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过去，中国与世界、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我们的生活都为大问题所左右，于愕然之中，知识分子声音的消失或者湮没于嘈杂，更增添困惑与茫然。或者，此时可能是拐点将现。而在任何时代，睿智思考都是稀缺品，有见识者更是指引我们看清前路的保障。
因此，我们“2018 年度图书推荐”希望尽可能多元化地介绍一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书。
依照旧例，我们视野所及的书，采编人员都已经读过，并以真诚态度介绍给读者。
我们也借助特约作者之力来一起完成。他们总是得风气之先，而且见解更加深刻。在此一并感谢。
这是非虚构图书推荐系列的第六篇，探讨日本明治维新。作者王前是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副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が読んだ現代思想》（中国是如何阅读现代西方思想的？），合著《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現代中国と市民社会》（现代中国与市民社会）等。
说起明治维新，在中国早就不是新鲜话题，国人关注明治维新最早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之前。可在今天也能激起讨论的热情，不用说这跟近代中国以来的社会转型有关。原来是被中国看作学生的日本经过短短二三十年的励精图治便打败了老师，对大清朝野上下的震动我们今天也能够想象得到，所以也难怪甲午战争刚结束不久，就有了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留日高潮。很多国人战败后才想了解日本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黄遵宪写就已有十年的《日本国志》才受到关注。做过驻日参赞的黄遵宪堪称中国近代知日第一人，他写的《日本国志》就是对明治维新所作的极其全面而详细的一部记录，今天中国研究日本的学者下的功夫也未必及得上他。
相比中国，日本是怎样纪念明治维新 150 周年的？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对明治维新乃至对整个日本的了解又进步多少了呢？当然比戴季陶周作人蒋百里的时代有进步，毕竟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和技术输入的国家之一，尤其近年来民间交往更是创造史上记录，不少国人都能亲眼目睹当今日本的真面目，不再光依靠媒体的报道来了解日本了，这在中国历史上大概也是第一次吧。同时国内媒体对日本的关心程度也大大增加。去年是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相比起来，似乎是中国的媒体更多地在谈论明治维新，发表文章数量之多，好像令日本媒体相形见绌。笔者读到的就不下十篇。当然，中国作者写明治维新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对比中日两国近代以来走过的不同道路。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明治维新并非真正彻底完成日本现代化的大业，但毕竟是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最早的一场走向现代化的革命，在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方面都富有成效。
在日本国内虽然没有明治维新百年时那么热闹，但也有不少人提及，首相安倍晋三就多次提到过明治维新，政府高官也提倡要学习明治维新的精神。有的杂志如著名的《现代思想》杂志编了明治维新专辑“明治维新的光与影——第 150 年的追问”，有不少当今学界名流中坚登场，一起剖析明治维新的得与失。而收视率极高的 NHK 大河剧则播放了“西乡殿”，日本人对这位失败的大英雄之喜爱至今不衰。不过跟中国媒体和知识界一些人士对明治维新的浓厚兴趣和纪念的热情相比，普通日本人似乎并不怎么关心，虽然在日本的近代史里，明治维新就如同对法国人而言的法国大革命那样富有象征意义。
