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月 24 日，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因病去世，享年 86 岁。

清华大学确认了这一消息，并在新浪微博上刊发了悼念文章，称：“李学勤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专家，对于甲骨学、青铜器研究、简帛学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李学勤先生的去世，是清华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李学勤 1933 年 3 月生于北京， 1951 至 1952 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 1952 年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离开清华，进入中国科学院（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开始学术生涯。 1954 年至 2003 年，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曾任研究员和所长。 2003 年后，李学勤去了清华，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等等，获各种重要奖项和荣誉无数，著有《古文字学初阶》《比较考古学随笔》《殷代地理简论》《东周与秦代文明》《新出青铜器研究》等几十部作品。

在 2005 年出版的《李学勤文集》中，他曾简单讲过自己的学术生涯：“我这些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先秦的历史文化。在大学和考古所的几年，努力学习的是甲骨文和战国文字。来历史所后，由于作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的助手，很长一段时间在他指导下做思想史的研究，但先秦还是重点。‘文革’后，我转到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室，又到先秦史研究室，便完全回到先秦一段。”

“我在先秦历史文化这个领域里摸索前进的步履，是踯躅曲折的。如上文所说，起初由甲骨文和殷商考古着手，又辑集整理战国文字。六十年代，因深感积累不足，转而侧重金文以及青铜器的研究。七十年代，有机会参加新出土简帛的整理考释工作，又跨入新的学科范围。出于一连串主观、客观的原因，对于许多重要问题只能浅尝即止，给自己留下不少遗憾。”

在学术界，李学勤多次呼吁要“走出疑古时代”，希望学者对古老的说法多一些承认，给现存的文献多一些信任，重写古代中国的学术史。但正如复旦大学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所言，“走出‘疑古’的时代，说来容易做来难。有人早就提出，历史学应该经历‘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据说是冯友兰先生的发明。……‘释古’与‘信古’‘疑古’并不一样，后者是史料的甄别，前者是史料的使用。……释古派也是从怀疑开始的，如果没有可以真正成立的古代历史文献，释古派其实无古可释。”

所以，李学勤在这点上做出了贡献，比如在《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中，李学勤“通过地下简帛与现存典籍的考察为部分学术史文献重新排了次序，纠正了过去的偏颇与失误，通过各种文献之间的关键词语、思想表述的比较为学术史寻找了知识背景，使学术史的描述更贴近当时的文化土壤”，葛兆光写道。

在公众间，李学勤最引人关注的是他所领导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工程一直存在学术争议。甚至有人认为，在中国，夏朝的存在与否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它还牵涉到民族感情和政治考量。这可能也加重了这一工程的复杂性。

关于李学勤，很多人爱提美国作家、记者何伟在《甲骨文》中所提到的考古学家陈梦家的故事。政治运动期间，李学勤曾经猛烈“揭发”和“批判”过陈梦家，后来陈梦家于 1966 年自杀身亡。时过境迁，当何伟追问李学勤时，李学勤充满了悔意，说自己当年太年轻了，才 24 岁，并解释说：“文革发生的时候，如果人们批判你，你开始觉得自己真的有错。我那时也被批判，我也相信人家所说的。每个人都是那样，那是社会心理学的一种。那么多敌人——似乎所有人都是敌人。”

李学勤一生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曾这样解释过这些研究的意义：“我不能让古代文明复活，任何人也不能让古代文明复活，但这对我们认识未来有很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们吸收了很多西方文明，我们还是中国人，我们和西方人对很多问题的反应不一样。这是文明在我们身上的积淀。”

2013 年，李学勤获得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所发起的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陈嘉映为其写了评议书，算是一个对其学术经历比较公允的评价。

“自上世纪 50 年代起，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大多涉及上古时期研究的重大工作，都能见到李学勤参与其间，很多工作由他领衔展开，包括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等的整理、注释。他常常为这些工作提出纲领性的指导，例如在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分期、分区、分国别研究中就是这样。在与我同龄的学者中，李零的学问见识是我所钦佩的，而他颇尊崇李学勤，称李‘博大’。朱渊清评价说：‘李学勤以其广阔的学术视野和高远的学术识见，走在中国学术的最前沿’。这些评价我都很赞同。”

题图为李学勤，来自：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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