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 2019 年的奥斯卡是大年还是小年，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这一年的奥斯卡不太奥斯卡。

影评人 magasa 曾在《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的专栏中提出了“奥斯卡相”的概念。他认为，奥斯卡褒奖的是一种美国式的艺术电影。简单来说，它的电影手法相比欧洲艺术电影更为通俗，关注传记、历史、严肃文学改编等类型，着重于展现历史事件、伟人的侧面、特殊经历的人物、再现进步意义的社会事件，并以此来宣扬美式普世价值。

近年来的最佳影片得主大多落在这个范围之内。2010 年的《拆弹部队》是美国式的全球正义观，与之类似的还有 2013 年的《逃离德黑兰》以及 2015 年获得提名的《美国狙击手》。《水形物语》《月光男孩》展现的则是近年来美国国内对于不同族群如何相处的回应，自 2014 年《为奴十二年》获奖以来，这一趋势也变得越来越明显。而《美丽心灵》《国王的演讲》《艺术家》也都是奥斯卡偏爱的传记电影。

奥斯卡的价值或许不在于艺术本身，如 magasa 就认为“它代表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电影国家所输出的一种电影品味典范，这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中影响着人们拍什么电影，看什么电影。”换句话说，作为美国最有力的出口品之一，电影可以输出价值观，而奥斯卡的选择尤能体现这一点。

但今年的最佳影片入围名单，面目之模糊，更像是多种标准之下拼凑出来的产物。

相比以往，一部分入围电影更靠近欧洲艺术电影的审美体系。获得最多 10 项提名的两部电影《罗马》《宠儿》都是标准的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入围电影。《黑色党徒》尽管是一部美国电影，但导演斯派克·李之前的作品获得了更多来自柏林和戛纳的肯定，而非奥斯卡。而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凭借入围戛纳电影节的《冷战》拿到最佳导演提名更是被认为是一大冷门。

另一方面，以往对商业片、尤其是超级英雄电影不屑一顾的学院今年也放下了身段，将《黑豹》这部 2018 年全球票房亚军电影，选进了最佳影片的提名名单。而就在一个多月前，《纽约时报》还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从 2016 年之后，奥斯卡的评委们就开始煞费苦心地想让其成员的身份更加多元化，但他们会看上库格勒（注：《黑豹》的导演）吗？”

被更艺术的和更商业的电影从两翼包抄之下的结果就是，此前因为具有奥斯卡相被视为 2019 颁奖季的热门影片此次纷纷落选。

奥斯卡史上最年轻的最佳导演达米恩·查泽雷新作《登月第一人》讲述的是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的故事，这部影片在整个颁奖季均被无视。与其同一年竞争，并获得最佳影片的《月光男孩》导演巴里·詹金斯新作《假如比尔街会说话》此次的最重要的提名仅为最佳女配角。2007 年包揽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的科恩兄弟新作《巴斯特歌谣》也只被提名最佳改编剧本奖，以及服装设计和原创音乐奖。

与之类似的电影还包括，讲述同性恋者被强迫参与矫正项目的《被抹去的男孩》，讲述一位牧师与其信仰之间的抗争的《第一归正会》，《阿甘正传》的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新作《欢迎来到马文镇》等影片。

最终 2019 年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 8 部电影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景象。从艺术属性极强的《罗马》《宠儿》《黑色党徒》，到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黑豹》，再到音乐和明星远大于电影的《一个明星的诞生》《波西米亚狂想曲》，与其说这份名单包容，倒不如说它看上去混乱而且迷茫。

只有剩下的两部《绿皮书》和《副总统》是典型的奥斯卡电影。前者讲述白人保镖保护黑人钢琴家深入美国南部巡演的故事，后者则直接批评了布什政府时期的副总统切尼，认为他是促成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罪魁祸首。

奥斯卡变得不那么奥斯卡了。关于这个出人意料的变化，一种观点认为，奥斯卡的主办方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乃至于它所代表的好莱坞，正在经历一轮新的重建。而动荡本身，就会使得奥斯卡前路未明。

长期以来，好莱坞被认定为是犹太人的地盘。《勇敢的心》导演梅尔·吉布森曾经因为反犹言论而被好莱坞封杀长达 10 年之久。奥斯卡评委同样由白人男性组成，《洛杉矶时报》2012 年的一次调查指出，5100 多名成员中，77% 为男性，非裔占比只有 2%，拉丁裔还要更少。

由男性占主导的情况在过去一年发生了巨变。导火索则是哈维·韦恩斯坦在 2017 年下半年被指控常年性侵女性，并因此引发席卷全世界的 #Metoo 运动。而在这场运动中，许多掌握好莱坞大量资源的白人男性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包括亚马逊影业负责人罗伊·普莱斯、迪士尼和皮克斯动画首席创意官约翰·拉塞特、电影导演伍迪·艾伦、布莱恩·辛格、罗曼·波兰斯基，演员詹姆斯·弗兰科、卡西·阿弗莱克、凯文·史派西等。