看了不少别人写的文章，有些跟我原先印象中的明治维新不太一样，有的专家还说儒教教义从水户学一直传承到伊藤博文，为日本现代化打下了思想基础——真叫我越读越糊涂。如果儒家有那么伟大的力量，作为儒家的原产地，鲁迅为何要感慨在当时的中国改革之艰难？五四先贤那样批评传统难道都是走极端、开错药方了吗？如此种种，不想还好，越想问题越多，于是决定了解一下日本学界和媒体近来究竟是如何谈论明治维新的，便买来了几本新书和杂志来看，也找来了有国民作家之称的司马辽太郎的相关著作对比着看。尽管不是专业历史学家，但是他对包括明治维新在内的日本史很有研究，写过多部相关作品。有人甚至说他奠定了今日日本人的“明治观”，所以他的代表作《明治这个国家》去年由 NHK 出了新版本，也算是给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年的一个纪念吧。
新说一，为什么明治维新的最大功臣可能是德川幕府？
买来的书里有一本实在是因为看了标题觉得好玩才买的，作者是做过大藏省国际金融局长、财务官的榊原英资。此公绝顶聪明，在密西根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做过客座教授，退官后在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也做过教授。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他点评经济，非常锐利。他的书名就很劲爆：《被改写的明治维新的真相――创造近代日本的是德川幕府》——这是完全颠覆我们认知的标题，明治维新最大的功臣怎么会是德川幕府呢?不是常听说幕府阻碍日本进步才被打倒的吗? 书腰上的文字更好玩：“揭示通过恐怖主义和民粹主义来发动政变的真实历史，排除胜者定下的历史解释和萨长史观，为你解读真实的明治维新史”。当然知道作者不是专业水平，买来就是想知道如今都有哪些解读明治维新的新说。
翻了翻里面的内容，似乎跟我知道的另一位当今写日本近代现代史的名家颇有共通之处。这位名家就是半藤一利，大文豪夏目漱石的外孙女婿，原《文艺春秋》《周刊文春》总编。半藤已臻耄耋之龄，虽是记者出身，并非专业史学家，不过他写的《昭和史》上下两册获得过在日本很有份量的每日出版文化奖特别奖，累计印刷册数高达七十万部，被媒体称为了解昭和史的必读书，他本人也被人称为“昭和说部”——专门讲昭和故事的人。半藤是毕业于夏目漱石任教过的东京大学文学部，他写的书文笔流畅，又下过很大功夫阅读文献、采访相关人物，所以对他的历史著作评价很高，在日本读书界很有影响力。前些年他写的《山本五十六》被拍成电影，山本五十六的儿子看了后说是他看过的最接近他父亲原貌的电影。我读过他写胜海舟后半生的传记，里面也包含了他对日本近代如何走入歧途的深刻洞见，他说如果后来的日本政治家能够倾听胜海舟的教诲，日本也不至于后来走上对外扩张导致战败的道路。他甚至说恨不得把胜海舟的“指甲里的污垢煎成汤给那些昭和前期的政治家军人喝”(见贤思齐的日本式说法)！。半藤的观点不偏不党，一切以事实为依据，凭良心说话。既有对自己国家深沉的爱，也有世界史的眼光，这点尤其难得。
他和立命馆亚太大学校长出口治明合著的《明治维新究竟是怎么回事？——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也是我找来阅读的 2018 年出的新书。出口校长做过大保险公司的高管，长期在海外工作过，退休后在东大和早稻田大学做过管理工作，写过好几本历史方面的畅销书。据说他走访过世界上1200 个城市，读书破万卷。由他们两位来谈，组合很独特。这本书虽非学术著作 ，但在笔者看来非常有见识，本文就着重谈谈这本书吧。
在日本也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说法，由长州藩(现山口县)萨摩藩(现鹿儿岛县)下级武士为主体的倒幕派在推翻江户幕府后，建立了明治政府，当然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写历史，一直影响到后世，这就是萨长史观——亦称皇国史观。在这种史观里，幕府当然是诸恶之根源，代表落后势力，而萨摩长州藩则是勤王之师。对这种史观其实很早就有批评。笔者前年写过跟李鸿章是好友的胜海舟，这位很有意思的日本政治家作为幕府晚期重臣，江户无血开城的主要决策人，他对伊藤博文(山口县人)那样的萨长政权权贵一直持严厉批评态度，在他留下的那本妙言隽语纷呈的《冰川清话》里有很多针砭明治政府要员的言论。
