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过去，中国与世界、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我们的生活都为大问题所左右，于愕然之中，知识分子声音的消失或者湮没于嘈杂，更增添困惑与茫然。或者，此时可能是拐点将现。而在任何时代，睿智思考都是稀缺品，有见识者更是指引我们看清前路的保障。

因此，我们“2018 年度图书推荐”希望尽可能多元化地介绍一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书。

依照旧例，我们视野所及的书，采编人员都已经读过，并以真诚态度介绍给读者。

我们也借助特约作者之力来一起完成。他们总是得风气之先，而且见解更加深刻。在此一并感谢。

这是非虚构图书推荐系列的第三篇，探讨越来越多的愚蠢。作者刘质真是《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的采编人员。

1.

毫无疑问，愚蠢的事越来越多了。

萨科齐做总统时，法国外交部的一个讲稿撰写人皮埃尔-路易·科林写了一本书，如何在巴黎找到最漂亮女人的指南，不但指南，而且还有很多“技巧”，比如“如何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观赏婀娜多姿的妙龄保姆及韵味十足的年轻妈妈”，再比如如何在暴雨来临之际，“捕捉浑身湿透的女人们衣装掩不住的曲线”。

伊莱恩·西奥利诺的新书叫《法式诱惑》，作为《纽约时报》驻巴黎的头牌记者，困惑于这位外交部年轻有为的外事专家不去研究萨科齐领导下的法国如何以新的方式向世界投射国力，而是写了这么个充满性别歧视的书……

面对欧洲、法国、巴黎，面对流动的盛筵……美国人再不会像将近一百年前莽撞、粗鄙而且自信的海明威那样，全身心地臣服于强大的法兰西文化中去了。

西奥利诺女士说：“这本书在美国完全不可能出版。”

这是一个愚蠢的信号，为什么不能出版？或者说为什么以这种方式思考问题？

1964 年海伦·格利·布朗在美国出版了《性与办公室》，据说她致力于改变人们“认为办公室对于女性是个雷区”的想法，“根据我自身在 19 处不同办公室观察和亲身体验，我发现办公室比土耳其妻妾成群的闺房还要性感，比美国大学生兄弟会的周末还要疯狂，比好莱坞泳池派对还要放荡，比加里·格兰特的笑容还要迷人，比《花花公子》的裸体照片插页还要令人血脉贲张。这里发生的一切比性感少女的白日春梦还要丰富多彩。”

这段文字来自于 2018 年的新书《隔间》中文版，这是美国几十年后探讨美国办公室文化史的书，它介绍了 1950 年代曾经在美国办公室中出现过的“追跑”游戏：

“追跑”游戏的规则很简单。当下得空的播音员和工程师一起参与，选出一名秘书或档案女孩，大家追着她上上下下跑，穿过音乐库再回到播音室，抓住她然后脱掉她的内裤。一旦女孩的内裤被脱掉，她若是愿意，可以马上再穿回去。从没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脱裤子是整个游戏的唯一目标。游戏过程中，女孩常常发出尖叫、乱摇乱摆，脸红、威胁或假装晕倒，但是就我所知，从未有人跟领导打过小报告。事实上，女孩们常常穿着她们最漂亮的内裤来上班。

前面提到的布朗女士，虽然在这个“追跑”电台工作过，但很遗憾……“有时候我会从打字机面前抬起头，满怀希望地看着门口的三四个游戏参与者，他们鬼鬼祟祟地商量着，但是决定永远是那样。太过年轻，太过苍白，太过平胸……这样的我显然不是他们想要追着跑的。”“当时的我没有钱，没有大学学位，满脸是痘痘，父母都是山里人。”她后来成了《时尚》的编辑。

好了。

我可并不是说美国在 1960 年代这些东西就不愚蠢，更不是鼓励在办公室里搞追跑游戏，它不但愚蠢而且很中二。我拿这个不讨巧的例子开头，只是想说：反对性骚扰是一回事，一个人（哪怕他是道貌岸然的外交部声明撰稿人）写他如何猎艳（或者发现美）、写她对性感办公室的理解和憧憬是另外一回事。设置过多的不可能——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是愚蠢的。

