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霍尔顿·考菲尔德还活着，今年已经 84 岁了。1951 年，这个 16 岁的少年从美国作家塞林格（J. D. Salinger）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走出，成为继哈克·贝利·芬之后最著名的逃学生和流行文化中最著名的反英雄形象。

他因为四门功课不及格（除了英语文学）而辍学，整天游荡在街头，却又和成人世界格格不入；他最爱说的两个词是“假模假式”（phony）和“该死的”（goddam），可以用于从人类到非生物的所有事物；他对原子弹的发明有点兴奋，“再来场战争的话，我他妈会端坐到原子弹的弹头上”。

当然，最出名的，还是他的梦想职业：

“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像童话中的彼得·潘一样，霍尔顿拒绝长大，对虚伪、造作的成人世界毫无信任。评论家对他不以为然，但众多从二战走出的美国读者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共情。不止 1951 年的美国，直到今天，《麦田里的守望者》依然以每年 20 万本的销量位居世界各地的畅销榜。

但如同小说结尾暗示的，霍尔顿终将长大。作家本人——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揭示了一种可能的命运。

1919 年元旦，塞林格出生于曼哈顿，是一个四口之家的小儿子。从一所中学退学后，他被送往福吉谷军事学院，也就是小说中赶走霍尔顿的学校的原型。1937 年至 1941 年，塞林格没有接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他随父亲在奥地利和波兰学着做生意，在德军占领前一周回到美国，上过夜校的写作课，试着给文艺界富有盛名的《纽约客》投稿。

混乱于 1941 年结束，塞林格应征入伍，前往欧洲战场从事情报工作。1945 年，他因战争带来的精神问题入院。战后，他搬回纽约的父母家，继续写作。

《麦田里的守望者》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废物，但没有人会否认，这部小说为塞林格本人在文学界赢得了一席之地。这个地位之重要超出了当时人们的预期。包括厄普代克（John Updike）等文学偶像在内，同时代和晚辈的美国作家都深受塞林格的影响，至今仍活在“霍尔顿”不散的阴魂之下。

这种持久的魅力，部分源于塞林格揭示的青春期的价值。过去，人们赞美儿童的纯真，或是同情其不幸，同时用另一套逻辑来描写成人世界，却不太关心中学里的男生在关心什么。他们童稚未散，又过了可以戳破“皇帝的新装”的年纪，不得不学着接受成人社会的种种规则，收敛起满脑子“中二病”的叛逆意识。

用美国作家罗斯（Philip Roth）的话说，塞林格“比任何人都更贴近时代，并且捕捉到了自我与文化之间正在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较量”。他活跃的 1950、1960 年代，也是“垮掉的一代”“嬉皮士”等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兴起的年代。较年长的读者有了凯鲁亚克，有了来自东方的神秘宗教，来对抗从教育到政治的整个主流文化建制。

他们的乐观与介入精神或许会令塞林格不安。他笔下的角色除了愤世嫉俗，也深陷幻灭与忧郁。

早在 1948 年，塞林格就在《纽约客》上发表了《逮香蕉鱼最好的日子》，引出了格拉斯（Glass）这个被他反复书写的大家族。这家的孩子们普遍智力超常，少年时代就主动或被动接触了从耶稣到老子、乔达摩·悉达多的“伟大思想”。对他们来说，宗教启迪带来的“智慧”，远胜学校里津津乐道的“知识”。

然而，也正是这种柏拉图式的洞见，让他们一再与社会发生摩擦，承受撕裂般的痛苦。成年之后，格拉斯家族的孩子有的自杀，有的从事并不热衷的工作，有的既对社会抱有警惕，又在和这种警惕背后的自我意识较劲。1957 年出版的《祖伊》（Zooey）中，大二的弗兰妮·格拉斯按照神秘主义的方式祈祷，同时困扰于祈祷的动机：

“我想要的是启迪，或者心灵的宁静，而不是钱、特权、名利或者其他这类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会以自我为中心，不会寻找自我，我跟所有人都一样。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当下被不断庸俗化的“做你自己”，塞林格早就作了尖锐的预判：如此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并不成立，甚至比他们想解决的问题更坏。

2010 年，塞林格以 91 岁高龄去世。讣告令很多人恍如隔世——过去半个世纪，他基本从公众视野中消失，隐居在新罕布什尔州。他要求出版商从封面上撤下自己的照片，拒绝了几乎所有采访，仍在写作但不再发表；另一方面，他对一些年轻的女粉丝报以特别的热情，有过几段关系；他视隐私为神圣，但那些针对记者、传记作家“侵犯隐私”的诉讼，也反讽式地曝光了他的生活。

