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普通人的行动和日常生活，”沃尔特·哈林顿说，“在我们的行当里，这种记录太少了。这种故事记录人在生活里寻觅意义和目的时的行为、动机、感情、信仰、态度、不满、希望、恐惧、成就和渴望。它们帮助人理解自己在世界里的位置。”
他曾经写过一个故事，“这家人的十几岁的男孩两年前自杀了。我努力向他们解释我想写的那种故事，探究要达到的深度。父亲听了许久，最后说，「这么说，你想知道我在安静房间里祈祷时心里想什么。」”
哈林顿说，最简单的形式就是：人怎么生活，他们看重什么价值？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组成了这个世界。
「2018 故事」是《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的新栏目。
王栋今年春节是在昆山过的。“老太婆、我儿子、女儿一起来昆山，除夕夜在自己家里自己做自己吃。给孙辈每人包了 500 元红包。金额是不大，不过平时他们要用钱也会跟我说，我也给。我老家的妹妹，在景德镇的，这次来上海过年了，现在就在我这儿。”
昆山高铁站旁的这一处房子有 150 平米，平日里只有他一人住。太太和儿女住在上海的两套大房子里。王栋在江西景德镇出生长大，那里也有他的住处。
71 岁的王栋有三处家，但似乎是个孤独的人。
“家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吃完年夜饭就回去了。”他在正月初三的一通电话里说，“我常跟一个上海老朋友说，我有个 65 岁的朋友，对方一直找我聊天，他一直说，我就一直听。上海那位朋友问我是哪个 65 岁的人。哈哈，其实就是 65 寸的电视。我现在在看《一代名相陈廷敬》。”
新年前，王栋丢了轮胎生意的最后一位客户。他已决意把价格再调低 10%，但对方依旧不满意。王栋关掉位于上海南汇的仓库，赔了违约金，遣散员工。在上海合伙开的景德镇瓷器店也“赔得一塌糊涂”。
他打算在 2019 年重新开始轮胎业的生意，但具体什么产品还没想好。
周橙和秦皇岛的亲戚们聚在一起。春节里，没人再谈虚拟货币。周橙也不谈。托他买比特币的亲朋好友心情都不太好。但和周橙一样，他们都还握在手里，继续观望。
周橙持续看好的比特币持续了几年颓势，去年 11 月 10 日开始大幅下跌，直至击穿了矿机价格。连挖矿这件事也变得无利可图。周橙失眠了半个月。12 月他又在 EOSdac 竞选中失利，败给了那些懂技术、有学历、在大公司担任过高管的人。
但新年还是让周橙高兴。他最近的一次出行是去北京，给亲戚拜年。更重要的是，周橙和父亲的关系还在继续好转。周橙害怕父亲的权威，他不确定 11 月刊发的“周橙”故事是否足以让父亲骄傲。多年来他缺少肯定，由比特币获得的一些肯定因此极为珍贵，他希望能坐实它，又担心出错。最后他还是决定把这个故事发给父亲看看。“我爸看完还是挺高兴的。”
大年三十晚上九点，周橙从自己开的印度餐厅出来。他的饭店在春节期间仍然保持营业。虽然客人一直都不算多，但周橙还是每天去餐厅试菜，给印度师傅提提意见。“我现在对它的要求就是不赚不赔。”
许可的母亲过年来帮他照顾小孩，住在许可位于惠新西街北口三室一厅的房子里。家里所有的门和家具都是许可在师父的理木工坊里自己做的。
离开师父、不做木艺家具之后，许可改做台球杆。这门生意还算顺利，工作室今年换到了同村的另一间屋子里，变大了，“也施展得开”。不过，许可依然不会打台球，也没有要学的意思。
师父把工坊搬到了河北，每周会来趟北京讲课，但忙得见不上几次面。搬去安吉开木作坊的师兄在 B 站上开了一个“我想有个木工坊”的账号，粉丝 2.0 万。
许可生活最大的变化来自女儿。两位长辈住在家里帮忙照顾小孩，“每天能吃到很好吃的菜”。因为无需坐班，许可打算春节后带着孩子去太太的老家山西。
王静的新年没什么特别，和父母、三岁的儿子待在一起。换房子的计划她打算过完年实施。代购的生意越来越难做，有时这会让她感到压力。
2 月 1 日，杨琳和父母从上海出发，飞往夏威夷。他们在那里过年。
整个冬天，这位年轻的投行人士大部分时间看起来都在度假。圣诞假期，她先去了日本长野滑雪，又飞去冲绳度假。但不管在哪儿，父母都不忘催着她结婚。杨琳 28 岁，在香港大学修读经济金融后进入投行，成为精英。工作偶尔有些苦恼，但都只是暂时的。模板似的中产生活只缺一位佳偶。
任涛在春节期间看了《疯狂的外星人》。他似乎很讨厌这部电影，在朋友圈评论说：“以后我再信这些人（国产导演），我就是傻子。”
就在两个多月前的采访中，任涛还说，“我以前经常骂国产电影，现在不骂了。我这么蠢的游戏都遇到这种问题，他们那种表达思想的，更难，岂不是要修几百遍。”当时他在抱怨游戏送审的繁琐荒谬，和游戏版号审批被突然冻结。
采访结束没多久，游戏发行新手任涛停发工资，解散团队。“没关系，这不是一个太伤感的故事。” 29 岁的任涛在春节时对我们说，大家都有所准备，也都有退路。游戏版号在 2018 年 12 月底恢复发放，但任涛已经没了热情，他认为，“国内做生意”各个环节都是问题。
发行公司关闭后，任涛的新年计划是“继续创业，继续失败”。不过看样子他依然没考虑过失败的可能——副业换成了做区块链游戏——“匿名和去中性化，每个人对自己负责，是无政府主义”，不需要版号，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共识”。
