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芝穿着一身红裙，被空气挤压成一支细长的箭，晦暗中掷向地面，在亿分之刹那，她整个人仿佛消失，下跌的只是她的裙子。她一直在我前面十米的地方，不远不近，头朝下，很快会抵达终点，而我随后即至。只有在这个时刻，我发现黑暗看来宽阔无边，其实只是一道扁而深的小门，穿过它的时侯鼓宕的风从地表上翻，抗着人，接着人，把坠落的几秒钟拉成一个长长的隧道，物理定律失去了作用，时间如此扭曲而漫长，长得我无法看见隧道那头的亮光。余量太大，可供挥霍，足够我在一些细枝末节里停驻，张望良久。
人皮风筝，我想起来。
幼年，我和海芝在帆布厂的旧仓库里玩耍，那里排列着许多陈列布样的柜子，柜子上很多小抽屉，大部分是空的，有些藏着一些怪东西，比如刚出生的老鼠、大把的玻璃彩珠、过期的水果硬糖。有一次，我们从一个柜子里拖出一卷薄薄的皮革，皮革因潮湿生满了蓝色枯毛，看起来又有些莹莹的光彩，一拂一吹，显露出深棕色的底色来，我们把它在地上铺开，沿着皮革的边沿寻找出它脖子和四肢的轮廓，它像是某种小型牲畜——羊或者小牛的皮，却有着过分细长的手脚，上面写满我们不认识的文字。海芝的爸爸在一旁瞥见，走过来，说：“啊，那是我早些年在西藏买的人皮。”我们听他这样说，吓得立刻跳起来，弹簧似的躲开。他走过来，轻手轻脚地把那张人皮撑开，放在大桌子上，用铜镇子压着四个角，于是它那人的模样更显出来，疼痛地曲卷着，如同一个干瘪的婴儿。
“我去西藏跑运输的时候，在拉萨的市集上买到它，小摊上垒着成堆的珊瑚、蜜蜡和松石，我走过去，只看不买，直到摊主打开一个经筒，缓慢地从里面扯出一张皮子，对我说，这是人皮经，我看呆了，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着迷，花了一百块钱买下，带回来，随手放在这，不小心就给忘了。”
我一直想拿他做个风筝——海芝的爸爸说。
后来我和海芝在菜市场看见有人卖青蛙，小刀子向肚子划过，带走内脏，手掌蓄力，用力一挤，青蛙的身体就和皮肤失去了联系，再一甩，猛得将那一层皮掷到地上，发出吧嗒一声，手上只留一只光白无皮的青蛙肉，指骨分明，不停地弹跳，还活着似。满地都是血和皮，咸辛味漫蒸上来，我的脊背凉飕飕的，海芝也看愣了，不约而同地想起那层人皮，各自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只好掩着鼻子跑走。我们想，失去皮肤一定很疼吧。
海芝的爸爸果然用那层人皮做了个风筝，他用细铁丝撑出一个架子，竹枝做骨，接上巨大的风筝线轮，又用红色颜料在中心部位画上一只大眼睛，于是那张人皮重活过来，瞪着一只失真的眼。他把风筝挂在布样间里，我和海芝便再也不去那里玩耍，因为那双眼无时无刻不盯视着我们，我们都看见了那只眼睛眨巴，红色的瞳孔迸着光，在眼眶里打转。我们跟大人们说起此事，他们只是笑，以为那些都不过是孩童的异想天开，画上去的眼睛怎么会眨。风筝很重，足有四五斤，需要大风天才能飞上天，海芝爸爸一直在等，说要带我们去放人皮风筝，但六月无风无雨，七月一潭死水，八月份才起了一点微风，那张风筝静静挂了三个月，我和海芝都快忘了这回事，九月第一天，知了突然停止轰鸣，台风来了，雨还没来，风大得要把一切拔起来，海芝的爸爸冲进我家，把我们两个小的从沙发上抱起来，左手抱一个，右手抱一个，奔到布样间取下风筝。我和海芝跟着他，飞快地往坝子上跑，我们要在雨下来之前，把风筝放上天。
黑云压在头顶几米的地方，不停翻涌。
我和海芝举着风筝，海芝爸爸拿着线轮，站在离我们二十米远的地方。
他大声喊：“放手！”声音被风吞咽，勉强才听清。
