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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贴城市》 （Collage City）写于1973年，1978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1975 年，英国《建筑评论》（Architectural Review）曾经刊载该书作者自己写的内容摘要，而这个摘要之后又被收入凯特·奈斯比特（Kate Nesbitt）主编的《关于一种建筑学新议题的理论思考——1965-1995 年间的建筑理论文集》（Theorizing a New Agenda for Architecture: an Anthology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1965—1995）一书。
1980 年代，汪坦先生主编《建筑理论译丛》，在清华大学《世界建筑》上连载系列文章，包括对《拼贴城市》的介绍。据汪坦先生自己说，他阅读的就是《建筑批评》杂志的摘要，没有和后来出版的书对照。在这篇介绍中，汪坦先生按照《建筑评论》主编按语的观点将《拼贴城市》视为“关于城市规划审美问题的讨论”，这是国内学界对《拼贴城市》的首次接触。之后，汪坦先生在浙江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和深圳大学举办西方近现代建筑历史和理论问题的讲座，并在《世界建筑》1992 年第３期刊登 1991 年 9 月在大连理工大学的专题系列讲座的提纲和附录，其中埃姆斯·拉波波特（Amos Rapoport）的《城市形态的人文方面——关于城市形式和设计的一种人-环境处理方法》（Human Aspects of Urban Form: Towards a Man-Environment Approach to Urban Form and Design）和《拼贴城市》被列为“两部颇具启发的著作”。
不过从实际情况看，汪坦先生的介绍并未引起国内建筑界的注意，学界也鲜有相关讨论。感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及其《建筑理论译丛》学术委员会的努力，以及同济大学童明老师的翻译，该书中文版得以出版，从而大大改变了国人对于该书的认知 , 使我们有机会补上 20 世纪西方建筑历史理论和城市理论的一课。而且，据童明老师自己说，他将在中文第一版的基础之上，以自己近年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柯林·罗城市设计理论传人戴维·格雷厄姆·沙恩（David Grahame Shane）那里进行访学所获得的研究心得，重新翻译这部著作，值得期待。
作为柯林·罗晚年学术生涯的代表作，该书与弗雷德·科特（Fred Koetter）联合署名完成，但是从文风和表述方式以及思想立场上来看都完全是柯林·罗式的。但是 , 与罗早期的学术论文引起的积极反响不同，《拼贴城市》出版后却遭遇颇多微词。哈佛大学教授乔治·贝尔德（George Baird）就曾坦言，自己之所以在 1990 年代中期一个由康奈尔大学举办的旨在庆祝柯林·罗学术成就的演讲中刻意没有提及《拼贴城市》，就是因为它“并非属于罗最受欢迎的作品”。 事实上，《拼贴城市》常被建筑界的“先锋”人士视为一部与后现代主义同流合污的理论著作而成为柯林·罗学术生涯的一个“污点”。
那么，《拼贴城市》究竟是怎样一部学术著作，它在柯林·罗本人的学术生涯以及当代西方建筑理论的发展中有怎样的地位？对于我们今天的建筑与城市观念，它又有什么意义？让我们从“建筑自主性研究”的问题开始来尝试回答这类问题。
1 建筑自主性研究
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建筑学界比较倾向于将柯林·罗的建筑学观点视为一种以美学为基础的“建筑自主性”的代表，它反对夸大建筑与社会、经济乃至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主张在建筑自身的范围内认识和研究建筑问题。这与人们通常将肯尼斯·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的《建构文化研究》 （Studies in Tectonic Culture）视为一种“建筑自主性”的历史理论研究颇有相似之处。因此，尽管弗兰姆普敦的“建构文化研究”从本质上讲是他“批判历史”和“抵抗建筑学”的一部分，从而也远远超越了“建筑自主性”原则并含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 但是它对建筑的结构形式、材料使用以及建造问题的关注还是被理解为其“建筑自主性”立场的基本特征。与弗兰姆普敦的“建构文化研究”不同，柯林·罗的建筑思 想更多涉及的不是建筑的技术问题，而是形式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在罗的学术思想中，视觉的作用举足轻重。他的思考往往不是从一种理论问题开始，而是从一种沃尔夫林式的对建筑的直接观察入手 , 由此展开形式分析和理论思辨。 就此而言，柯林·罗代表的是一种不同于“建构”的更为形式化的“建筑自主性”立场，而柯林·罗也常被人们视为一个“形式主义者”。
