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重启,市场转移,蒋家第四代的那个设计师又写了一本书 | 100 个有想法的人

蒋友柏第二度进入大陆市场是在 2016 年,直到现在,他也觉得自己没遇到什么“好时机”。

“每次别人问我市场景气的时候会怎么做,我说我还真不知道,我没碰过。我在台湾的时候,台湾不好,来到大陆时,大陆又…” 

2016 年 9 月 23 日,蒋友柏在浙江省奉化市开设台湾“橙果设计”的大陆总部“常橙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从这开始,蒋友柏往来台湾与大陆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这是他将之前的公司改头换面,几乎从头来过之后的决策。

2003 年创立橙果之初,蒋友柏的目标是成立一家国际性的设计公司,他说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标配就是 “国际级的大师”。于是,他每天打一通电话到伦敦,持续半年,终于请到朋友口中最厉害的英国设计师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加入橙果。迈克尔·杨的设计涉及工业设计、室内设计、艺术设计等多个领域,获奖无数,早期的作品也被世界知名美术馆列为永久收藏。

蒋友柏坚信这样的团队,可以让橙果立刻跃上一流的设计公司。但他没想到,公司运作一阵子之后,现实状况与他预期有很大落差,“我夹在付钱的客户和伟大的艺术设计指导之间,当时对我来说是个度日如年的磨练。我永远都是那个得去面对客户抱怨的人;另一方面,回到公司后,我传达客户的期望与看法,得到的答案永远是 ‘客户不懂所以才要我们的设计服务’ ” 蒋友柏在 2010 年出版的书《悬崖里的小道》里说。

蒋友柏承认自己对设计师这个行业有过浪漫的幻想,认为这是一个具有理想性的神圣行业。但当他必须 “管理” 一群设计师时,一切又变得不那么美好,反而有些丑陋。

接着,橙果又经历了几次转变。2014 年,蒋友柏发觉团队的运作陷入僵化而感到无力。与此同时,他的股东为他总结出一个清晰的结论:蒋友柏适合扁平化的小组织,以因应快速的市场变化。于是,他决定将整间公司的组织架构抹平,在转变期间,流失了不少的员工,但终究让公司活到现在。

这段期间内,橙果遇过金融海啸与景气低谷,“当景气不好的时候,会出现很多卫星行业,比方说一个大型建筑事务所,可能养不起这么多人,就会把一些专业发包出去。这种就给了我很多机会,表示我可以买你的经验来做一些事情,加上我又好强,既然买了就学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断地缴学费,你就会变成越来越不怕整合设计。”

截至目前为止,橙果设计已经帮超过 70 个不同的领域做过设计,项目相当多元,包含工业设计 、多媒体数位设计、家具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服装设计、珠宝设计、室内设计等。

“(这两年)不断帮我确认两件事。第一件是,设计跟任何产业一样,只要走到顶层的那 5%,基本上不缺案子;第二件是,设计很多时候必须要够有实力地横着来,这是一个武场,不是文场。你有九成的关系,九成的权力,就可以拿下九成的案子,如果你有九成的实力,但只有一成的关系,一成的权力,永远拿不到案子。” 蒋友柏进一步解释,所谓的关系指的不是 “权力腐化” 的关系,而是你认识谁、你在哪个圈子里。

蒋友柏认为,这种规则在不景气时期尤其管用,因为业主根本不会有多余的钱去找“没经验的人”实验。

2016 年 4 月 27 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市人民政府发布《奉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甬台众创小镇的意见(试行)》,目的是发展特色小镇与以及建设“海峡两岸创新创业中心”。

这项计划当中,总面积 122.8 亩的「两岸城曦文创生态园」是其中一个项目。奉化区人民政府邀请蒋友柏为此项目担任整体概念设计与运营,他们打算引进台湾的文创设计、影视动漫、软件信息等企业入驻。

