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罗根（Eugene Rogan）是牛津大学现代中东史教授、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也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中东问题专家之一。他主要研究奥斯曼帝国晚期史和阿拉伯世界现代史，著有《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国家边境》（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阿拉伯人：一部历史》（The Arabs: A History）、《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等。
和他的研究对象中东一样，尤金·罗根的一生也十分多元和复杂。
1960 年 10 月，他在美国加州出生。因为父亲在航空航天公司诺斯洛普（Northrop）工作，他 6 岁时就搬去了法国巴黎，后来搬到了意大利罗马。到了 1971 年，他又随父亲去了黎巴嫩生活。在黎巴嫩，他见证了 1973 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 1975 年爆发的黎巴嫩内战，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去埃及生活了 3 年。
“我在阿拉伯世界生活和学习的经历深刻地塑造了我的一生。”他对《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说。
虽然从小就对中东的文化和历史感兴趣，但选择大学专业时，尤金·罗根起初想像父亲一样从商，于是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学。不过，他后来发现自己对经济学其实没什么兴趣，就去哈佛大学念了中东研究的硕士，发现自己原来喜欢历史，所以在哈佛读了中东史的博士，正式踏入学术生涯。
1991 年，尤金·罗根来到牛津大学，任教至今。牛津大学的中东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的中东研究中心都成立于 1950 年代，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的中东研究机构。他在哈佛接受了学术训练，但在牛津任教，并和伟大的中东史学家阿尔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共事过，学到了许多东西。他称，胡拉尼是牛津大学现代中东研究学科的奠基人，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他的精神导师。
这种影响从他后来的工作中也可以看出。比如尤金·罗根后来也成为了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算是继承了胡拉尼的衣钵；他的《阿拉伯人：一部历史》其实是为了补充胡拉尼的名作《阿拉伯诸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而写。因为《阿拉伯诸民族史》虽然从伊斯兰教诞生一直讲到了现代阿拉伯世界，但是现代史部分写得比较少，所以尤金·罗根的《阿拉伯人》从奥斯曼帝国时代写到了今天的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人》首次出版是在 2009 年，这本书当时也只写到了 2009 年，关注的是阿拉伯人在进入现代时，不得不服从各种强权的游戏规则，包括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规则、冷战的规则、美国的规则等。随后如我们所知，阿拉伯世界出现了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战、伊拉克混战、埃及政局动荡、伊斯兰国兴起等各种新现象。尤金·罗根意识到，阿拉伯人除了不得不遵从别人的游戏规则，其实也一直在寻求透明和问责政府。因此，他于 2018 年在英国出了《阿拉伯人》的新版，做了许多修订和补充。
至于阿拉伯世界的未来，尤金·罗根觉得，实现问责和透明政府的最大挑战在于中东的军事统治。虽然突尼斯是现在唯一的希望，但突尼斯也是一个脆弱的成功。“由于这片地区的暴力冲突和失败政府，要想在未来 10 年、 20 年里看到其他国家效仿突尼斯建立起问责政府是非常困难的。我觉得尝试修复中东的破碎政府将是一件长期的事情。”
2018 年，我们在北京见到了 58 岁的尤金·罗根教授。满头银发的他戴副黑框眼镜，身穿蓝色衬衫，和我们聊了聊一战、奥斯曼帝国、民族主义、阿拉伯国家转型等话题。因为访谈内容过多，我们将会分两部分刊发。这是第二部分，主要关于民族主义、阿拉伯国家转型、尤金·罗根教授的知识结构与人生经历。
“我觉得在 21 世纪，阿拉伯世界能够实现它的伟大。但是，我很忧虑他们要如何从现在这个低谷实现这个目标。”他对《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说。