但是，如果认为“形式主义者”柯林·罗从来都对建筑的政治维度麻木不仁，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正如乔治·贝尔德在那个为庆祝柯林·罗学术成就所作的演讲中指出的，政治与形式是罗建筑理论的两个并非毫不相关的端点，它们共同构成了罗思想的复杂性乃至含混性。 一度在建筑思想上受到柯林·罗影响——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影响经由罗曾经的学生和志同道合者艾森曼（Peter Eisenman）的转换发挥了作用，但是在 2000 年前后以提倡“投射性建筑学”（projective architecture）而著称的罗伯特·索莫（Robert Somol）也指出，柯林·罗看似十分形式主义的工作其实与特定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之间有着深厚渊源，就如塔夫里对辩证批判实践的明确介入需要以一系列精确的形式先验（formal aprioris）以及对建筑生产的悲观预见为前提一样。就此而言，“既没有比罗更政治化的作者，也没有比塔夫里更形式化的作者”。
确实，在现代建筑学中，“自主”与“政治”的相得益彰历来是一个有趣且充满“迷思”的现象——从埃米尔·考夫曼（Emil Kaufmann）的“自主性建筑”（autonomen Architektur）背后所表达的对当时甚嚣尘上的纳粹政权的抗议和对个体价值的捍卫，到艾森曼在“自主建筑学”和“批判建筑学”（critical architecture）之间的来回拉锯和相得益彰，无不如此。只是在柯林·罗那里，这种“自主”与“政治”之间的“混搭”显得更加复杂和微妙。至少，他没有像塔夫里那样高举“建筑意识形态批判”（critique of architectural ideology）的大旗，或者像艾森曼那样自诩为“批判建筑学”的代表。他的自由主义立场也使他对任何“斩钉截铁”的“批判立场”若即若离。
2《拼贴城市》与现代建筑批判
除去绪论，《拼贴城市》共有五个主要章节，它们是第一章《乌托邦失败了吗？》（“Utopia: Decline and Fall? ”）、第二章《盛世之后》（“After the Millennium”）、第三章《实体的危机：肌理的困境》（“Crisis of the Objects: Predicament of Texture”）、第四章《城市冲突与修补术》（“Collision City and the Politics of ‘Bricolage’ ”）以及第五章《拼贴城市与时间的再征服》（“Collage City and the Reconquest of Time”）。
从序言开始，柯林·罗就对现代建筑的历史和现状展开批判。总的说来，罗的这一批判并无多少新意，因为在他之前，类似的批判已经不在少数，塔夫里（Manfredo Tafuri）、文丘里（Robert Venturi）、简·雅可布斯（Jane Jacobs）等，不一而足。这些批判的视角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但论点大抵一致，即现代主义乌托邦并没有能够实现自己最初的承诺。用柯林·罗在《乌托邦失败了吗？》一章中的观点来说 , 从牛顿力学到笛卡尔主义，自然科学的发展都使现代人坚信人类有可能性把握确定的自然知识，而黑格尔主义又将这种信念扩展到社会领域，从而认为确定性的社会知识同样可能，并且一旦拥有这种确定性的知识，人类就有可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实现以静观为特点的古典乌托邦（activist utopia）无法实现的社会构想，由此产生现代意义上的乌托邦，即罗所谓的“行动派乌托邦”（activist utopia）。顾名思义，“行动派乌托邦”不满足于古典乌托邦的静观和沉思，而是致力于通过行动将乌托邦理想和蓝图付诸实施。在罗看来，现代建筑是这种“行为派乌托邦”的一部分。但是，如同所有“行动派乌托邦”一样，现代建筑的乌托邦构想也在行动中大打折扣。《拼贴城市》的作者写道：诚然，“现代建筑肯定已经来到，但是新耶路撒冷却无从谈起 ,而且许多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事实上，现代建筑并没有导致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
