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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长者或许会觉得这不过是钟摆又一次荡回了原来的位置，而想要改变世界的年轻人却在对此吃惊不已，在过去十年里，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保守。或者说，保守派又一次浮出水面。

这似乎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特朗普在 2016 年末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连续提名了多位保守派的大法官，并收紧了性别、移民相关议题的开放性政策，最近他正因为要在美墨边境建墙的事宜与代表自由派的民主党人争执不下。

欧洲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在逐渐走向分裂。英国投票脱离欧盟，尽管谈判过程艰难，但最终结果看上去不可避免。难民危机困扰几乎所有欧洲国家，而作为难民最坚定支持者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其所属政党选举中输给极右翼团体后放弃了对于难民的支持。

伊斯兰世界更加趋向于原教旨主义。土耳其政府加大了对于持有异见人士的打压，并且控制了媒体与司法。沙特明面上似乎在推动社会改革，但谋杀记者的案件仍然让其意图显得可疑。埃及则在过去一段时间内逮捕了采访同性恋者的记者，以及控诉自己遭遇性骚扰的女演员。

而在华语地区，台湾的年轻人正因为同性婚姻法案在公投中以大比例失败而困扰。至于在中国大陆，从批评各类文学作品呈现出的三观不正，到教师因同性恋身份被任职的幼儿园开除，再到大规模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宣传，保守的观点正在从下到上的各个层面卷土重来。

要定义保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人们在种种议题中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诉求。

当地时间 1 月 22 日，美国最高法院以 5:4 的表决结果，认为特朗普政府限制跨性别者参军的禁令有效。这被认为是一种保守，自由派认为进步的做法应该是放宽对于性别的理解，人们可以拥有多种不同的性别，而不只是生理上的男或者女。

不过，在特朗普政府或者最高法院看来，这并不只是性别的问题。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建议特朗普推动禁令时的说法是，服役的跨性别者可能“降低军队的警觉性、破坏作战部队团结，并且为军队造成不合理的负担，并对军事效率和进攻性不利。”

最高法院并未解释他们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而从司法的角度，美国国防部似乎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最高法院相信，入伍政策可以由国防部全权决定。他们在一份声明中称，“被允许实施它认为必要的人事政策，以确保世界上最具杀伤力和战斗力的作战部队”。各方试图论证禁令合理性的方式并不相同，但从结果来看他们都导向了一个保守的结果。

与之类似，在堕胎问题上，反对堕胎的人有的倡导生命权，认为胚胎也有生存的权利；有的则从传统伦理的角度出发，引述圣经段落论证堕胎不是一种道德的行为。而在难民问题上，拒绝难民的有的相信接纳难民会导致欧洲国家现有的福利制度崩溃；有的则是纯粹拒绝与难民生活在同一个空间；最极端的显然也相信难民是劣等民族，不应该向他们开放自己的生活。

这被不少政治学者认为是当代保守主义的一大特征，他们会在具体的议题和政策上展现出相对杂乱并且难以归纳的诉求和主张。甚至很多学者在早年间会因此将保守主义认定为一系列零散的观点，而非系统性的意识形态。

然而随着从 1970 年代以来保守主义在全球各地的兴起，政治学者们开始调整他们的观点。在逐渐放弃了将保守视为反动、守旧、威权的观点以后，人们开始意识到，保守主义的内核来自于人们的某一种天性。他们渴望社会的延续性，并试图在传统中定位自身的存在，如同人们在前往一个陌生的地域时会天然有一种茫然和不适的感觉。

归根到底，这是人们对于生活的一种想象，人们希望自己的生活状态不被打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这一愿望相关的一切行为都可以被归类为保守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守主义是和变化相对的，他们反对社会突如其来的变化，并因此可能引发的混乱。

在跨性别者能否参军这个问题上，长久以来人们都已经习惯了男和女这样的二元化分，跨性别者的存在超出了他们对于性别的认知，而这就被很多遵循传统的人理解成一种破坏和践踏。

持有保守观点的人倾向于认为，在变化和习俗之间，后者通常是更值得尊重的那一个，因为习俗正在维系社会的稳定，而变化却值得警惕。

变化通常以进步的名义出现。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理性的力量被抬高，使得许多人相信，理性的结果一定能够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好。然而，历史却证明，人类也同样善于在理性的名义下，搞砸一切事务。

