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徐国琦教授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不由得令人深深感叹，不管两国间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高低起伏和亲疏远近，中美居然一起走过了这么多岁月，共同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

这些经历是双方共有的，不可分割的记忆，不因一方或双方的选择性记取或遗忘而湮没不闻。共有的历史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定义，前者是指双方共同发起和共同参与见证的，以标志性事件为主线的，后者是指更广泛层面上的交往与活动。

本书更强调狭义的，也即共同发起的活动，尤其是建设性的共有经验，而且更重视起民间面向。这些共有的历史中的关键剧目及其重要演员们，人们大多比较熟悉，比如蒲安臣使团，留美幼童，古德诺，杜威，兵乓外交和洛杉矶奥运会等等。

从这些共有的历史中不难看出，双方来往的初心都不乏充满理想主义的一面，每一次共同项目的发起无不有着鼓舞人心的目标，发起人和参与者也无不寄望高远热情洋溢。美国想要改变中国，中国想要学习美国，这是最根本的动力。美国想要改变中国的期望不乏高尚的诉求，即希望接受所谓文明世界的规则，更好融入世界体系，更快地敞开大门。中国想要学习美国的先进知识和技艺的渴望也是发自肺腑的。双方曾经如此两情相悦，以至于中国政府会派一个美国人去领导自己第一个对外使团，以至于美国会把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入住奥运村第一人的殊荣给予中国运动员，等等。

但其实双方必然又会以各自的利益为中心。美国对华政策不乏实用主义面向，工商群体的种种举动也始终围绕贸易展开，比如聘请中国学者戈鲲化赴美教学的初衷，就在对其的悼词中显露无疑。当时一家媒体不无遗憾地指出，戈鲲化的突然去世，“使我们以引进（汉语语言和文学）的学习为手段来推动在华商业利益的尝试，令人伤感地终止。” 中国对美来往得考量何尝不是如此，比如派幼童赴美学习，主要就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希望留美幼童学习西方的技艺，但又不要沾染西方的价值观。后来幼童留美项目难以为继，多少也是因为不少人担心这些孩子学了太多离经叛道的思想。

这就导致共有的经验既不会像初心设想的那么美好，有时还令彼此都很痛苦。尽管双方都标榜出于理想主义去行事，但又总是因为实际利益的遇挫而恼羞成怒，互相指责。按徐国琦的话说，双方说到底都是自身误判和迷思的牺牲品。

此外，虽然作者强调共有历史的民间面向，但其实大多不乏政府层面的推手或至少有着来着来自政府层面的配合，因此其走向和结果也不可能不受官方关系的影响，比如留美幼童的召回，固然与中国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弹有关，但与排华法案所造成的不利氛围以及中国国内开明官僚阶层的被动有很大关系。当然这些交往的深远影响则远及政府层面之外，给双方的精英阶层乃至社会各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比如蒲安臣使团、留美幼童、乒乓外交等等都成为双方民间都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

细究起来人们会每一次几乎所有的共同项目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幼童留美自不必多说，就是蒲安臣使团，由于中方的懵懂、美国实力和蒲安臣个人影响力的有限，以及归根结底西方没有做好平等对待中国的准备，使团与西方列强签订平等条约的预期使命并未达成，而跟随蒲安臣出访的中国大臣后来也未得到重用。再比如当时名震天下的杜威之旅和后来杜威学说在中国的影响力阙如，也形成了令人尴尬的对比。而有些案例甚至留下了负面的影响力遗产，比如古德诺即被视为袁世凯复辟的吹鼓手。

但必须承认的是，所有这些共有的历史都不会令双方无所获益，有时还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溢出效应，也都给彼此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比如留美学童就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华“老大帝国”的观感。美国人发现，这些年幼的中国人不仅在体育运动和社会生活方面都极其灵巧，在接受近代科技方面也异常迅速。这些学童自身成了中国最具魅力的展示。如当时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留美学童，对中国持同情态度的人还会继续保持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热爱，同时依旧错误地批评中国人落后是因为中国人本身有缺陷，而中国学童的表现，迫使那些非难中国人的声音有所减弱，并且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并非先前所认为的那样毫无希望。

留美幼童自身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自不待言，而他们所维系的中美关系网——有些被撤回国的学生后来还与他们的美国朋友和接待家庭长期保持联系——更是正面的资产。这些后来都成为复苏中美关系的资本。如果没有幼童留美留下的正面的经验资产，改革开放后中国年轻人大规模赴美留美以及海归的大量涌现都是不可想象的。

即使命运蹇促者如戈鲲化，在短短时间里，也建立了可靠的联系纽带，赢得了众多的赞赏者和私交，比如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曾亲手将自己的一张照片作为礼物赠给戈鲲化一家。如书中所言，考虑到当时排华情绪泛滥全美并已经对中美关系造成损害的大背景，戈鲲化的成功尤其具有非凡的意义。

就算是发挥了所谓负面作用的古德诺，不管其关于中国人更适合集权程度更高的政制形式的看法是被人利用还是主动配合，其关于当时中国政治现实的第一手观察，多多少少也道出了中国向现代制度的转型不可能因为一部或几部成文法就大功告成的真相。

此外，虽然说中美之间的经济纽带是压舱石，而这种“为利而谋”也导致两国关系既是建设性的，也有不光彩的相互利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两国经贸关系并未大幅展开，彼此间的交往是围绕文化和精神层面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双方互为他者，并通过他者，来进行自我界定。双方都在自我界定的过程中而被改变。比如对中国的访问就改变了杜威及其职业生涯杜威来华之时其学术研究正陷入瓶颈，需要“好好休息一下”。而由于在中国的经历，他觉得“西方的一切跟过去再也不一样了，而这种感觉简直如同得到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梦寐以求的返老还童一样奇妙”。而通过杜威，中国给杜威带来的影响在同样程度上也间接地传递了给了美国人。

除了和美国，中国和别的国家也共有很多历史。英国人也不乏在中国官场中任职者，中国也曾向日本派出很多留学生，中日清末新政期间的交流合作也很密切，中国和苏联以及德国在军事层面也都展开过深度合作。但似乎确实只有中美之间有着如此多层面的长时期的交流互动乃至情感纠葛，并迄今在民众生活中产生如此多的影响。

如徐国琦所说的那样，共有虽非共享，但对双方都弥足珍贵。如今回头看去，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的转换，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的转换，可能没有那么顺遂。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如此顺利地重返国际社会。一言以蔽之，没有美国，中国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很可能会是另外一个写法。

本书在最后指出，对于未来的旅程，一起分享和共同拥有也许会更好。作者援引基辛格那段著名的话来作为加持：中美因为彼此都太大而不会被另一方所控制，太有个性而不会对另一方迁就，彼此太需要对方而都无法承受与对方分道扬镳的损失。

作为有着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密切的关系和更多深层次现实和潜在冲突的两个国家，中美显然会联手打造更多共有的历史，不过更为现实的预期是，其中无论共有的建设性经验，还是痛苦的负面经验，都会长期共存难分伯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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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美国总统福特访华时发表演讲。图片来自 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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