任涛称， 他们已经开始盈利了。但他不愿意透露游戏的任何信息。
王萱回老家过年，暂时不用住在由客厅隔断成的出租房里。她很少出门，大部分时间和父母待在家里。陪父母一起去看《飞驰人生》时，王萱发现老家的电影院开得更多了。
农历新年前，王萱在北京签了续租合同。管家不提“隔断”的事了，但也给不了保证。过去半年，北京的一切都更贵了，好在房租只是“象征性“涨了 30 块。
最大的变化可能是，合同上“租房人”一栏由前男友的名字改成了自己，过去王萱习惯用男朋友的名字登记住房。现在她要完全离开过去的生活。她不打算添置新的手办，还打算开春再开始健身，但“没什么动力和欲望（找男朋友）”。
我们在农历新年联系上明珏时，他正在村子里拜年。村里还保持着传统的过年礼节：除夕夜六七点钟，家里的男性会到野外烧香、烧元宝，请“祖宗们”回家过年。第二天一早，男性在吃早饭之前，女性在早饭后，要给村子里的长辈、原生产队里的长辈磕头、拜年。
回家过年见亲戚，31 岁的明珏倒没觉得有什么压力。他有过一段婚姻，父母已知晓他是个同性恋者。乡亲们不知，他们问起近况，有时会劝明珏再结婚。“我就会说青岛那里还有女朋友呗，还在谈恋爱。”
明珏甚至还有些喜欢见亲戚，在被解雇后的 6 个月里，他的主要收入来自保健品直销。直销总是先发展亲朋好友。这年春节，明珏发现保健品在村子里很普遍，他打算拜完年和他们也聊一聊保健品的事。
“我今年的计划就是赚到二十万。这笔钱一部分当然是幼儿园的基金，但更大一部分还是为了养家糊口，然后也有计划在青岛买房子。”
去年 11 月劳动仲裁案件胜诉后没多久，明珏就找到了新的幼儿教师工作。一位学生家长介绍他到青岛的一家儿童教育机构。明珏转述未来雇主的话，“说他的单位里，有好几个也是同性恋员工”。雇主认为因为性向遭到辞退“很不可思议”。
尽管萌宝王国幼儿园的业务已经停止，败诉的园长魏文全还是提起了上诉，二审将在 2 月 27 日开庭。明珏在法院看到这则立案消息时，正在准备另一起“平等就业权”案件。不过比起官司，明珏说，如今经济状况更让他忧心。
春节让温州人陈佳又一次想起海南。他在网上写：在海南的那几年，“每年过年我都说不回去过年，我实在痛恨家乡的那种湿冷。”“常常到了大年二十八左右，看到报社冷冷清清，大部分人都回去了，我就突然想回家了。于是紧急购买一张机票回家。”“常常回到家里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鬼地方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今年，他在湿冷的乡下老家跨年。正月初二才回到温州。过年那几日天气很好，村子里又新修了廊桥，适合出门走，也适合拍照。陈佳近来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摄影上，那是他 1989 年初到海南时的吃饭家伙。
至于海南，事实证明，和 1990 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前一样，三十周年之际颁布的新政策只对房价起了作用。但随着限购令的颁布，谈论它的人越来越少。
陈恩显一家五口（妻子、儿子、儿媳、孙子）都在北京过年。父母去世后，他们已经好几年春节都没回河南息县老家，改成清明回家祭祖扫墓。“现在农村衰落到基本都是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没啥人，青壮年都走出来了。所以农村过年回去的人也不太多。条件好的家庭，都在县城或市里买了房子，搬到那里住了。农村破旧不堪。”
陈恩显一家早在 1990 年代就搬到了县城，住在县城学校分的一套 40 多平方米的房子里。1998 年 7 月，陈恩显背着家里，辞去教职，带上几千块钱，前往北京办打工子弟学校。后来，他的家人、朋友都来到北京，创办了更多的打工子弟学校，并留在这座城市。
往年过年，陈恩显会找亲戚朋友出去转转，今年不想动，因为“心里不舒服”。这几个月，因为打算重建学校，他开车去河北看了场地，每次到一个县住下来，到处转。他说去了十多次。
我们在年前和陈恩显通电话时，他还在给上级管理部门写信，反映黄庄学校被关的情况。他从去年 8 月就开始写。除此之外，赔偿问题没能达成协议。
这通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陈恩显重复了很多之前的观点，分析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指出各种制度的不合理。但他始终认为，是“上面不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才造成如今的局面。他把希望寄托于 2019 年召开的两会。
第二天他似乎又意识到，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学校被关，和过年——这个“举国同庆的喜庆日子”——格格不入，希望我们在重提这件事时能更“柔和”些。
题图来自 Yiran Ding on Unsplash，电影《东京家族》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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