国家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中东存在着一种张力与碰撞
Qdaily：你怎么看民族主义在现代中东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民族主义让中东许多民族实现了民族自决和独立建国；但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一些问题，激起了很多仇恨和暴力。你怎么看其中的复杂性？
尤金·罗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在我成长和早期研究的过程中，我总是把民族主义看作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自由相关的进步力量。我从未质疑过它。冷战结束之后，民族主义也确实体现了它的后果，比如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封锁的瓦解；前南斯拉夫的分裂，爆发了非常残酷的战争，像针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战争……这是民族主义者所作所为的例证。突然，你开始将民族主义视为一个民族高于另一个民族的强力，为排外和军事冲突赋予了正当性。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力量。我们现在常把民族主义和对外国人的敌意、仇视联系在一起。
所以，过去 25 年或 30 年，我们从非常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民族主义。在中东，民族主义在过去 100 年是一股强劲力量。虽然很难说清中东人认识民族主义的程度，但是这最好地反映在他们的雄心里。对许多阿拉伯人而言，他们有一个天然整体的国家。阿拉伯帝国的历史要追溯至早期的伊斯兰制度，他们想要延续先知穆罕穆德和伊斯兰征服者的生活。在那里，阿拉伯人统治了整个帝国，首都包括倭马亚王朝的大马士革、阿拔斯王朝的巴格达，还有后来统治地中海所有更小的帝国继承者，包括西班牙的后倭马亚王朝、埃及的法蒂玛王朝，以及马穆鲁克王朝……因此，中东、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阿拉伯语地区构成了阿拉伯世界，形成了一个天然整体。所以，对他们来说，最强劲的民族主义是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他们也看到实现自己雄心的阻碍是将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国家的帝国主义边界。
但是，对其他人而言，在他们国家边界内，正发生着反抗殖民制度、争取独立的斗争，比如叙利亚人反抗法国人统治、伊拉克人反抗英国人统治……在他们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几十年斗争中，对这些小的民族国家的忠诚与联结变得很重要。实现独立之前，这些国家的精英的兴趣集中在前线和资源，就像伊拉克为维持统治领土的权力，将石油财产分配给人民。在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时代，我们看到民族国家和更广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有一种真正的碰撞。例如， 1958 年到 1961 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例子就已经向整个阿拉伯世界表明，建立一个更大的阿拉伯联盟很困难。当叙利亚加入埃及，诞生了一个新的国家后，结果不是叙利亚人和埃及人共同打造阿拉伯的未来。埃及对叙利亚的殖民，使其在政治上疏远了叙利亚。1961年，叙利亚从埃及分离出来。那时，你可以清楚地看到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理想和政治精英想要统治自己国家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在很多方面，我认为国家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觉醒激励着许多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将伊斯兰视作更大的纽带。这个纽带不只连结阿拉伯人，而要连结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这样，穆斯林将会在现代世界获得尊重和权力。我觉得即便在今天，我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对许多人而言，普遍的伊斯兰行动是最强有力的政治连结。
但是，我仍然认为在国家边界内发生的民族主义是一股很强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伊拉克被深深地分裂了。即便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国家都身陷冲突：叙利亚在很多方面被毁坏；也门非常脆弱；利比亚处于崩溃……是的，我认为它们将不会有很大变化，而在边界内继续存活。因为我觉得过去几百年已经把那些国家变成了君主制，这使得国家自己决定尝试改变它们的疆界变得很难。即便在那样的冲突地区，我相信那个地区的民族主义仍然是一股强劲力量。
