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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中美两国高等教育体制之时，一个常被提及的差异在于，后者人文学科体系更为健全，并且被完善地编织在本科教育课程当中。这样一种教育模式通常被称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或者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
通识教育要求学生在入学的前两年先不急着确定自己的主修专业，而是在各类课程中尽可能多地尝试不同学科，以寻找自己的兴趣的过程中，拓展知识面。另一方面，它的人文学科课程也更多基于经典著作、以及西方的文化传统，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以及公民意识等。
然而，作为通识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史哲等学科正在面临危机。以历史为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两位历史学者哈尔·布兰德斯（Hal Brands）和弗朗西斯·加文（Francis Gavin）认为，这门学科正在慢性自杀。“近几十年来，专业的历史学者已经距离学生和大众越来越遥远，并且逐渐不再与当下的政治、外交、战争、和平等关键事物产生关联。”“历史学科正在逃避自己的责任，不再与外界世界接触，并且探讨当今美国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他们认为，这种倾向使得学生远离历史。自 2008 年以来，选择历史作为主修课程的学生数量下降了超过 30% 。而根据美国教育部的数字，自 2007 年到 2016 年，获得文史哲这传统人文通识教育的三大类专业本科学位的人数，分别下降了 22%、25%、以及 15%，而同一时段，选择商科、工程、以及计算机科学的人数分别上升了 24%、705%、以及 85% 。
与此同时，校方也削减了通识教育的投入。2019 年 1 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一所分校宣布将砍掉一些与通识教育相关的学科，如历史、德语、法语，以应对不断上涨的财政赤字，以及日益减少的学生数量。校方表示，大学应该为学生提供更多可以帮助他们未来职业发展的教育机会，以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
经济学者大卫·布伦尼曼（David Breneman）的研究则认为，专门从事通识教育的文理学院将会从 1990 年左右的 200 所逐渐下降至 120 所。从学科，到学生，再到学校，通识教育都在经历一段艰难时光。
“没有历史专业的大学还算是大学吗？”《纽约时报》关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一所分校的报道援引了一位学生对校方的质问。这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将通识教育衰落视为危机的人的观点。《纽约时报》的另一篇社论，在批评大学的上述做法后指出，当今的高等教育变得过于就业导向，也就使得通识教育在大学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社会，将教育视为一种帮助找到好工作的工具，都是一种普遍现象。人们都相信，教育能够改变人们的命运，成为社会不同阶层向上流通的渠道。
尽管许多学者的研究都指出，将提升社会阶级的希望放在文凭之上只不过是一种神话。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ins）就出版了《文凭社会》一书，并指出教育并没有促进社会平等，社会阶级并没有因为教育而改变多少。而父母的阶级才是影响一个人受教育程度的主要因素。
然而，神话本身的存在却始终在影响学生的选择，尤其是对于专业的选择之上。由于技术人员的重要性逐渐提升，选择就读相关专业的学生更容易在毕业后找到高薪的工作，而在过去几十年中，金融业和程序员就是其中的代表。
人类学者何柔宛曾经在华尔街工作。“24 岁就拿到每年 10 万美元的薪水在 1990 年代的华尔街前台部门是正常的标准。对于 MBA，一般是华尔街的经历，在他们还不到 30 岁，入职的第二年开始就可以收入 20 万到 30 万美元。”在其出版的《清算》一书中，她这样描写华尔街，“这种薪酬制造出了一夜致富的宣传效果，以至于大多数华尔街人总是固守着这份他们常常并不享受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同样的词句似乎也可以形容程序员的生活。尽管大部分互联网公司的工作强度较大，但学生们仍然在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或者报读一些计算机相关课程，以便日后能够进入互联网公司。而吸引他们的很大因素便是互联网行业年薪百万的神话。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学费也正在不断上升。2017 年美国私立大学平均学费 35720 美元、公立学校为 10270 美元。过去十年中，大学教育的费用和其他与学校有关的费用增加了 63 %。
学费的上涨幅度远超同期的通货膨胀水平，也就迫使学生通过助学贷款的形式完成自己的大学教育。相关数据显示，美国近四分之一的成年人需要承担助学贷款，贷款总规模已经超过 1.5 万亿美元，平均每人的债务达到 29650 美元。在债务的压力之下，如今入学的学生自然更倾向于选择容易就业的学科，而非人文学科。
这样的选择倾向，在高等教育变得越来越平民化的背景下，则会被进一步强化。根据美国教育部的数据，美国高中毕业生选择进入大学就读的比例从 1960 年的 45.1% 上升到 1998 年的 65.6% 。而由于美国人口总量不断增长，绝对入学人数的增幅要更明显，从 2000 年到 2016 年，就读于 4 年制学位和 2 年制学位的总人数从 1320 万人增加到 1690 万人，并预计将在 2027 年达到 1740 万人。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学教育依然主要面向富家子弟、名门之后。然而，在随后繁荣的 20 年里，出现了大学数量和入学人数的大幅增长（现在，全国有 1400 多所四年制的学院和大学），以及对大学学位益处的渴望的普遍蔓延。”在《椰壳碗外的人生中》，以研究民族主义成名的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这样写道。