他们受到的影响各不相同。韦恩斯坦或许永远无法回到电影业，拉塞特找到了新工作但却遭到了抵制，波兰斯基去往法国拍摄自己的新片但可能会被好莱坞冷处理。但之于好莱坞，他们的离开意味着权力的真空，并且会导致后续一系列的变化。

2018 年 6 月，奥斯卡主办方公布了他们邀请成为评委的名单，其中女性占比达到 49%，少数组裔占比达 38%，甚至还包括金城武、张艾嘉、娄烨、华谊兄弟创始人王中军、王中磊、以及博纳影业创始人于冬等。

这也并非奥斯卡第一次因为社会运动而不断改变自身的审美取向。2014 年，英国演员加里·奥德曼在其参演的电影《为奴十二载》获得最佳影片的几个月后说：“奥斯卡上，如果你没投票给《为奴十二年》，那么你就是个种族主义者。”

2016 年，#OscarSoWhite 运动正式发起。《无境之兽》的伊德里斯·艾尔巴、《奎迪》的迈克尔·B·乔丹等演员在此之前都被视为是表演奖的大热门，然而却连提名都没有拿到。人们自然将不满发泄在了学院头上，认定其种族歧视，并且在 Twitter 上刷起了 #OscarSoWhite 的标签。

“我们（指黑人）或许会时不时拿一座奥斯卡，但奥斯卡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好莱坞的行事方式。我不是指好莱坞的那些明星。我是在说有决策权的人。我们并不在那个决策的房间里。”在 2016 年的奥斯卡提名公布后，导演斯派克·李说。

最终，整个 #OscarSoWhite 运动在学院承诺，要在 2020 年之前，将拥有投票权的女性和有色人种数量翻倍而暂告一段落。最新的数据是，如果学院 2018 年名单上的人都接受邀请，那么女性成员占比将达到 31% 。

从 #OscarSoWhite 到 #Metoo，奥斯卡近年来正在不断承受越来越大的来自社会整体的压力。而重建的另一面则来自于普通观众的压力。

起初，奥斯卡只不过是一个行业内部奖项。15 分钟的颁奖典礼，公布完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演员等多个奖项就宣告结束。此后，奥斯卡发展成为一个行业表彰大会，混音、美术、剪辑、作曲、视效、服装等多个技术奖项加入其中。

然而，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学院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电视转播，这也意味着他们必须时刻考虑公众的意见。在如今娱乐形式越来越多，《星球大战》《复仇者联盟》这样的大 IP 横扫市场，而美国式艺术电影票房份额日益缩水的情况下，奥斯卡颁奖典礼收视率逐年下降。学院也被迫做出诸多妥协。

2018 年 8 月，学院主席约翰·贝利宣布，为了使奥斯卡不被观众抛弃，同时解决潜在的财政方案，他们提议要增设“最佳流行电影奖”。在内部会议中，一个方案是，该奖可以在一个至少有两千名观众的电影场里，让观众凭票根进行投票，从而选出最后的得奖影片。

很快，电影人的嘲笑铺天盖地而来。导演罗伯·劳发表一则推特认为，随着奥斯卡宣布引入流行电影奖项，电影业今天与它分道扬镳。洛杉矶时报影评人 Justin Chang 则说，这是极度一厢情愿与媚俗的做法。

最近，奥斯卡又一次因为谄媚观众而惹恼了电影行业。他们原本打算把四个奖项——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奖以及最佳实景短片奖——放在广告时段播出，缩短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时长，以吸引更多观众，并取悦转播商。

《罗马》导演阿方索·卡隆的表态也基本上代表了所有电影人的态度：“在电影的历史上，出现过没有声音、没有色彩、没有故事、没有演员、没有音乐的杰作。但是没有一部电影是脱离摄影和剪辑而存在的。”

从中，大概可以看出奥斯卡的尴尬。它需要面对观众，也需要面对行业。它承担了人们对于社会正义的诉求，也寄托了人们对于电影美学的理解。曾经，那些掌控好莱坞的白人男性或许并不在乎这一切外界的声音，但随着这批人在一场一场社会运动中被逐渐清理出场，奥斯卡分裂的定位终于让它失去了对于自己命运的把握，而不得不游离于分裂甚至是互相冲突的目标当中。

风格混乱的最佳影片提名名单正是这一现状的缩影。至少，从提名公布后的公众反馈来看，它能够取悦基本上所有的群体。

影评人因为《罗马》和《黑色党徒》的入围而欢欣鼓舞。这两部影片确实是整个 2018 年在电影的艺术层面上表现最突出的。普通观众也可能会因为《黑豹》而觉得奥斯卡终于放下了成见。

关注种族问题的人也会满意，就算是诟病《绿皮书》中黑人、白人一家亲的主题仍然落后的人，也可能会认可斯派克·李的《黑色党徒》，因为李的种族观点更加激进。而这件事情值得玩味之处更在于，奥斯卡常年倾向于无视这位成名已久的黑人导演。他此前 4 次入围柏林电影节，2 次入围戛纳电影节，却是第一次拿到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的提名。同时也有传言称，斯派克·李本人拒绝成为学院成员。

