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过去，中国与世界、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我们的生活都为大问题所左右，于愕然之中，知识分子声音的消失或者湮没于嘈杂，更增添困惑与茫然。或者，此时可能是拐点将现。而在任何时代，睿智思考都是稀缺品，有见识者更是指引我们看清前路的保障。

因此，我们“2018 年度图书推荐”希望尽可能多元化地介绍一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书。

依照旧例，我们视野所及的书，采编人员都已经读过，并以真诚态度介绍给读者。

我们也借助特约作者之力来一起完成。他们总是得风气之先，而且见解更加深刻。在此一并感谢。

这是非虚构图书推荐系列的第八篇，探讨外国游客去纳粹德国旅游时的感受和经历。作者徐贲是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他的写作领域为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公民社会建设等，已出版著作包括《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统治与教育》《明亮的对话》《经典之外的阅读》等，并编有《复归的素人》（父亲徐干生的回忆文集）。

英国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朱莉娅·博伊德（Julia Boyd ） 2018 年 8 月出版的新书《第三帝国的游客：法西斯的崛起：1919-1945》（Travelers in the Third Reich: The Rise of Fascism: 1919–1945，下称《游客》）在英国和美国都受到普遍的好评。  1930 年代是纳粹从崛起到鼎盛的辉煌时期，也是外国游客，尤其是英美游客云集德国的时期。德国有完备的旅游条件、最好的公路、美丽如画的自然风光、中世纪色彩迷人的小镇、第一流的音乐和歌剧、启蒙运动的高雅文化与前卫的爵士俱乐部文化交相映辉，还有各式各样的酒店舞会、温泉和裸泳嬉戏。所以这些旅游都价格低廉、经济实惠。就在外国游客享受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对纳粹德国正在发生的不详发展——压制公民和新闻自由、反犹主义暴行、一党专制、极权独裁、集中营、军事扩张——视而不见。这并不全是由于他们主观上的冷漠和自欺，或者故意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而是因为纳粹统治下的旅游文化呈现出一种“正常”和“党化”同时并存，相安共处的景象。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日常生活全面纳粹化，专制统治向每一个社会和文化领域渗透并进行控制，但对外国人开放的旅游却故意营造出一派世外桃源的正常景象。正是由于这种表面的“正常”与实则的“党化”交织在一起，外国游客很容易就把一个党化的德国当成了正常的德国。人们常说旅游是一种“眼见为实”的体验，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旅游让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反而比看得到的东西更多，而看不到的部分却更为本质？这正是我们在阅读《游客》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 混沌不明的魏玛时代

《游客》一书共有 21 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形成了一部有关纳粹的简史。第一部分是最前面 5 章，时间跨度是从一战刚结束的 1919 年至 1933 年初纳粹上台。第二部分是接下来的 14 章，从 1933 年至 1939 年德国入侵捷克。第三部分是最后 2 章，是 1940 到至 1945 年纳粹最后的日子。第二部分占全书三分之二，显而易见是书的重心所在。博伊德在《游客》提出的问题是，在这几十年间，尤其是在纳粹盛世的 1930 年代，外国游客在德国看到了些什么？又是如何理解和解释他们的所见所闻？如果说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有史料价值，那么对第二个问题的思考便可能带出我们今天自己应有的“后见之明”。这种后见之明就是历史教训。

博伊德在书里引用了大量不为人所知的外国游客日记、信件和其他文字记录，以此还原当时人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这些访客中有不少是名人，如发明家和探险家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名作家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和W·E·B·杜波依斯（William E. B. Du Bois）、 英国政治家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游客中还有一战老兵、留学生、学界人士、记者、艺术家、奥林匹克比赛选手。但是，更多是普通人。他们的身份背景很不一样，他们来到德国，有的是因为职业或工作关系，有的是为了享受时间充裕的休闲旅游，还有的则是匆匆观光游览。他们各不相同的或者互相矛盾的印象和看法构成了一幅外国人如何观察和认知纳粹德国的斑斓图景，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和回顾纳粹崛起的特殊视角。

第一部分里外国游客对德国的印象可以用“雾里看花”这四个字来概括。从 1919 年至 1923 年是德国在第一次大战战败之后构建新制度和面对内外危机的时期。对战后德国来说，从帝制转变为共和是一个充满了混乱和不确定的过程，安定、和平、重拾国家尊严是民心所向，但是，如何达成这些目标却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引发激烈的政治斗争。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这个党的崛起、壮大和掌权成为德国后来灾难的根源。