Qdaily：我读过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的《血缘与归属》。他区分了公民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两种主张，认为前者是解决民族主义带来问题的方法。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尤金·罗根：我认为种族民族主义是最危险的政治意识形态。因为它是排他性的，促使人们实现同种。这对很多文化与社会都有害。我们的社会是丰富的，具有多样性。所以，那些寻求种族界限的人其实是在反对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社会愿景。
在保障公民权利的前提下，自由民族主义没问题。事实上，民族主义也可以成为一股进步力量。世界上许多宪政国家寻求法治，在尊重少数群体权利的基础上为所有公民带来利益。这就是一种非常进步的民族主义。
我觉得这其实是美国或法国所渴望的那种民族主义。但是，在他们的社会中，总有一些人采取更狭隘的种族民族主义视角，比如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就代表了那些希望法国政府只为法兰西民族促进福祉的人；特朗普排斥移民，阻止穆斯林进入美国，还和墨西哥一道修建隔离墙，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就我个人而言，我会与种族民族主义者做斗争。因为他们会破坏我所信仰的价值观：法治、公民权利、对少数群体的保护、人人平等。
实现问责和透明政府的最大挑战在于中东的军事统治
Qdaily：你如何看待阿拉伯国家的转型进程？转型的难点在哪儿？希望又在哪儿？
尤金·罗根：我认为阿拉伯世界的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试图建立一个透明和问责政府。我避免使用“民主”这个词，因为阿拉伯世界的人不喜欢。最近美国推进中东民主化的政策已经被人们看作是一种统治，而非解放。如果入侵伊拉克的目的在于推动中东民主化进程，那么结果完全相反，而且导致许多人怀疑这些政策。但是，我想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人想要结束独裁政府的运动。他们想要摆脱他们生活中的恐惧，想要政府对他们负责，想要没有革命的政府权力更替。
实现问责和透明政府的最大挑战在于中东的军事统治。如你所知，现代阿拉伯史上， 1950 年代、 1960 年代的革命热情困扰着中东许多政权。这些政权都是与西方紧密联系的君主制度。它们由当地军事首领所领导，如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叙利亚、也门等。军事文化与自由民主文化截然不同，军事文化存在等级，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因此，军人对社会发号施令，希望社会服从他们。在军队里，如果你不服从命令，将会因此入狱，甚至被处以死刑。他们也把这些价值观带到了政府中，所以，那些不服从政府的国民会被判刑，可能会忍受折磨。而且，如果这些人变成真正威胁，将会被处死。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革命热情之后，这些军事政府把自己变得足够强大，控制着社会和经济，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很难推翻他们。军事的地位在埃及的经济和政府中如此重要，所以人们几乎不可能想去推翻军事政权。这也是我如何理解埃及推翻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巴拉克总统后塞西的掌权，军事力量确保了了对埃及政府和经济的控制。我认为在军事牢固确立自己地位的国家和地区，想要迎来问责政府是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希望在哪里？突尼斯是唯一一个从阿拉伯之春中走出来的政治转型国家。有意思的是，突尼斯的军队从来不是政府的一部分。被推翻的独裁总统本·阿里是由内政部警察提供支持，而不是军队。突尼斯的武装力量拒绝插手反对本·阿里总统的游行示威。他们不会为了保护总统，而对突尼斯平民开火。他们允许总统倒台，让人们推行宪法改革。他们唯一的使命是保护突尼斯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不会卷入政治。
经过异常艰难的谈判和对话，突尼斯选举出了制宪会议制定新宪法，并根据新的民主制度选举议会和总统。突尼斯的实验还在继续，但它们现在幸存了下来。当然，突尼斯现在也面临很多挑战，比如内部许多政党反对新政府；经济发展不能满足受过良好教育的突尼斯青年对更好生活的需求。所以，突尼斯是一个脆弱的成功。