卡尔维诺在一篇叫《孩子们和“潜在说服者”》的文章中为人类愚蠢分了类：

人类的愚蠢可以分为两类：爱国的愚蠢和非爱国的愚蠢。爱国的那一类还包括宗教、家庭方面的愚蠢，总之是躲在那些要给予神圣尊重的事物、人们不敢拿来开玩笑的事物下面的那种愚蠢；非爱国一类的愚蠢，人们可以坦然地去批评、讽刺，因为它们是在非常世俗的一类事情上的愚蠢。真正危险的是第一类愚蠢。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要不遗余力地打败第一种愚蠢，努力缩小它们借口神圣性而以各种形式扩大了的否定性与消极性的地盘。其他的愚蠢交给孩子们去打击就行了。

更直白一点说吧，希望神圣的东西少一点。神圣是一个可以把自己保护起来的有传染性的东西，如果一件事沾了神圣的光，闲杂人等，勿喷勿靠近，那么就会诱使更多的人和事给自己贴上神圣的标签。国家、政府、领袖，前三十年、后三十年，地方政府、各委办局一直到村委会主任，英雄、妈妈、警察、劳模、华为、中医、针灸、五行阴阳、自主产权、原配、清洁工、消防员……知识分子要负责的那一部分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我觉得我们的知识分子比卡尔维诺可累得多。

2.

前法国总统密特朗的侄子弗雷德里克·密特朗成为法国文化部长。他是同性恋。他还到泰国和摩洛哥买春。他还写了一本自传体小说《坏人生》把这些事都写进去了。他还要写得活灵活现活色生香。

我们的伊莱恩·西奥利诺——《法式诱惑》的作者、法国文化的评判者——又看不下去了。

她不但觉得这本书不能出，而且认为这位弗雷德里克·密特朗如果是在美国，绝对不可能有机会进内阁。

我个人觉得这本书令人深感困扰，甚至让人有点不寒而栗。我认为它的内容毋庸置疑是色情，而且不仅如此，它还透露出一种自我纵容的表现狂乃至暴露狂。我无法理解弗雷德里克·密特朗何以能在法国这个有数百万阿拉伯裔公民的国家公开他剥削阿拉伯男孩的行径，同时还指望法国的阿拉伯裔同胞能信服他。我认为自己非常了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最著名的判决词之一：在 1964 年一项有关性猥亵案件中，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在定义何谓色情时表示，“我看到时就会知道”。

因此我深深感觉，我读到时也知道了。

问题就在这里了。联邦大法官的标准建立在制度基础之上，他被赋予了这样的权力，并且成为法律。每个人都有一个“看到时就会知道了”的一个标准。

如果他不写，那他可以进入内阁吗？这些事不存在吗？

法国人告诉她，她的反应方式太美国了，“那是一本写得非常美的书，内容充满人性的尊严。”

什么是美国的方式？什么是人性的尊严？什么是人性？

也许过不了太久，这些问题都会成为具体而让人困惑的问题。如果我们对人性的复杂、每个人内心世界的纷繁一无所知，我们毫无疑问会堕入到一种无知的境地。

回到我们这个大话题——愚蠢，很多时候它都会与它的好搭档“无知”站在一起，而无知并非是一种学习能力的不足，而是一种态度。

有人引用卡尔·波普尔的话：“无知并非单纯和被动地缺乏知识，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就是拒绝接受知识，不愿意走进拥有知识的大门，就是对知识的拒绝。一句话：无知就是反知识。”

我们宁可假装一些事不存在，也不想听它存在的消息，而没有存在的信息，也就意味着研究也无从下手。

苏珊·雅各比讲了一段故事，我暗暗把它叫做“法学院的人间悲剧”。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纽约客网站专栏作家珍妮·苏克·格尔森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场景，在这个国家的一些最优秀、最古老的法学院中，讲授强奸法却有很多困难。

格尔森指出，在 1980 年代中期以前，法学院课程中并没有强奸法，因为人们认为它不太重要，而且认为（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受害者在法庭上几乎没有可能占据主动。而后，随着女性主义运动通过斗争改变了不假思索地指责受害者的法律和心态，几乎所有主要法学院都在课程里加入了强奸法。