而近年来日本很多谈明治维新及近代史的作者持反萨长史观，半藤大概就是最著名的一位了。半藤十年前写过一本《幕末史》，从嘉永六年(1853年)佩里提督率领美国舰队打开日本锁国的大门写起，一直写到西南战争——就是那位明治元勋西乡隆盛带领子弟兵，向他自己也一起参与创立的明治新政府发难的战争——所以他对幕府末年明治维新那段历史也很熟悉。在《明治维新究竟是怎么回事？——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里半藤开玩笑，说反萨长史观流行起来后，搞得他不太想多谈明治维新了，幸好对谈者是熟悉经济和世界史的出口校长，很愿意从不同角度再聊一次，于是有了这本书。这倒不是故意跟正统史观唱对台戏，而是有很深的原因，那就听半藤和出口两位是怎么聊的吧。
日本的对外开放跟我们通常想象的很不一样，并不是从明治政府才开始的，据他们两位说，其实在佩里提督率领舰队登陆威胁日本后，幕府政府里的实权派、老中首座(相当于今日的首相)阿部正弘(1819-1857)就下定决心要开国了——也就是开始日本的改革开放了。是阿部主导签订的日美和亲条约，他还任命胜海舟等开明派官员，建立讲武所、长崎海军传习所和藩书调所(东京大学之前身)等新机构，开始实施开国、富国和强兵的政策。而主张要打倒幕府、日后建立了明治新政府的萨长藩武士举起的大旗其实是尊皇攘夷！那是要赶走外国人的。初听会感觉如此倒错，简直一头雾水。
那为何会演变成那样一个局面呢? 当然，这里面牵涉到德川幕府跟各地诸侯的关系。据说德川幕府很冷遇萨摩藩和长州藩，其中也有天皇跟幕府的矛盾。半藤说倒幕的大都是当年在关原合战时被德川家康打败的那一方，如此说来似乎是时隔两百多年后的复仇革命——若是真的话这记仇记得好牢！日本学界还有这样的说法，说如果没有明治维新，江户幕府的开明派也能走上开国的大道，也许会走得更好，可能就没有后来的二战战败——据说二十世纪日本大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就是持这种观点，近来有批评明治维新的学者重提旧事。可历史毕竟无法假设，我们只能回溯上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吧。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很多叙述的人立场不一样，站的角度不同，于是就会有截然不同的论述。即便如此，笔者相信真相还是可以大致捕捉到的，且看这两位如何继续叙述的。
在谈到幕府晚期的改革时，半藤还提到了他最心仪的日本政治家胜海舟的作用。
他说胜海舟是幕府晚期第一个有日本人意识的日本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的日本人都是属于某个藩的，或者向幕府效忠，所以没有一个人有国家意识。而胜海舟可以说是第一个——这点可能是通荷兰语的海舟在跟荷兰人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观念。当走投无路的德川庆喜把守卫江户城的全权交给胜海舟后，胜海舟一边积极布置防卫争取讨价还价的筹码，一边跟他很欣赏的倒幕军总指挥西乡隆盛谈判。最终为了日本人不打日本人，胜海舟做出和平交出江户城的决断——因为这件事，日本近代最大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还写文章批评过他，说海舟不能为德川幕府效忠，实在不算真正的武士——照福泽谕吉的看法，海舟应该大干一仗再说，打到撑不住了再求和也不迟。福泽写此文已是明治时期，真不知此老是怎么想的。
可事实是正是多亏了海舟的大局观，才使得明治维新这个日本近代最重要的转型和革命顺利了很多，按照当今研究明治维新史的第一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谷博的说法，是近现代全世界的革命中牺牲人数最少的一次革命。因为胜海舟的决断，让当时已是有逾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江户避免了生灵涂炭。而对手西乡隆盛也是气魄很大的人，他同意了胜海舟提出的优待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和宽大幕府人员等建议，一同为日本从幕府体制转向明治新体制做出巨大了贡献。所以胜海舟也很感谢西乡隆盛，尽管后来西乡向新政府兴师问罪，在官方立场来看是内乱，但晚年的胜海舟直接跟明治天皇说情，给西乡在上野公园立了铜像，了却了夙愿。
半藤和出口都认为在幕府晚期到明治维新的巨大变革过程中，阿部正弘和胜海舟做出了巨大贡献，因为日后明治新政府推行的政策其实大多是阿部正弘都想到并制定了的，而胜海舟则在关键时刻把日本从内战的边缘拯救了出来。当年幕府重臣里有好几位都向德川庆喜进言，主张一战到底。这次重读司马辽太郎的《明治这个国家》，发现司马也是持类似观点，他说明治维新的最大功臣是德川庆喜和胜海舟。