但是，如果突尼斯能成功，那它可以向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表明，阿拉伯人也能够成功建立问责政府。而且突尼斯和其经验也可以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将来渴望实现的目标。但是在 2018 年，希望非常渺茫。由于这片地区的暴力冲突和失败政府，要想在未来 10 年、 20 年里看到其他国家效仿突尼斯建立起问责政府是非常困难的。我觉得尝试修复中东的破碎政府将是一件长期的事情。
一个社会在经历严重的分离创伤后，如何重建？
Qdaily：我看资料，你现在手中在做两个项目，一个是伊拉克裔英国建筑师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的传记。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你会怎么评价扎哈·哈迪德？
尤金·罗根：我从来没写过扎哈·哈迪德的传记。我曾经想过写一本和扎哈·哈迪德一起做建筑的书。我和她很熟，也认识她的兄弟，都是很好的朋友。我差不多有 10 年都沉浸在阿拉伯最富创造力的心灵之一的生活和世界中。
个人来说，我对她作为建筑师的工作非常敬重。我觉得人们看到她本人会觉得更有趣，完全不是印象中那个很难合作、非常固执的伟大天才。但是，我从没有写过那样一本书，那太个人化了。她的死太悲伤了，太突然了，我们都始料不及。你知道她的作品吗？她在中国做了很多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有很多建筑作品，比如广州歌剧院，很有影响力。我觉得她是卓越的。
Qdaily：另一个是“ 19 世纪大马士革的宗派冲突与重建：反思 1860 年大屠杀”。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尤金·罗根： 1860 年夏天，黎巴嫩和大马士革均发生了针对基督徒的大屠杀。这是对少数群体前所未有的暴力。在很多方面，它是现代黎巴嫩历史上的基础事件之一，但对大马士革的意义可能没那么大。不过，这些事件被视为现代中东史的起点，也是奥斯曼帝国卷入现代性挑战的开始。
我的起点则是发现了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 Mikhail Mishaqa 在大屠杀时期写的一组文件。我一直在收集大马士革和奥斯曼帝国的档案材料，计划写一本不仅仅关于大屠杀，也探讨其根源的专著。现在已经有一些著名学者写过这方面的内容，而且写得很好。
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一个社会在经历严重的分离创伤后，比如暴力、大屠杀、集体谋杀等，如何重建？这在现代社会也是一个问题。如此多的社会都面临着针对社群的暴力，而这些社群之后又不得不重新聚集在一起生活。如果我们想想卢旺达大屠杀之后，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需要再次聚在一起重构卢旺达社会，克服种族灭绝的深刻创伤。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奥斯曼人成功重建了大马士革，基督教社群也进行了再度整合。这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在今天也非常有意义。
当第一次接触现代叙利亚史时，我觉得你会遇到宗教派别的冲突。叙利亚内战使得逊尼派穆斯林从少数群体中分离出来，这在过去完全无法想象。如果我们展望叙利亚的未来，需要重建这个社会，让它的所有群体再度整合，包括克服这场内战的可怕创伤。虽然我不想说 1860 年的经历无论在哪方面都和叙利亚在 21 世纪的经历相似，但重建和再度整合的历史在现在变得更加有意义。要是我 20 年前写这本书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故事赶上了它的时代。材料非常丰富，也令人心碎。但是，我希望公正地讲述这些异常丰富的阿拉伯和土耳其材料所蕴藏的历史。这些历史充满着暴力、恐惧，也有重建的困难和再度整合的成功，它们会给 21 世纪的叙利亚以及其他社群带来希望和未来。
英国今天的中东政策更关心的是如何保持英国未来的繁荣
Qdaily：你曾说，英国政府现在越来越多地与学术界合作，这也给了你研究英国中东政策的机会。那你能分享一些你对英国中东政策的看法吗？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尤金·罗根：我认为英国与中东有一段漫长而且复杂的关系，比如英国曾是贸易伙伴、殖民国，现在则是该地区如此多国家的同盟国。然而， 2011 年阿拉伯之春之后，英国政府面临着快速变化，远超其一切准备。所以，我觉得你所提到的话反映了我的观察。 2011 年之后，英国政府越来越多地邀请我讨论中东，超过此前任何时期。所有政府分支，包括国际事务部、首相办公室、英国议会、外交部，都能从英国外交官和军情六处获得出色情报。因此，我不是说我比他们知道得多，而是他们清楚地意识到需要超越其传统信息源，延伸到更广阔的学术机构和智库，尝试获取更多关于影响中东趋势的整体洞察。总体上说，在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中，英国遵循着非常好的原则。