这是塞林格本人给出的解答，极端，却未必令人满意。

无数读者受到塞林格——或者霍尔顿的影响，《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从中选取了 7 个人。事实上，他们经历迥异，对塞林格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富于时代精神的作家总是面临被误读、被盗用名义的风险，只是塞林格从来不会站出来，宣布他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

100 岁的塞林格大概还是会对那些纪念他的文章不屑一顾，除了嘲笑“又一个假模假式的作者”，或是怒气冲冲地发去一封律师函。

艾伦·金斯堡的六十年代

“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1955 年，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用这个掷地有声的开头抓住了年轻读者的心。

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嚎叫》被主流价值视为异端，关于性——尤其是同性恋的描写更招致了保守派的攻击。1956 年，执法部门查没了《嚎叫》；次年，法庭判决《嚎叫》并非淫秽作品，并且反问：“如果作家不得不将语汇局限于枯燥、安全的委婉表达，出版和言论自由又在哪里？”

1926 年出生的金斯堡将资本主义对个体心灵的毁灭性写进诗里，迎合了一代人的幻灭感和变革意识。这些人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他们的圣经是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57 年出版的《在路上》，其中一个角色正是金斯堡。

《在路上》的主角们厌倦了东海岸的中产阶级文化，穿越美国，寻找一个乌托邦式的存在。论起毒品和性，他们比霍尔顿出格得多。塞林格笔下的角色，无论多么叛逆，都不会决绝地与家庭、道德一刀两断。

“垮掉的一代”之后，美国迎来了更激进的 1960 年代。金斯堡依然是这个年代的旗手。他和 “LSD 专家”利里（Tomothy Leary）一道，出现在旧金山，鼓励人们享受音乐和致幻剂带来的自由。在另一个演出现场，他和“灵修大师”帕布帕德（Prabhupada）念了一段印度教祷文。他们试图在印度教、道家、禅宗等东方思想中寻找精神力量，就这一点而言，他们都是格拉斯家族的长子——西摩·格拉斯的学生。

如果说金斯堡、利里等人在 1960 年代扮演了塞林格的角色，塞林格本人却不属于这个年代。他是远离尘嚣的看客，乐趣来自纯粹的写作，而非发表、发声。人声鼎沸的旧金山大概会让他眩晕——会有粉丝要他签名，或是邀请他去共享公寓里小住几日。

你仿佛可以听见格拉斯家族的孩子们（在家里）大声抗议：不，沟通是困难的，甚至是有攻击性的。比起一大群人组成的乌托邦，他们更适应孤独。他们对政治也没什么兴趣。是的，“二战”是格拉斯家族和塞林格本人的阴影，但塞林格擅长和迷恋的是对日常场景的细腻描写，是琐碎、微妙的家庭对话中埋伏的生活真相。从这个角度来说，“爱与和平”的宏大叙事也是异化的一种形式。

今天，《嚎叫及其他诗歌》从禁书变为美国文学的经典，对教育没几句好话的霍尔顿被列进了中学语文课本。所有反主流文化，都具有成为主流文化的潜力，或者说，都面临被主流收编的风险。而这，正是“自我与文化的较量”的一部分。

威廉·肖恩和他的《纽约客》

“我敦促我的编辑兼指导和（上帝保佑他）最亲密的朋友威廉·肖恩——《纽约客》的大天才，长镜头爱好者，低产作家的保护者，华丽文笔的捍卫者，最过于谦虚的天生的伟大艺术家兼编辑——接受我这本漂亮的小书。”

1961 年，塞林格在短篇小说集《九故事》的献词里这样写道。你看，在真正的知己面前，塞林格不会吝啬那些美好到浮夸的词。

肖恩 1907 年出生于芝加哥。他的名字和一本杂志紧紧连在一起：《纽约客》。1945 年，肖恩说服创办人哈罗德·罗斯用一整期杂志刊登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的《广岛》，一部反映核爆幸存者生活的长篇报道。这是一个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决定，它肯定了文字的力量，肯定了作家地位的崇高。

从那之后，《纽约客》从一本充斥着漫画的、幽默向的文艺刊物，变得更严肃、更有分量。当肖恩 1952 年接手主编时，《纽约客》已是作家成名的捷径。它向美国读者迅速介绍了塞林格、卡波特等年轻作者。