新说二，为什么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为日本后来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虽然半藤持反萨长史观，他还是根据历史事实说话，没有对明治元勋们一笔否定，毕竟那些明治维新的志士和元勋们为日本社会向现代转型做出了大贡献，比如废藩置县、废除武士身份等举措，都在很短时间里就实现了，竟然也没有遇到很大的抵抗，实在是令人惊讶的效率。要知道明治维新的推动者正是以长州藩和萨摩藩的下级武士为主的武士阶层，而一场革命过去后，革命的主体武士阶层消失了，这的确是在世界史上很独特的一个事例。
半藤和出口对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和西乡隆盛这三位明治维新三杰的贡献还是肯定的，尤其对大久保利通的评价很高。大久保利通是能力很强的政治家，由于强力推进改革，在新政府开始运行后不久就在东京被心怀不满的武士伏击刺杀。在两位对谈者看来，大久保是日本历史上罕见的擅长战略思考的政治家，既能描绘宏大蓝图，又能脚踏实地地去实现，富有谋略。胜海舟晚年在《冰川清话》里也对明治维新三杰评价很高，很惋惜跟自己同辈的几个政治家去世太早，对国家不利。在胜海舟的粉丝半藤看来也是如此，他认为如果大久保利通那样的政治家继续掌舵，日本后来也许就不会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他认为接班的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从份量和能力上来说差了好几个等量级，而且为日本后来的发展埋下了祸根，那就是统帅权的问题。这点司马辽太郎也在他的著作里提到过，认为这是明治时期埋下的祸根，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军部的专断独行。司马辽太郎一再提及昭和前二十年――用他的话来说好像整个国家被什么魔法控制了似的，一条路一直走到黑。
而在半藤看来，日本日后成为军事国家，始作俑者就是山县有朋这位西乡隆盛的继承人。正是在他手上，为了军队指挥的方便弄出了个新术语叫“统帅权”，就是军队直接对大元帅陛下天皇负责，军队的首脑有直接向天皇汇报请示的“帷幄上奏权”——据说这种做法是跟德国学来的。明治时期问题还不大，一起维新的同志们尚能协调，但到了昭和初期元老大都凋零，就成了大问题了。因为有了统帅权这个说法后，军队就跟行政权脱钩，最高行政首长总理大臣无法指挥军队，军方具有了很大的专断权力，而天皇又不可能对军队的事情一一过问。
半藤举了个例子来说明在明治时代文官统治军队就已经有点不行了。做过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被任命为朝鲜统监后，为了预防万一，他向军方要求对驻军的指挥权，军方的最高实力人物山县有朋不给，两人还大吵了一通。最后伊藤向明治天皇求助，天皇就叫来山县，说你们都是吉田松阴的门生，就同意了吧。于是堂堂前总理大臣、明治元勋里的重臣伊藤博文才有了对驻朝鲜半岛日军的指挥权。
这里提到的吉田松阴，因为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等众多参与倒幕、维新的人才出自他的门下，被视为明治维新的理论支柱。不过在半藤看来，这是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这些人造出来的神话。半藤说因为大久保利通等维新运动领袖过早离开了人世，接班的伊藤和山县觉得自己权威不够，就把自己的老师吉田松阴树为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于是自己也就有了正统性。半藤认为吉田松阴没有传说得那么伟大，反而是很危险的人物，因为他的主张里有跟对外扩张有关的内容，明治以降直到二战，日本似乎正是按照他的扩张蓝图做了很多决定。
半藤在去年出的独著《继续谈这个国家的样子》里提到一个跟山县有关的细节，说有次开御前会议时，明治天皇因为身体不适打起了瞌睡，山县有朋竟然用军刀猛击地板把天皇叫醒。半藤说，也许在山县那样的军人眼里，天皇的权力是他们给的，所以并没有真正把天皇放在眼里。这也许可以解释进入昭和时代后，为何军方敢独断专行，有的大事隐瞒不向天皇汇报。统帅权的解释无限扩大，军方的利益不断自我扩张，终于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半藤还跟出口校长聊起了一组数据，那就是明治维新后日本陆军海军高级将领的出生地。从表中可以看出，长州和萨摩出生的占绝大多数，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二战。