随着高等教育成为唾手可得之物，高等教育之于学生的意义也在逐渐改变。如果说以前人们还将高等教育视为获取知识的途径的话，那么现在人们也更容易将它看作是一种投资，通过文凭在未来获得更高的薪资。由此的结果便是，金融、工程、法律、医学这些专业性课程的诱惑在增强。而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就会逐渐缩减。
然而，与其说是人们把教育视为一种工具的功利主义态度是导致人文学科衰落的主要原因，倒不如说是人文学科不再能够满足当代社会对于“功利”的标准。
事实上，高等教育始终承担着一定的职业目的。安德森自豪于自己所接受的通识教育，但他同时也能够意识到，“这种教育经过相当保守的设计，可以说是旨在复制上层中产阶级传统的传承人。借助这种通识教育，学生依然最终有望成为高级公务员、寡头政治成员，或者受人尊敬的老派教师。”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大学最初是由法学、医学、神学等主要学科组成的，这些学科从本质上都是职业性的。”城市历史学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城市发展史》中指出，大学与铁匠、皮匠这样的同业公会有着类似的起源，都是“为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准备基础条件，同时制定出这一职业应共同遵守的规则。”
在这个意义上，人文学科的衰落的背后关乎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今社会中，人文学科到底扮演了一种怎样的角色？
试图捍卫通识教育的学者通常都会将通识教育的意义与公民意识、民主政体联系在一起。美国学者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就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中写道，“每一种教育体制都有它所达成得到的目标，这影响着它的课程设置……政体需要与它的基本原则相符的公民。贵族政治需要绅士，寡头政治需要崇尚和追逐金钱的人，而民主政治需要的是热爱平等的人。”
通识教育与民主的联系大抵建立在这样一种认知之上。民主是一种协商过程，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带着各自的观念和诉求聚集在一起，通过不断的讨论和争辩，寻找到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整个协商过程能够发挥作用，依赖于各方能够理智地、清晰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并且能够带有同理心地听取并认可冲突各方的观念和诉求。
通识教育的意义，正在于其可以培养这样的人。“它帮助学生对自己提出‘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不去持续关注这个问题，严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
布鲁姆将通识教育的意义放在了道德的维度上，并认定它是人们都值得追求的。“人文学术的内容更多的不是答案，而是永恒的对话……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在于，他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重现。他和他的朋友可以一起思考。”
事实上，正如布鲁姆将民主与教育追溯到柏拉图时代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古典的理念。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在与学生们交流对话之中，他们就在探讨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社会正义，如何追寻民主这些话题。通过思辨，寻找人类社会应有的前进方向，被认为是政治的一种表达形式，也被不少学者认为是一种合理的政治体制。
然而，这种古典的对于政治和教育之间的关系的理解，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正在逐渐消弭。无论是古希腊雅典城邦，还是美国国父建国，他们所称的民主，在如今看来更像是一种相对精英化的政治模式。在雅典，仅成年男性可以参与政治。城邦规模有限，也使得每一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而美国宪法，也不过是几十个人讨论的结果。
如今，发达的信息技术使得参与政治的人口数量成千上万倍扩大。“国家规模的扩大，使得每一个个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相应地缩减。”法国政治哲学学者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认为。贡斯当由此进一步区分了古代人和现代人在生活状态上的不同，古代人的自由来自于与其他公民共同分享政治与社会权力，而现代人的自由则来自于在私人生活中享受快乐，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和相应的渠道都逐渐消失。
此外，美国政治越发精英化，以及美国年轻人参与公共生活意愿降低，也都使得人们逐渐淡出政治。根据美国统计局数据，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由 1964 年的 67% 下滑至 2016 年的 56%。其中 2016 年总统大选中，18 – 24 岁和 25 – 34 岁年龄段的投票率仅为 39.4% 和 46.4%，是所有组别中最低的。
另一方面，当下的政治也与古典时期的政治大相径庭。对于社会的精细管理和控制，取代善与恶的辨析成为了政客们争论的焦点。而施政的目标都被设定为一个个细分的量化指数，如 GDP、财政收入、失业率、预期寿命等。这说明，辨析、权衡不同政策的利益和弊端成为了政治的核心。
如果说这些政策存在争议，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牵涉到意识形态之争的话，那么最终评判这些路线区别的，还是政策最终的成效。过去几十年间，工党失势，新自由主义上台，正是人们对于生活现状不满所致。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并非是民众最关心的部分。
