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考和沟通方式上，唐纳德·特朗普和世界各地的一小群新兴领导人被贴上了局外人的标签。他们真的属于异类吗？还是符合更大的政治趋势？”

一项对 1789 年至 2018 年美国历任总统的国情咨文、就职演说、公共文件、竞选辩论及提名演讲的分析，最近发布了研究成果。根据这篇论文，至 1950 年代艾森豪威尔上任时，美国总统的言辞间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新基调——自信，而分析性思维却自威尔逊的任期起逐步减弱。而在这两项指标上，特朗普在各场合的言论都符合总体的变化趋势——除了更为即兴的竞选辩论。

这项刊载于《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PNAS）的研究还发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有一样的形势。而英国领导人尽管保持了较高的分析思维，但言语中也开始传达更多的信心。研究认为，这些证据表示，“近年来美国总统那种简单、自信的修辞风格正日益成为全球领导力的重要标志。（至少在其他使用英语的民主国家是如此。）”

对语言风格的判断是基于词性测量而得出的。以往的一些英语研究证实，在反映人的思维倾向时，虚词的使用是一种有效的指标。其中，冠词和介词常用来表述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如果这两类词高频率地出现，则表示语言本质上是分析性的，相反，冠词和介词较少的语言通常叙事性和经验性更强。与分析思维相对的是对人和行为的关注，其语言风格也更加随意且富有魅力，可以通过代词、副词、否定词、助动词及连词的使用来衡量。

此外，虚词还能映射出说话者的社会地位。地位较高的人会更多地使用“你”（you）和“我们”（us），较低者则倾向于使用第一人称单数和非人称代词。解释是，缺乏安全感的人更关注自己，而有权有势者则更关心群体中的其他人。又由于自信与权力有紧密的联系，这一点被用来测算文本中的自信值。

在各国总统间找到规律后，研究进一步追问：其他政治角色是否也遵循了类似的模式？以及，这种转变的发生有没有可能是受到了文化变迁的影响？

结果发现，立法机构在语言上具有类似的趋向，不过势头偏弱——这可能是因为，立法机构接受的公众监督更少，议员所代表的选民也更集中。

文化分析则囊括 5000 余本英语小说、1000 多份电影字幕、20 万篇《纽约时报》的文章以及 CNN 在 2000-2016 年间播出的 6000 多档节目，但除去 CNN，语言的自信度及分析性在其他媒介中的变化并不明显。总体上研究者认为，自信和分析性的语言变化是一种政治现象。

对于政客语言转变的原因，研究人员提出四种猜想：一是民粹主义在欧洲及美国兴起，公众或许偏爱那些能以直接、直观、确定方式解决问题的政治领导人；二是，自信且叙事性强的言语方式也许能更好地适应当下大众媒介及受众规模的变化；三是，现代领导人面临的政治环境已经与 19 世纪有很大差异，医疗、技术、基础设施、国际关系等问题日益复杂，坚定的领导者可能在此时尤其具有吸引力；最后，西方国家自舍弃了等级森严的贵族制度后，对政治精英的不同期望重塑了政客的语言模式。

类似地，2014 年的一项分析发现，自 1789 年以来，美国总统的演讲用词水平从博士下降到小学六年级。比尔·克林顿的演讲撰写人之一 Jeff Shesol 指出，有些人可能认为总统们正变得愚蠢，不过这种趋势表示国家正在经历民主化的过程——在美国建国之初，总统们认为听众都是和他们一样的人：受高等教育、文明的土地所有者，也只有他们有投票权。而现在为了赢得选举，总统必须深入各教育水平的选民。

不过，特朗普或许就是一个反例，证明措辞易懂和民主间还远不能划上等号。也在一项语言学分析中，学者 Martin Montgomery 认为，特朗普的话语中，吸引支持者的本真性（authenticity）并非真相（truth），而是源自其貌似的自然（spontaneous）和未经排练 （unrehearsed）的风格。

《卫报》上一篇题为《特朗普的修辞：不善言辞的胜利》（Trump’s rhetoric: a triumph of inarticulacy）的评论文章，曾经毫不客气地指出特朗普言语中的三个特征：词汇量小，其演讲只有小学四年级水平，句法、拼写错误连篇，以及激烈而空洞的形容词和副词泛滥。作者举例，对特朗普而言，世界要么是“伟大的”、“惊人的”、“最好的”，要么就是“假的”、“不公平的”、“失败的”，至于人，则有评价如“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神奇的人”，或是“一个伟大、伟大的开发者”。

文章认为，这种不体面的语言习惯反而营造了一种真诚的感觉，并使特朗普大受欢迎，“我们也许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卖点：他听上去不像是一个正常的总统，这也是人们喜欢他的原因。”

题图来自 GI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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