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现代性就是那些使现代社会有别于传统社会的观念价值体系和制度框架性因素。理解和解释了现代性，不仅能回答现代社会从哪里来的问题，还能更好解释为何现代社会从“西方兴起”的问题。关于现代性的起源的问题，人们曾进行过各种探讨。以前解释的局限性主要在于把现代社会的一些突出性标配误以为是现代性的起源，比如把民主制度、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等视为现代性的主要推手。
但这种解释模式的尴尬在于所有这些因素都曾在不同形式的传统社会中出现过：古希腊罗马曾经实行过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则可以说无处不在，反而像美国这样的早就现代化了的社会却在南方长期保留奴隶经济；像中国等文明古国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科技水平相对领先。中国学者金观涛认为，社会是否现代的标准不在于是否有市场经济和科技应用，而是能否达到一个突破。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发生了科学技术无限制的运用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展导致超增长。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何传统社会为何未能达到这种突破？金观涛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传统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应用缺乏价值动力和道德上的终极正当性，因此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和社会制度及主流价值系统发生冲突，不得不停顿下来。
金观涛的解释无疑让人想起黄仁宇和卜正民的相关说法。黄仁宇在提及晚明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何未能开花结果时，认为范围更广的落后地区总是会拖先发地区的后腿，而出于全国一盘棋的维稳需要，统治者便总会更多迁就落后地区的需求，打压先进地区和部门。卜正民在《纵欲的困惑》一书中，则淋漓尽致地刻画了面对勃发的市场经济明朝的精英阶层在“纵欲”之余的困惑和惶恐不安，以及他们如何“违心”地想通过恢复明初的“纯净”价值观来对抗欲望横行的滔滔浊世。
在金观涛看来，现代社会完成了价值系统的转化，科技的无限运用及市场机制无限扩张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正当性和制度保障。那么何为现代社会的价值系统，转化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就此，金观涛提出了现代性的两大要素，即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
工具理性的说法显然借鉴了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因为韦伯就认为现代化是工具理性的扩张。金观涛认为，理性精神自古有之，但在传统社会理性精神没有和终极关怀“决裂”，因此一到理性探索威胁到信仰的临界点，统治阶层为了维系信仰体系的权威，就会扼杀理性的扩张，最为典型的事件即为“苏格拉底之死”：古希腊人对理性的扩张感到恐惧并最后扼杀作为理性精神化身的苏格拉底。
直到新教革命以后，新教徒把对上帝的信仰视为与理性无关的领域，也即一个新教徒可以信仰上帝，以基督教为终极关怀，同时也可以以理性作为行动的原则，用科学技术改造世界。历史证明，只有理性与信仰脱钩，两者呈互不相干的状态，理性才可以稳定地成为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不会对信仰和道德造成颠覆。近代科学技术的突破主要发生在新教国家，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种上帝从非信仰领域淡出的进程被一部分西方知识分子视为“上帝之死”，从“苏格拉底之死”到“上帝之死”，是一部工具理性最终在世俗领域占据上风的精神进化史。
金观涛接着指出，仅仅理性化还不足以把握现代社会在价值和制度上的全部特点，现代性还包括第二个核心：个人权利为正当性的最终根据。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在道德上的正当性，只能从个人权利导出。正是因为个人权利是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依据，那么每个人把自己的东西自愿地与其他人交换，以增加彼此的利益，当然也是正当的，于是保证交换和分工的市场制度也是正当的。
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这两个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互相结合，形成了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这就是社会契约论。基于现代基本价值的社会组织原则只能是契约，因为组成现代社会的最基本单元是个人，而非传统社会那样根据宗教、文化和血缘等天然有机的联系进行组织。传统社会的契约关系也一直存在着，但远非占主导地位，而且居于社会有机体内，而非超然于社会有机体外。也正因为如此，市场经济的扩张是有限度的，当它和社会有机体冲突时，发展就停了下来。而现代社会组织蓝图把家庭、社会、国家以至全人类组织都看作契约共同体，才造成市场经济无限扩张的可能性。
再接下来的问题是，是不是有了工具理性，认同个人权利，接受现代组织蓝图，契约共同体就能无限扩张，从而确保市场经济无限扩张促进生产力的超增长呢？在金观涛看来，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引入现代价值系统也即现代性的第三根支柱：现代民族国家认同。
如果作为个人契约结合的政治组织无法建立，就不能为科技无限制地运用和市场经济不断扩展提供制度框架。换言之，如果没有政治契约和政治契约组织，经济和社会的契约和契约组织也是不稳定的。而随着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以及以个人为基础的契约签订的价值观念深入人心，人们日益发现以个人为基础的、强调个人权利和理性价值的政治契约组织的达成，需要在血缘、宗教、文化、信仰等认同之外另觅新的凝聚性意识形态和制度框架。作为回应上述要求的答案，民族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由此兴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海德格尔等反对现代性的哲学家们会特别强调社会的“有机体”性质，因为在他们看来，正是现代性对个人权利的“过分强调”和在物质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契约型共同体，败坏了人们的心智，并令社会呈现碎片化状态。
金观涛认为，民族认同对内将个人组织成社会，规定政治共同体的形态，对外为国家主权提供正当性。而民族国家对内是形成统一市场、把不同人因实现自己的目的建立大大小小的契约组织互相整合的前提，对外民族国家则作为主权拥有者可以像拥有权利的个人那样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契约之上。如此一来，市场经济才能在一方面在民族国家内部无远弗届，一方面又可以越出国界进行扩张，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民族国家国家为推手、以民族国家体系为舞台的全球化，从而有别于前现代历史阶段那种虽有远程交换、但终究因缺乏强有力的制度性推手而时断时续的主要由地区市场联结而成的脆弱的全球贸易体系。
至此，现代性的三大支柱得以确立，现代价值系统与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也得以耦合。一方面现代价值系统为现代政治经济制度提供正当性，与此同时政治结构为经济和价值系统提供保护，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则为政治系统运行和价值之实现提供物质支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历史学家将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视为催生现代世界的双元革命。法国大革命不仅促成法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还引发欧洲一系列民族国家诞生。从此，西方变成一个以基督教为终极关怀，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组成的世界共同体。这一切为经济的超增长和全球化浪潮提供了制度框架。
在那些对现代性的扩张持无限乐观态度的西方知识分子看来，这一切无疑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迎合也罢，抵抗也罢，世界最终将迎来现代价值与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大同。也因此，著名哲学家亚历山大·柯耶夫曾认为中国的辛亥革命“只不过是在中华帝国引入了拿破仑法典”而已。
一战的爆发和现代世界体系的解体，一度证明亚历山大·柯耶夫版本的“历史的终结”过于乐观了，一如当前全球化的阶段性退潮，也证明福山式“历史的终结”的某种虚妄。不过，人们有理由相信，现代价值体系和现代政治经济制度虽然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但人类社会回到前现代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而只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现代价值体系和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不断进行更新和调适。
题图：《苏格拉底之死》（Jacques-Louis David）
一个物品如何成为一个全球化商品，一个物品如何促进全球化，一个物品又是如何实现全球化制造？「万物简史」这个栏目将从“物品”出发，去看这些“物品”如何渗透进我们的生活，并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我们做了一个壁纸应用，给你的手机加点好奇心。去 App 商店搜 好奇怪 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