支撑《纽约客》神圣地位的，是肖恩作为编辑的工匠精神。1950 年代的美国，电视尚未兴起，纸媒是人们了解世界的主要渠道，文字依然具有一门技艺的尊严。在肖恩手下，一篇稿件的编辑可能会耗费一年以上，直到完成所有细节的确认。他会亲自给作者打电话，工作之细致、投入精力之巨大令作者感到吃惊。

在编辑这个行当里，肖恩被誉为“圣徒”，这也来自他坚持的办刊原则。他出版了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引发了对农药生态问题的世界性关注；以色列审判纳粹战犯艾希曼时，他派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到场旁听，稿件后来集结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平庸之恶”这样的主题或许无法取悦许多读者，但肖恩坚持说：“他们需要读这些。”

这种“不让营销部门进编辑室”的编辑之道当然不怎么赚钱。一开始，凭借难以替代的权威性，《纽约客》还能维持财政健康；随着电视和追踪电视明星的《人物》杂志的崛起，《纽约客》的订阅量走上了下坡路。

1987 年，新老板强迫肖恩退休。他没有参加告别仪式。矮小、沉默寡言的肖恩，像塞林格一样，是个害羞、害怕人多的人。

在塞林格出版的所有作品中，《九故事》被认为最具文学性，其中 7 篇都首发于《纽约客》。《纽约客》成就了他，而他也塑造了纽约的城市形象。被这个形象吸引的，就包括伍迪·艾伦（Woody Allen）。

伍迪·艾伦与文化人的自嘲

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响起，镜头穿梭于曼哈顿的高楼间，坠入热闹的街头，和中央公园打个照面，再融入夜幕下橄榄球场的灯光和百老汇的霓虹灯。画面外，叙述者——一个男性中年知识分子——不断修改他关于这座城市的描述：

“第一章。他热爱纽约，尽管对他来说，它是当代文化腐朽的隐喻。在一个被毒品、喧嚣的音乐、电视、犯罪、垃圾麻木的社会生存该有多难！”太愤怒了，不是我想要的。“第一章。他和自己热爱的城市一样坚韧而浪漫。在他的黑框眼镜之下，是像丛林猫一样充沛的性力量。”我喜欢这个。“纽约是他的城市，并且永远都会是。”

1979 年，44 岁的伍迪·艾伦自导自演了《曼哈顿》，一部有关中年知识分子感情生活的话痨片。这个来自布鲁克林、作家出身的导演毫不克制地表达对纽约的感情。他在 18 岁时读了《麦田里的守望者》，霍尔顿眼中的纽约，与他“对曼哈顿、对上东区、对整个纽约市的幻想形成了共鸣”。

伍迪·艾伦惯用反讽的方式谈论城中的知识分子。《午夜巴黎》中的艺术史“专家”，在女伴面前炫耀对艺术品的肤浅见地，却被穿越至 1920 年代、拜访过毕加索的同行好友啪啪打脸。而在《安妮·霍尔》中，一位男士嘲笑费里尼的电影和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传播理论，此时，麦克卢汉本人神奇现身，实实在在地羞辱了那位男士。

对于充斥于文化界的虚伪、势利，伍迪·艾伦的鄙夷不亚于塞林格。他们也在不同作品中嘲讽了“百无一用是书生”——那些咖啡馆、酒吧里的高谈阔论，或是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或是想在一夕之间解决某个几百年未解的难题。

但别忘了，伍迪·艾伦的立场始终是文化界的局内人。即便富于讽刺，他对大部分角色都不失同情。也只有他会想到邀请麦克卢汉这样的学者，进入一个充斥着迷影元素、作品清单和哲学思辨的电影世界。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的讽刺恰恰维护了知识的权威，而这显然不是塞林格的兴趣所在。后者就算能收起对电影的反感，真的不会嫌伍迪·艾伦掉书袋吗？

马克·查普曼的致命误读

1980 年 12 月 8 日，25 岁的夜班保安马克·查普曼（Mark Chapman）在纽约中央公园附近的一栋大楼前，用一把 .38 口径左轮手枪刺杀了前披头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John Lennon），接着在路边读起了《麦田里的守望者》。

查普曼被当场逮捕。警察在通讯中将其描述为“本地混混”，虽然事实上他来自夏威夷。

随后的庭审中，查普曼当众朗诵了霍尔顿的那段经典宣言。刺杀列侬之前，查普曼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热爱已经走火入魔，甚至把签名改成了“霍尔顿·考菲尔德”。据他解释，之所以要刺杀列侬，是为了保护他正在失去的纯真。