魏玛时代最先向家人朋友报告德国印象的是随军队来到德国的美国大兵。 1919 年，战败的德国是一个萧条、败落、绝望的地方。但是，出乎意外的是，美国大兵对作为敌国的德国有相当良好的印象，超过了对同盟国法国的印象。他们发现德国的城镇比法国的要干净，人民也更勤奋和诚实。他们对德国人的单纯也有深刻的印象，“你在德国越是住久了，就越会对德国人感到惊奇，他们非常简单（有时天真得可怜，有时候简直就是愚蠢），也非常友善”。

1923 年 1 月，法国和比利时以德国不履行赔款为借口，出兵占领了德国的工业心脏地带鲁尔地区，对德国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打击。德国是因无力偿还战争赔款而失去鲁尔地区的，巨额赔偿是法国坚持的，其实超过了德国的能力。 1923 年德国欠同盟国 6.6 亿英镑（8个零），相当于 2013 年的 280 亿英镑（8个零），许多英美许多人士认为这不仅不道义，而且还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德国一旦经济崩溃，得利的必定是得到苏联支持的共产党。  

更有甚者，法国派驻鲁尔区的是从非洲招募来的黑人士兵，斯德瓦特·魯迪（Stewart Roddie）是英国人，曾任盟军军管会成员，他到 Friedrichshof 访问时发现，“那个地方到处全是黑人军队”。他感到很生气。 1920 年代还盛行着种族主义，在那时候的西方人看来，用“穿着制服的猴子”军队管理德国的文明白人简直就是存心羞辱德国人。德国人对此感到羞辱，连英美两国的人们都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法国不该这么对待德国人。

一位女访客在 Wiesbaden 看到非洲士兵举着火炬游行，感到非常恐怖。旁边一位法国观众对她说，这是常有的景象。法国人以此提醒德国人谁是战争的胜利者。这位女访客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站着看游行的沉默的德国人脸上的表情”。

1924 年，游客看到的是一个经济凋敝、政治混乱与文化繁荣奇怪地混杂在一起的德国，他们到德国旅游，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个国家。他们对当时德国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感到震惊，一位女游客写信告诉家人， 2 个英镑兑换 20 万马克，“一大捆纸币拿都拿不动”。一位英国工会人士发现，共产党正在 15 至 50 岁的德或国人中间招兵买马，为选举做准备。柏林“至少有15个政党或派别的竞选人在积极活动”。他同时又发现，德国人热爱音乐到了痴迷的程度。另一位游客写道，“在这个时刻，音乐成为德国人最美好最深层的表达方式。”

在这个战败了的，饱受屈辱的德国，不只是音乐，而且整个文化都是异常繁荣，被称为魏玛文化。“魏玛文化”并非是一种特有的共和国文化形式，而是魏玛共和时期所出现的一连串文化现象的总称。就实质而言，魏玛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它既反映了当时德国对各种文化创作的宽容，也体现了当时德国面对剧烈社会变迁时的各种感受。

一位访客在日记里写道，“柏林是一座有趣的城市，……生活丰富，但非常昂贵。有趣的人民，每天晚上都有三场有补贴的歌剧，观众爆满。戏剧极好，电影也非常优秀。我看了两场布尔什维克的电影，摄影一流，劣等的宣传”。不只是在柏林，其他城市也是一样。德雷斯顿的剧场上演了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的 5 部歌剧，全是欧洲最优秀的。 1929 年 4 月 12 日该剧场为英国 12 岁的小提琴天才美纽因的来访而改变了预定的表演。那天晚上，他演奏了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让全场观众如痴如醉。

一星期前，美纽因在柏林演奏，爱因斯坦，著名导演马克斯·赖因哈特（Max Reinhard），还有柏林所有的诗人和音乐家都到场了。演出极其成功，之后，爱因斯坦含着眼泪对美纽因说，“我亲爱的孩子，已经好几年没有人像你今晚这样给我上过课了”。美纽因是犹太人，而正是这个时候，希特勒已经在德国叫嚣要“杀死犹太人”了。

