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年轻人中社会主义者的数量正在增加。根据盖勒普近期的一项调查，18 至 29 岁美国年轻人中，有 51% 的比例对社会主义持积极态度。在 2016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初选中，投票给 Bernie Sanders 的年轻人数量比希拉里克林顿和特朗普加起来还多，而 Bernie Sanders 是当年大选中唯一的一位“社会主义者”。2017 年法国总统大选中，近乎三分之一 24 岁以下的选民支持极左候选人。

去年 5 月，三名进步派年轻女性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州议会初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对手都是深受民主党当权派青睐的男性，而她们都得到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简称DSA）组织的背书。7 月，28 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又在纽约州初选中以高出 15 个百分点的得票率获胜。

《经济学人》的一篇封面文章“Millennial Socialism”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重新成为一种热潮，是因为它为审视西方社会的问题提供了洞见。当右翼政客频频在辩论中缩回到沙文主义和怀旧情绪时，左翼却能够把重点放在社会不平等、环境问题以及如何将权力交到公民而不是精英手中。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Michelle Goldberg 在去年 7 月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了类似原因：“经济大衰退、教育成本的上涨、医疗保险的不可靠和工作场所越来越不稳定，以上种种结合在一起，令年轻人在物质上产生了痛苦的不安全感。他们没有共产主义普遍失败的记忆，但资本主义的失败就在他们身边。”

但《经济学人》也提出，这些新生代左翼虽然在某些问题上能够做出正确判断，却也过度放大了对于当下世界的悲观情绪。此外，他们在预算分配、官僚问题和商业等相关政策上也显得过于天真。

具体来说，不同国家的千禧一代社会主义者目标各不相同，也不全都那么激进。在美国，他们的诉求之一是实现全面医疗，这在一些富裕国家其实已经实现了。还有一些人希望能保留市场经济的优势。

无论美国或欧洲，左翼都是一个广泛、流动的联盟，不过还是能找出一些共同议题。千禧一代社会主义者大多认为：不平等的状况已经失控，经济成果总是偏向既得利益者；公众渴望国家能对收入和权力进行再分配，让天秤重新保持平衡；短视和游说令政府忽视了气候灾难的毁灭性后果；主导着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那些阶层（官员、大公司和监管者）不再为普通人的利益服务，必须接受民主化。

《经济学人》认为其中一些议题不存在争议。比如游说的不良影响以及人们对环境的忽视。西方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也的确在过去 40 年中急速恶化——在美国，最富有的 1% 的平均收入增长了 242%，是中等收入者收入增幅的 6 倍。

但对于另一些议题，“无论是诊断或是药方都可能存在问题”。

文章指出，不平等问题的恶化并不是不可阻挡的。2005 年至 2015 年，美国收入不平等状况就有所缓解，此后三年内，中等家庭收入增长了 10%。此外，工作也不是越来越难找了。2017 年，每 100 个 25-54 岁的美国人中有 97 人都有全职工作；而在 2005 年只有 89 人是全职。真正的危险不是稳定就业岗位匮乏，而是经济下行的风险。

《经济学人》认为千禧一代社会主义者对于公众舆论的判断也是有误的。人们的确感到对生活失去了控制权，机会正在减少。他们也的确憎恨不平等，比起向所有人征税更愿意由富人交税。但公众对于大规模的重新分配并没有普遍欲望。美国人当下对于重新分配的支持率还不及 1990 年，更何况他们最近还选出了一名亿万富翁担任总统，指望他兑现削减公司税的承诺。和美国人相比，英国人对于富人的态度就更放松了。

一些左翼人士提出，可以通过向富人征收更高的税额，为扩大政府服务的覆盖范围买单。但事实上，随着人口老化，要想维持现有服务水平就不可避免地要向中等收入者加税。由于不信任市场经济，千禧一代社会主义者对环保也产生了错误认知。他们认为与其通过碳排放税刺激私营领域创新、抗击季候变化，不如集中规划，将大笔公共支出投资于绿色能源。

这些年轻人眼中“更民主”的经济意味着分权而非集权。这吸引了一些本地主义者的赞赏，但回归地方意味着必须加强透明性和问责制度，并且防止其演化为本土保护主义。《经济学人》指出，任何层级的官僚制度都可能为既得利益者提供机会。最纯粹的权力下放方式其实是自由市场中的个人。

一些年轻人还希望在商业中也可以实现民主化，比如让更多的劳动者加入董事会，让工人拥有股权。德国的确有员工参与的传统，但《经济学人》认为，年轻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希望更大程度控制公司，其实是出于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抱持怀疑；让劳动者抵制变化只会让经济缺乏活力，更加动荡。

《经济学人》最后提出，比起保证公司及就业岗位不受变化影响，更应该做的是确保市场效率，同时保证劳动者成为政策的重点，而非就业本身。比起重新分配，更重要的是减少寻租行为、改善教育、促进竞争。而气候变化则需要结合市场机制和公共投资共同解决。尽管新的社会主义者们对于改变现状充满斗志，但也不应怀疑个人所具有的活力，以及过于相信集体行动就不会有腐败。

题图来自 barr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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