两岸城曦文创生态园概念图

这个被誉为“蒋氏故居”的奉化市,对于两岸的象征意义自然不必多说,另一方面,作为“蒋家第四代”的蒋友柏若能担任总设计,也能带来十足的话题。

除了“两岸城曦文创生态园”,蒋友柏还接下蒋中正、蒋经国的母校奉化中学附锦溪书院的设计,因为旧校区正面临拆迁。

奉化中学全景图

确实,如同他所说的,一旦打进了“圈子”就能通过关系与实力,拿下更多的案子。

在这之后,蒋友柏还接了不少案子:福州市的“唯美客文创聚落”规划园区、广州农商银行总部大厅的多媒体互动艺术装置、广东梅州的“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的多媒体设计、中国银联“MiniPay 迷你付” APP 的 UI 设计、奉化文化旅游商品等。

与蒋友柏是小学同学的郑文鼎,不仅是蒋友柏的发小,更是橙果创立之初的元老员工之一,当时整间公司只有七个人。2008 年,郑文鼎离开橙果之后,期间在香港开了一家设计工作室,他一直到去年底才再度回归橙果,成为蒋友柏的特助。

再次加入橙果,他以新员工与老员工的身份检视橙果在大陆的案子:“橙果现在有能力去做的案子规模真的蛮大的,比如说跟开发商合作住宅区的规划或是老街重整,像这样子规模的项目,目前在台湾几乎不会有了。”

郑文鼎观察,过去十年台湾的设计业越来越不好做,即便有“文创产业”的政策与预算,可以提供给一些设计师机会。但因为经济不好,没有太多的企业会愿意拨出预算去做这些事情,尤其是产品设计。

如今,橙果在大陆与台湾的案件比是 8 比 2,三年前还是 5 比 5。这差距主要是因为大陆的案件增幅,远超过台湾市场,使得两边的占比迅速拉开。

广州农商银行总部大厅的「曲辰立冏」多媒体互动艺术装置,通过西洋绘画的材质技巧,融合东方水墨的禅意幽深,呈现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瑰丽山水。

除了在大陆市场上累积合作经验之外,蒋友柏也开始积累个人的影响力。

2018 年 10 月,蒋友柏的个人画展《看我蒋画》在杭州金彩画廊启幕。隔没多久,蒋友柏又出了一本新书《你好,这是我们的名片》。这本书只有简体中文版,主要面向大陆读者。他说自己花了两周就把书写完,但里头的故事、理论、案例时间跨度超过 10 年。

其中花去大部分篇幅的设计理论 “六芒星”,是蒋友柏站在有别于传统消费者分析角度,通过资源、行为和价值观概念,细分出十三个市场。它更像是一套方法论,告诉团队如何“解析”接到的需求,以及如何判断自己的设计在市场中的位置。它并没有按照行业划分话题,而是把所有需求摆在同一平面,提出共性的分析方法。

蒋友柏自己对管理和团队的反思穿插其中,因为这套理论也是一个随着他的种种失败不断成长的过程。如今,他拿这套方法论来训练自己的团队。

《你好,这是我们的名片》

由于 15 年来经历过几次橙果的经营危机,蒋友柏对经营公司这件事,产生不同程度与方向上的转变。

“我现在没什么理想,我觉得要务实。” 蒋友柏说现在他不太注重团队的成长,因为橙果不是看团队,“我公司就是我。团队是我的手。So,I don’t really care,我以前很 care,被他们牵着走,累死。”

现在可以轻描淡写说出团队方针,但当蒋友柏决定做个 “务实” 的经营者之前,其实受到橙果多次内部危机的打击,像是两次濒临倒闭、发不出年终奖、员工大规模换血,以及差点被买家买走等风暴。每一次的危机,都让蒋友柏反思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而当中又以“人”的问题,带给他的打击最大。

橙果设计台北办公室

郑文鼎回忆橙果创业初期,其实公司会希望更接近普通设计公司的运作模式,就是团队会有业务部门,让蒋友柏可以不用当每个项目的开发。

一直到第五年,橙果的员工数量达到将近 50 个人,但内部运作还是有不少问题,“那时候公司(业务)这一方面比较混乱,很多甲方的老板,就是想要见蒋友柏一面,蒋友柏如果不出席的话,案子永远结不了,会有点这样子的状况。”郑文鼎说。