希特勒和纳粹的崛起是在几乎没人在意的情况下发生的。 1923 年希特勒发动啤酒屋暴动之前，很少有人知道希特勒是谁。 1922 年，美国大使馆武官助理杜鲁门·斯密斯接到一个任务，要他写一份关于一个叫“国家社会党”（纳粹）的报告，所以他就和那个党联系了。他先是被邀请去观看希特勒对“百人队”（Hundertschaften）的检阅，他后来记叙道，那真是“令人震惊的景象， 1200 名我平生所见过的最健硕的壮汉接受希特勒的检阅，举着旧帝国的旗帜正步走来。……希特勒叫喊‘杀死犹太人’等等。人群疯狂欢呼，我一生都没见过这样的景象”。几天后，希特勒接见了斯密斯。接见室“像是纽约一处破败公寓的睡房，死气沉沉，冷冷清清，令人难以置信”。斯密斯后来后悔，当时自己真没想到日后的希特勒会成为那样的人物，本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近距离观察一下希特勒的性格和癖好。一直到 1923 年，法国战争部都没有听说过希特勒这个人，不得不向英国人打听这个宣扬反对一切，也包括反对法国的仇恨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希特勒的纳粹党前身是德意志工人党， 1919 年 1 月成立，是一个试图建立无产阶级社会的工人政治组织， 9 月，希特勒加入该党，这个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希特勒对这个党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性改造， 1920 年 2 月，党名改为“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简称“纳粹党”，由希特勒亲自起草党章，从 1921 年夏起，确立“领袖原则”，开始党内独裁。在此期间，希特勒把部分退伍军人和志愿兵团成员组织起来，组建了“冲锋队”，着褐色制服，称“褐衫队”。到 1923 年 11 月，纳粹党员已经从 55 人增加到 5.5 万人，吸引了不少中下层民众的参加。

1923 年 11 月，希特勒及其党徒在慕尼黑发起暴动，失败后希特勒等数位纳粹党领袖遭逮捕。啤酒馆暴动的失败是纳粹党发展的转折点。当时的人们似乎并不知道如何看待这个事件，“很少有人怀疑，这是希特勒政治生涯的结束”。但是，第二天，英国《曼切斯特卫报》报道，“希特勒是此刻的英雄。今天许多早报都用多栏报道了希特勒的辩护词，给人很深的印象”。希特勒一下子成为德国的关注点，“他激情地谴责魏玛政府、犹太人和凡尔赛条约，得到许多德国人的反响”。希特勒的审判是他的一次公共关系胜利，但他还是被判处 9 个月的刑期。他在牢里一方面撰写《我的奋斗》，宣扬纳粹党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决定改变策略，走合法斗争的道路。出狱后，希特勒迅速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他也成为纳粹党无可争议的领袖，那一年，他 34 岁。

二 从雾里看花到视而不见

在纳粹还未掌权但已在崛起的年代，希特勒激烈的反犹思想得到的更多是理解而不是谴责，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很敬重他的犹太朋友爱因斯坦和银行家卡尔·梅尔基奥（Carl Melchior）,但他在访问柏林后写道，“我要是生活在那里，我也会成为一个反犹主义者。因为可怜的普鲁士人的脚步又慢又沉重，根本跟不上那些另类的犹太人。他们不是精灵，而是魔鬼的仆人，头上长着角，尖牙俐齿，尾巴油腻”。他又说，看到德国文明被这帮“有钱又精明的肮脏犹太人作践”，令人非常不快。

英国女作家和记者西塞丽·哈密尔顿（Cicely Hamilton）是一位有思想的旅行者，她认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不过是出于一般人的妒忌，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一个民族受了很多苦，又穷得要命，却看到另外一个种族的人在他们财富的废墟上变成了人上人，自然会心生妒忌，以为那个民族的每一个人都发了大财，恨的咬牙切齿。”英国作家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更是认为，英美人拿反犹主义说事，根本就是“借题发挥”，这其实根本就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