我们脱开手，风筝迎风而起，跌宕几下，栽落在地， 我们跑上前捡起它来，又迎着风，尽力举高，放手，风筝又跌落，如此反复几次，它才上天。海芝的爸爸抱着线轮，一点点放线，我和海芝仰头，看着风筝斜飞，被一根游丝扯住，摇摇晃晃地飞升，那只红色的眼睛不停地眨，越来越小，几乎没入云中。一百米的风筝线很快放完，海芝的爸爸被劲风拽得小跑，风筝线绷得直直，快要撑不住了，海芝忽然大叫了一声：“呀！”线应声而断，风筝失去了困缚，猛得往后一缩，被大风鼓着，飘飘摇摇地飞走，不多一会儿，掉进浑浊的江水中，翻腾几下，便消失了。
海芝爸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抱着空的线轮，朝着黑云看了一会儿，往地上一蹲，两颊蒙着灰翳，然后从脚底板运一口气出来，长而重地吐出去，头埋进了膝盖围成的窝里，他那时候三十岁了，看起来仍像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穿着一件黑色的老头衫，一头卷发被风吹乱，如蓬乱草，而草籽散落在风中。我们那时候小，只有七岁，刚刚知道惆怅是什么，表现在脸上，就是那种挎着嘴、双目放空、眉毛蹙起的表情，我们不敢靠近他，也不敢离开，举目一望，原来除了我们仨，四下无人。
他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多年以后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微笑的模样，嘴角深陷进脸颊，形成“（）”的形状，笑得很开。我总觉得海芝的爸爸不会惆怅，我见他从来笑盈盈，笑意从眼角眉梢里溢出来，他还掌握许多令人羡慕的特长，譬如会弹吉他唱歌、跳霹雳舞。有时候他正走着路，手脚突然僵硬，变成一只提线木偶似，歪歪咧咧地走向我们，吓得我和海芝不敢动，他再伸出膀子，把我们两个小鬼拦腰抱住，夹在两肋，奔向小卖部，给我们买零食吃。他常在公共浴室里大声唱歌，一开嗓子，声浪在小浴室的白瓷砖墙壁上滚动，瘦瘪瘪的胸腔里像藏了一台大喇叭，一唱起歌来，大喇叭便开启了，将那长音打着颤钉入人的耳朵，唱的是粤语歌，咿咿呀呀，没人听得懂，都说是鸟语，却怪好听的，比电视里的人唱得还好听，不去当歌星可惜了。他那股子朝气和他一直擦得干净锃亮的皮鞋一样，常显出一点格格不入。
而其他人都那么暗淡陈旧，几乎和帆布厂的灰色水泥墙面融为一体，甚而长出青苔和霉斑来。比如我爸，车间副主任，比海芝爸只大两岁，却是另外一番样子，厂里停工之后，有段时间日子不太好过，他白天看电视，抽着烟，捱呀捱到吃晚饭，一吃过饭，自带手电筒踱去公园里下象棋，下到九点多再回来，闷声不吭地洗脸刷牙睡觉，有时候也和我妈吵一架，算作调剂。我妈说他夜夜出门，是在外面养了野老婆，我爸两兜一翻，露出兜布，里面一个子儿也没有，他说：你倒是说说我拿什么养野老婆。我妈说，我怎么知道，万一你有了路子呢。我爸说，没有万一，没有路子。争吵总要闹到打架，我爸一把揪着我妈的头发，向上一提，我妈哭嚎着挥着无力的拳头，往我爸胸口捶，捶也不会捶痛，正如我爸也不会真扯烂她的头皮，架打得斯文，但哭起来却是震天动地，众人劝解，两人分开，我妈抹泪，我爸无言，第二天又像两个没事人，该干嘛干嘛，我爸仍去下象棋，我妈去工人文化宫学画画，这样的争吵每隔一个月来一次，内容、形式一成不变，像是房间里的煤气攒够了，总要炸一回。
他们吵架时，我总是躲在海芝家。海芝爸安慰我，说，等厂子好了就不吵了。
当然，厂子是不会好的，一年之后，这家全国第二大的帆布厂就倒闭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长至好几年，帆布厂的气氛都是黯淡的，它不是一下子死掉，而像一艘触礁轮船，缓慢地沉没，绝望如慢性瘟疫，吊着所有人，又不泄掉最后一口气。尤其是在夏天，连着两三个星期不下雨的日子，太阳升起又坠落，水泥地被晒得发白，杂草浓绿，这里便如无法复原的焦土，一个人也没有。