法国大革命成为了一场流血的暴力，后来又经历了拿破仑这样的独裁者和复辟的波旁王朝这样的倒退。自然，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人看来，他们能够通过相对不那么暴力的变革，实现国家从封建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制的转变，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19 世纪，为了应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问题，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的设想，并被后世的苏联、中国等国付诸实践。其中广为盛行的计划经济模式，非但没有帮助两个国家在经济上超越美欧诸国，反而还造成了大饥荒这样的危机。最终，两个国家都在 1980 年代逐渐放弃了计划，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殖民历史、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的暴政、以及实质性的大屠杀，都促使人们尤其是学界对于人类理性的力量进行反思。当代最有名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罗杰·斯克鲁顿提醒人们注意，“好东西总是更容易被毁掉，而不是被创造。”

事实上，传统、习俗、宗教在社会中的功能是显然易见的。在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必然都会不自觉地接受一系列规则，并且依赖这些规则与他人进行互动、交流、沟通。有些是显性的，例如不能对他人造成伤害。有些则相对隐形，类似于在接受他人帮助时需要说谢谢。

一旦习俗被破坏，就会形成混乱。最微小的例子或许是，当所有人都面对电梯门站立时，如果有人背对电梯门，就会引发周围人的不安。而近日互联网上需不需要对外卖员说谢谢的争议也是如此。不少用户表示他们已经为自己享受外卖服务而付费了，因此不需要再额外多说一句谢谢，随即招来了许多认为说谢谢不过是最基本礼节的人的批评。

在这个意义上，被很多主张进步的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另外一些人就是礼崩乐坏的灾难。以同性恋者的家庭关系为例，许多同性恋者似乎天然认为，自己的行为无错，并试图让父母接受自己的性取向。而一位同性恋者的观点却更加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想法。他说，“在父母的世界里面，已经给你构想了你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有一天你把这件事情（性取向）告诉他们之后，他们的世界就完全崩塌了，你要知道怎么把这个世界重新建立一遍。”

这是对于保守主义者最真诚，以及最宽宏大量的解读。他们确实珍视传统价值中好的部分，并且一直为荣。由此，就能够理解近年来保守的思潮在全球各地回流的原因。当进步无法提供给人们想要的生活图景，他们自然就会走向另一个已知的选择，也就是过去。

欧洲人困扰于难民的涌入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治安问题，因此他们选出了排斥难民的极右翼政党，而非抱有将人类视为一体的信念的原执政党。美国受困于全球化的经济分工，大量的制造业企业外流造成原本的蓝领阶级大规模失业以及城市萎缩。毫不意外地，他们选择了想要将企业留在美国的特朗普作为带领这个国家下一个四年的领袖。

但世界逐渐摆向保守一面的过程中，坚持传统的心态导向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潮。一种就是前述以斯克鲁顿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理想。而保守主义对于变化的拒绝并不必然意味着是一种反动的表现。

通过回溯思想史，当下的政治学者开始将保守主义的思想源头追溯到出生于 1729 年的英国政治哲学学者埃德蒙德·柏克身上，而柏克走向保守主义的历程也颇具代表性。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柏克并非反对法国人追求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目标，但让柏克担忧的是他们的手段。暴力夺取巴士底狱，原波旁王朝的统治被颠覆，但却没有新的机构来维持秩序，以致恐慌蔓延。“巴黎人的精神不可能不被尊重，但是他们的愤怒以一种令人惊讶的状态表现出来。”

出于对暴力，以及对暴力可能被独裁者利用的担忧，柏克强调传统、习俗、宗教是维系一个社会运行的契约，“此种契约不仅仅是现在活着的人之间的契约，而且是现在活着的人、已故去的人和即将出生的人之间的契约”。

历史的巧合之处就在于，200 年后，斯克鲁顿也从类似的经历中走向了保守主义。在《我为什么成了一名保守主义者》一文中，他震惊于 1968 年发生在法国的学生运动。在他看来，这起被主流史学界认定为意义非凡的群众运动，是无序的、混乱的、盲目的、并且无疾而终。对于进步的怀疑，促使他发现了柏克的著作。

“他让我相信，社会并非、也不能被一个计划或者是一个目标组织起来。历史并没有前进的方向，也同样不存在道德或者精神上的进步。”斯克鲁顿写道。

18 世纪末柏克第一次为保守主义辩护时，他并没有反对法国人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目标。他也同样支持美国的革命，“如果某一政府确实邪恶而专横，且无法对其加以改革（有时会出现此种情形），那么，就应该将其换掉，必要的话，也不妨诉诸武力”。

我们的特约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建勋就指出，“保守主义不会接受专制与暴政，不会接受任何倡导或者默许奴役的传统……保守主义虽然对古老的事物情有独钟，但是，它并不拒绝革故鼎新，在审慎的前提下，它对新事物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在这个意义上，以柏克为源头的保守主义，以及被视为站在其对立面的自由派，本质上都是启蒙运动精神的体现，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平等，并且具有人文主义的内核，即每一个人的自由都神圣不可侵犯。这被视为是当今西方世界最重要的支柱，而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同样基于这一理念，只不过对于进步的方向有所分歧。

