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百年。许多国家的人们都在这一年举办了纪念活动，比如英国人在伦敦塔举行了火把传递仪式；《指环王》导演彼得·杰克逊说要拍一战的纪录片；比利时艺术家做了 60 万个陶土雕塑纪念一战中的亡故者。其中，最为隆重的是法国在 11 月 11 日的停战日举办的纪念活动，邀请了德国总理默克尔、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等 84 位领导人参加。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些纪念活动，你会发现它大多由欧洲国家发起。虽然中东也是一战重要的战场，但只有土耳其会纪念一下加里波利战役，阿拉伯国家几乎没有任何纪念活动，觉得这是一场别人的战争。事实上，一战最初本来就是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只是在后来才演变为一场世界大战。
牛津大学现代中东史教授、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尤金·罗根（Eugene Rogan）觉得，一战变成世界大战的关键因素在于奥斯曼帝国，而一战也彻底改变了中东。
他在《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一书写道：“奥斯曼帝国的介入是这场欧洲纷争演变成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的原因。与远东和东非地区的小范围冲突不同，在一战的四年里，中东一直是主战场之一，在此作战的军队也最国际化。……奥斯曼战线就是名副其实的巴别塔，这是一场两支多国军队间前所未有的斗争。”
“如果说奥斯曼帝国将欧洲的矛盾变成了世界大战，那么说一战彻底改变了现代中东格局也不为过。该地区几乎没有一个角落能免于战火。参战的士兵来自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土耳其和阿拉伯各行省，以及北非各殖民地，而平民也因战争引发的经济困难和肆虐疫情苦不堪言。战争波及现在的埃及、也门、沙特阿拉伯、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朗等地。它们中的大部分如今得以建国，其直接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的灭亡。”
但是，尤金·罗根发现，西方世界对一战中东的历史知之甚少。即使涉及这段历史，视角都是站在协约国的立场上书写。“经过一个世纪的研究，我们对协约国方面的战事已有全面的了解。可是，对于战争另一方——那些为了生存拼死抵抗外来入侵者的奥斯曼士兵的事迹——我们才刚刚起步。”当然，东亚世界对一战中东的了解，也不比西方世界好到哪里去。
因此，他决定填补西方一战文献的不足，讲述一战中东的历史。“我的目标，就是将奥斯曼战时的军事史，与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政治与外交史相结合，叙述奥斯曼前线的故事。我相信大战的这种种面向之间关系密不可分，而唯有将战时外交政策放在大战的时代背景中，才能让读者理解。我也想打破以将领和政治家为主的叙事传统，试图捕捉一般士兵与低阶军官的感受，因为他们才是亲身参与战斗的人。最后，我想以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对大战的描述，追溯双方壕沟中士兵的经历。总而言之，我希望能写出一部观点平衡的奥斯曼前线史，与全世界共同纪念 1914 年至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尤金·罗根在繁体版的《奥斯曼帝国的衰亡》的序言中写道。
那 100 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一战？
原因可能至少有三个。
第一， 100 年前的情况和今天的世界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比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巴黎的纪念活动上说：“在我看来，今天的一些元素和 20 世纪的初期和 30 年代存在很多共同点，让我们有理由担忧一系列不可预测的事件有可能会发生。”
第二，不要忘了，中国也是一战的参战国，曾派十多万华工远赴欧洲大陆。而且，如果没有一战后面的巴黎和会，也没有彻底改变现代中国的五四运动。
