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 岁的金彦镐已经做了 43 年的书。他是韩国知名出版社韩吉社（Hangilsa）的总裁，也是全球最大图书出版产业园区坡州出版城（Paju Book city）的文化财团理事长。他在韩国出版界有着很高地位，曾于 1998 年创立韩国出版人会议，任第一、第二任会长。

“目前引领韩国社会的核心力量、精英阶层，可以说都是我们韩吉社的读者，比如我走在街上，一下子被认出，这种情况很多，好像认识我的读者在韩国遍地都是。”金彦镐对《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说。

作为韩国出版界的代表人物，金彦镐还长期参与东亚出版人会议，担任过会长。东亚出版人会议其他活跃参与者包括日本岩波书店前社长大冢信一，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总编辑董秀玉等。

不过，从历史和规模角度看，韩吉社算不上韩国最厉害的出版社。它只有 43 年的历史，总共出版了 3000 多本书。但是，韩吉社在韩国民主化运动期间，启蒙了无数年轻人，成为推动韩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其赢得了声誉。

“在 1980 年代韩国民主化运动期间，我们出版社应该说是站在最前列、最核心位置的人文出版社。”金彦镐说。

韩国出版文化专业杂志 _list:Books from Korea 也有类似的评价：“韩吉社在韩国出版史上处于独一无二的位置。贯穿七八十年代所谓强权统治的时期，该社连续出版了一系列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图书。在这个意义上，韩吉社被当时的知识分子视为抗拒强权的知识堡垒或据点一般的时代象征。”

而作为韩吉社的创立者，金彦镐的人生自然也和韩国现代史有着深刻联系，显示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他在《书店东西》中回忆道：

“20 世纪 50 年代的韩国，满目疮痍。进入 60 年代，韩国人总算把目光投向外面的世界，书籍在韩国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被‘四一九’革命唤醒的自由民主精神，在‘五一六’军事政变后一度陷入低潮期，然而在书的感召下，无数韩国青年人投身新的人文世界。”

“1960 年，韩国的年轻学子们将李承晚总统赶下台。那时，年轻人拥戴一位精神思想领袖，他就是咸锡宪。 1958 年，咸锡宪发表了‘唯有思考的百姓有活路’一文，让李承晚腐败政权统治下麻木度日的韩国年轻一代觉醒。咸锡宪的话语是照亮黑暗的一道光，让他们明白：思考的人、思考的社会以及那些思考本身何等美丽。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咸锡宪多次被捕入狱，精神信念却愈发坚定。他直截了当地抨击朴正熙发动政变夺权的行径，同时倡导非暴力与和平，播种共生的理想。”

1944 年出生的金彦镐正是成长在这种时代氛围之下。他从少年时期就开始阅读咸锡宪的著作，步入出版业以后，持续策划出版咸锡宪全集、著作集和研究论著。“咸锡宪是现代韩国精神史上身体力行的象征，是我永远的精神导师。”

也因为受咸锡宪等人的影响，高中毕业后，金彦镐选择去中央大学和首尔大学念新闻专业，毕业后成为《东亚日报》的一名记者。“记者可以改变社会，对建设美好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我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选择了新闻，成为了记者。”

但是，金彦镐所处的时代是韩国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的时代。他和同事们与韩国当局常常意见相左，发生冲突。最后，韩国政府要求《东亚日报》集体解雇了该社 100 多名记者。金彦镐也在其中，至此结束了 8 年记者生涯。

被解雇之后，金彦镐觉得自己“干不了别的”，认为离媒体最近的是出版，做记者时积累的人脉也有助于做书，所以他在 1976 年创立了韩吉社，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出版工作。

韩吉社创立之后，金彦镐出版了一系列有着重大社会影响的书籍，包括《偶像与理性》《民族经济论》《对解放前后史的认识》《咸锡宪全集》《韩国史全集》等。他认为，这些书促使当时韩国年轻人的思考与行动，推动了韩国的转型与发展。比如“ 1979 年在釜山和马山地区爆发的学生和市民民主化示威活动，成为独裁政权轰然倒塌的契机。‘釜马抗争’正是阅读促使青年觉醒的结果。”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书籍禁售、作者被抓、自己面临危险也都是家常便饭。“那时被当局禁掉的书简直太多了，不胜枚举。但是，一旦一本书被禁，那本书读的人就更多了，学生们靠着手抄传看，越禁越火。”“但是，我觉得只要书籍本身能够推动社会发展，这种风险应该是值得冒的。我对所做的这些事情完全不后悔。”