但是，近十年来，学生组织（和一些懦弱的教职员工）颠覆了女性主义，他们坚称，强奸法不应列入必修课程，因为它会让很多女生感到不安。

“代表女性利益的学生组织如今对学生的例行建议是，他们不该被强迫参加以性暴力相关法律为重点，可能会让人感到痛苦的课程，这些组织还要求刑法教师在上课时提前告知学生，强奸法单元可能会’触发’关于创伤的记忆。经常会有学生要求教师在考试时不要考强奸法，因为他们害怕那些材料会让自己表现不佳。”

更糟糕的是，很多学生反对一种在所有法学院中运用了数百年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要求学生依据他们个人可能并不认同的观点——从检方或控方的角度——展开论辩。

格尔森说：“不同机构的十多位新入职的刑法教师告诉我，他们在课程中取消了强奸法，说没有必要去承担学生因感到不适而提出举报的风险。”

……

遗祸莫甚于此。什么样的强奸受害者会请不教学生如何赢得强奸诉讼的法学院训练出来的原告律师呢？还有，如果一个学生的感情脆弱到了无法忍受关于强奸法的课堂讨论的地步，这样的学生又怎么可能成为合格的律师？

任何学科的男男女女所要接受的训练都是这个道理——不论这门学科会给学生带来多大的痛苦。对于那些相信男女生在小学中要得到保护，不能让他们被异性有所冲突的学习风格所影响的人来说，这个道理同样也适用。当这些脆弱的孩子们长大之后，走进男女一起工作的世界，他们会面临多么大的冲击啊！从儿童教育到高等教育，垃圾思想的本质就是一种专制性的非逻辑思想，试图保护我们远离那些令人不适的真相。

苏珊·雅各比说，“遗祸莫甚于此”，我特别同意。而且，我认为这祸从我们假装人性不存在、把无知当立场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3.

苏珊·雅各比是在《反智时代》这本书里提到上面的故事的。

这本书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天生有被人误解的体质。反感“谢邀体”的人会误以为这本书充满知乎式的自以为是；对智力不那么自信的人可能会觉得公知又来碾压自己的智商；因为作者是位白人女士，又把嘲笑特朗普时刻挂在嘴边，又会把那批对民主党持怀疑态度的读者淘汰掉……

所以，即使在豆瓣，也大都是草草看了几段急着发表见解的差评。

其实这本书比各种想像中要有力量得多，它反感的就是那些草草看上一眼，然后立刻就下结论的智力不足的人。

有可能就是我们。

她用了很多篇幅来反对“垃圾思想”。关于垃圾思想，苏珊·雅各比认为它比无知者反知识的力量更可怕，因为垃圾思想的拥有者，通常来说更聪明一些。

垃圾思想不应跟愚蠢和单纯的无知混为一谈，因为运用垃圾思想的往往是非常聪明的人，他们以误导和迷惑大众为目的，而大众又对看穿那些设计低劣的研究所必需的逻辑、科学方法和基础算术缺乏足够的了解。

你头脑中一定刷刷地闪过若干个知识精英、卖课精英和替你读书的精英，没错，就是他们。

她举的例子是萨默斯。

2005 年一次演讲中，萨默斯把科学领域中少有女性身影和投资银行中少有天主教徒、NBA 中少有白人球员、农业领域少有犹太人相提并论。

这种不恰当的类比不适合用来引出对“天生”才华的讨论，因为除了黑人篮球运动员的平均身高之外，萨默斯的其他例子都很好地说明了文化和社会化过程对职业选择和机遇的重要影响。

不用说，以色列的农业领域有的是犹太人，而负责梵蒂冈金融运作的则是天主教徒。如果天主教廷在两千年前把总部设在了刚果，我可以肯定，教皇和他的高级金融顾问一定是非洲黑人。

苏珊·雅各比说萨默斯的猜测性言论之所以属于垃圾思想，“原因并不是男女之间可能存在天赋差异的想法，而是因为他得出了一个毫无根据的结论”。他犯了一个简单的逻辑错误，错误归纳。结果这个被引入到一场激烈的辩论当中——萨默斯的“政治不正确”；萨默斯说出了不愿意被承认的“政治不正确”的真相；批评萨默斯的“政治正确”；我是共和党所以我客观理性地支持这个“政治不正确”的真实原因……当陷入到这些丰富的立场与争辩中时，往往人们忽略了那个萨默斯的简单的逻辑错误：错误归纳。