然而，在如今保守思潮卷土重来的过程中，人文主义的底线被打破了。巴西于 2018 年 10 月选出了新的极右翼总统博尔索纳罗。在许多议题上，他展现出的反动令人吃惊。他反对原住民和奴隶后代，声称不会为他们留出一厘米的土地。他强迫少数民族归化于主要民族的习俗，“否则只能消失”。他甚至宣称，要让巴西朝着他理解的好的方向发展，仅有的方式是通过内战，并且杀掉三万人。

土耳其是另一个走向倒退的国家。自 2016 年以来，总统埃尔多安不断加强整个国家的伊斯兰化。在镇压来支持世俗化的军事政变后，他随即对国家展开了清洗。截至 2018 年 3 月，已经有 5 万多人被捕、11 万来自军队、司法、学校和媒体人士被革职。许多私有企业被收归国有，曾经的民主进程大幅度倒退。

由此可见，世界当下面临的这一轮保守思潮的回归，并非是柏克或者斯克鲁顿式的保守主义。他们的精神内核逐渐被侵蚀、替代。而这似乎是任何一种政治理想在现实中必然会经历的堕落。

这一轮保守思潮的其中一个面向是压迫。以特朗普政府禁止跨性别者参军为例，尽管国防部认为跨性别者会对军队的作战士气产生不利影响，然而这与美国智库兰德的观点相悖。在其 2016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他们认为为跨性别者提供额外的健康服务成本相对较低，而他们对于军队行动效率的影响几乎是最低限度的。

与国防部的观点大相径庭的是，“指挥官认为，相关的政策通过创造一个更包容和多元的军队，可以让所有在军中服役的人都获益。”一群对新政策提出质疑的律师表示。“自 2016 年 6 月以来，跨性别者一直在美国军队的分支机构公开服役，包括在战区的现役。政府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这样做会损害军事准备、效力或杀伤力。”

而在女性权益方面，坦桑尼亚政府也以女性需要照顾孩子为由，将怀孕的、和已经生育的女学生驱逐出学校。总统约翰·马古富利表示这些女性将因为照顾子女分心、从而影响到其他人。“（生育后的女性）会在做一些数学题之后，向老师请求，能不能让我出去给哭泣的孩子喂奶？”即使是从社会习俗的角度来看，它也并非是一种对女性公平的观点。

另一个潜在的问题在于，统治者将保守价值视为一种统治的工具，而完全无视保守主义者重视保守价值的精神内核，从而造成保守价值的滥用。特朗普试图在美墨边境建墙，或许却有其本人的价值考量，但在更大层面上，这仍是一种调用民众支持率的做法，通过煽动一些极端情绪，从而获得政治上的支持。

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为保守价值成为一种统治工具提供了理论上的解读。他相信，过去二十年全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让人们都变成了单独的利益个体，在这种情况下，“朝向市场自由和一切事物商品化的推动力很容易走火入魔，并造成社会不和谐。如撒切尔夫人所说，破坏一切形式的社会团结，甚至破坏社会概念本身，这一过程给社会秩序留下了巨大的口子。因而，与社会混乱作斗争并控制混乱造成的反社会行为变得特别困难。”

“对此，回应必然是重建社会团结，虽然是沿着不同路线进行——因此，人们对宗教和道德方面以及新形式的联合论方面的兴趣（如围绕权利和公民身份问题）开始复苏，甚至过去的政治形式也开始复苏（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等等）。”哈维认为，保守价值能够成为维系社会团结的一种力量，从而促使了新保守主义的兴起。

这种风潮不仅出现在美国，也出现在中国。部分政治学者很早就转向了新保守主义，例如曾经以自由主义学者面目出现的甘阳就提出了通三统的口号，意思是要将儒家传统、毛泽东传统、以及邓小平传统结合在一起。

在某种程度上，精英向保守的转向，恰巧也与大众通常的保守底色相吻合，毕竟相比起把质疑、反思自视为天职的知识分子，大众更多生活在由习俗编织起来的社会之中。而互联网则进一步放大了精英与大众在保守上的合流。

《人民论坛》杂志曾评选出 2010 年到 2016 年的社会思潮，新自由主义在前 5 年始终位列前三，而到了 2016 年新自由主义落到了第五位，前四分别是民粹主义、新权威主义、民族主义、极端主义。