韩国转型完成之后，韩吉社继续出版了许多人文社科书籍，希望通过阅读建构理性的社会。同时，金彦镐除了参与韩国出版人会议和东亚出版人会议之外，还开了家新概念书店“BOOK HOUSE”，加入坡州出版城和 Heyri 艺术村的建设，希望“凸显书的精神和人文价值”。在他看来，建构书籍乌托邦是超越现实的一条途径。

他也对韩国实体书店日渐衰微，人们沉浸在智能手机中，更少阅读纸质书的现状忧心忡忡。于是，他踏上了寻访全球书店之旅。“我要寻访世界各地的书店，与书店人进行对话，聆听他们在严峻现实中如何坚守书店的价值，渴望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智慧。探访世界各地书店，我感知着书籍的尊贵和书店的力量，重新梳理出版与阅读的定义。”

《书店东西》是金彦镐踏访书店的成果。 2019 年 1 月，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为了宣传新书，出版方邀请了董秀玉、单向空间联合创始人许知远、先锋书店创始人钱小华、钟书阁创始人金浩四位中国书店从业者展开了一场名为《独立书店的守望》的对谈。

对谈中，四位中国书店人都提到了对金彦镐的印象，觉得他是个狂热的爱书人，富有激情。

金浩称金彦镐“看书看得特别认真，让他吃饭也不吃”，钱小华则说金彦镐是自己“非常敬仰的出版家”，困惑“他的这种激情是从哪儿来的”。“我们认识了 13 年，金先生确实是一个特别狂热的爱书人，比爱书人更狂热得多的爱书人，是一个特别特别疯狂的为了书的理想主义者。在我们的会议上，他永远是激情澎湃，每一次谈到书，他就会站起来，讲他的观点。非常可爱！”董秀玉说。

许知远则提到了对金彦镐的亲切感，觉得“心心相印”。“这些出版人，他们当年实际上都是那个时代的反叛者……阅读在那个时候变得非常浪漫和具有抗争精神。我们聊过韩国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历史的变迁，我非常喜欢他们身上知识分子那种魅力，个人自由的坚定性，对知识本身的坚定性，包括对书籍蕴含的坚定性。”

至于金彦镐自己，他始终坚信着思考和书籍的力量，也认为这是避免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之恶”的办法，书店则是承载人们相遇和交流的绝好公共空间。

“为了活得像个人——这句话是贯穿我的出版生涯的座右铭。写一本书，编辑一本书，阅读一本书，无不是为了活得像个人。投身出版业四十多年，光阴匆匆流逝，而这个问题对我一直严重拷问，我依然在寻求答案。”他在书里写道。

Q=Qdaily

金=金彦镐

韩语翻译：金丹实，译有《书店东西：世界二十一家独立书店》《春天得以安葬：高银诗选》等。

1980 年代韩国民主化运动期间，韩吉社是站在最核心位置的人文出版社

Q：你在书里简单介绍了咸锡宪，但我发现，咸锡宪的作品至今没有翻译成中文，所以看你能不能再讲讲咸锡宪的价值？

金：咸锡宪先生强调正义，站在正义一方，站在民众立场。但是，他拒斥暴力手段，始终强调用和平手段开展斗争。我从高中时候开始读咸锡宪的书，仰慕他。这些在年轻时期阅读的书籍对我产生巨大影响。他是我们的精神导师。咸锡宪特别同情穷人，站在社会弱者一方，站在民众一方，体察他们的苦难，报以悲悯，然后推动社会变革。

Q：当初你为什么想策划出版咸锡宪的书？这些书在韩国有什么影响？

金：当时如果向韩国人询问，韩国 1945 年从日本殖民地解放、独立之后，对韩国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谁？所有韩国人会异口同声地说出咸锡宪的名字。那么有必要把他的一些思想体系化，整理出版。这是我的初衷。