她还举了反疫苗人士的例子——有一种说法是疫苗接种与儿童自闭症高发存在关联。

如果有人在 1969 年跟我说，1990 年代会爆发一场被新闻媒体带着敬意报道的反疫苗运动——垃圾思想和垃圾科学的代表——我会觉得这种预言纯属胡话。

垃圾科学与垃圾思想的无法分割充分体现在了其中缺乏逻辑的特征上，这种特性又往往和蓄意的操纵联系在一起。无法区分巧合与因果关系，是其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警示——区分巧合与因果是掌握科学知识的基本要求。

正是因为这一点，如果孩子在接种疫苗后数周到数月间发病，痛苦的父母们很容易把疫苗当作罪魁祸首。反疫苗运动中充斥着阴谋论，它们与右翼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左翼对传统疗法的不信任都有关联——后者是 1960 到 1970 年代的整体医学与新纪元运动中的极端派别留下的遗产。

近 25 年来，自闭症的发病率在世界各地似乎都出现了明显增高。

……人们也研究了可能的环境影响，但在这个问题上，科学界还没有明确答案。不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自闭症报告病例数上升，与之相关的一个巧合是，推荐儿童接受的免疫接种数量也增加了。

苏珊·雅各比引用了前明星科学家卡尔·萨根的一个观点，他简洁地表达了真正的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区别：前者“因错误而成长，将错误逐个排除”，而后者却包含了“往往经过了精心编织，因此不受实验反证影响，大体说来无法推翻”的理论。可是，当真正的科学家拒绝接受伪科学主张时，“却会引出打压它们的阴谋论”。

我不想在每一段结束的时候，都反观一遍自身，但显然，在我们这里这些都已经是我们的日常，从上到下，我们通常情况下既不懂逻辑、也不懂科学，也不大懂得尊重，实在掰扯不清楚了，还会拿出同温层同理心同心圆等各种理论来为自己站脚助威。典型的集大成于一身的，是我们的前国民主持人崔永元，他几乎顺手拈来所有武器，以自己的聪明践行所有垃圾思想的传播。

4.

19 世纪末年一位英商立德先生带着全家来到中国做生意，他的太太阿绮波德·立德是个殖民主义文艺青年，写了一本《穿蓝色长袍的国度》记录她在中国的生活。她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1895 年 5 月，一张告示：兹告示如下，洋鬼子唆使坏人偷小孩榨油。我家李姓女仆亲眼目睹，大家不要让小孩出门，希望大家配合。

从后来的情形看，中国人对这张匿名告示深信不疑。即使在美国受过教育，身为大工业集团首脑，最开化的中国佬也相信“天主教堂围墙那么高，整天紧闭着门，不会无缘无故的。”一个中国男仆在英国领事馆干了大半辈子，女主人问他：“你一定不相信那些谣传。你了解我和老爷，你不会相信我和老爷会掏小孩眼睛的？”男仆长叹了一口气：“我不知道。”全中国人都相信，外国人挖小孩眼睛榨油洗相片。

前面一段与我们现在时髦的“后真相”有关。后面这几段就要更深入一点，我们过去一般不会用有歧视和嘲笑色彩的“愚蠢”，而是用带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愚昧”，其实都没有什么差别，还有一个词可能更准确一些，叫“没有文化”。

我们常说的价值观，不是对某件事的看法，而是看更多事情所应该掌握的方法论，我觉得这就是“文化”，这其中有逻辑、常识，也会有我们质疑过的“同理心”——否则善良如何存在？否则，就是你与老爷和夫人相处多年，你还是看不出是不是挖小孩儿眼睛。我觉得分辨不出来，这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苦，我把它叫“老爷，我不知道”综合征候群。

段义孚在与愚蠢这个概念不大搭界的《恋地情结》一书中提到一些概念，我觉得与此相关，可以用来说明这个征候群的本质：

感知（perception），态度（attitude），价值观（value）和世界观（world view）是本书的一些关键概念，它们的含义是有重叠的。每个词的意思在特定的上下文之中应该是明确的。

感知，既是对外界刺激在感觉上的反应，也是把特定现象主动而明确地镌刻在脑海中，而其他现象则被忽略或排斥。绝大多数被我们感知的事物对我们都是有价值的，或为了生存的需要，或提供某种从文化中衍生出的满足感。