第三，总的来说，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其实是被一战所塑造，今天许多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一战所遗留。“现代社会最棘手的一些问题就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人们做出的决策： 1991 年到 1999 年间的四次巴尔干地区战争；伊拉克危机（该国今天的国界线是英法两国角力以及地图粗制滥造的结果）；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库尔德人自治问题；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纠纷；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永无休止地争抢土地，都觉得自己才是获得应许的百姓。”美国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在加拿大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的著作《缔造和平： 1919 巴黎和会及其开启的战后世界》的序言中写道。
而上面提到的遗留问题大多都在中东。这也是尤金·罗根教授最为关心的问题。“战后协定划下的边界格外持久，但由于这种划分而引起的冲突也一直如影随形……时至今日，一战的遗留问题对中东的影响，比对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得多。”
一战停战百年之际，我们在北京见到了 58 岁的尤金·罗根教授。满头银发的他戴副黑框眼镜，身穿蓝色衬衫，和我们聊了聊一战、奥斯曼帝国、民族主义、阿拉伯国家转型、他的知识结构与人生经历等话题。因为访谈内容过多，我们将会分两部分刊发。这是第一部分，主要关于一战和奥斯曼帝国。
“现在距离冲突结束已经 100 年了，中东可以对这场战争有着不同反思。但非常清楚的是，一战彻底改变了中东，它也将一直以这种方式被铭记。”他对《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说。
奥斯曼帝国面临的内外部威胁，促使了它参与一战
Qdaily：你在《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中使用了很多普通士兵的日记和回忆录来还原历史。那你读完这些日记和回忆录后，有什么比较大的感受吗？
尤金·罗根：我们试图理解参与一战的奥斯曼帝国士兵和英国士兵的经历时，日记和回忆录也许是最好的资源。英国和法国的档案馆收藏了许多英法士兵的日记，但是土耳其士兵的日记却很稀有。原因之一是许多土耳其士兵都是文盲。一战时，奥斯曼帝国的识字率低于 10% ，所以大部分普通士兵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不能像英法士兵那样写下他们的经历。这意味着这些日记是稀缺的。直到最近，土耳其也没有一家档案馆有这方面的文献。安卡拉有一家国立军事历史博物馆（指土耳其军事和战略研究档案馆），但是那儿也没有收藏土耳其士兵的日记。
不过，近年来，私人藏家们陆续公开出版了一些他们参与过一战的家人所写的日记。这些日记大多数都是军官所写，还有一些是级别较低的士兵。但是，阅读这些中尉和低级别士兵的日记仍然很有趣。他们在日记中分享了与其他士兵在战壕中的经历。对于想写一战中的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学家而言，我发现这些日记是绝佳的新材料。我非常震惊英国和土耳其士兵在战壕中的经历如此相似。
他们写同样的事，比如恐惧、夜聊的人、吃非常糟糕的食物等。所以，你阅读这些日记时会感到，对于交战双方国家的士兵而言，战争是一次共通而且恐怖的经历。
Qdaily：具体而言，这些士兵对一战都持有哪些态度？
尤金·罗根：一战中，土耳其士兵对待战争的态度千变万化。许多士兵非常爱国，希望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家园。其他人更多是批评战争和政府，认为战争和政府带领奥斯曼帝国进入了一场无人观看的争端中。一战是两个欧洲同盟——德国、奥地利同盟和英法俄联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奥斯曼帝国本没有卷入这场冲突。因此，很多士兵感到气愤，政府把他们拉入了这场欧洲同盟之间的冲突。而它只能给奥斯曼士兵带来危险和伤害。这种观念的分化在来自阿拉伯的士兵中尤其强烈。他们认为自己在社会秩序和文化上都与奥斯曼帝国脱离，被迫加入了一场远离家乡——利比亚、黎巴嫩等——的战争，只是为了保卫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这块土地对他们来说陌生。因此，他们对参战并没有太大热情，但是其他人真的很希望能够把英国人赶出加里波利和伊拉克。这些士兵才是强大的力量，他们有能力在战争中抗击敌人，持续到了 1918 年末。这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Qdaily：我读这本书时发现，无论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还是青年土耳其党，他们试图保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代价都是公民政治权利的丧失，从自由主义变成了专制统治。那在你看来，对于当时面对内忧外患的奥斯曼帝国，这是个悖论吗？