韩国在 1960 年代已经在开展民主化运动。 1970 年代、 1980 年代是民主化运动的鼎盛时期。那么在这个运动当中，咸锡宪先生的定位是民主运动的精神领袖。

我原本也是一名记者，但后来被主流媒体解雇了，然后我创办出版社。我们出版的各类书，基本也是带着问题意识强烈关注韩国民主化运动和社会变革的人文社科类书籍。我邀请韩国思想界领袖撰写文章，然后结集出系列丛书。那么，咸锡宪先生作为韩国最核心、对韩国政治思想界最有影响的思想导师，出版他的选集、全集，我认为是我们出版社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义务。

我认为出版不能脱离社会潮流，应该时时刻刻地关注社会问题，然后聚焦于如何改善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这是出版人应该始终予以关注的主题。

43 年来，我出了好几千册书。我评价、选择、策划一本书要不要做的唯一标准就是它对这个社会有没有价值？其他的，比如这个书会不会盈利？这些东西肯定不是我的考量。出版应该推动社会发展。

《咸锡宪全集》全部正式出齐是在 1980 年代。后来，我们也出咸锡宪的选集，还有不同版本咸锡宪的书。那么，有的书肯定要亏钱，但是有的书卖得挺好。从商业角度，整体估计取得收支平衡，所以我也才能够一直出下去，出了那么多咸锡宪的著作。

除了咸锡宪的书，我们还有很多作者的书也不被政府喜欢，不合他们口味，遭禁。我们也有作者因为出书被逮捕、判刑。我个人也曾经面临一些这种危险，都有过。但是，我觉得只要书籍本身能够推动社会发展，这种风险应该是值得冒的。我对所做的这些事情完全不后悔。

Q： 1970 年代后期，你出版了《偶像与理性》《对解放前后史的认识》，在当时影响很大。当初为什么要出版这两本书？有什么影响？

金：《偶像与理性》《对解放前后史的认识》这两本书在 1980 年代红得发紫，卖了很多册。《对解放前后史的认识》是很厚的大部头，第一卷卖了 40 万册。如果在中国的话，你可以算它卖了 400 万册。《偶像与理性》卖了 10 万册以上。

1980 年代的韩国整个是书籍的时代。所有大学生都人手拿着一本书，他们聚会、讨论、思考，如何把韩国建设为一个更加美好的民主社会。他们把自己的思考转换成行动，开展学生运动，是这样一拨年轻人。这两本书是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的进步青年的必读书。如果不读，这些大学生会感到可耻。

《对解放前后史的认识》在十年间（1980—1989）总共出了 6 卷。这套书基本上改写了韩国现代史的研究方向。目前韩国的主要专家学者在青年时代都读过这套书。

书籍如果能承载一个时代所呼唤的时代精神，反映了时代的必然，那么它也必然畅销。除了这些，我们还做了很多书。在 1980 年代韩国民主化运动期间，我们出版社应该说是站在最前列、最核心位置的人文出版社。

Q：刚才你提到《对解放前后史的认识》改写了韩国现代史的研究方向。这个改写该怎么理解？

金：1945 年前后，韩国从日本殖民地得到解放。但是，尽管得到解放，国土的南部和北部却是分裂的。因此，韩国的现代史没法很好地加以研究，南方没有办法研究北方，无法对北方的政治活动做深入研究和正当评价。而且现代史的研究，政府视为禁忌。《对解放前后史的认识》就是拿起勇气，专门谈论这段历史，特别是关于韩国的近现代史，大胆地普及。

不仅是这套书，从 1986 年到 1994 年，我们还出了一套 27 卷本的《韩国史全集》，从古代一直讲到当代。这套书也用很大篇幅研究了韩国现代史，其他书根本做不到。那些读《对解放前后史的认识》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后来就成为了这套大部头韩国史的撰稿人。

我们不光会出思想类的书，也会出小说、诗歌等影响人们社会文化生活的书，出了不少好书。但是，政府对一些书籍的销售列了很多禁区。这种书不能卖，那种书不能卖，我不赞成这样做。书应该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多种多样的，这样才能使人类精神变得丰盛。如果对某类书设立禁区，人类精神就没有办法取得发展，严肃学问也得不到发展。