我爸对我妈说好几个人偷厂里的帆布出去卖，他知道是谁，但往上告没人管事，他也就不理会，一开始他瞧不上这些贼，后来偷布贼们赚着钱后，他也加入他们，夜间他们开着三轮车，打开库房，几个人抬出一卷卷布，防水油布特别沉，老远都能听见他们用力时哼哧哼哧的吆喝声。厂子真倒了，我爸倒搓着手暗自高兴，显出如释重负，他和另外几个人一起低价将厂里剩余的防水油布包圆，找到了好卖家，转手就赚。这事情大家都想干，但是掏得出钱的就那几个人，我们家就是这么发家的。我读初中时，我家已经很有钱，有钱到我爸真的在外面养了一个野老婆，那时候我爸妈却不再不打架，他们变成了真正的仇敌，互不理睬。
帆布厂倒闭后，发过一场火，起火地点布样间。当时我和海芝正坐在她家的电视机前看动画片，我捏着海芝的手，她的手如新弹的绵絮，柔软清香，电视里上扬的音乐声响起，有人喊着“起火了”，金黄的火光漫映进来，我和海芝跑到阳台上去，见几十米远的地方，火舌卷上了天，在空中翻腾，扭曲几下，又暗淡下去，黑烟四漫。夜色像黑色的丝绸，被烧破了一个洞。
我们尖叫着，过年般开心，奔下楼去，跟着大人们跑去仓库前的空地上，男人们正忙里忙外地救火，火光灼烧面孔，又热又辣，我们紧紧牵着手，捂着鼻子，看着大人们一桶接一桶地向窗户里倒水，火光被打压下去，晦暗了一些，忽然又攒足力气，重新卷起，蹿出窗户，扑向人群，木头烧裂，噼里啪啦作响，眼见着要烧到旁边的车间去。这时，有个人忽然顿住，放下手里的水桶，被什么吸引住，一步一步，慢慢朝着布样间大门走去，走入那片翻卷的金黄中，他的卷发炸开，溶入火光，接着他的衣服也着起来，整个人没入火中，像是被一只巨大的兽一点点吞掉。所有人都看愣了，没回过神，等要去救，已经瞧不见人影——是海芝爸爸呀。
海芝冷不丁甩开我的手，冲着那火疯狂地哭喊：“爸爸，爸爸！”我死死抓住她的胳膊，她才没有跟着冲进火中。
也不知过了多久，消防队才来，拿出白色水管，水管喷出巨大水柱，几下子火光就虚弱晦暗下去，直至熄灭，空气潮潮的，泛着新鲜苔藓的味道，金黄消退，一切复归黑暗，或者更黑，黑夜被烧破的那个角又长了回去。我妈走过来，把我和海芝分开，她一根根掰开我粘在海芝胳膊上的手指，我太用力了，几乎要攥进海芝的肉里。我妈抱着哭得晕晕乎乎的海芝，不停地抚摸她的背，直到她慢慢平复。夜里海芝和我挤在我的那张小床上，奇怪的是她一下子就睡着了，夜梦中她的呼吸像只猫，又平又浅，我却反反复复中清醒，一直听着门外的动静，大人们聚在我家客厅，瓮声瓮气地说话，一句也听不清。他们很晚才散去，我妈轻手轻脚地打开我房间的门，查看我们两个小的，我假装睡去，眯着眼瞧她，她摸着海芝的小脸，也来摸我的，说：“这叫什么事？谁能想得到？可怜的海芝啊…”
我忽然想起那个人皮风筝，它眨着大眼睛那么悠悠地飞走了，如果它没有飞走，是不是海芝的爸爸就不会走到火里去，是不是他就不会死，那次是我唯一一次见他露出惆怅的神色，整件事情必须要从那张人皮风筝说起。这个怪念头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虽然我知道两件事没有真实的联系。
第二天我醒过来，海芝已经不在，我一骨碌爬起来跑到她家，妇女们把屋子团团围住，里三层外三层，又往里面填充了无数叹息，挤得根本无处下脚。海芝的妈妈陷落在沙发里，仰面看天，双目失神，海芝匍在她的膝盖上。我在门口喊：海芝，海芝。她听见，扭过头来，跳下沙发，越过十几双脚，走到门口。我从口袋里翻出十几颗喔喔奶糖，放到她的手里，这是她的最爱，她因此满口烂牙。她接过糖，放进口袋，哑着嗓子说：“走，我们去看看我爸。”