尤金·罗根：我觉得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内部的挑战、对国民忠诚的质疑与来自外敌的威胁一样严重。而且，他们最关心的那些群体其实最靠近英国、法国和俄国。这在很多方面解释了亚美尼亚大屠杀。因为青年土耳其党人政府相信，当亚美尼亚人作为一个基督教群体时，它对俄国的忠诚度要高于对奥斯曼帝国的忠诚度。亚美尼亚人也在试图建立独立主权领土，从而使其脱离奥斯曼帝国。他们对于阿拉伯地区也有同样的担忧。许多阿拉伯社会在促使阿拉伯自治，脱离奥斯曼帝国。 1916 年，谢里夫侯赛因宣称麦加加入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运动，并且呼吁所有阿拉伯人反叛奥斯曼帝国。他们与英国人有合作。所以许多奥斯曼人认为阿拉伯人与英国人走得更近，已经背叛了奥斯曼帝国。
我认为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内部分裂确实削弱了战时的奥斯曼帝国，从而导致奥斯曼帝国政府采取了许多镇压措施，包括两次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和两次针对阿拉伯人的审判。在对阿拉伯人的两次审判中，超过 20 名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政府的命令之下被施行绞刑，以警告阿拉伯人要对国家保持忠诚。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很多国家在战时都会变得专制，而且在战时会蔑视国民权利。政府要求国民参军参战的最关键一点就是剥夺了他们的选择权。因此，在一战时，奥斯曼专制主义形成的原因之一与当时英国和德国的情况一样。但问题在于，内外部威胁确实是导致奥斯曼帝国参与一战的原因。这些威胁太富有挑战性和困难。
西方世界对伊斯兰圣战的担忧和惧怕，很大程度上是多余的
Qdaily：你在书中说：“协约国在中东的多数行动都是出于对圣战的惧怕。然而，这种担忧后来被证明是多余。讽刺的是，这种担忧令协约国对哈里发号召的反应程度比穆斯林受众还要大。甚至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西方世界仍然相信穆斯林有可能同仇敌忾，做出狂热的举动。”所以，你认为今天西方世界对伊斯兰圣战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吗？为什么？
尤金·罗根：我的研究的有趣发现之一就是关于圣战的问题。德国人认为，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最大的贡献是殖民地穆斯林的宗教狂热，希望这些穆斯林能在高加索地区对俄国人发动起义，在印度和埃及对英国人发动起义，在北亚和西亚对法国人发动起义。俄国、英国和法国三大帝国统治了上千万殖民地穆斯林。德国希望利用他们的反帝国情绪和宗教狂热来发起对英法俄三大帝国的起义。这样便能在西线上削弱他们的战斗力，从而使德国能够战胜法国，夺取其领土。
但这样做的难处在于，穆斯林世界的人可能会被宗教所感染，从而发起保卫家乡的集体行动，但要激发远离战争的人加入武装斗争是很困难的。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同时也是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呼吁印度穆斯林参与圣战，但这对印度穆斯林来说很遥远，而他们所关心的日常事务更为紧要，期望他们发起大规模起义不切实际。
唯一有可能让殖民地穆斯林加入此项运动的时机是，如果他们看到英国、法国和俄国被德国打败，他们或许会将英国人驱逐出自己的领土。因为英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在他们的国度里都不受欢迎。因此，这种想法强烈地影响了英国人。如果他们和奥斯曼帝国的对抗输了，就会给殖民地的穆斯林创造发动起义的机会和时机。他们也更加担忧圣战，觉得印度人和埃及人对圣战有着很高热情。
我最终的观点是，当英国的战争策划者意识到成败都在西线战场时——输赢不在奥斯曼帝国境内，而在法国——他们已经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斗中越陷越深。而且我认为，奥斯曼帝国的最大贡献在于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英国人、法国人和殖民地士兵来奥斯曼帝国战斗。否则，这些士兵会被送去西线战场与德国作战。对德国来说，奥斯曼是非常重要的同盟，比德国人的预期要重要得多。