美国社会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将这种变化称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其中的一个关键面向是，理论知识成为了社会管理和社会变革的核心。而这里的理论知识，指的是在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博弈论、效用论、随机过程等数学和统计学工具，应用于经济、社会、政治、工程等领域的数量化的知识。
在贝尔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 1970 年代，就已经出现了部分通识教育衰退的迹象，就读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博士占比从 1964 年的 50.3% 下滑到 1977 年的 44.8% ，而自然科学则填补了这缺失的部分。
从古典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使得通识教育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减弱，而自由科学、社会科学、工程科学取代了通识教育中的人文学科成为驱动社会运作的核心。而这种变化会通过许多不同的机制进一步削弱通识教育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归根到底，通识教育如今尴尬的处境似乎在于已经失去了与社会、与学生的相关性。然而，要恢复这样一种相关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前述两位历史学教授布兰德斯和加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历史本就是关乎于社会发展的学问，过去也都有许多历史学家积极参与到公共政策的探讨当中，为何到今天历史学失去了这样的地位和作用？他们的回答，除了认为当下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只为自己写作以外，也将矛头对准了历史学界近年来在一些社会运动影响下的改变。
“2015 年只有 44% 的大学历史系聘用了研究外交史的教授，而 40 年前该比例为 85% 。在哈佛大学，1966 年秋季学期有大量课程关于世界大战、冷战、大英帝国的历史，而整个 2016 年只有一门课程与这些主题相关。”两位教授认为，取代这些课程的是，诸如种族、性别、文化、社会、以及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被忽略和压迫的族群相关的历史。
他们并非否认这些历史研究的意义，而是指出对于这些议题的关注挤压了传统历史研究的领域。这些转变自然与美国自 1960 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的社会发展历程息息相关。
事实上，早在历史学陷入困境之前，布鲁姆就曾经探讨过民权运动对于通识教育的影响。“强化经典课程的最新敌人是女权主义者……迄今为止，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歧视女性的……于是女权运动的矛头便直指这些书的内容……把最具冒犯性的作者——譬如卢梭——从青年教育中拿掉，或是指明扭曲的偏见，把这些书仅仅当作歪曲女人天性和对女性不公的史料。”
同样的，布鲁姆也不是敌视女性，而是对于意识形态先行、甚至因此扭曲事实而心生警惕。他称自己曾听闻一群黑人激进分子打断了一位经济学教师的课程，指控他是种族主义者，而控诉的理由仅仅是这位教师用西方的标准评判非洲的经济绩效。
“人们要求历史学家重修世界史，尤其是美国史，以揭示国家一向是支配和剥削的阴谋体系。政治学家也收到敦促，要把北约人民解释成民族主义者，要为苏联洗清极权主义的恶名。总之，与内政外交有关的一切激进观点都要求社会科学给予支持，尤其是要把精英主义、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罪恶从社会科学中清除出去。”
意识形态方面的威胁也可能来自于政府的干预。安德森指出：“越来越多的国家努力将研究经费与自己的政策议程捆绑在一起。（比如，在今天的美国，大量资金正被源源不断地投入‘恐怖主义研究’和‘伊斯兰研究’之中，其中的许多资金都将被浪费在平庸或者缺乏独创性的工作上。）”
一旦人文学科被意识形态所裹挟，或者成为替意识形态背书的工具，人文学科本身的意义也就随之消失了。说到底，如果人文学科只是在重复一些教条式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话，它和思想品德课程也就没有了太大差异，而这也不会是学生选择支付数万甚至数十万美元接受高等教育的原因。
如同布鲁姆所认为的那样，教育制度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社会制度的需求。在一个技术为先的时代，通识教育没落，被自然科学、工程学等专业技术取代，原因并不难想象。
为人文学科的衰落而哀叹的人并不罕见，他们列举出种种人文学科在教育中的必要性。美国文化史学者雅克·巴尔赞曾经提醒盲目追捧人文学科的人：“（为人文学科辩护的人）用最模糊的语言承诺着所有美德和潜能的完美平衡，这种机械的自吹自擂只会带来更多麻烦。”
他相信，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人文学科是否还具有与当代社会的相关性，而在于什么才是所有的年轻人所需要的好的教育。
巴尔赞提出问题的价值在于，在惋惜人文学科没落之前，真正应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提升自然、工程、社会科学地位的后工业社会，是否就是一个完美无暇的社会？如果要弥补其中的不足，又需要什么样的素质？而这些素质应该由怎样的教育体制提供？
在这个意义上，人文学科的衰落之所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因为坐视这件事情的发生，这意味着人们已经接受了当下的现状。而未经审视地接受一种预设的生活，则是一种错误。
题图 / The Bookshop；雅典学院；尼采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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