在 1930 年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 130 个席位，成为国会第二大党。英国媒体大亨罗斯米尔爵士（Lord Rothermere）正在慕尼黑，他为纳粹的成功感到非常高兴，认为英国人应该看到法西斯对欧洲的贡献，尤其是在对抗共产党方面。但是，从 1928 年至 1933 年担任英国驻柏林大使的贺拉斯·伦慕波特（Horace Rumbold）爵士在给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报告里对纳粹的评价并不高，他描绘了纳粹代表身穿制服走进国会的样子，认为这“非常不体面，非常幼稚”，他接着又说，“但他们肯定唤起了这个国家的新精神，表达一种‘前进’的愿望”。伦慕波特在给母亲的信里一面对纳粹代表的“演戏”表示不屑，一面又说，“他们很快就跟共产党干上了。这两个党在国会里互相对骂、侮辱，都是非常幼稚和不体面”。对英国人来说，德国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是陌生的，难以理解，也难以解释。他们只希望法西斯能够遏制他们所害怕的共产党，至于法西斯到底会给世界带来什么，他们不知道，也无从知道，这在当时也是情有可原的。

在纳粹取得政权之前，甚至在纳粹刚刚取得政权的最初几年，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可能有我们今天关于法西斯和极权主义的认识，法西斯主义是他们经验之外的陌生事物，他们通过经验有所认识的只是苏联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而这种共产主义则因极其残酷的阶级斗争、党内清洗、劳改营、饥荒、独裁而成为令西方人恐怖的现代野蛮暴政化身。英国人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根本不是共产主义的对手，只有高效组织化的法西斯才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的克星。这也就是他们眼里的纳粹对欧洲的贡献。西方民主国家对纳粹采取绥靖政策，以为那是以毒攻毒，殊不知是引鸩止渴，后来在二战中吃足了苦头，可以说是咎由自取。这个教训对今天人们同时警惕法西斯和极权是十分重要的。

1932 年国会选举中，纳粹获得 230 个席位，成为第一大党，但仍然只是占三分之一的席位，还不是多数党。希特勒被总统兴登堡任命为总理。这个内阁成立时，徳国的政治格局尚未完全操控在希特勒一人手中。 1933 年 1 月，总统兴登堡仍以怀疑的目光紧盯这位二等兵。纳粹党不得不受制于其他政党。当时地方政治势力也不受中央操控，反对力量仍然有可能卷土重来。即便在纳粹党内部，左翼势力也不可小觑。为了尽快摆脱受制局面，希特勒接连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推动德国政治体制的根本转型。历史上，这种变化被称为“一体化”，也就是一党专政。直到那时，德国魏玛时代的制度还有机会制止纳粹把德国变成一个独裁专制的党国。但是，这个机会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便很快永远消失了。

确立纳粹的一党专制是希特勒的首要目标。为此，他先是取消左翼政党的合法性。 1933 年 2 月底，他借口国会纵火案，怂恿兴登堡签署《保护人民和国家》紧急令，废除《魏玛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大肆搜捕左翼政治家。他还増强政府权力，让国会形同虚设。 3 月，在国会重新大选后，他取消共产党的议席，并在国会中强行通过《消除人民与国家痛苦法》（即“授权法”），政府获得立法权。自此，魏玛民主的政治成就彻底消亡。 7 月，社会民主党在所有机构中的代表资格均被废除，所有其他政党也被迫自动解散。希特勒颁布《禁止组织新政党法》，宣布纳粹党为德国的唯一政党。德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一党专制国家，从此，再也没有任何制度或政治力量可以阻止纳粹任意作恶了。

1936 年前后，纳粹的恶性和暴行已经越来越暴露在世人眼前：反民主的一党专制、压制和取消公民自由、禁止新闻和言论自由、对人民进行党国意识形态的洗脑、关押和虐待政敌、高度依赖警察镇压维持恐怖统治、公然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取消他们的德国国籍、禁止德意志人与犹太人通婚、破坏他们的教堂、大肆抢夺他们的财产。即便如此，英美游客还是不断大量涌入德国，仅美国游客一年就有将近 50 万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旅游与政治无关，所以对纳粹的恶行和暴行眼开眼闭，视而不见。