但是，想想这些对我们今天的影响，比如今天强权仍然相信它们可以利用穆斯林世界的宗教热情来帮助终结强权。例如，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美国支持塔利班将苏联赶出阿富汗。它们相信可以利用圣战来增加自己的利益。讽刺的是，今天美国在阿富汗支持的是反对塔利班的政府。利用伊斯兰圣战是西方的误解。不过，我认为这种状态还会持续下去。
要想解决伊斯兰国的问题，需要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联合起来
Qdaily：那你怎么看如今伊斯兰国（ISIS）的问题？
尤金·罗根：伊斯兰国对于世界上一小群激进的穆斯林团体具有吸引力。这些人希望看到伊斯兰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话语权，想看到一个更强大的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可以延伸、超越被视作殖民产物的中东国家的现代边界。阿拉伯世界不承认由战胜国在一战后建立起来的边界，认为其不合法。因为战胜国将它视作殖民合法性的标志。
迄今为止， ISIS 以违法方式试图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领土国家，但是他们也鼓励世界上其它穆斯林用 ISIS 的名义解放领土，例如西奈山、埃及，甚至非洲一些地方。在这些地方，有些团体已经宣称他们忠于伊斯兰国，而且宣称领土在他们掌控之下，是哈里发的辖地。因此，对散布在中国、欧洲、非洲和美国等全世界各地的激进穆斯林分子来说，他们意识到能够建立哈里发统治的更强大的穆斯林国家，这很有吸引力，于是在呼吁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支持这项计划。
但是，我还是认为伊斯兰国运动领导人高估了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对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吸引力。某种意义上说， ISIS 犯了一战中东方学者（指马克思·冯·奥本海姆）建议德国人的同样错误，希望利用人们的宗教热情发动圣战。因为全世界穆斯林与全球各地的人有着相同的抱负和希冀，他们希望有着高品质生活，比如更好的家庭福利、孩子教育。他们从未想过利用武力和暴力来建立一个理想的伊斯兰国。
而且我觉得，对于大多数穆斯林而言，伊斯兰国所采用的方式违背了他们的价值观。毕竟，他们对于伊斯兰国的所作所为感到恐惧。大部分被伊斯兰国所杀的人都是穆斯林。因此，伊斯兰国运动的暴力性质对广大穆斯林来说，根本不具吸引力。但是，这能吸引少数激进分子，而且这种想法将会强烈持续下去。
虽然现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几乎所有领土上的伊斯兰国运动都被驱逐了，但我预计这个想法会继续存在，之后会有其它新的运动来尝试和实现这个愿景——建立一个哈里发领导下的新的伊斯兰国家，在当今世界创造出一个强大的伊斯兰存在。它会回来的。
Qdaily：有没有一些解决方法？
尤金·罗根：在我看来，人们参与像 ISIS 这种极端运动的原因是国际社会和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和美国——对伊斯兰怀有敌意，不尊重他们。他们不公平地对待生活在西方世界的穆斯林，反对伊斯兰，对其持有偏见。所以，穆斯林想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且受到尊重地生活，唯一方式就是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
我认为解决 ISIS 问题的最好方式是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联合起来，将穆斯林团体更平等地融入他们的社会，尊重他们的宗教、价值观，并以平等的法律制度和公民权利对待他们。如果你想让穆斯林团体以更受尊重的方式融入他们所居住的国家，怨恨感就会消失，也不会有穆斯林和激进分子想动用武力来反抗社会。但现在他们感到自己不被尊重，被社会所排斥。所以，我觉得现在非常困难。
穆斯林融入社会的问题并不仅仅只是世界上一个地区的事情，它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上次我来中国是 4 年前，那时我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一个中东会议。许多中国学者都在担忧地谈论加入伊斯兰国运动的中国公民数量。人数很少，但是他们将此看成威胁中国安全的问题。中国有着大量的穆斯林。我想，中国和欧洲国家在融合穆斯林方面也面临相同困难。不仅仅是在英国、法国、德国和匈牙利，今天许多欧洲国家不把穆斯林描绘成一个社群，而是将其看成他们社会中的问题。