《拼贴城市》不仅对现代主义乌托邦提出质疑，而且也对乌托邦幻灭之后的建筑发展提出不同看法。这种质疑构成了该书第二章“盛世之后”的主要内容。在这里，罗和科特特别讨论了 20世纪 60-70 年代出现的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不同倾向：“城景崇拜”（Cult of Townscape） 和“科幻崇拜”（Cult of Science Fiction）。前一个名称源自英国人戈登·卡伦（Gordon Cullen）所著《城镇景观》（Townscape）一书，该书认为现代建筑的大规模建设极大地破坏了小城镇的环境，因此希望通过研究欧洲的小城镇建筑，将传统城市的尺度和景观作为现代城市问题的解决之道。在罗和科特看来，《城镇景观》代表的是一种保守怀旧和空泛无力的思想状况，它与迪斯尼世界布景式的主题公园和“超级工作室”（Superstudio）关于人类社会反璞归真的幻想一样令人质疑。同样令人质疑的是以英国的阿基格拉姆（Archigram）、日本的新陈代谢派（the Metabolism）以及法国人尤纳·弗里德曼（Yona Friedman）的空中城市为代表的“对科幻世界的崇拜”的倾向，尽管它们看似充满活力。这是两个极端。在罗和科特看来，如果它们都有失偏颇，那么“拼贴城市”希望寻求的就是一条介于它们之间的中间道路。“拼贴城市”需要同时面对传统与现代。
3“拼贴城市”作为一种城市设计技巧
《拼贴城市》是如何寻求这条中间道路的？“拼贴城市”是否只是对现代艺术史上立体主义“拼贴”概念的挪用和模拟？在该书的第三章《实体的危机：肌理的困境》和第四章《城市冲突与修补术》中，罗和科特提出他们的主张。在笔者看来，这两章也是该书最为核心的部分，它们分别阐述了两个不同层面的有关“拼贴城市”的概念，即作为技巧的“拼贴城市”和作为思维方式的“拼贴城市”。
首先，“拼贴城市”是一种城市设计的技巧，它曾经是柯林·罗在康奈尔大学城市设计教学中反复探讨的内容，其切入点是现代城市与传统城市的巨大差异。在文丘里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Learning from Las Vegas）中，这一差异被概括为“作为空间的建筑”（architecture as space）与“作为符号的建筑”（architecture as symbol）的不同 ,前者属于以罗马为代表的传统城市，后者则属于拉斯维加斯这样的美国城市。在此 ,文丘里关注的是建筑问题，目的是支持他“建筑是带有装饰的遮蔽物”（architecture is shelter with decoration on it）的主张。
与文丘里不同，罗和科特更愿意在城市的层面上谈论问题。在他们看来，与建筑围合空间的传统城市相比，现代城市的问题就在于作为实体的建筑不再具备围合空间的能力。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实体的危机”与“肌理的困境”的关系。换言之，传统城市属于“肌理的城市”（city of fabrics），而现代城市则更多地表现为“实体的城市”（city of objects），尽管由现代建筑构成的这些实体并不必然成为文丘里意义上的拉斯维加斯式的“符号”。
此外，与文丘里直观的描述方法不同，罗还将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图形－背景（fgure-ground）的方法引入对城市的分析。运用这种方法，《拼贴城市》为读者展示了佛罗伦萨的著名建筑乌菲齐（Ufzi）与勒·柯布西耶的马赛公寓之间几乎完全反转的图形－背景关系，从而揭示了现代建筑将“肌理的城市”转化为“实体的城市”的关键所在。当然，在罗和科特的分析中,实体与肌理之间图形－背景的反转关系并非现代建筑与古典建筑的差异所独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托迪圣母教堂（Santa Maria della Consolazione in Todi）与巴洛克时期波罗米尼设计的位于罗马纳沃那广场的圣阿涅塞教堂（Sant’ Agnese in Piazza Navona）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反转关系，只是就整体而言，问题没有现代建筑出现之后那么普遍罢了。
另一方面，《拼贴城市》试图向人们证明，实体与肌理的矛盾并不是现代建筑必然的产物。就在勒·柯布西耶1931年以“唯我独尊”的方式设计作为“实体”的莫斯科苏维埃宫（The Palace of the Soviets）之时，另一位现代建筑师奥古斯特·佩雷（Auguste Perret）却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以城市肌理为出发点的方案。罗和科特列举的另一个例子是瑞典建筑师阿斯泼隆德（Gunnar Asplund）设计的位于斯德哥尔摩老城区的政府办公大楼方案。作为一位斯堪的纳维亚现代建筑英雄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阿斯泼隆德一反他在设计斯德哥尔摩博览会和斯德哥尔摩公共图书馆等建筑时采用的策略，转而追求将新建筑与老城的肌理结构密切结合起来。可惜，在罗和科特看来，像佩雷和阿斯泼隆德这样的现代建筑师太少了。