熟悉战史的半藤举出了二战时日本军队领导层的出生地，竟然跟明治时期一样，绝大多数也都是长州藩和萨摩藩出生的。出口校长说只有山本五十六不是，半藤写过山本的传记，自然如数家珍：他说是新潟县长冈人，是贼军出身，也正是他反对对美开战的，而山本当时并不在军队中央指挥部。半藤还写过《日本最长的一天》，也被拍成电影了，讲述的是昭和天皇跟当时的首相铃木贯太郎如何说服包括军部高层在内的大员接受波茨坦公告，下决断无条件投降的。半藤说铃木也是贼军出生，可以说二战都是长州藩和萨摩藩出生的军人政客误国，最后由贼军出生的铃木贯太郎出来收拾残局――历史还可以通过出生地来解释，的确有意思。事实上很多站在幕府一边对抗长州藩和萨摩藩的藩在明治以后连本地的名字都没有保留下来，县政府所在地也搬走，这些都是报复性措施，难怪同样纪念明治维新，不同地方心情也是不一样的。
新说三，为什么美国黑船带来的其实是一场能源革命，到现在又有什么问题？
日本的历史学界当然关注明治维新，先前提到的著名杂志《现代思想》里就有介绍。里面有学者介绍最近的明治维新研究从原先的国族叙事转为更加重视地方叙事，同时有对现代性反思的视角。除了总论以外，还有政治史、对外关系史和性差研究、个人研究等。更有把民众史的视角引入研究中的学者，反映了学界研究的多元化方向。
另外一本书是本文写到一半时才开始读的，就是一位经历很奇特的学者山本义隆写的《近代日本一五〇年——科学技术总力战体制的破绽》。作者快八十了，读过东京大学理学部博士课程，在 1968 年学生运动中是东大学运领袖，后来没有进入学界，而是在补习学校当物理老师。在教书之余他坚持做自己的研究，成了一名科学史家，写过好几本科学史方面的著作，大多由著名出版社出版。有意思的是他还翻译了好几本我也很喜欢的德国哲学家卡西勒的著作，如《认识问题》《实体概念与函数概念》等。这本收入岩波新书的新书虽然不是专为纪念明治维新写的，但是他提到的问题，笔者觉得很重要，不妨在此略作介绍。
作为科学史家，他从能源革命的角度来看日本近现代史。他认为佩里提督的黑船——美国海军的军舰带来的是一场能源革命，从此日本开始了由国家主导、全体国民参与的、以科技振兴为手段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高度国防国家建设”“经济成长”“国际竞争”。在他看来、虽然有战前和战后之分、但是基本模式不变。在明治时期，正好西方国家发生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日本迅速跟上，拼命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效率极高，进步神速，但对西方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却不太重视，比如自由民主和人权思想。战后虽然有了和平宪法，但在这位科学史家看来，基本思路还是没有根本改变，那就是追求能源革命和科学技术进步以推动经济成长，也有大国意识和民族主义成份在里面。
但是，日本现在遇到了人口的负增长，这是明治维新以来的新现象。同时福岛核电站的事故，也象征着科学技术的极限，这两个现象说明日本需要对一百五十年来的发展模式进行认真反思了。跟这本从科学史家的角度进行反思的新书立场很接近的，还有记者斋藤贵男写的《“明治礼赞”的真相》，也是岩波书店出的。此书批评安倍政府的礼赞明治维新是为了推进二十一世纪版“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也算是各种声音中的一种吧。
笔者前年为雷蒙·阿隆的《历史意识的维度》写过一篇书评，阿隆在此书里也提到过日本的现代化。他说日本的工业化在很多方面与德国很相似，但资产阶级理念和自由主义制度并没有同时生长。日本把西方的技术文明插入到等级社会的秩序中去，却仍然保留了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武士阶层出身的权贵控制着社会。很清楚这段话说的正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状况。阿隆二战后访问过日本，他在自传里说他遇到日本的哲学家可以用德语跟他聊黑格尔，完全无障碍，而谈法国文学的日本教授法语也很流利，这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总的来说，回看 150 年前的明治维新，日本做对了什么，又有什么不足？
