在它恰恰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单晓帆说，当下的投资者都想在旁边掺上一脚，但一家 live house 的经营理念是很有自己的门道的，并不是利润决定一切。一些新出场的演出场所采取了综合消费体的模式，最大化利用非演出空间和时间段，这显然和愚公移山当初远离商业区的初衷背道而驰。

也有许多搬家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在可以被参照并执行的行业标准出现前，地下小场仍然处于无法定义，可能被随时叫停的灰色地带。

（吴瑞琪为化名）

题图为愚公移山舞台，与文内未标注图片均来源于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长图为在新愚公吹萨克斯的阴三儿成员陈昊然，图片由李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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