纳粹为了吸引游客，在宣传上不遗余力，他们把外国人来德国旅游视为极好的宣传机会，以减少外来的批评和指责，让他们放弃对法西斯的怀疑和敌意，并觉得德国是一个可以亲善，也值得亲善的国家。纳粹德国在美国的旅游海报从来不用纳粹的语言，不提纳粹党，也不用标示纳粹的卐字符号（1935 年 9 月纽伦堡集会上成为德国旗帜的正式图样），而是用诗意的动情语言描述魅力十足的德国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一则 1935 年的德国广告这样宣传德国旅游的价格低廉和品质高贵：“铁路费降价 60% ， 以低于平常市价出售（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保值旅行马克”，到德国度假完全没有美元贬值之忧，可在 Baden-Barden ,  Nauheim ,  Wiesbaden ，  Wildungen 等德国健康胜地度假。尽情地在水波凌凌的地方享受快乐人生。这里有美丽的树林，歌剧和音乐，高尔夫和网球，划船和游泳，跳舞，赌场的快乐时光，高档酒店的茶会和花园聚会，合适各种预算，从奢侈的饭店到带花园的安静私人住所。在鲜花、阳光和音乐的迷人环境里，你在水边增强健康或恢复体力。享受德国著名的温泉和药理疗效，又健康又快乐，享受一个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假期”。这真是美好又物超所值的度假旅游。

绝大多数外国游客到德国旅游，感觉到希特勒的德国仍然是一个风情古朴，山河美丽、民俗独特的国家。对于这些游客来说，纳粹的德国不是“第三帝国”，而是美丽、迷人的风景国家：女性穿着连衣裙、头发金黄的少男少女、淳朴的哥特式村庄、热情健康的人们。这些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象正是游客们花了钱来德国享受的，可以让人彻底放松，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黑暗和社会压迫，那都与他们无关。

即使有的游客对希特勒的专制独裁有所不满，他们也会认为，发生在眼前的事情是德国的内政，只要我自己的国家不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好。他们称赞德国，但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国家。有一位名叫克罗斯费尔德（Crosfield）的英国军官作为一战老兵代表访问德国，有机会见到了希特勒。他这样讲述自己的印象：“希特勒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他鼓励德国人用心专注、全心奉献，无人能望其项背。我们很荣幸地跟他在一起一个半小时，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讨论一战时的战争经验和不同战线的情况。……他的简洁、真诚、对国家的狂热忠诚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觉到他是真正在为避免另一场世界大战操劳” 。

但是，克罗斯费尔德并不认为德国的政治也能在英国行得通。他不喜欢纳粹那样的镇压政治异己，禁止任何批评。他不认同纳粹的等级制度——谁党龄长，资格老，就有权享受“最大的特权”。纳粹宣传说，他们的排犹政策只针对那些一战后入侵德国的“最底层犹太人”，克罗斯费尔德并不相信这个，与许多英国游客一样，他不是傻子。但是，德国政府既然对他们这么盛情款待，他们当然也就不便在纳粹敏感的问题上太顶真，让主人难堪。一般游客，包括那些因为公事去德国的访客，都在德国看到狂热的游行、集会和群众运动。他们对此只是感到好奇和有趣。不过，就算他们为之感到不安或厌烦，也都出于“礼貌”，不便多言。

大多数游客认为评论东道国的内政是不得体不礼貌的，更不用说批评那里政府的政策了。而且，还有不少人回国时，真的相信元首是一位爱好和平的人。前英国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称希特勒是德国的乔治·华盛顿。还有人把希特勒看成是德国的大救星和圣人，认为他恢复了德国人破碎的骄傲，给他们指明了方向和奋斗目标，把德国重建为一个与其地位相称的伟大国家。

博伊德在《游客》中一再强调，纳粹是高明的宣传者，不断宣称只有德国才是反对俄罗斯 – 犹太人 – 布尔什维克威胁的主要堡垒。希特勒对访问他的来客总是能表现出充分的个人魅力，让人看到他是一位多么“有礼貌，安静，有耐心”的领袖。当大使和要人们参观德国的劳教所时，他们看到的是党国对失足者的“再教育”，对囚犯们的健康和快乐留下来时刻的印象，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那些犯人原来是监狱看守假扮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里，许多外国人都相信纳粹的宣传，纳粹的宣传给他们吃定心丸，让他们有一种虚假的感觉，以为这个世界因为德国而更安全，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这样的谎话符合访客们自己的心理期待和愿望。由于这样的虚幻期待和一厢情愿，他们眼里的德国正在再度前进，工业蓬勃发展，一切井井有条、稳步发展。当一些外交官和几乎所有的外国记者对纳粹的蛊惑人心，谎言和种族主义发出警告时，许多人认为那不过是危言耸听，或者根本就是记者和外交官的判断失误。

三 迷惑的和不迷惑的游客

《游客》让我们看到一个极权国家里不同游客的不同经历和经验。有的充满了迷惑，而有的则不那么迷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博伊德对这个问题没有正面回答，但我们可以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纳粹把旅游用作一种对自己政绩和成就的宣传，并以此把纳粹德国与德国，把纳粹文化与德国文化等同起来。于是，纳粹的党文化便俨然成了德国文化，希特勒的党国俨然成了德国。有的游客相信这样的谎言或神话，有的则不相信。后面这一种人到德国旅游，他们热爱贝多芬的音乐、歌德的文学，但并不认同希特勒的党文化，并深知它的邪恶.