查普曼被判终身监禁，鉴于其“危险性”，他的保释申请已经被驳回了 10 次。

查普曼并不是唯一受霍尔顿“启发”的刺客。1981 年，26 岁的辛克利（John Hinkley Jr.）击伤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并导致一名新闻官身亡。警方在他的酒店房间找到了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

尽管律师们喜欢用“精神疾病”为杀手辩护，检方则以“为了出名而杀人”的动机来强调罪犯的危险性，但在《国家》（The Nation）杂志作者 Charles Taylor 看来，查普曼的刺杀行动象征了塞林格与列侬这两种文化“图腾”的碰撞。他们之间的张力真实存在。

1970 年代，列侬开始了单飞生涯。他于 1971 年发布了风靡世界的《Imagine》，畅想了一个没有宗教、没有冲突、没有私有财产的世界。他和小野洋子结婚，生了孩子，1980 年刚刚发布的《Double Fantasy》由两人共同创作，洋溢着爱情的甜蜜气息。

不知道这种连乐评人都看不下去的秀恩爱是否也激怒了查普曼。但看到列侬唱着“想象没有私有财产”，走进纽约市中心的高级公寓，“假模假式”四个字一定闯入了查普曼的脑海。

说到底，无论是披头士还是列侬，都在追逐某种积极的东西。他们假定世界会变得美好，你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自认为霍尔顿附身的查普曼，来不及等到原作者的授权，就用一把左轮手枪对这种世界观说了“不”。

比尔·盖茨与叛逆成功学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对霍尔顿的解读则要乐观得多。

在一篇只有两行的博客里，据说“每晚都会读书”的盖茨将《麦田里的守望者》称为自己的“最爱”。在他看来，这本书“认可了年轻人有些困惑，却可以很聪明，并且以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看待事物”。

“不是人读书，而是书读人”，盖茨的经历为此提供了又一例证。

翻开《麦田里的守望者》时，盖茨 13 岁，正好入读西雅图著名的私立学校湖滨中学（Lakeside School）。父母的这个决定一度让盖茨有些犹豫，他不确定自己能否适应天天穿制服、打领带的生活，管老师叫 “master”，每天早上去做礼拜，仿佛像小说中的潘西中学一样，要“把男孩培育成出类拔萃、善于思考的年轻人”。

据盖茨回忆，他是个挺会搞破坏的孩子，质疑规则的合理性，不断和家长闹别扭。父母带他看过心理专家，后者说服他读些心理学和弗洛伊德之类的著作，不再挑战父母。

霍尔顿对潘西中学印象糟糕，湖滨中学却有种新鲜事物足够吸引盖茨。1960 年代末，学校引进了一批价格不菲的计算机。盖茨很快发掘了对编程的兴趣，制作了电子化课程表，还黑进排课系统，把自己排进了女生班。他也在那儿认识了保罗·艾伦。

1975 年，盖茨成了辍学生的又一个代表。只不过，他的母校是哈佛大学；并且，离校当年，他就和艾伦联合创办了微软。

回顾中学时代，盖茨流露的全是温情一面。他在 2005 年的返校演讲中说，“湖滨是我经历过的最好的事情之一”。事实上，他也得感谢 1960 年代。1960 年代加州开放、自由的氛围，吸引了一批技术精英，他们用“个人电脑”的概念挑战了以 IBM 为代表的大型计算机文化。日后的微软，也是这股潮流的一部分。

学术界甚至对这背后的心理机制产生了兴趣。有研究发现，像盖茨这样抵抗权威、不易妥协的青春期表征与成年后的高收入存在相关性。

当主流文化把离经叛道和创新潜力联系在一起，整个生产方式与工作伦理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假如霍尔顿有台电脑会怎样？这个不断生产出新的次元、新的亚文化、新的逃避出口的世界，超出了塞林格 1950 年代的想象。

村上春树迷失东京

文学杂志《巴黎评论》称村上春树为 “1980 年代日本的塞林格”。1987 年，村上春树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挪威的森林》。《巴黎评论》认为，这本关于青春、恋爱与感伤的小说使村上春树成为文学界的“超级巨星”和“时代之声”。

村上春树和塞林格有过更直接的接触。2003 年，白水社邀请他重译《麦田里的守望者》。村上春树完成了译文，长篇解说却被塞林格的代理人否决。这不该令村上感到意外，一直以来，塞林格排斥出版商的营销行为，也拒绝带有官方背书性质的序言。《弗兰妮与祖伊》中译本出版前，塞林格方面同样要求删去任何照片与作者介绍。