因此，从 1990 年代开始，我们出版了大量人文经典类书籍。到现在，韩吉社的人文经典系列已经出了 160 多本。此外，我们还有关于艺术类的书籍，也出了很多。这些书体现了人类普遍的精神价值。

韩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时代变了，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民主社会。为了使一个社会走向成熟社会，应该做哪些努力呢？我觉得现在韩国年轻人的阅读量比不上 1980 年代的年轻人，没有 1980 年代的年轻人那样爱读书了。

但是，在这样的整体背景下，我们也确实出版了很多百万册的畅销书，像赵廷来的长篇小说《太白山脉》卖了 400 多万册，还有崔明姬的长篇小说《魂火》也是卖了 400 多万册。另外，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盐野七生的《罗马人的故事》等都是我们出版社出的，每部都卖了 400 多万册。

这些书不是大赚吗？我就用这些书赚来的钱来做一些销路不好、被冷落的，但是非常有价值的人文书。所以，某些人认为韩吉社是专门出版卖不动书籍的出版社（笑）。

现在韩国社会的整体潮流是人们越来越受智能手机的支配。智能手机是一种阅读工具，但是仅仅靠智能手机来阅读，无法让人类的精神世界变得丰富。实体书店受到冲击，很多在倒闭，所以这让我一下子关注起书店，看看书店的魅力在哪儿？问题在哪儿？我做这样的书籍之旅，撰稿、拍摄，然后强调书店的存在，就是向社会呼吁：我们应该发现纸质书的魅力，回归纸质书。

唯有会思考、有思想的百姓才能拯救国家

Q：刚你提到，相比之前，现在的韩国年轻人不怎么爱读书了。为什么？这会带来什么问题？

金：最大的问题是年轻人被数码文明驯化了。我相信这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它确实很方便，但智能手机供应的内容并不是充满创意和独特的，也欠缺感性，不能诉诸你的情感。

现在年轻人陷进手机，我很苦恼，千方百计地思考如何才能让他们重新拿起纸质书？人和书相遇最好的空间，也是最方便、最多样、有魅力的空间，除了书店，那就没啥了。不仅是出版社，包括报社、杂志社，所有纸质媒体的读者都在减少，都在离开文字，报纸和杂志也都面临危机。

如果完全不影响人类的成长和发展，那我们可以不读铅字，离开纸质书、报纸和杂志，完全不提这个问题。但是，刚才我也提到，单纯的数码内容不是独创的，也没法涵养你的精神，给你带来感性滋润。我们有没有一种智慧和办法能够让智能手机和纸质书和谐共处？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讨论这个问题。

Q：你在书里也提到，人类社会的不幸，源于人们缺乏思考的能力。如今这个时代在迈入技术极权主义社会。艾希曼身上体现的“平庸之恶”，正成为所有现代人共通的普遍现象。那你怎么看待思考和行动的关系？因为我发现很多人把问题看得很清，但从来不愿行动。

金：我们先求其次，首先得学会思考。思考完了，付出行动，那是更高的层次。很多人不会思考。为什么活着？很多人不会这样自问。他只是被吸引，像惯性似的，天天就盯着智能手机。学会思考，那我们就有希望避免“平庸之恶”。阿伦特谈到“平庸之恶”时，说“平庸之恶”不是只存在像艾希曼这样的人身上，也潜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那么，通过思考，把它找出，然后克服。

咸锡宪强调最多的就是，人一定要有思考，你要成为一个会独立思考的人。咸锡宪有一个名言，唯有会思考、有思想的百姓才能拯救国家。那么，怎样才能变得会思考、有思想呢？最基本的就是你要读书。

我觉得纸质书阅读会增加阅读深度。书店是一个提供你和引发你多种多样思考的书相遇的空间。同时，书店也应该提供讨论、交锋的空间。人不要把想法装在肚子里，应该把它拿出来和大家共享，形成公共讨论。书店有望成为这样的空间。

我认为激发或增长知识和智慧的空间有两个，一个是图书馆，另一个是书店，两者缺一不可。人们通常认为图书馆是公共空间，但其实书店也是公共空间，而且比图书馆更加开放，公共性要优于图书馆。相比较图书馆，书店可以即时上架新书，没有任何门槛，谁都可以去，非常方便。你在这个空间可以自由地接触五花八门的书。走进去，拿起书来，然后思考。人类所创造的各种各样的空间当中，我觉得再没有比书店更加多样，而且有用的空间。