《游客》的序言是用这样一件轶事开始的，“想象一下，这是 1936 年的夏天，你在德国度蜜月。阳光灿烂，人们友好——生活很美好”。突然间，一个犹太人女子向你走来，“她满脸焦虑，紧紧抓着一个穿着厚底化妆鞋的跛脚女孩的手。”这女人看到你车上的国标贴纸，请你带女儿去英国。最近，你听到有关德国犹太人的令人不安的谣言，甚至谈论不合适的安乐死 —— 你如何面对这位女子绝望的恳求呢？ “你恐惧地掉转身就走开了吗？你是否虽然心存同情，但告诉她你真的无能为力？或者你带那孩子去安全的地方吗？”

这是《游客》里的一个故事，主角是一位英国女子伊瑟·柏恩（Eithe Byrne）和她的新婚丈夫。伊瑟的父亲是约瑟夫·柏恩（Joseph Byrne）爵士是一位准将，也是当时的肯尼亚总督。这对新婚夫妇正在德国蜜月旅行，准备从德国开车去法国马赛，然后搭船去肯尼亚。有人劝他们在车子上插一面英国的米字旗，他们没有插旗，而是用了一张大大的表示德英友好的GB 贴纸。一路上德国人见到 GB 的字样，都对他们特别友好。

当他们来到德国城市法兰克福的时候，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们刚刚停好车子，只见一位犹太妇人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向他们走来。那孩子是个跛子，一只脚穿着厚底的鞋子。妇人对他们说，看到车上的贴纸，知道他们是英国人，所以来恳求他们带这孩子离开德国。这对英国夫妇在德国旅行，亲眼看到犹太人的遭遇。他们知道这个跛脚犹太女孩在德国会是什么命运。伊瑟当场做出了决定：带走这孩子。博伊德要提醒读者的不只是伊瑟的善心，而且更是这位犹太母亲对她的信任，“可见这位母亲已经是绝望到了什么地步”，才把孩子托付给完全陌生的英国人。

伊瑟和她丈夫马上到法兰克福的英国领事馆办好了所需要的文件，一路带着这个女孩，后来去了肯尼亚。在极权统治下，这只是一个幸运的故事，而不可能成为现实生活中道德榜样。伊瑟的家庭背景让她能很快办妥必要的文件。有多少犹太人能有这样的幸运机会呢？普通游客就是有心要帮助德国犹太人，又有什么能力这么做呢？因此，博伊德似乎只能暗示，如果你到一个极权国家旅游，要是碰到类似的事情，你会怎么做？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人总是带着某种先入之见或期待去外地或外国旅游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会选择性地看到什么，无视什么、如何理解和解释看到的事物。在认知心理学里，这叫“设框”（frame）。人总是用特定的理解框架来看待自己的情境和与之相关的行为。旅游本身就是一个认知的框子，旅游者与记者不同，他们花钱，费时费力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是为了快乐，不是去找不痛快的，所以，他们眼睛里看到的会是赏心悦目的开心景象。这决定了，只要他们旅途愉快，没有碰到糟心的事，他们带回去的大多数是美好的印象。

不同的旅游者对同一个情境可以因不同的理解框架得出不同的解释和意义。旅游能改变一个人的理解框架，也能强化它。 1936 年是英国和德国的友好时期，英国首相甚至称希特勒是德国的华盛顿，伊瑟和她丈夫是在一个友好国家旅游。但是，“英德友好”并不是这对新婚夫妇理解眼前这位犹太女孩处境的认知框架，或者说，他们在德国的所见所闻已经改变了他们原先的认知框架。他们了解纳粹对犹太人的种种迫害，无论他们自己在德国受到怎么热情的欢迎，他们知道德国是一个对犹太人非常残忍和不人道国家，这是他们决定带走犹太女孩的原因。