海芝爸爸被安在厂里的室内篮球馆里，我们走在那边，需要穿过一片旧操场，脚步一深一浅，我一直拉着她的手，感觉到她手指间微微的颤抖。篮球场的玻璃窗很高，我们踮起脚往里看，几个男人蹲着抽烟，面无表情地交谈，他们身后是一个白布围裹起来的帷子，白布上面有血迹也有黑色的炭焦，我们知道，帷子里躺着海芝的爸爸。知了的呼声造出奇怪而冰凉的宁静，炽烈的阳光使室内的一切都蒙上蓝灰的影子。
我拉海芝进去，她又不肯，低着头说，“不想去看，害怕。”我们在外面晒了一会儿，吃了两颗糖，走进篮球场，塑料拖鞋在地面敲出踢踏声，那几个大人看向我们，站起来把我们往外轰，说：“你们怎么跑这来了？快出去。”
我没听他们的，走上前，站在帷子前，踮起脚尖往里看，只看见黑乎乎的一团，心里的畏惧冲淡了些，又鼓起来勇气，把眼睛睁大，看得更真切，那东西黑焦焦还有个人型，嘴巴鼻子眼睛都在，皮肤却烧得黑黄，露出红色的底肉来，但模样已经扭曲，我没有办法把面前的死人和海芝的爸爸联系在一起，他从来不是这样子，昨天早晨，我还听见他在阳台上唱歌，今天怎么就黑糊糊地躺在这里。海芝一直捂着眼，半天才从指缝里瞄了一眼，也不知道看没看清，哇得大叫一声，跑了出去，我跟着出来，我们在厂子里瞎逛。泡桐树香气浓冽，招揽我们不自觉走到那里，昨夜的火将树上的花烤落一半，地上全是萎凋的白色喇叭，我们踩在上面，一朵一朵地把花踩扁，期冀其中的一朵能发出声响。
泡桐树旁边就是着火的布样间，火舌舔舐过的地方留下焦痕，舔得很用力，勒进了墙体，地上全是碎玻璃渣，阳光一照，亮晶晶光璨璨，然而室内只剩一片冷冷清清的灰烬，乍一眼看去，像个洞穴，而空气中还残留着昨夜浓烈刺鼻的气味。
“你说，我爸爸死的时候会痛吗？”海芝说，她的声音细细柔柔。
“不知道，一下子的事情，应该不会痛吧。”我说。
“他为什么要走到里面去？是我和妈妈不好吗？”她又问，我什么也答不上来。
“我爸说，你爸一定是着魔了，不小心掉进火里，他那么乐哈哈的人，犯不着。”我说。
“他自己走进去的。我看见了，他本来是要救火的，最后自己跑到火里面去。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她长叹一口气，眼睛中的光彩熄灭。我拉住她的手，她挣开，像鱼一样从我的手心里溜出去，我又伸手去拉，太滑，抓不住。
不久之后，我家搬离红星帆布厂，海芝的妈妈一年后改嫁税务局的一个官员，也搬走了，海芝有了新爸，很快就没有人再提那场大火，以及那个无缘无故走进火中的男人。我明白过来，他人的死亡是生命进程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是水边涌来的会消逝的浪，但那场火是一粒种子，种进海芝和我心里。种子发芽、长大，有时候能开出好花来，有时候开出歹花。
我们还在一个学校上学，每天凑在一块，直到放学，回到家后，我们还要打电话，怕留出太长时间没有对方的空档，八点半我准时拨过去，海芝接电话，但总是没话讲，两人怏怏地挂掉电话，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开帆布厂的所有事，但除此之外又没有什么好讲，学校乱糟糟的，家里也是一堆破事。海芝有了个弟弟，她妈和新爸的孩子，小婴儿需要看护，她彻底变成了一个寄居者，除了我，没人理会她。一切没意思透了。我们都长得飞快，手脚抽成细麦，身体飞速地滑向成年，日子一天天变短，战战兢兢地想在过去的影子里停留得久一点，惶恐地度过一日又一日。海芝的身高超过了我，原本黝黑的皮肤一层层蜕掉，变得晶莹雪白，甚至有些透明，有时候她站在阳光下，我远远能看见她的肌、骨、血，恍个神，又恢复了正常。那白得过头的皮肤成为她的标志，在任何地方都能发出光来，男孩子因此为她着迷，可我们不和其他人来往，两个人连体人似的密不透风，父母和老师因此觉得我和她在谈恋爱，我们也没有反驳，不知道那算不算恋爱，因为太过于熟悉对方，离不开对方，如果可以，我们想把自己嵌进对方的身体里，这样子也许就不会这么慌张。大人们千方百计地要规训我们，我们便承认，反而大张旗鼓地在学校里手牵手、接吻，谁都拿我们没办法，学校想开除我们，但不知为何一直没有开除，也许是因为我们太沉闷了，除了早恋和学习差，从来不忤逆人。是，那时候我们执拗地想，真无聊啊，没意思透了。