Qdaily：有人认为，某种程度上，现在欧洲的难民危机得归咎于所谓的“受害”国家自身，它们多少都背负一些历史责任。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尤金·罗根：现在，欧洲正面临从地中海和土耳其东部涌来的难民和移民浪潮。我觉得要区分几个群体，比如从利比亚出发跨越地中海的撒哈拉以南移民；因为经济困境逃离家园的人；因为战争离开故土的人，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我觉得欧洲的政策已经在尝试解决难民的权利，但是没有面对拥有正当权利去别处追求更好生活的劳工移民潮。欧洲还在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欧洲人觉得自己的经济福利受到成千上万难民和移民的威胁，因此许多人发展出了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使得极右翼政党自 1930 年代开始，比其它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在欧洲选举中获胜。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想说，大多数欧洲人仍然认为他们有责任去关心那些逃离冲突、想要保护他们家人免受战争危险的人。欧盟针对如何对待这些难民也有清楚的规定。更大的困难在于成千上万的难民为寻求更好的生活，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地中海。那些地中海南部的国家也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它们的经济仍然问题重重，非常脆弱。同时，他们对那些弱势群体尽到人道主义义务了吗？在经济困难时期，他们听过国民对于工作机会和福利保障需求的呼声吗？
世俗民族主义在当今阿拉伯世界仍然是一股重要力量
Qdaily：《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一篇书评认为，现代中东问题的根源不是边界问题那么简单，而是该地区和现代性的复杂曲折关系。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东顽固坚持其千年来基于宗教的帝国主义遗产。直到今天，这使得武力仍然是中东政治对话的主要手段。你怎么看这个观点？有什么想法？
尤金·罗根：我认为许多西方分析师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认为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上受到宗教信仰的鼓动。过去数百年，他们好像都忽略了 20 世纪世俗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世俗民族主义在当今阿拉伯世界仍然是一股重要力量。我确实认为中东的边界暴露出了严重问题。一战中的整整 4 年，英国、法国和俄国经过谈判磋商定下了现在的边界。
还有外交下的战时同盟。如何既能分割奥斯曼帝国土地，又与其它帝国实现权力平衡？假设他们赢得战争，打败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和俄国想给予每个国家同样规模的奥斯曼帝国土地，这样他们在战后就能够保持平衡，而且帝国之间也能保持和平。英国人承认英国和法国在一战时是同盟国。但是战后，法国和英国、俄国成了对手。
所以他们非常热衷通过实现欧洲帝国之间的权力平衡来保持欧洲和平。这意味着他们从来没有把中东看做这样一个地区，在那里，人们拥有他们自己的民族抱负。他们从来没想过怎样让中东的独立政府实现地区稳定。因为他们想象中东将会是一战中帝国们的一部分，想象这种情况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想象他们的帝国将会持续 100 年，甚至更长。
现在我们知道，他们的帝国持续不超过 30 年，但他们那时不知道。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设想中的欧洲和平指的是在他们几个帝国之间实现权力平衡。所以他们划分疆界来显示帝国之间的互惠，而不是用磋商程序，或者和长期生活在那些领土上的人们达成共识。我们看到欧洲在中东遗留的边界问题所造成的局势引发了长期的紧张和冲突状态。
例如，叙利亚和黎巴嫩之间长期处于压力之下，叙利亚从未真正接受黎巴嫩与大叙利亚领土的分离。叙利亚在内战期间占领黎巴嫩长达 30 年之久，很不情愿接受黎巴嫩独立。这也就像 1920 年法国占领叙利亚时的情况；我们还会看到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关于如何分配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的领土问题上的持续冲突；我们在库尔德人身上再次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的民族抱负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创建中从未受到尊重。这之中的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小型的库尔德团体，他们在争取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与宗主国之间的斗争由来已久。