“不屈不挠”的村上春树后来合著了一本书来解读塞林格。这本《塞林格战记》收入了“消失过的长文解说”，弥补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日译本的“缺憾”。

翻译，如同电影《迷失东京》的英文直译“迷失于翻译”（Lost in Translation）所暗示的，总是于细微处映射着权力。塞林格无法阻止村上用自己的语言讲述霍尔顿的故事，或是在译文之外拐弯抹角地“夹带私货”，而翻译了卡佛、菲茨杰拉德和塞林格、曾经在美国长住的村上，也被日本文学界视为外人。

从 1950 年代的《老人与海》《白鲸》，到 1970 年代的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布罗提根（Richard Brautigan），再到村上译介的塞林格们，战后日本读者的口味就像按英文系学生的购书清单调教过，尽管其中伴随着或长或短的时间差。

还是那个问题：霍尔顿的经验适用于美国之外吗？或者，用《纽约客》作者 Reed Johnson 的问法，你能想象一个说俄语的霍尔顿吗？

《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于冷战初期。赫鲁晓夫上台后，小说被引进苏联，成了 1960 年代苏联的畅销读物。根据当局的解说，这本书揭露了美式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普通读者则将霍尔顿视为一个抗拒服从的反叛形象，在俄语中代入了他的腔调。

并不完全是霍尔顿的腔调。Johnson 指出，《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俄文译者修饰了塞林格的语言，使之更符合俄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当出版社于 2008 年推出新译本时，许多俄罗斯读者注意到，译者有意保留了美式语言习惯，强调了那种被诠释出来的反偶像主义。而这，正是塞林格看不惯的“假模假式”。

人们很快把这个译本扔在一边。

韦斯·安德森镜头中的纯真童年

有一个美国人试图融合塞林格与日本文化：导演韦斯·安德森（Wes Anderson）。

2018 年，动画片《犬之岛》上映。故事中，靠腐败和恐惧统治的小林市长以自导自演的“犬流感”为由，将所有犬类流放到“垃圾岛”。市长的养子、12 岁的小林阿塔里独自驾机探访垃圾岛，找到爱犬，带领犬类揭穿了小林市长的阴谋。

正如《新共和》杂志评论的，电影中的少年英雄用善与恶来理解世界。他的理想主义简单而纯粹。他具备纯爱的能力，却尚未经历现实中性爱之混乱。他的男子汉气概尚未演变为攻击性。他的真挚既可爱，又有点幼稚——当然，这些都是对成年人而言。

安德森从不掩饰对塞林格的热爱。塞林格去世后，他套用菲茨杰拉德的话说，塞林格的文字展示了现实中永远无法到达的救赎时刻，其中的创伤“连最神奇的药也无法愈合”，其中的美好“连最锋利的剑也无法抹去”。

事实上，安德森也不断从塞林格那儿“偷”来灵感，用于电影创作。2001 年的《天才一族》介绍了名为特伦鲍姆（Tenenbaums）的大家族，这家的孩子个个都是天才。你从中文片名就能猜到它和格拉斯家族有多相似。电影中的“浴缸对话”场景，更完美复刻了《祖伊》中的经典情节。

不同于塞林格笔下挥之不去的忧郁与自我挣扎，安德森为世界赋予了更明媚的色调。小林阿塔里这样的儿童似乎无所不能，天生就是要改变世界。2012 年的《月升王国》中，童子军山姆和“问题女孩”苏西竟能逃脱教官和家长的看管，一同私奔，被抓住后又在小伙伴的帮助下再次出逃。

对了，他们同样是 12 岁。

某种程度上，安德森从塞林格的成长文学后退了一步，回到了童话传统。儿童世界的纯真，再次被用来反衬成人世界。《月升王国》男女主的“私奔”逗乐了观众，但成人世界看似井然有序的男欢女爱，又何尝不充斥着荒谬？

1969 年出生的安德森无法体会二战带给塞林格的创伤，但他显然明白当代人对治愈的渴求。我们早就告别了视脏话为禁忌的年代，却没有因此体验到真正的自由；多谢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的研究，我们习惯了用一种科学的态度来对付青春期，明白这个阶段终将平安度过——父母们也可以松一口气；随着“早熟”越来越普遍，我们事实上正在失去童年，就像塞林格笔下的早慧天才一样。

于是，我们宁愿从霍尔顿变回安德森镜头里的孩子。

题图、Banner 为电影《天才一族》（2001），来自：豆瓣

长题图来自：Time magazine archive /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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