态度首先是个文化的范畴，是一个人与世界面对面的方式。它的稳定性比感知要强得多，也是从很长一个阶段的感知或者说经验中形成的。儿童可以感知，不过除了从生理上感受到的内容以外，他们的态度还没有成型。态度隐含着经验，以及对兴趣和价值和某种牢固的看法。儿童生活在环境中，但它们刚刚拥有世界，还没形成世界观。

世界观是概念化的经验，它一小部分是个性化的，更多的是社会化的。它是一个态度或信仰的系统。“系统”这个词说明这些态度和信仰是由结构联系起来的，尽管从客观的立场看这些联系似乎有些臆断的成分。

你一定想起了那个叫“巨婴”的病。除了我们熟知的那些特征之外，这个也应该算是一个重要的隐性特征，而且它的破坏力很有可能让你一辈子都生活在 19 世纪。

所以，拿这一百多年前的事儿出来，目的还是为了说我们如今这个已经进步了很久的时代。虽然我们如今识字了本科了 985 了，但很多地方正大踏步地回到从前。比如前两年的共济会在中国微博上突然成了热词就跟小孩儿眼睛榨油洗相片没有什么差别——犹太人居然还在抱着团儿地想干掉世界上所有人——纳粹、黑人、共产党、上世纪初的亨利·福特、本世纪初的福特下岗职工、中国人……当然，不止共济会和犹太人，还有美国转基因技术和作物，还有全球贸易，专利，明尼苏达警方……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敢把“后真相”的告示贴到街上去，但你要真问起来——如果他还诚实的话——可能真的是沉吟半晌长叹一声，“老爷，我不知道……”

5.

2018 年有一本可以当成枕边书的书《人类愚蠢辞典》。虽然看着很碎片化，但如果你把它当成工具书，不是当你愚蠢时你拿来索引出自己的那种工具，而是当成一种度量衡，它还是很管用的。

比如“安检”就是一个很好的度量衡。

【安检】亨利·戴维·梭罗曾说：“无论哪一种傻子，都会为自己创造一套规则，而傻子都会去遵守这套规则。”在如今这个年代，这句话完全可以被某些官员援引为座右铭。因为恐怖主义猖獗，迫使天才官员们不断在机场、在那些旅客很愿意毫无尊严地被搜身的地方设置安检。

现在意大利的登机通道简直变成了愚蠢之路。一路上，旅客们不得不进行一系列无用的仪式，仅仅是为了维持高度的心理紧张。但是，让人们脱下外套、手表、皮带和鞋子有什么用呢？恐怖分子要是真想把我们炸飞，大可在安检之前动手，就像 2016 年发生在布鲁塞尔和伊斯坦布尔的那样。

这个我们中国人特别有话说，因为我们不但在机场，每天的地铁也是如此。

我觉得全世界的聪明人如果都反对这个东西的话，那么它一定是愚蠢的。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对这些东西就很不以为然。作为一个左派革命的知识分子，他有一种左派特有的豪迈，他说：“虽然它们（恐怖分子的恐怖主义行动）杀害的人数比先前高出许多，但在统计学意义上其实相当有限，而且比起国家政府所杀害的人数，更是小巫见大巫。就军事侵略的目的而言，它们根本不值一提。除非这类团体取得了核武器——这并非无法想像，但也不是立即可能发生的事——否则面对恐怖主义时，我们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而非歇斯底里的恐惧。”他说，制造毛骨悚然的恐惧环境，正是恐怖分子努力想要达到的目标。

在英国，正常情况下，我们对于由政府和公共秩序力量建立的平衡，大多是有信心的，哪怕有一两次失控。但是自从 911 之后，情况已不再正常。

我们被淹没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修辞当中，像是来自国外的不知名恐怖威胁，对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歇斯底里，恶名昭著的“反恐战争”，以及“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对抗定义不明的外部敌人和其内部的恐怖主义代理人。

这类修辞根本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只是为了让民众毛骨悚然，完全无助于对抗恐怖活动——至于其中的政治目的，我就留给你们去回答。因为制造毛骨悚然的恐惧环境，正是恐怖分子努力想要达到的目标。他们的政治目的并非借由杀人之类的行动来达成，而是大肆宣传他们即将展开屠杀，借此让民众陷入混乱失控。在英国真正面对恐怖分子不断挑战的那个时期，也就是爱尔兰共和军接连滋事那段期间，有关当局对付恐怖行动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不让他们有任何曝光或宣传反制措施的机会。