从艺术上来看，《黑色党徒》百分之一百值得一个奥斯卡提名。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正确的、安全的选择。同样的，讲述白人与黑人相处的电影《绿皮书》是一个安全的选择。讲述墨西哥故事的《罗马》也是一个安全的选择。批评共和党前副总统切尼的《副总统》，将女性作为主角的《一个明星的诞生》，有女同性恋描写的《宠儿》，黑人超级英雄《黑豹》都是安全的选择。

正如人们经常质疑拥有奥斯卡投票权的大部分是演员——大部分都不一定看过所有的电影，大部分都对艺术本身没有足够深刻的鉴赏力，大部分都会因为公关而影响了自己的选择——人们又凭什么相信这一次提名名单的背后代表了一种特定的审美取向？更何况，这是一份既有戛纳艺术片，又有漫威商业片的提名名单。

在这个意义上，安全似乎是这份入围名单的最大特征。而这件事情的遗憾之处在于，奥斯卡放弃了自身在电影行业的话语权。

奥斯卡从未标榜自己追寻艺术，也并不为商业电影代言，但它依然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奖项，因为它代表了全世界最强大的美国，以及它的电影能力，并为其制定规则。归根到底，奥斯卡是一种美式价值观的体现，并承担着文化输出的功能。

“与政治领域相同，在好莱坞一个持续出现的主题就是人们对于强有力的社会组织的矛盾心情，以及他们如何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些组织可能是宗教的、经济的、军事的、或者政治的。”历史学者吉姆·库伦在《华盛顿邮报》中写道，“电影和选票箱一样能够告诉人们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

2008 年的奥斯卡曾被誉为是新千年最出色的一届奥斯卡，其两大热门《老无所依》和《血色将至》分别是科恩兄弟和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作品。前者隶属于好莱坞西部片，描绘了得克萨斯州的冷酷和荒诞。《血色将至》则关乎于 19 世纪石油在美国发现的历程，以及那个年代中宗教的作用和意义。这两部作品都根植于美国的历史以及文化，从而使得他们超出了传统西部片和传记片的局限。

与之类似，在《逃离德黑兰》和《拆弹部队》获奖的那些年，美国也正处于反思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氛围当中。他们能够获奖也契合了当时美国国内的整体心态。而近年来《水形物语》《月光男孩》也是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一个民族大熔炉的情况下，保留不同族群的身份和文化特征的反思。

而在 2019 年的热门候选当中，《罗马》是一部描绘墨西哥的西班牙语影片，《宠儿》则是 18 世纪英国宫廷的故事。他们不会与时局完全无关，但终究他们也并不是美国当地的故事。在将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审美标准考虑在内的同时，美国本土文化，在奥斯卡最佳影片这个奖项上，第一次看上去成为了一种弱势群体。

这背后自然也是美式价值观的整体衰落。美国逐渐不被视为一个正义的全球秩序维持者，《拆弹部队》《逃离德黑兰》这样的影片的合法性也消失了。当美国不再是全世界的灯塔，《老无所依》《血色将至》这样与美国历史息息相关的电影也失去了原本的诱惑力。

在奥斯卡连续两年将最佳影片颁给《月光男孩》《水形物语》之后，好莱坞趋向于政治正确的风潮也开始变得明显起来。然而，这个信条，在过去一年时间内，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政治正确的理念不仅未能协调美国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在保留各族群的多样性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在一起。更严重的是，保守主义的反扑，让这个概念能否成立都显得岌岌可危。

反映在公众心目中，就表现为人们大多并不买账这两部影片，并认为与他们同届竞争的《爱乐之城》《海边的曼彻斯特》《三块广告牌》等电影均更有资格获奖。

事实上，政治正确也束缚住了好莱坞创作的能力。《水形物语》是一部无比正确的电影，但在评论者看来，其实也是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生涯较为无趣的一部电影。政治正确因为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不同种族、不同取向、不同性别的人都要得到同样的对待，很容易成为创作的教条。诸如《被抹去的男孩》《假如比尔街会说话》这样的电影在今年颁奖季遭遇冷遇正是这个原因。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艺术产品，它的强盛始终依赖于一个强大的表达内核。中国第五代成名于反思文革，第六代则关心社会巨变中的人物。台湾新浪潮诞生在社会逐渐解冻的过程中，法国新浪潮则与 1960 年代躁动的社会息息相关。当这些内核消失，相关的电影运动也就随之消散。

奥斯卡近年来之所以越来越被视为一个小年也正是这个原因。传统的美式价值观逐渐被证明不可行，而新的政治正确内核又只是空洞的表面口号，并不能真正解决族群冲突的问题。最终，失去了内核的好莱坞和奥斯卡也失去了他们定义电影的能力。

而对于电影世界来说，这始终是一个损失。这个世界上已经有欧洲三大电影节追求纯粹的艺术标准，也有票房数据可以反映观众的好恶，但与美式价值观紧紧相连的奥斯卡，却只有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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