所以，我觉得试图将当地的问题描述成某种带有他们宗教信仰的千年思虑是错误的。我的确认为民族主义势力、世俗价值、帝国的边界遗产被用于实现欧洲帝国之间的平衡，而不是保护那些生活于此的人。
Qdaily：关于现代中东史，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书可能是记者斯科特·安德森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但我看资料，这本书其实有很多争议，比如有人认为它过分强调了个人传奇，一些历史事实也出现了问题。我比较好奇，你怎么看这些争议？如何评价这本书？
尤金·罗根：我喜欢斯科特·安德森的书，读起来很愉快。他这本书写了四个厉害角色。这些角色包括所有方面，比如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他们的命运在一战中东的不同方面交叠。从叙事结构角度考虑，我觉得它是一本读起来很有趣的书。
但是，那不是我个人想要接近一战中东的方式。我真的很想尽可能地避免聚焦政治领袖。我对写一部普通士兵和平民经历的社会史更感兴趣。他们陷入的这场战争有着前所未有的暴力和毁灭。战争在很多方面改变甚至摧毁了他们的人生。
因此，我试图避免强调阿拉伯的劳伦斯。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形象，激励了很多书，给了很多书灵感，但是对我来说，过度强调劳伦斯是不对的。他在我的书里扮演了一个角色，把他放到历史中很重要，但不是说他主导了历史。
所以，我这本书的叙事结构是描绘战争浪潮如何改变，人们如何卷入战争，而不是关注那些伟人，他们的经历和错误在很多方面被过度强调了。我觉得存在一种呈现一战不同的方式。我试图从作战各方来呈现这段历史，包括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等。
一战彻底改变了中东，它也将一直以这种方式被铭记
Qdaily：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土耳其当局在不断亲近奥斯曼遗产，疏远凯末尔遗产，埃尔多安的统治也越来越专制。你认同这个观点？你对土耳其的现在和未来有什么愿意分享的思考吗？
尤金·罗根：我觉得埃尔多安总统下的土耳其很特别。我一点儿也不认为这和奥斯曼帝国的过去有关。许多分析人士已经做了对比，因为埃尔多安帮助土耳其政府恢复了伊斯兰价值观，相比过去，这是一个主要变化。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开始，土耳其坚持用某种方式将宗教和公共生活分离，使得土耳其成为一个世俗共和国。
人们可以说凯末尔下的土耳其很世俗，没有给予大多数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文化足够尊重。我认为这可能鼓励了许多人去支持这种政治，也就是埃尔多安和那些更偏向伊斯兰党派的人，他们在现代土耳其历史中走在了正义与发展党（AKP）前面。我在想埃尔多安掌权前的正义党或者那些出现在 1990 年代的其它伊斯兰政党，当它们将伊斯兰价值观归还给土耳其政治生活时，一些人也会把它当作是过去奥斯曼帝国的复原，但其实不是。它是当代伊斯兰政治，不是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文化。
我觉得人们将埃尔多安与新奥斯曼主义相联系的另一个原因是和 2011 年土耳其在阿拉伯之春中扮演的角色有关。阿拉伯之春的许多革命都由穆斯林兄弟会主导。这场运动在埃及发起，但是在其它国家也有一些重要运动。突尼斯、叙利亚、利比亚是穆斯林兄弟会主导，巴勒斯坦是哈马斯主导，它和穆斯林兄弟会很像。而穆斯林兄弟会和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政治很相似，他们将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倡导的伊斯兰民主看作是他们国家也想要的那种。伊斯兰政党可以与世俗政党一起参与民主选举。像埃尔多安一样，如果赢得选举，他们可以执政。
那时，时任总理的埃尔多安和总统阿卜杜拉·居尔访问了埃及和其他国家。土耳其总理在鼓励阿拉伯之春的革命者上很有影响力，尤其是那些与穆斯林兄弟会有关的人。因此，阿拉伯之春期间，土耳其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如此之大，就像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所扮演的领导角色的复兴。