为进一步说明作为一种技巧的“拼贴城市”，罗和科特引用了一个源自“布扎”（Beaux-Arts）或者说巴黎美院体系的 poché 概念。这个概念曾经被文丘里用在《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之中，旨在说明建筑中根据不同使用要求采取不同形状的房间交界处产生的“矛盾”和“复杂”。
这种空间也可能出现在建筑内外空间的交界处或者建筑的外层屋面与内层吊顶之间。就建筑的平面关系而言，它可以是一个房间或楼梯间和其他辅助性空间——亦即周卜颐先生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中译本中使用的“空腔”概念， 也可能由于太狭小导致无法使用而成为建筑的实体部分——故有中文建筑学语境中的“涂黑”之说。 有趣的是，这个概念曾经在童寯先生 20 世纪 60 年代关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介绍文章之中被提及。该校建筑系曾经是美国“布扎”体系的大本营，也是梁思成、杨廷宝，以及童寯先生等一代中国建筑学人接受建筑学教育的地方。在这篇介绍文章中，童寯先生将 poché 译为“剖碎”， 既有音译之美，又有意译之实，充满信、达、雅的传神魅力。可惜长期以来，这一翻译在中国建筑学界鲜为人知。
然而，无论是在平面意义上还是在剖面意义上，文丘里并没有能够突破建筑单体的层面谈论作为建筑“矛盾性”和“复杂性”之表征的“剖碎”。相比之下 , 通过“城市剖碎”（urban poché）这一概念，罗和科特试图提出的则是作为一种城市现象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正如罗和科特力图展示的，一个建筑完全可能夹在不同的城市元素中间而成为“城市剖碎”。位于罗马的法内塞府邸（Palazzo Farnese）和伯格塞府邸（Palazzo Borghese）则是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前者体现的是勒·柯布西耶式的对称与完美，它与城市的关系旨在突出法内塞府邸的支配地位，而后者在同样具有高贵端庄的立面和规整对称的方形合院的府邸建筑的基本元素的同时，与位于侧面的城市广场和斜向的城市街道以及方形合院背后的不规则形花园建立了如此紧密的特殊关系，以致于俨然就是一个为满足广场、街道、花园等城市要素而形成的“城市剖碎”，只是这个“剖碎”的尺度已经大到足以构成一个府邸建筑群体而已。但是法内塞府邸与城市元素的关系则是截然相反，它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需求，从而使广场和街道等自身之外的诸多城市元素沦为从属的“剖碎”。
4“拼贴城市”作为一种思维方式
说到底，无论是马赛公寓与乌菲齐的对比，还是勒·柯布西耶与佩雷的不同，或者是法内塞府邸与伯格塞府邸的差异，“拼贴城市”的设计技巧都需要以某种思维方式为前提。因此，在第三章《实体的危机：肌理的困境》论述作为城市设计技巧的“拼贴城市”之后，《拼贴城市》的第四章《城市冲突与修补术》着重论述作为思维方式的“拼贴城市”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首先是“修补术”的思维方式。从字面上看，“修补术”的概念源自法国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列维 – 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 sauvage）一书 中的 bricolage 一词，而将其译为中文的“修补术”则是长期从事法国思想研究的学者李幼蒸先生的见解（在《拼贴城市》中文译本第一版中它的翻译是“拼贴匠”）。在列维 – 斯特劳斯那里，“修补术”是“修补匠”（bricoleur）工作方式或者说思维方式的体现。与工程师不同，“修补匠”通常都是能工巧匠型的，善于完成各种不同甚至芜杂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的操作规则总是就手边现有之物来进行的，这就是在每一有限时刻里的一套参差不齐的工具和材料”。 就此而言，《拼 贴城市》援引“修补术 / 修补匠”概念的意图在“城市冲突与修补术”一章伊始已经十分明显，就是为了反对格罗皮乌斯的“总体建筑观”（Scope of Total Architecture）以及早在 19 世纪已经由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提出的“总体艺术”（Gesamtkunstwerk）思想。在历史的维度上，它反对的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或者“历史决定论”（historical determinism）。如果说现代建筑运动曾经深受后面这些思想观念的影响，那么《拼贴城市》就是一种发其道而行之的“‘修补术’的政治”（politics of bricolage）。它面对的不是整体和谐的城市，而是致力于处理城市中无处不在的冲突和矛盾。