当然，肯定会有人说，这事没轮到你头上，一旦轮上就是生死之间了！这种深谙同理心大法的说辞，可以堵住很多人的嘴。但如果从全社会成本上讲，是要考虑的，还有一个原因——跟我们的主管政府官员听说出了一件滴滴司机强奸杀人案就恨不得取缔滴滴公司一样，它不光是懒政的问题，可能还是嗅到这事有寻租的空间才更起劲一些。

罗伯特·戈登，经济学家，说：

每年因机场安检浪费的 2 亿小时宝贵的乘客时间（大约 6 亿乘客乘以人均 20 分钟的安检时间），相当于每年浪费价值 80 亿美元的时间。

全世界范围内的航空安检其实是对 911 事件的过度反应。对于 911 事件，美国航空安检发现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驾驶舱门过于单薄。几天之内驾驶舱就被换上了特别坚固的安全门，任何人都无法闯入。尽管安全问题一周内就得到解决，但 14 年来不必要的安保措施还是每年浪费旅客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时间。2001 年的安保系统要求旅客快速走过 X 射线，查看是否携带枪支和金属凶器，这已足矣。

成为度量衡的内容有很多。说起来简直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写照——虽然《人类愚蠢辞典》的意大利作者心里想的只是意大利，顶多说到欧洲美国，要知道愚蠢早已经全球化了。

【否定主义】近来一些欧洲国家设立了“否认大屠杀罪”，意在借助法律确定一些史实。但这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人想起一些极权主义政权凭自己的喜好随意篡改历史的企图，另一被人忽视甚至无视的方面则是，真正的真相是不需要强迫人们去相信的。

能够完全确立自身威信的真相只有数学和科学的定理。前者凭借的是绝对逻辑正确，后者则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高度可能。所谓的历史真相不在其列，它们往往是不可靠的。唯一明智的否认罪应该用来保护勾股定理或达尔文进化论，惩罚否认者的愚蠢。

【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所产生的愚蠢的高峰，出现在 1970 年代。当时，美国女权主义者反对使用 history 一词。她们认为该词的前缀 his-，强调了历史是从男性视角书写的，因此需要另写一版女性视角的历史，并命名为 herstory。真要这么说的话，都不能算什么政治正确，而且简直愚蠢到家了。

【推特】在 1920 年代，保尔·瓦勒里初次与爱因斯坦见面，自豪地向对方展示自己的笔记本，说：“我总把它带在身边，随时记下我突如其来的灵感。这样就不会忘了。您也这么做吗？”爱因斯坦这样回答他：“不会！我很少有灵感，所以也不会有遗忘它们的危险。”

毋庸置疑，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能至少说出一则凝聚着爱因斯坦的灵感的公式，也几乎没有人能记起瓦勒里的任何一条格言，甚至包括小说《泰斯特先生》（1926）开篇那句“愚蠢不是我的强项”。因此可以想像，那些比瓦勒里更愚蠢的人每天发送的 5 亿条推文，在互联网信息的大浪淘沙中又能留下多少。一个让推特痴迷者意识到自身愚蠢的好办法是，检查一下自己的思维碎片是否能凝练为一个最终想法，并能将其在 140 个字限制下完整地表述出来，还能再轻松插入一首但丁三行诗。但似乎，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就像费里尼导演在《八部半》里所说：“我没有任何要说的，但我还是想说。”

以上随便挑出来的这几条都可以对应到我们前面讲过的所有愚蠢之中。一想到我们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世界好像已经进步很多了，我们现在还要操这个心，就有一种灰飞烟灭的痛苦。

唯一让我们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因为我们生活是如此丰富，我们有信心把这个辞典的中文版扩充到像韦氏词典那么厚。

比如我现在偷空扫了眼网易，一下子就跑出来很多条：跟贴。超人。新闻。C 位。置顶。算法。头条。不得评论。

不要以为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的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那个玩意。只不过你运气不好，没有捞到机会去呈现愚蠢而已。

题图为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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