在分析这一变化时，文章写道：“随着全球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虚拟、便捷、去中心化为主要特征的网络空间消解了民粹主义的传播限制，使民粹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更是未来一段时期内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特征。在我国，民粹主义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各类舆情事件中，同时体现出与其他社会思潮较强的合流之势。”

美国也同样如此。社交网站 Gab 目前已经成为白人民族主义者、新纳粹主义者和其他极端分子的天堂。Twitter、Facebook 和 YouTube 等主流大平台的盛行，也为炮制大量假消息和仇恨言论创造了环境。

如果说以往能够发声的渠道，如报纸、电视等，都掌握在相对精英的群体中，如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通过互联网发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从而让保守的声音第一次得到了完整的展现。而这些声音的出现，使得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历史前进的路线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偏移。

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在保守思潮面前都节节败退，这似乎是因为他们都无法给出一个社会应该去往何处的解决方案。

在二战结束以后，自由主义者率先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从而在整个西欧范围内建立起了福利国家的模型。通过相对较高的税收，以及大量国有化的公共服务，人们可以获得完整的从教育、到医疗、再到住房的保障体系。战后长达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让福利国家看上去成为了一种极优的选择。

然而，随着 1960 年代末，欧洲经济增长逐渐放缓，国家承担福利的体制难以维系。“所有的西欧国家都已经被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压的不堪重负。”欧洲公共知识分子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中写道。

由于无力解决危机，自由主义者在 1980 年代逐渐被以撒切尔夫人、罗纳德·里根这样的保守主义政治家所替代。通过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让市场力量接管这些产业，释放出更多的生产力，也解放政府的财政压力，保守主义者帮助欧洲度过了难熬的经济危机。

和自由主义者一样，保守主义者的药方也并非一劳永逸。市场的局限性很快出现。由于无法与亚洲低廉的成本竞争，欧洲和北美的制造业开始转移，从而造成大量的当地工人失业，最终形成了人们所称的“锈带危机”。另一方面，金融业成为了保守主义者改革的受益者，华尔街从 1980 年代兴起，并成为了全球财富的中心，贫富差距由此进一步拉大，也使得许多人心怀不满。

当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社会前景时，人们总是难免发出对于整个西方文明的质疑，而这也正是诸多保守思潮能够逐渐走上政治舞台的原因。从特朗普，到博尔索纳罗，再到埃尔多安，诸多领导人推出的政策直接挑战了西方世界人文主义的信条，但却得到了民众的更多支持。

这是这个世界自启蒙运动以来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就在 1 月 25 日，来自 21 个国家的 30 位世界著名知识分子在法国《解放报》发表了一封名为《为欧洲而战——否则破坏者会摧毁它》的公开信。他们称，欧盟和自由民主价值观如今面临着自 1930 年代法西斯兴起以来最大的挑战和危机之中。

按其中一位署名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在接受《卫报》采访时的说法，“没有欧洲的理念，自由、女权、民主、平等这些价值观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很难得到捍卫……欧洲不只是个地理概念，它首先是个理念集合体。而现在欧洲的理念正处于危机之中。”

事实上，如果我们都坚信人的价值就在于人本身，并且人的权利以及自由值得被保护，那么最终我们就应该回到人文主义的框架之内，在这个基础上来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而这也是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共同确认的价值底线，因此值得双方在此基础之上尝试寻找弥合内部裂隙的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一些尝试已经出现。曾经被认为是自由派大本营的《纽约时报》近年来陆续邀请多位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在其上撰文。此举获得了保守主义杂志《国家评论》有所保留的欢迎。专栏作者 Kyle Smith 表示，“这是第一次，《纽约时报》意识到了它存在的认知偏差问题，即同温层效应。”

另一方面，在部分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分别走向极端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开始走向温和。曾在《国家评论》工作的 David Brooks 认为，要找到一位喜欢特朗普的年轻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已经变得困难，大部分的年轻保守主义者愿意接受多元种族观念。

而皮尤的最新报告则佐证了这份观察。数据显示，最年轻一代共和党人，半数以上称种族和民族的多元化有益于美国社会，他们千禧一代的同僚持同样看法的不到 40%，X 世代为 34%，而婴儿潮世代只有 10%。此外，年轻的共和党人同样更可能赞成同性婚姻，并更能接受跨性别人士。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柏克、斯克鲁顿这样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愿意看到的情况。如同柏克所说，“正如及时的改革对政府有利那样，温和的改革对人民也是有利的。之所以对人民有利，不仅因为温和的改革具有连续性，而且因为它具备一种生长原则。不论何时进行改进，都能为后来的进一步改进留有余地，这无疑是正确的做法。”

题图 / Jason Leung on Unsplash、Jakob Owens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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