应该说，明治维新有其极其成功的一面，否则当年黄遵宪也不会为明治维新写一本大书，把日本翻天覆地的变化介绍给中国。毕竟日本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接连战胜了大清王朝和沙皇俄国，尤其是在惨胜沙俄后加入了西方列强的俱乐部，对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亚洲人士都带来过巨大冲击。从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的角度来说，当年的日本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仅给很多非西方国家带来了冲击和鼓舞，也令原先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日本的西方列强刮目相看――经过那位参加过跟李鸿章谈判的陆奥宗光等日本政治家的艰苦努力，在明治三十年前各国都跟日本修改了不平等条约，日本总算一雪外交耻辱。
前面提到过统帅权的问题，司马辽太郎和半藤一利都认为明治时期的这个规定是日后酿成大祸的一个根子，因为随着富国强兵政策的推进，日本的军队在政治里的份量也越来越重。关于统帅权，照理军队归大元帅天皇陛下管，效忠天皇，应该指挥能够一元化，但事实上天皇并非直接管理军队，管理的先是参谋本部，后来改为陆军是参谋本部，海军是军令部。这种统率上的灰色地带正是造成问题的要因。据日本军事史方面的研究披露，其实海军和陆军互相掣肘的事情在二战时很多，不管是关于南进还是北进的大方针也好，还是具体作战时的统一指挥也好，竟然很多时候都无法统一起来。这种权力整合的失败，不能说跟明治时期定下的规矩无关系吧。战后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曾把明治以后建立起来的天皇制称为“无责任体系”，如果推究到源头，的确也是明治时期。
在最后总结明治维新的教训时，半藤和出口都说从明治到今天的一百五十年，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锁国，不可以封锁各种信息，因为那样做就会无法理解国际大势，国家就无法在国际社会生存下去。半藤还提到一个例子，说当年日本脱离国联以后，在军事交流方面无法跟英美进行了，日本海军就派人到德国去学习。可是日本海军军官到德国去后没有什么好学的，不少人陷入了德国的美人计，回来后都变成了“德国派”。
我们作为外国人看明治维新，毋须溢美，重要的是客观而冷静地了解。日本的武士阶层能够在那个时代做出一大决断――看到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利，日本朝野有巨大震惊――从而能够决定开国，大力引进西方文明，这个决断实在是值得称赞，这比同时代的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有魄力有决断得多。福泽谕吉当年写的《文明论概略》虽然对中国有很多批评，但毕竟不少都说到要害了。
当然，明治维新所体现的时代局限也是事实，在国家危亡之际，更多地是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有些关键的软实力没有引进。二十世纪末京都大学出版会开始出版西方古典丛书，在绪言里日本的古典学家说从明治维新以来过去一百多年了，终于走到了这一步。福泽谕吉当年就说过，吸收西方文明物质方面较容易，真正的精神方面很难，不幸都被他言中了。二战刚结束不久，大作家志贺直哉在《改造》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日语是不完美的语言，日本的文化发展因此而受到阻碍，建议使用世界上最好的语言法语――这是何其沉痛的建议，一位终生靠母语吃饭的大作家如此说。我猜这位明治时期出身的大作家一定是因为觉得明治维新的不彻底而导致二战，整个日本文化需要脱胎换骨，才对自己一直用的母语说出这番话的吧。
宫崎市定和吉川幸次郎都说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掉头而中国当年没能，是因为中国太大，日本船小好掉头。两位学术大师终生研究中国文化，著作丰富，对中日历史文化都有深刻了解，也有世界视野。他们的判断给我深刻印象。至于明治维新留给后人反思的问题，里面既有东亚共通的问题，也有现代性带来的毛病，令我们深思的地方当然也不少。我们如果把明治维新放在西潮以来的东亚局势和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脉络里来看，才能更加立体而全面地了解其伟大意义和根本性不足。
题图为日本电视剧《西乡殿》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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