幸而后来海芝找到了打发时间的方式——爬到城中高楼的顶层吹风，在视野范围内寻找城市的疆界。这源自于我们共同的梦境，在快速长身体的时候人都会做的飞行的梦，我们那时候频繁地梦到自己张开双臂，飞在城市半空，顶破空气无形的墙壁，在高处看人群如黑蚁，房屋如方盒，梦境的结局总是突然失去飞行的神力，无可逃脱地从高空坠落，在即将粉身碎骨的刹那惊醒。海芝由此迷上了高处。
从学校大门左转，步行四百米，可抵达城中最高的大楼“联合大厦”，十七层，带电梯，海芝每次都要求走楼梯，楼梯的灯年久失修，没一盏亮的，幽暗冰凉，只有一点微弱的光从最高处掉落下来，一层层走上去，仿佛永无止境，尽头是一扇铁门，虚掩着，门外光亮从缝隙里挤进来，仿佛外面是另一个世界，海芝打开门时总是很决然，我则跟在后面。
联合大厦顶层看晚霞绝佳，楼边垂腿而坐，脚下就是几十米的高空，但切不可向下望，如果这么干了，不多一会儿，景物会开始旋转，越转越快，转出巨大的吸力，转得人两腿发软，胃中绞痛，或有一个声音在耳边悄声细语，“跳下去，跳下去”，身体仿佛渴望着与水泥地面的强烈撞击，一不小心真的会一头栽下去。经过多次验证，我严重恐高，我问海芝怕不怕掉下去，她说：“怕呀，好怕。”又问：“你说，要是一只鸟儿患了恐高症，可怎么办？”这是哪门子的奇思妙想。
“那就不飞了，在地上生活。”
“地上好多东西等着吃它，活不久的。”
我答不上来，只好说：“实在不行，就闭着眼睛呗，那能怎么办？”
海芝咯咯笑起来，眼珠子黑亮亮的。
我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登顶小城十层以上的所有楼房，顶层往往建得马马虎虎，再光鲜的大楼也是如此，加上来的人少、疏于管理，那里也藏污纳垢，在那里我们见过一地发臭的死鸽子、打架的群猫、一只人的胳膊、一排壮丽排列的风干腊猪头，还打搅过一对媾和的男女，他们光着身体对我们大呼小叫。每次拉开顶层的门，常有些不安，不知道门后是什么，大部分时候，门后什么也没有，寂静无人，只有排风口的风扇发出轻微的呼哧声，呼应着我们的脚步。当爬完所有的高楼之后，我们只好不断重温其中几幢特别偏爱的楼，看重复的风景，经历重复的心情，整件事情又变得无聊起来，直到要建电力大厦的消息传来，我们才觉得有了奔头，据说这幢新造的大楼三十二层，高八十余米，会取代联合大厦成为本城最高。
好巧不巧，电力大厦覆盖在帆布厂的旧址上。帆布厂被炸那天，我约海芝一起去看，我们翻过学校的围墙，爬到联合大厦顶层，向南而坐，帆布厂的灰色厂房不显眼，隐藏在居民楼中，需要细心分辨。下午三点，爆炸声准时响起，帆布厂方向传来一连串巨响，厂子像是被一只无形大手压扁，灰尘扬上天，厂房、仓库、职工楼、篮球场顷刻之间倾塌，不复存在，也把我们在那里度过的时间也一起消弭，旧梦不能重温，我的心陡然空了一块。海芝突然捂着眼睛，别过头去，如同当年在帆布厂的篮球场面对她爸的尸体时一样，胆怯，瑟瑟发抖。我们一直等到尘埃落定，天边染上霞影才下楼。回去时，海芝又问我，要不要再去现场看看。我说好。公交车倒了两趟才到旧帆布厂，吊诡的是帆布厂已经倒闭数年，公交站牌却还未变，到站后，售票员大喊“红星帆布厂到了，请到站乘客赶紧下车”，使人恍惚，以为帆布厂还在，探出头还能看到贴满蓝色磁砖的厂门，但从公交车的车窗向外看去，蓝色的厂门早断成好几截，哪里有什么帆布厂，只一片平缓如丘的废墟，挖掘机和起重机碾过碎砖破瓦，驶进来，像块橡皮擦，细致地擦掉草木、楼屋、机器。