但是，脱欧之后，英国正经历重大变化。这场变革将挑战英国经济，英国则需要保持经济实力。但是，无论是短期还是中期，脱欧一定会损伤英国经济。所以，相比和重要的贸易伙伴保持关系，英国现在更少地参与到外交和稳定中东的局势中。比方说，英国现在热衷向富裕的海湾国家——如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持续销售军事武器和工业制品。这意味着英国对迫使这些国家消除分歧也许没那么强硬，从而在整个海湾地区制造了非常不稳定的危机。随着沙特和阿联酋抵制卡塔尔，这给科威特、阿曼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简称GCC）造成了压力。这时，你会指望英国在促成解决问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不过，英国现在不希望冒犯沙特和阿联酋。因为英国想在脱欧之前，和它们保持良好的贸易关系。我觉得那里的许多外交官很沮丧。英国的大使都是出色的外交官，想在地区外交中扮演更有建设性的角色。但是，他们必须跟着政府的优先权走，即保持贸易关系更加牢固。所以我觉得在很多方面，中东的英国外交将是一个困难时期。他们想做生意，不想卷入麻烦的外交问题。
我们从 2017 年英国如何纪念《贝尔福宣言》中也看到了这一点。按理来说，英国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富有历史责任。因为当初是英国鼓励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之后才有了以色列。不要忘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也源自《贝尔福宣言》。许多中东的外交官都希望英国在纪念《贝尔福宣言》时处在更加平衡的位置。英国不应该只是纪念以色列的诞生，相反，英国需要采取更为平衡的方式，致力于帮助巴勒斯坦人实现他们的民族雄心。我们真的太少讨论巴勒斯坦人的愿望了。但事实上，特蕾莎·梅首相纪念的是以色列的成就。
所以，相比关心历史责任的问题，我觉得英国今天的中东政策更关心的是如何保持英国未来的繁荣。
Qdaily：另一方面，作为美国人，你能分享一些你对美国中东政策的看法吗？觉得有什么问题吗？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来，好像发生了很多变化。你有什么想法？
尤金·罗根：我不能简短回答，因为这是个大问题。如果我们要聊美国的中东政策，尤其是特朗普执政后的变化，可能至少得要 30 分钟。
我在阿拉伯世界生活和学习的经历深刻地塑造了我的一生
Qdaily：如果让你回望自己的一生，你的思想资本是什么？
尤金·罗根：我在阿拉伯世界生活和学习的经历深刻地塑造了我的一生。我很幸运，小时候离开祖国美国，在欧洲和中东长大。 1971 年， 10 岁的我搬去了黎巴嫩。黎巴嫩充满着意识形态和政治，正被战争改变，到处是震惊和恐惧。 1973 年，我们见证了跨越阿拉伯世界的战争——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因为居住在黎巴嫩，我们随后又见证了诸如黎巴嫩内战之类的内战，所以被迫离开这个国家，搬去了埃及。
在埃及生活的 3 年中，我见证了安瓦尔·萨达特飞到以色列，和他们一直以来的敌人磋商和平。当时，我和我的埃及邻居一起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一幕。这件事非常令人震惊，我的埃及朋友都不知道该说萨达特是最伟大的阿拉伯英雄，还是最糟糕的阿拉伯商人。
后来，我回到美国，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上最好的学术机构念书，有机会向这个领域最顶尖的学者学习。再之后，我回到约旦生活了两年，学习语言，亲身体验。
从 1991 年我在牛津大学担任教授至今，我和整个中东有了活跃和持续的接触。对我来说，它塑造了我的世界观，使得我在和阿拉伯世界打交道时充满尊重。我和阿拉伯知识分子们对话，了解他们如何看待阿拉伯世界。同时，我也和他们辩论，带入的是非常不同的美国学者视角看待这个地区。辩论非常活跃，也具有建设性。
某种角度而言，我对来中国也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见了许多中国学者，发现中国做中东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了。每次我来中国和中国学者对话，我都很欣赏他们非常不同的研究中东的视角。我和我的西方同事从中获益良多。所以，我在这儿的工作有持续不断的更新和兴奋点。现在我最兴奋的部分就是与我的中国同事一起研究中东。我希望这能够持续下去。我的作品以中文出版，也给深入讨论提供了个好机会。所以就像你看到的，我的生活充满了兴奋。现在和中国的接触成为了最新来源。
Qdaily：哪些人对你有比较大的影响？为什么？
尤金·罗根：这很简单。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毫无疑问是阿尔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他在牛津大学研究阿拉伯史，是一位伟大的教授。当我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读过胡拉尼所有的书。到了我念博士的时候，我十分荣幸在学生时代就遇到了他。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第一次见他时很紧张，但是他很平静，能立马让你放松。他真正地帮我确立了想要成为学者的目标。因此，等博士毕业，要找工作的时候，我十分惊讶能被邀请到牛津大学和胡拉尼共事。当我找到这份工作后，胡拉尼向我表示了祝贺。