思维方式的这种差异也是自由主义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通过古老的寓言“刺猬与狐狸”所要表达的，这成为《拼贴城市》的另一个思想支柱。伯林认为 ,西方历史上有两类不同的思想家，一类是追求一元论的思想家，他们总是用一种标准行事，就像刺猬遇到险情总是竖起满身的倒刺进行防卫一样；另一类则承认多元论的思想家，他们认为世界复杂微妙，无法存在统一的价值基础，有的只能是矛盾的冲突以及通过身边的手段来化解这种冲突的种种可能性，恰如狐狸的花巧多变。按照伯林的划分，柏拉图、但丁、黑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布鲁斯特是刺猬式思维方式的代表人物，而亚里士多德、蒙田、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和乔伊斯则是是狐狸式思维的代表人物。
借助伯林的观点，罗和科特也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建筑和具有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建筑师。在他们看来，西方建筑史上最为典型的“刺猬”式建筑的例子是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而位于西班牙提沃利的哈德良离宫（Hadrian’ s Villa）则可视为“狐狸”式建筑的范例。前者是“整体建筑学”和“整体设计”的展现，后者则试图努力消除任何控制思想的主宰；前者是“绝对君权”的体现，而后者则在协调混杂冲突的同时不失建筑的尊贵理想。诚然，罗指出，就其专制性而言，哈德良并不比路易十四好多少，但是区别就在于他“不像路易十四那样急于表现他的专制”， 或者说他知道还有其他的方式表现自己的君权。恰如“刺猬与狐狸”的故事所言，“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这同样也可以说是法内塞府邸与伯格塞府邸或者勒·柯布西耶与佩雷的迥异。
如同伯林用“刺猬”与“狐狸”区分两类思想家一样，罗和科特也将西方建筑史上的某些建筑师划分为两类：帕拉第奥、豪克斯莫尔（Hawksmoor）、索恩（Soane）、菲利普·韦伯（Philip Webb）、赖特、格罗皮乌斯、密斯、汉内斯·迈耶（Hannes Meyer）等属于前者，而朱利奥·罗曼诺（Giulio Romano）、雷恩（Wren）、纳什（Nash）、诺曼·肖（Norman Shaw）、卢特恩（Lutyens）几乎肯定是后者。但是，《拼贴城市》的作者着重指出，勒·柯布西耶属于一个较为复杂因而也是较为特殊的案例。在建筑上，柯布“知道许多事情”，因此是一个“狐狸”；可是在城市上，他“只知道一件大事”，可谓一个“刺猬”。在柯布那里，我们看到的是“复杂的建筑和简单的城市”，这与古希腊雅典卫城呈现的“简单的建筑和复杂的城市”的关系正好相反。如果说柯林·罗的早期柯布研究主要在于揭示其建筑作品中的复杂性，那么对于“伏瓦生计划”（Plan Voisin）和“光明城市”（Ville Radieuse）这种在形式和功能上都过于简单和理想化的柯布式城市作品的批评则是《拼贴城市》的主题之一。对于罗和科特而言，城市在本质上是多元复杂的，而“狐狸式”的“拼贴城市”就是对城市多元复杂性的体现和回应。
当然，除了“刺猬与狐狸”观念的直接运用之外，柯林·罗思想从伯林那里接受的影响应该还有更为广泛和微妙的内容。这些影响包括伯林毕生对人类文化多元性的捍卫、对人生价值多样但却相互冲突难以调和的状况的理解，以及对人类自由与“族群归属”相互依存关系的认同，等等。可以说，正是在伯林明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却仍然在矛盾与冲突中寻求出路的意义上，罗将“拼贴”理解为“一种根据肌理引入实体或者根据肌理产生实体的方法”，一种在当今的情况下“单独或共同应对乌托邦和传统这类根本问题”的办法 2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罗在《拼贴城市》最后一章《拼贴城市与时间的再征服》中对全书思想做出了如下总结：
换言之，拼贴的特点就在于其反讽方法，它的技巧是胡萝卜与大棒兼而有之。正因为如此，它就有可能将乌托邦作为镜象或者片段来处理，而不必对之全部接受。就此而言，拼贴甚至是一种策略，它在支持永恒和终极的乌托邦幻想的同时，又可以激发由变化、运动、行为和历史构成的现实。