2008 年,郑文鼎说自己遇上职涯瓶颈,想前往英国进修。10 年后他重新回归,明显观察到这家公司的气氛已经与十年前有许多不同,“现在每个人比较知道自己怎么跟他合作,大家比较知道自己进来的位置与目的。”

奉化文化旅游商品

至于郑文鼎的职务,也不是以往的业务开发,而是担任蒋友柏的特助。他说职务的转换,让事情变得更加单纯,“我现在进来是特助,我的工作就是要帮助他。现在的案子通常就是他起了一个头,把事情交办下来,我们会向他密集沟通与回报,掌控案子的进度跟发展。他会设定一个方向,由我们来执行这件事情。”

现在,蒋友柏在意的不是团队规模,反而是工作效率与凝聚员工的共识,他说自己无法再忍受设计师做出违背业主需求的设计。

《你好,这是我们的名片》以 “名片” 为名,除了有展示过往经历的意味,多少还带有一种向这个陌生市场重新介绍身份的意图。

确实,相比于橙果设计公司的创始人,蒋友柏更为公众熟知的身份,自然还是蒋家第四代。

蒋友柏今年 42 岁。他的曾祖父蒋中正、祖父蒋经国 1949 年来到台湾之后建立蒋氏政权,而他的父亲蒋孝勇则是中兴电工董事长。尽管 1988 年蒋经国逝世之后,蒋家的后代逐渐淡出政界,但蒋家之于两岸的历史、政局一直有着深远的影响。

蒋友柏曾回忆蒋经国在世期间,他正就读台北市奎山小学,无论他走到哪,后面都会有两个随扈跟着,“当时我真的觉得姓蒋真的好屌” ,他说。

这种特殊的出身,让蒋友柏自小就意识到 “贵族” 与 “权力 ”如何对周遭人事物产生影响。但他却不是一路在这样的光环下长大,当蒋经国过世之后,蒋孝勇带着全家搬到加拿大蒙特利尔,此后又搬到纽约。面对众多的外国人,“蒋” 不过是百家姓的其中一个而已。

“我 12 岁以前真的享受过政治贵族的待遇。我成长的过程就像是一场虚晃的梦,或者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海市蜃楼。之后的我,最大的困扰就是大家以为我手上还有呼风唤雨的神灯,但其实我没有。” 蒋友柏在《悬崖中的小道》里说道。

蒋友柏的性格直接而强硬。郑文鼎说蒋友柏做任何决定都非常迅速,当他认为时机到了,不管周遭事务是否都已经准备完善,就会全心投入,开始执行,“我觉得像他这样做决定的方式,并不是人人能够做得到,要搭配他本身的个人特质。”

蒋友柏对橙果的方向设定,确实有过多次巨大转变,他说: “橙果经历过几个状态,一开始可能想成为一个品牌,后来想成为品牌后的脑,现在已经变成是很自然的东西,叫做‘夹克’,就是我会做适合你的夹克,给你穿上,没那么固执了。”

从开业到现在的十几年之后,蒋友柏形容自己现在面对案子就像开启自动导航,已经不会有什么太过开心的情绪出现。

既然不是很开心,那为何还要做下去,他只回答说:“因为我很擅长。我是觉得不需要多想这件事,我知道我的价值在哪。”

以下有更多我们与蒋友柏的对话:

Q: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
C:蒋友柏

Q:你之前其实来过大陆(注:2009 年橙果曾替“上海家化双妹”进行品牌设计与策略顾问),但新书里说,你 2016 年才正式在大陆开展业务,等于说你重新来过。你觉得这个时间点如何?

C:bad time.

Q:所以客户预算会往下走,因为现在很多北京和上海的设计公司都在往二、三线城市移动,之前 2015 年、2016 年就找新机会。

C:那时候房产还在发展,现在不会了。

Q:这个时候橙果进来的话,你的策略要怎样?