在他于 1993 年去世之前，我们有两年的时间经常见面。他在很多方面做出了贡献，比如他对中东建设性接触的观点、基于阿拉伯材料写出了令人敬重的历史。我们将西方历史书写和阿拉伯语言资源的分析性技能带到参与该地区积极和建设性的接触中来，搭建了西方学者和阿拉伯学者之间的桥梁。这不仅影响了我作为学者的工作，也影响了我作为牛津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的工作。我希望保留下去胡拉尼的遗产。我非常高兴知道理想国将会出版胡拉尼的伟大作品《阿拉伯诸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的中文版。我觉得这是一本极好的书。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希望中国读者能读到它。毫无疑问，我的精神导师是阿尔伯特·胡拉尼。
Qdaily：这些年来对你影响最大的书？
尤金·罗根：如果你到我牛津的办公室来，你会看到我四面墙都是书。我有如此多的书，以至于它们不只在书架上，而且堆积在我房间的地板上。人们跑来问我，这些书你都看过吗？我书架没有哪本书是我没看过的，但我很可能会说，我读过其中三分之一的书。我不能明确说其中某一本书。对我而言，要理解一个领域，要读一整个图书馆那么多的书，就像中东一样多元而复杂。
我可以想出我领域里的好书，而且我已经提到过胡拉尼。任何想了解阿拉伯世界从伊斯兰崛起到现代的历史的人，都可以把他的《阿拉伯诸民族史》当作极好的指南。但是，有如此多影响过我的书籍。到我的办公室来吧！我会给你看我的图书馆。你将会理解阿拉伯语、土耳其语、英语和法语的图书对我的影响。
Qdaily：如果你能够与任何一位在世或者已经去世的作家见面，你想和谁见面？你会想知道什么？
尤金·罗根：如果我能够与任何时期的一位作家见面，那肯定是莎士比亚。因为虽然我们很了解他的戏剧，但我们对于他的生活知之甚少。很多研究说，他的戏剧也不都是由他自己所写。所以，我和莎士比亚肯定会有一场非常棒的对话。我想知道他的一切，他的生活、他的世界观……我想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见面对象。
Qdaily：如果一个年轻人对现代中东史有兴趣，想更深入了解这门学科，你对他有什么建议吗？
尤金·罗根：我给中国年轻人的建议有两条。第一，学习当地语言。你会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波斯语或者希伯来语，就有办法获取中东的材料，搭建中东和中国的知识桥梁。
第二，他们必须挖掘中国的档案资料。我们非常有兴趣阅读中国和中东交往的历史。这些历史基于中国外交部的档案。据我所知，这些档案向中国学者开放。我牛津的一个学生会汉语和阿拉伯语，写了一篇出色的博士论文。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史，阿拉伯世界主要关注的是埃及和阿尔及利亚。他在中国外交部的档案中找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文件。我希望看到中国学者走进他们的档案馆，发表他们的作品，然后我们将其译成英文。这样，我们就能够从中国资料里了解更多中国和中东的历史。这对丰富中东研究能做出真正贡献。
Qdaily：你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忧虑吗？
尤金·罗根：我有很多担忧。但是从我的采访中你也可以感觉到，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我总在寻找未来希望和进步的迹象。但是，我觉得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是个冲突地带。在这段时间里，国际团体被分散，也不再介入；战火持续不断，无人扑灭。我对这个时期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有着深深忧虑。在此期间，以色列政府和美国政府似乎对他们的合法权利没有任何尊重。这两个国家冲突的时间如此之长，使得解决的希望也变得越来越渺茫。
我认为它是非正义的。不仅在中东，而且在国际事务中，这都会变成紧张的来源。我感觉现在中东在暴力方面呈螺旋式下降，但还没有触底。我不会对这个地区保持乐观，直到我看到争端被解决，螺旋式下降停止了。国际团体给予了阿拉伯世界丰富的人力资源，这些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在他们的帮助下，阿拉伯世界能够重建更好的未来。我觉得在 21 世纪，阿拉伯世界能够实现它的伟大。但是，我很忧虑他们要如何从现在这个低谷实现这个目标。
题图为电影《吾等何处去》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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