但是， 2013 年之后，随着埃及的军事政变推翻了穆罕默德·穆尔西总统，摧毁了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 2011 年革命之后，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一直在消退。最终，土耳其的影响完全被消除了，对埃及不再有任何影响。埃及总统塞西采取了非常敌视埃尔多安的土耳其的政策。
我觉得许多人都看到了阿拉伯之春结束之后埃尔多安的专制。在土耳其，许多人，尤其是世俗土耳其人，会将埃尔多安描述为苏丹。他们指的是他在安卡拉建造的巨大总统宫殿。但是，他们不是褒奖埃尔多安，而是一种讽刺，是在批评他。他像是把土耳其带回奥斯曼帝国失败过去的人。凭借伊斯兰文化，尝试成为专制统治者，这和奥斯曼帝国苏丹如出一辙。他的批评者认为，这破坏了土耳其的民主和凯末尔的价值观。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的很多人都深深认同这一批评。
所以，我觉得埃尔多安的政治和奥斯曼帝国的过去，可比的部分很少。土耳其在阿拉伯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刻已经结束了。对于许多土耳其人来说，将埃尔多安和奥斯曼帝国的过去做比较，是在批评他，而不是赞美他。
（注：据媒体报道，埃尔多安的总统宫殿名为阿克萨拉伊， 2011 年动工， 2014 年建成。它是 100 多年来世界上建成的最大宫殿，建筑面积达 15 万平方米，差不多是美国白宫的 30 倍。宫殿造价超过 6 亿美元，拥有 1100 个房间，其中 250 个供埃尔多安一家使用。）
Qdaily： 2018 年是一战结束 100 周年。如果让你回看这 100 年，除了刚才说过的，你还有什么比较大的感受吗？你怎么看一战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我们能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尤金·罗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参与到冲突中的不同地区对一战的感受都很不同。世界上每个地区的一战经历也都不同，所以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纪念一战。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一战对中东的改变。这些改变建立在英国和法国的国家制度和帝国统治之上，它们也是阿拉伯世界的重要遗产。
但我很感兴趣的是，阿拉伯世界并没有真正纪念一战。尽管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参与了战争，许多阿拉伯国家都充当了战场，但你能指望阿拉伯世界的人纪念这场战争吗？对他们来说，这就好像是别人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并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被强加于此。 100 年过去了，他们对这场战争也没有什么反思。
在土耳其，它非常重要。我觉得土耳其政府试图通过纪念战争来颂扬和证明土耳其的成功。这对土耳其来说很有意思。因为总统埃尔多安试图超越凯末尔的遗产，证明他是个比凯末尔更加伟大的领袖。所以，他不会颂扬那些让凯末尔出名的战役，比如加里波利战役。相反，他试图颂扬那些凯末尔没有参与的战役，比如奥斯曼帝国在伊拉克的库特—阿马拉之围所取得的胜利。这是土耳其试图和伊拉克人一起歌颂的一场战役，但伊拉克人没有什么热情。而在土耳其，许多人也不知道库特—阿马拉的胜利，所以它在土耳其也不怎么奏效。
但是，土耳其总会歌颂，他们会纪念在加里波利牺牲的士兵。一战中的奥斯曼士兵所打的这场战争不像是一场为自己的权利而打的战争，而是一场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分裂的战争。当然，它也是土耳其的独立战争。从 1919 年到 1922 年，他们将外国军队从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土上赶走了，尤其是法国、意大利和希腊。所以在土耳其，一战的经历以一种滑稽的方式变成了土耳其独立战争的经历。它像是一场普通斗争，将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变成了成功的土耳其共和国。
所以，现在距离冲突结束已经 100 年了，中东可以对这场战争有着不同反思。但非常清楚的是，一战彻底改变了中东，它也将一直以这种方式被铭记。
题图为奥斯曼帝国的骆驼军团，来自：维基百科；长题图为 1917 年 3 月，第一次加沙战斗后，胜利的奥斯曼军被授予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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