纳粹统治时期到德国的外国旅游者中间，还有别的像伊瑟夫妇那样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们。他们未必对纳粹德国有我们今天对一党专制和极权统治的认识，但是，他们有同情心，用自己的脑子想事情，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没有视而不见，所以他们看到了纳粹宣传所不希望他们看到的事情，有了纳粹不希望他们有的想法。《访客》中提到两位中国人就是这样的。他们一位叫施敏（音），另一位便是后来成为北大名教授的季羡林。两位都是当时在德国的留学生。

施敏善于观察，对德国犹太人的处境有所了解。他写道，“犹太人对政府组织毫无影响力。他们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但很富有。警察非常粗鲁地对待他们。他们只能乖乖服从‘犹太人管理条例’，像小媳妇一样过日子”。他认为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真正信奉希特勒主义，他讨厌德国人不停地叫唤“希特勒万岁”。他对一般德国人的印象不错。他发现，“他们都很自尊，走在街上挺直了腰杆，鼻子（德国人都是小鼻子）朝天，看上去确实像是世界上的优等民族”。他还说，警察经常在大街上叫停中国学生，问他们是不是日本人。中国学生被问到时，总是红着脸，很窘迫地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因为德国人“同情中国人，但看不起中国人”。

季羡林是 1935 年去德国留学的，原以为那是个做学问的理想国家，但去的不是时候。他到达 Gottingen 就发现跟自己的想象完全不同。他原本想用两年时间拿到博士学位就回国的，没想到滞留了 10 年。他亲历了二战的过程，在日记里有许多关饥饿、空袭和恐惧的记载。 1938 年，德国入侵奥地利，他意识到战争不可避免，自己是回不了中国了。那一年 4 月 10 日，德国对并吞奥地利一事进行全民表决，拥护率高达 99.7% 。季羡林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是德国选举日，所有的都佩戴着徽章上街了，投票站门口站着黑狗(SS)和黄狗(SA)。第二天，他又在日记里写道，昨天半夜里我突然被惊醒。楼下无线电广播里响起咆哮声，肯定是老希（希特勒）或别的什么人在吼叫。然后是雷鸣般的鼓掌声，像女妖 Banshee 的尖叫声一样划破夜的静寂。德国人全都疯了，德国崩溃的日子不会太久远了。

1930 年代是纳粹政权的鼎盛时代，许多外国访客为之倾倒，赞叹不已。他们把希特勒的德国更是看成抵抗共产主义的堡垒，敌人的敌人便成了他们的朋友。是他们自己的不实愿望和轻信让他们看不清正在德国发生的灾难性变化，而纳粹宣传所利用的也正是他们这样的心理弱点。博伊德说，要看到德国盛世表象下的纳粹邪恶本质，需要“训练有素的眼睛”，“对于未经训练的眼睛，纳粹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准确区别是令人困惑的。希特勒压制个人的一切自由，严控国家和家庭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动用酷刑和杀鸡儆猴的审讯、依靠权力无限的秘密警察和卑鄙的宣传，与斯大林的手段如出一辙”。但是。虽然纳粹的邪恶与斯大林主义的邪恶甚为相似，但德国有它自己复杂的极权特征，这些特征有的暴露在明眼的外国游客面前，有的则没有。德国有着特别能吸引外国游客的音乐、文学、艺术、教育、哲学和其他文化成就，这样的过去冲淡了纳粹的法西斯主义现实，正如博伊德所强调的那样，有太多人因为对一个国家的光荣过去抱有敬畏之心，所以自我扭曲了对这个国家丑恶现状的道德反感，对我们今天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教训。

附：几本有关题材的著作

Matthew Hughes and Chris Mann, Inside Hitler’s Germany: Life under the Third Reich. Brassey’s ， 2000. 【纳粹时期日常社会的休闲和业余生活】

John K. Walton, ed., Histories of Tourism: Representation, Identity and Conflict. Clevedon, 2005. 【纳粹统治下的国内旅游，论文集】

Kristin Semmens, Seeing Hitler’s Germany: Tourism in the Third Reich. Palgrave Macmillan, 2005.【纳粹时期国内旅游，我另有专文介绍】

Götz Aly， Hitler’s Beneficiaries: Plunder, Racial War, and the Nazi Welfare State. Trans. Jefferson Chase. Metropolitan Books, 2007.【让普通德国人觉得得到实惠的希特勒统治，我另有专文介绍】

题图为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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