现代人的生命是孤立的，变成隔绝的个体。大街小巷现在有很多书店，成为恢复新的共同体生活、实现社区共同体的希望。我觉得书店有它的文化意义，有会客厅的作用。我甚至认为政府应该投入资金，改善书店环境，推动书店建设，使这个公共空间更具公益性。

那为什么要把这块的责任完全交给个人呢？你可以把书店设定为你约人见面的地点，然后跟朋友拿着一本书一起讨论。恋人也是，拿着一本书，看完书一起交流。母亲可以拉着孩子的手，看着绘本，可以在书店谈论。我觉得使伟大的公民教育成为可能的空间就是书店。

我在韩国釜山周边的乡下成长，高中的时候，我到釜山的学校读书。对我来说，最有魅力的不是学校，而是学校周边大大小小的书店。这个空间充满神奇。让大大小小的书店开张，把这个空间利用起来，让它成为青少年公民教育的空间。这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方向。我想通过这本书呼吁书店的价值、书籍的价值，还有书籍的力量。大家走到一起交流，形成氛围和共识。

我想向所有人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书店是照亮街区的星光。有书店的社区，很不一样，显得美丽。大大小小的书店是能让社区变得美好的触媒。不管是巴黎，还是伦敦，你钻进一个小巷子，遇到一家老书店，整个城市的格调和品味一下子就上来了。

Q：刚提到釜山，我看你在书里提到了釜山有两处对你影响很大的书店，一个是荣光图书，一个是宝水洞书店胡同。前者是1960年代初期，你在那里如饥似渴地阅读《思想界》月刊（注：《思想界》是 1950 年代中后期以来启迪韩国青年省思时代的知名月刊。）；后者是 1970 年代后期，韩国各地掀起“良书协同组合运动”，你也参与其中。除了书中所提到的，你能再讲讲这两处书店对你的影响吗？

金：“良书协同组合”早期创办的时候，我就参与了。当年宝水洞书店胡同里有 70 多家书店。我上高中的时候，大家都很穷，没钱买书，所以我们都去宝水洞书店胡同，那里可以免费看各种书。

像荣光图书呢，它要出现得稍微晚几年。为什么我要写这家书店？因为其他独立书店都关了，我是太感谢它能够一直坚守到现在。这令我感动也感恩。曾经釜山市民投票选出了他们最喜欢的空间，荣光图书入选了城市名片 50 佳，名列第四。荣光图书竟然能成为釜山市民约人谈事见面的地点，变成了地标。这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情，了不起！你在那里可以看书、喝茶、见朋友、和恋人幽会，这多好啊！

我每次去英国，约英国的朋友见面，都是说我们约在伦敦的敦特书店见。人与人相见，再没有比书店更有品位、更合适的地方了，既方便，又有益。遇上堵车，晚一会儿不要紧，你在那儿看书就行。你约到书店，你的朋友不会抱怨你为什么迟到了这么久。对现代人来说，书店是某种意义上的乌托邦。大书店有大书店的作用，小书店有小书店的魅力和特点。你到小书店，基本可以把它的书从头到尾看一遍。有句话说得好， Small is beautiful (小即是美)。

Q：当时你都具体参与了“良书协同组合”的哪些活动？

金：“良书协同组合”是参与者交一点会费，然后一起买书，把书拿到一起阅读。它是一种阅读运动，主要是让我们这一批人阅读。所以，我有一个美好愿望，如果年轻人可以拿出一个新的版本，像“良书协同组合”一样，成立“阅读协同组合”这样的聚会那该多好！“釜山良书协同组合”的核心成员后来都被政府逮捕了，然后就散了。我们经常阅读的书，被认为思想和倾向有问题，不合政府口味。现在来看，那算什么问题啊？叫什么问题书籍？