C:我做设计太久了,看了很多设计的潜规则。有些设计工作室,是只要挤到上面的百分之五,就不太会受到影响,因为需求会一直在。然后可以挤进去的,除了能力不错,战功也要好,最重要是有其他价值。

以我们公司来说,过去至少三、四年,没有受到景气太多的影响,我价钱就是这样,机会也是这样。我的公司也不大,一年也做七、八个案子就够了,当你把这些东西放进去之后,对我还好。我的机会是因为很多人会死掉,而我好像不会死掉,讲白了是这样。

Q: 2014 年之后,橙果重新进了一批人,但也很多人离开。那个时候到现在,你觉得团队成长速度快还是怎样?

C:成长速度其实是一样的。讲白了,中间还是有把人赶走,也有新人补进来,他们会不会活,我也不知道。我从来就不是看团队的成长,因为我公司不是看 team,我公司就是我。team 就是我的手,So,I don’t really care. 以前很 care,被他们牵着走,累死。

Q:以前是多以前?

C:我开业到 2012 年,我很注重设计师的想法,问题是没有一个设计师愿意去了解商业,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落差,而且没有一个设计师愿意跳专业,做产品的不跳平面,做平面的不跳建筑。但随着时间改变,平面不可能不碰数位,这已经是一个结合的状态,你碰数位不可能不碰建筑。当你想通这个就不会被牵着走。

Q:是不是说你对橙果的设定有变,你想通这件事的前后,即如果这个公司就是我的话,那就是个工作室,因为所有都是“我”的延伸品。

C:是啊。

Q:员工是你最大的资产吗?

C:不是啊,我是我最大的资产。

Q:我是想说,很多人会花很多精力留住员工。

C:我以前也一样,后来放弃。

Q:为什么?

C:好的设计师绝大部分,就是有美感的设计师,主要一部分是文青。文青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一定会说我要理想,那你说可以,我支持你,你去拿吧,问题他会说,我不要那些痛、我不要那些苦,但是我要这些理想。

我现在没什么理想,我觉得要务实。就你今天可以跟我讲说,我的梦想是要做一个伟大的建筑,那我可以跟你讲说,在橙果你的机会不会比人家少,而且还会更多,因为我们就是有机会碰到好玩的东西。问题是,“你的伟大建筑”必须是符合甲方需求,然后把你融进去,如果今天你觉得“你的伟大建筑”是因为你在这边,才有机会去拿一笔钱随便乱搞,让甲方买单,然后我要去帮你谈定,对吧,做不到。这是第一类人。

第二类人是,他觉得我已经学到六七成了,可以出去接案,橙果分支出去的公司少说十五家,但他们会碰到一个问题是,他们不是我,就算你学到九成,你不是我,出去也接不到上位的人,你只见到下面的人,你跟他讲六芒星也没有用。这两类人我都放弃挽留。

第三类是迷失的人,我最近才在处理一个,以前我来之前,我可能都在做包袋类,或是陶瓷类,我来这边三年内我又碰了车、又碰了建筑、又碰了数位,又碰了什么,他就会突然间迷失了,那我到底要做什么?

Q:迷失的点在“我到底专长在哪”吗?

C:对,就是我到底专业在哪里。其实我的逻辑是,这不是专业度的问题,我们做事情一定要好好地做,但是有太多专业是我们没办法好好承受,你叫我去算结构,我再努力也会算错,所以我们要去找结构专业。但有些设计师就不会这样想。

Q:他会想说我要有个吃饭本事。

C:对,这个我就放弃。

Q:其实吃饭本事是一套方法论。

C:我认为设计是一套方法论,他是在解决人家的问题。它不是用线性的解决,现在的世界已经改变了,以前是线性的成长,现在是多重世界的重叠,他可能从 A 世界跳到 B 世界。设计就是做A到B之间的逻辑。

另外是说,我运气比较好在于随着时间、科技的进步,太多的东西真的不是一个技能,它可以被软件取代,然后景气又不好。我从 2008 年到现在景气没好过,真的很烦你知道吗?人家问我景气好的时候怎么办,我说我还真不知道,我没碰过。我在台湾的时候,台湾很不好,我来到大陆时,大陆又……

蒋友柏个人画作

Q:从 2016 年到大陆,在这个两年内有学到什么?