爆炸虽然已经过去几个小时，空气中仍蒙着粉尘，厂里道路依稀尚在，树木都被折断，我们从中走过，辨认出幼年时居住的厂职楼，在水泥碎块站了一会，钢筋乱枝般伸出，天暗了，黑都钻进到缝隙里去。原来这座楼有七层，现在塌缩成了两三米的碎水泥堆，如被杀死的巨人倒在路边。海芝忽然走上前去，蹲下身，从灰尘里扒拉出一个东西，握住，走到我面前，松开手掌，手心里面躺着一颗彩色玻璃弹珠，她说：“送给你。”我接过来，放进兜里，其实那时候我不玩弹珠已经好多年。
从那时候起，我们满心期待，想看看，取代帆布厂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楼涨起来飞快，从它落地基开始，数着一层一层往上加，加到三十二层，终于停止生长。四四方方一幢楼，黄色外墙、深蓝色玻璃，立在城西，像一枚鲜艳的大钉子从天而落，重重地砸入地面，被灰扑扑的低矮楼房围裹着，如草簇拥着花。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去，都能一眼看见它，是与旧城格格不入的年轻、美丽。
那一天，施工现场拉出鲜艳红色条幅“庆贺电力大厦落成”，大楼即将投入使用，恍恍然一年半过去，我们看着它从无到有，在一片平坦中长出来，开花，结成果子。
我看到那条横幅，对海芝说了这件事情——楼已经建好了，我们可以去爬了。海芝说，那幢楼在昨夜飞进她的睡梦，她梦见自己沿着黑黢回旋的楼梯爬向顶层，腿已经重得抬不起来，却怎么也爬不到头。
“它有多高？”海芝说。
“不知道啊，至少八十米吧。”
“站上去是什么感觉？”
“还没有站过那么高的楼，风会很大，一定的。”
“我们俩这么瘦，会被吹飞啦，掉下来就不好了。”海芝笑，嘴唇轻轻抿起来，阳光照在她的面孔上，面颊上的绒毛返照出金色的淡光，薄薄的皮肤下匍匐着青红的细小血管，脆弱得很。
我们决定当天晚上就登上电力大厦，因为我们还没有在高处看过小城的夜景。
傍晚，我带两个手电筒，在铁路口等海芝，远远看见她穿着一条红色连衣裙歪歪扭扭地走过来，裙子不合身，应该是她妈妈的旧衣服，她的凉鞋也是红色，还抹了大红色唇膏，于是那天的她像一只火红色的蝴蝶，竟有一种盛装的感觉。我们走在铁路的枕木上，一步一格，迈着均匀的步子，朝着电力大厦的方向去，她在前，我在后，她嫩藕似的雪白的胳膊小幅度地摇摆，裙边不断翻起又落下，露出同样雪白的腿，雪白又马上折进红衣里，我又生出她是透明的错觉，生怕她会化成一滩水流走。白天的暑气蒸腾出来，背上又是一阵汗，空气静止，晚霞赤红，一丝风也没有，只剩下纯粹的热和焦。
“真热啊，又出了一身汗。”海芝小声说，一脚把一块小石头踢远，顺着那块石头看去，远处一片稻田，颜色由青转黄，将熟未熟。
大概两个小时前，我还没有一边坠落一边细细分解短暂的过往，我正和海芝缓慢地爬楼，爬到第十层的时候，她已经累的不行了，电梯还未启动，又不能半途而废，只好坐在楼梯上喘气，我拿着手电筒照她，她遮眼睛，生气地说，拿开啊，晃眼睛。我坐在她旁边，口干舌燥，周围是无尽绵延的黑。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呢？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海芝，当时我们骑着自行车艰难地爬上鸡鸣山的山顶，两条腿发抖不止，汗流夹背，可是风景却不值得一看——暮野四合，小小的河、一大片流淌铺平的平原。冬天，山顶寒风呼呼地吹，几下子就把人冻透。我从包里拿出一包烟，递给她一根，在大风中点上，海芝抽了一口，咳嗽几下，说，恶心，怎么有人要抽这个东西。她把点着的香烟扔到草甸里去，我担心会着火，坐在那里守着，最终没有发现着火的迹象。我们在石头上坐着，等腿不再发抖后就下山，自行车一路遛下来，到了山脚，脸和手都冻成冰坨坨了。