就此而言，罗秉承的是一种以自由主义为根基的人文主义传统。在伯林之外，这一传统还有许多代表人物，如 《拼贴城市》 数次援引同时也有所保留的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以及美国学者威廉·埃利斯（William Ellis）在一篇关于柯林·罗思想的论文中提及的 19 世纪英国诗人和评论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关于柯林·罗与阿诺德之间的相似之处，埃利斯这样写道：
对于当代建筑而言，柯林·罗的意义就相当于马修·阿诺德对 19世纪英国文学的意义。在阿诺德看来，文学与批评是一种人类对话的工具，它试图在完美的社会理想和社会延续之间架起桥梁。作为一位诗人和评论家，阿诺德的手段是美学性的，而目标则是政治性的，这就是为肩负历史重任并努力寻求引领世界的中产阶级做文化上的准备。作为一名建筑师、史学家和评论家，罗的目标同样是政治性的，而他的策略则也是美学性的，为的是使同一个中产阶级能够应对他所认为的政治极端主义以及它所蕴含的经济、技术和美学上的简单化倾向，无论这种极端主义来自右翼还是来自左翼。在这一过程中，罗并非鼓吹建筑可以决定一切，就像阿诺德并非主张诗歌可以决定一切一样。相反，他们都属于一种文化人文主义，它主张在艺术中反映而非决定人类存在充满矛盾和对立的特性。
可以认为，这就是“形式主义者”柯林·罗的《拼贴城市》的政治含义。
5《拼贴城市》、“文脉主义”与当代城市
无论是界于“城景崇拜”与“科幻崇拜”之间的城市观念，还是在反对极端主义的人文 / 政治方面，就意义上而言，《拼贴城市》都呈现为一种温和的中间姿态。正是这种中间姿态使得奈斯比特主编《关于一种建筑学新议题的理论思考——1965－1995 年 间 的 建 筑 理 论 文 集》（Theorizing a New Agenda for Architecture: An Anthology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1965-1995）时将《拼贴城市》的内容摘要收录在“现代主义之后的城市理论：文脉主义、主街及其他”（Urban Theory After Modernism: Contextualism,Main Street, and Beyond）的议题之中。“文脉主义”，奈斯比特指出 , 提供了“一种界于不现实的没有未来发展的固化历史和完全丧失城市肌理的城市更新之间的中间立场”（a middle-ground position between an unrealistically frozen past with no future development permitted, and urban renewal with the total loss of the urban fabric）。 在我看来，尽管用“文脉主义”来概括《拼贴城市》的主题难免将该书思想中更为思辨、更为深刻的人文 / 政治内容过滤掉了，但是这一由柯林·罗在康奈尔大学城市设计课程的学生所确定的名称还是以一个更为直接的方式将《拼贴城市》的主张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观念上而言，同样曾经是康奈尔大学城市设计课程学生的托马斯·舒马赫（Thomas Schumacher）的概括也许最为精辟，他将《拼贴城市》的“文脉主义”阐述为“城市理想及其变形”（urban ideals and deformations）。
当然，在舒马赫的论述中，有些基本的问题似乎没有得到讨论。比如，如果从技术层面来讲，“拼贴城市”可以用“城市理想＋变形”的“文脉主义”进行概括的话 ,那么《拼贴城市》反复批判的勒·柯布西耶巴黎改造方案究竟要经过怎样的变形 ,才能在保持现代城市理想的同时符合“拼贴城市”的标准（事实上，柯布的方案并非一个完全理想的方案）？如果就柯布方案与巴黎城区的关系本身而言，它是否正是人类存在价值多样但却相互冲突难以调和状况的最好说明？柯布方案的问题是否规模太大？如果是的话，那么规模应该小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可以接受的？其实，对于这些问题，不仅舒马赫的论述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实质性解答，而且这样的解答在《拼贴城市》中似乎也是缺失的。