C:这两年不断帮我确认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设计跟任何产业一样,只要走到顶层那 5%的圈子,基本上不缺案子。大陆分很多种,室内设计有一圈,建筑有一圈之类。第二件事,设计很多时候必须要够有实力地横着来。这是一个武场,不是文场。这两年我越来越确定这两件事。

Q:这个事情里面是有多少是“关系”或是说是“权力”,权力有技能的权力,也有身份的权力。

C:你有九成的关系,九成的权力,就可以拿下九成的案子。如果你有九成的实力,但只有一成的关系、一成的权力,你永远拿不到案子。

Q:听上去不是很愤世嫉俗吗?

C:但这是事实啊,尤其当景气不好的时候。其实后来我想,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因为没有人会给你机会去试验,这是重点,设计是一种投资,是一种试验。

Q:所以这里面的关系,也不一定意味着腐化是不是?

C:不是,我不是在讲那种。因为我不来那套,从开业到现在,我都不来那套,我在讲的关系是,你认识谁,你在哪个圈子里。因为每个圈子都有 top,这些圈子你没进去就没机会。而且 top 的人在最差的状况下也不会死,他可能少几餐,因为可以存粮嘛,我们公司也有存粮,多少设计公司可以存粮?

Q:现金流吗?

C:对啊,最多三个月、六个月吧。但我们的存粮是存到要破表的,这些除了实力以外,还要靠商业知识,靠不贪,很多细节在里头。所以,为什么会说设计这个行业,越来越像一个产业,因为有太多人违反资本主义的逻辑,只是因为他是设计师,但他又需要资本主义的支持,所以就上不去。

Q:之前有个说法是,设计师比较法西斯的一面,因为绝对权力决定了最后实现的状态,权力不是说,应该说是宽泛意义上的政治吧,就是人际关系、资源。

C:我觉得那个避不掉的,我以前曾经有想过所谓的乌托邦,就是不要去社交,不要去怎样,好好做好就好。

Q:什么时候想过这个东西?

C:创业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还是会有理想,觉得设计师是个很神圣的行业,走路有风,坐下来就要谈艺术,妈的喝杯茶。这几年开始才知道这是不可能,我不去社交哪来的案子。后来我去社交,我的客户可能跟我变成很好的朋友,蛮多都是这样,他们会不断给我案源。不过,新进的设计师看不到前面那段过程,只会看到这是可以成功的,就是一个客户你做得好,自然有其他案子来,我会说,听你在(放)屁。

Q:你不太享受这个部分?还是也不能这么说?

C:I think it’s part of my life. 我有很多的好朋友变成甲方,很多甲方变好朋友,这个我很 enjoy。如果会变好朋友就表示,我们彼此无论是品味、逻辑什么都差不多,所以在跟他对设计、对想法,会觉得是个好玩的事情,so I enjoy that. I don’t enjoy social.

Q:面试员工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是你会问的?

C:为什么来?什么时候走?这一定会问的啊,你不要在那边跟我说,妈的永远不会走,那不可能,还有什么状况之下,可以薪水一半?

Q:目前得到让你印象深刻的回答是什么?

C:通常都是吓呆,但我就会看他眼睛,看他行为举止,看他是不是诚实。

Q:所以这三个问题即便回答不满意,你还是有可能会要一个人?没有人天生准备好可以回答这三个问题。

C:对我来讲,不是他回答好不好,我重视的是,他在回答过程中的肢体动作、眼睛、眼神,我会从这里会去看一个人,至少本质上面会不会认同。

Q:所以你会倾向于本质是什么样的人?

C:第一个一定是诚实,不管是不是自私分子,反正第一个就是诚实,you know yourself. 另一个是真的敢拼的人,之前我们公司很混乱,本来是做平面,突然间做别的。

Q:就你喜欢胆子比较大的人。

C:我觉得抗压性要够,胆子大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我胆子太大,所以要找胆子小的人,但那个抗压性要够,那个我很难去描述,因为我很注重直觉。做生意、做什么都是一样。

题图与内文的图片,皆来自“常橙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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