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使得人变得更加像人，让你的生活反映人的本质。通过阅读形成一个社会、国家、民众的伦理道德和共识。没有书籍，不阅读，你怎么创造、建设正义、合乎伦理的社会呢？通过阅读触发思考，变得有思想。这个很重要。阿伦特谈“平庸之恶”也是在这个脉络。你阅读之后，会有一种对话冲动，会进行对话、交流。你看一些不阅读的人，跟他没话说，聊什么？一个人有可以交流的朋友，这是最大的幸福。

一本书可以使一个社会变得美好，这是我的信念

Q：你大学读的是新闻，后来毕业之后做过 8 年记者。当初为什么选择读新闻、做记者？

金：我学新闻、做记者的时候是韩国非常严苛的时代，因为政府在镇压言论自由。我之所以做记者，是因为受《思想界》影响，像咸锡宪的著作都是给我很大影响。记者可以改变社会，对建设美好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我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选择了新闻，成为了记者。但是，我和我的同事不是跟政府对立吗？产生了很多冲突。原本我是一直想做记者的，但是后来被解雇了。而且不是我一个人被解雇，那一年我所在的《东亚日报》共有 100 多名记者被同时集体解雇。

Q：具体是因为什么？

金：比如学生上街示威了，虽然不许报道，但是我们要报道，所以被革职的记者都是报社最核心、最中坚、最优秀的记者。对政府所选择的措施，我们不允许说这是不对的。当时我做记者的时候，觉得在这样严苛的环境下，需要反思问题，对社会发出声音。

当时政府的镇压太严苛了，镇压人群我们也没办法写，所以这不让写，那不让写，我写什么？结果我只能写国外稀有鸟类、仙人掌时隔几十年开花这种文章。他让我们写这类报道。最后年轻记者站起来，宣布我们不能忍耐，要发出我们的声音，所以报社在政府的施压之下，解雇了这些记者。在这些被解雇的记者中间，后来有的人成为了国会议员、国会议长、专家学者等。

那么我被解雇之后，干不了别的，就业很困难，陷入谷底。我想，跟媒体最近的是什么？就是做出版，所以我开创了出版社。我们其实一直要求复职，回到报社。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做媒体和做出版本质是相通的，但相比做记者，还是做书更适合我。因为我觉得书在涵养人的本性和心性这一件事情上起的作用，比起媒体更加重要。

目前引领韩国社会的核心力量、精英阶层，可以说都是我们韩吉社的读者，比如我走在街上，一下子被认出，这种情况很多，好像认识我的读者在韩国遍地都是。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我多么出色，而是因为我出的这些书实在是很重要，给他们影响太大。我沾了书的光，所以受到尊重。这就是一本书的力量。一本书可以使一个社会变得美好。这是我的信念。

Q：你做记者的时候，很多文章不能写；做出版的时候，很多书不能出。你有犹豫过或者害怕过吗？当时是怎么想的？

金：我在出书的时候，觉得所出的书的限度是合理的，是韩国社会应该能够接纳的限度，是可以出的，可以去试，始终没有觉得我出的书肯定触到了底线，会被抓和镇压，好像没有过这样的顾虑。但是事实上，书出版之后，我们的作者是有被抓的，书也有遭禁的。

有的人说，我做这样的判断是一种勇气。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勇气，是我不可推卸的义务，是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1980 年代初期，政府打算关停我们出版社。我积极地说服，最终把出版社抢救过来，保住了韩吉社。我也被威胁过，说让我后果自负之类的。我当时用尽所有方式跟当局对话，跟他们主动接触，说服对方。我试图说服负责文化的政府官员，也跟他争论，我为什么觉得这个书合理？所以，我的朋友都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被抓了，你竟然不会被抓？本质上，我是一个乐观的人，相信会好的，不会被抓（笑）。

Q：你做新闻也好，做出版也好，都是希望能改变社会，建设美好社会。那么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社会才是一个美好社会？

金：每一个人可以从事自己想做的职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和其他的人携手共生，共同体利益得到尊重，有表达的自由，特别是社会弱者、儿童得到爱护。我觉得这是美好的社会。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符合正义、合乎道德的社会。与此同时，它也应该是民主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好，而是与他者共生。

题图为莎士比亚书店，长题图为宝水洞书店胡同入口处的书店人雕像，均来自《书店东西》内文，拍摄者为金彦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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