“文脉主义”的定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拼贴城市》批评者的认可。在《小、中、大、特大》（S, M, L, XL）中，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批评了三种城市观念，即以罗和科特的《拼贴城市》为代表的“文脉主义”, 以罗伯·克里尔（Rob Krier）的《城市空间》（Urban Space）为代表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以及以阿尔多·凡·艾克（Aldo van Eyck）为代表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关于“文脉主义”，库哈斯的批评有三个方面：首先，库哈斯认为，“文脉主义”将漫长的城市历史缩减为单一的历史时刻，是一种短路式的历史延续（short-circuits historical continuity）；其次，“文脉主义”对“文脉”的过度迷恋导致一种反向的理想化（idealization in reverse），使原本反柏拉图主义的“经验事实”转化为“另一种乌托邦”；第三，过于理想化的城市“文脉主义”“其实已经将一系列能够注重真正的文脉的更为复杂和准确的选择排除在自己的视线之外。”
本文没有篇幅空间对库哈斯三点批评的准确程度进行讨论。但是毫无疑问，这样的批评在库哈斯那里似乎还是过于温和了，因为他后来关于“大”（Bigness）的宣言彻底否定了任何城市“文脉主义”的必要。用库哈斯的话来说，“大的潜台词就是让文脉见鬼去”（its subtext is fuck context）。 诚然，正是这种对“文脉主义”的否定，使库哈斯有可能对当代城市进行全新的思考，它是库哈斯在思想观念上进行智力探险的重要构成。 然而有趣的是，在经历了这样的智力探险之后，库哈斯也宣称“保护正在成为我们的压倒性关切”（preservation is overtaking us），这必然导致他必须面对既有建筑和城市的历史文脉。同样有趣的是，曾经字里行间充满“越界”（transgression）、“暴力”（violence）、“疯狂”（madness）的先锋建筑理论家屈米（Bernard Tschumi）竟也摇身一变，在雅典卫城博物馆的设计中大谈“文脉”。
看来，无论理论言辞曾经多么激烈，当面临具体的建筑设计时，场地及周围环境（无论是否称之为“文脉”）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真正需要的不是如何语出惊人地否定“文脉”，而是如何达到对“文脉”的富有意义的新理解，并且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建筑与城市的新关系。事实上，即使在面对他所谓的“当代城市”之时，这样的思考也在库哈斯的建筑中比比皆是。
或许，这就是斯坦·艾伦（Stan Allen）在试图发展更为符合当代城市性质的建筑与环境的关系理论时将“场地条件”（site condition）作为一种“文脉策略”（contextual tactics）的原因。艾伦写道：“在城市领域，这意味着接洽（accommodation），……将限制视为机遇，脱离现代主义的越界伦理和美学。与场地合作，而不是与之对抗，通过记述现状的复杂情况，产生新的事物。” 不用说，从屈米到艾伦，“文脉”的含义已经大大拓展，远非《拼贴城市》所能涵盖。不过在我看来，《拼贴城市》的价值仍然只有在我们面对当代城市的历史沉积时才能得到最大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拼贴城市”的理论是基于欧洲城市发展起来的，但是它对中国当代城市并非完全没有意义。相反，正如笔者曾经指出的，恰恰因为在过去的数十年之中 , 无视既有城市“文脉”和“肌理”的“白纸策略”（tabula rasa）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实实在在地发生在大大小小的中国城市，在现有城市规范支配之下的“光明城市”般的大型住区和城市空间取代了异质、偶发、小尺度、出人意料乃至神秘莫测的城市结构，从而也使“拼贴城市”反对从“零”开始的“白纸策略”，反对一蹴而就的整体规划的幻想，主张将既定城市环境的多元复杂性以及空间和物质事件的历史沉积作为设计的出发点的立场获得了中国城市和建筑的相关性和紧迫性。这是《拼贴城市》能够给我们的启示。至于它的“图形—背景”方法，正如笔者通过浙江省天台第二小学的案例试图说明的，也许不是那么不可或缺，因为它不仅无法涉及建筑的内容计划（program）的问题，尤其在这些内容计划呈现竖向叠加的情况下，而且也没有在天台二小这类或多或少具有“拼贴城市”思维方式乃至设计技巧的项目中（无论其设计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真正发挥作用。
本文作者：王骏阳
本文节选自王骏阳建筑学论文集系列第二本 《阅读柯林·罗的<拉图雷特>》
目前已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光明城出版发行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光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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