那时候我问她：海芝，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海芝说：不知道啊，总要找点事情做。她垮下嘴来，双眉微蹙，长叹一口气，面孔上出现了她爸爸曾经有过的惆怅，海芝和她爸爸原来长得这么像。
32层说高不高，爬到后来，却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海芝英勇地打开门，走了出去，风景依然没有什么看头，使人不自觉便开始怀疑这次行动的意义。顶楼的建筑垃圾还没有清理干净，建筑多余的水泥被搬运到这里，叠起来，几场雨下来，都结得硬邦邦的，黑暗中看起来像很多人匍匐在地，风果然大得惊人，把沙子吹得到处都是，海芝的裙子被吹得飞动，脸色惨白，越像蝴蝶。
海芝朝着楼边走去，一翻身，坐到栏杆上，我们经常这么干，所以我并不意外，只是倚在她的身边，拉着她的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她的手永远这么绵软轻盈，如云朵一般。
“好高啊。”她朝下看了一眼，“你说掉下去，多久会到达地面？”
“得要个一两秒吧。”我说。
她朝我眨眨眼，说：“试试。”然后将手从我的手心里抽出来，往下一翻，像一枝红色的羽翎，向着地面飞去。我反过身立刻去捞她，跳到栏杆上，想拉着她的手，可她已经堕入暗中，越往下，黑越浓，尽头无尽，我也终于掉落，却始终够不到她。我突然明白当年那场火，海芝的爸爸为什么要走入火中，可是要说明白又很难，反正我是明白了。那时候海芝几乎要跟随她爸冲入火中，我死死拽住了她，今天没有人抓住我，海芝丢失了，在我眼前，我也丢失了，谁看见了。 我想好多，最后一秒那么长、那么长，如果我能追上海芝，我仍然要问她：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呢。
我又想，整件事情必须要从那张人皮风筝说起。这个怪念头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虽然我知道所有的事没有真实的联系。
关于作者东来
东来，本名华梦羽，生于九零初，长于中部小城，现居上海。原媒体人，现自由职业者，对古陶瓷与书画稍有涉猎，写过类型小说、杂志连载与专栏。获 2019 年豆瓣阅读征文大赛文艺组首奖。短篇小说集《大河深处》即将出版。
一些解读
纯文学的小说不好读，通俗小说又多缺少文学性，这一直是一个难题。就我个人的阅读体会，我不想读得很累，但也不想往大脑里灌水，想沉迷于某种意境里，读后获得启发或像做了一个有意思的梦那样满足。是否可以有一条调和的道路呢？我想，东来的创作是在这一向度上的一次探索。
具体到这篇小说，作品以低沉、徐缓的笔调书写了一个哀伤的故事，工厂的败落、崩毁，父亲的离奇死亡，象征着童年梦幻的破碎，也象征某一时代的终结。在这个现实的故事中，加入了人皮风筝这一诡异的意象，为整篇小说笼罩上一层超现实的宿命论色彩，也突显了生命的残酷，增强了叙事的力度。小说的开头，也是结尾，主人公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达到超越和解脱，“我”作为旁观者，在这一时刻试图挽回失落的时光，使叙事形成一个圆环的结构。
可以看出，东来的语言受古典文学的熏染，典雅、简洁，但并没有闺秀文字的小家子气，这在 90 后女作者中是难能可贵的。（特约编辑：朱岳）
题图原图来自：Lya_Cattel on iStock，有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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