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同盲人摸象一般,处于技术变革的漩涡中的个体,往往很难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审视所处的环境,更别提预言未来。
当《卫报》技术专栏作家 John Naughton 试图解释新书《监视资本主义》的意义时,他这么解释。 Naughton 引用社会学家 Manuel Castells 提出的概念,“我们当下的意识状态是……一种‘知情的困惑’。”
如果套用入这本新书的主题,这里大概可以理解为人们对被科技大公司侵犯的一种察觉——无需对大部分人赘述隐私和个人信息泄露在当下的普遍性;但人们并不明白其本质,“并不是说数字技术的本质,而是关于一种已经熟练将技术为其所用的新资本主义突变形式。”
书的作者 Shoshana Zuboff ,将其称为“监视资本主义”。 Zuboff 是一名作家和学者,也是哈佛商学院第一批获得终身教授职称的女性之一,她常年致力于研究数字经济中劳动力与权力的关系。
1988 年, Zuboff 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智能机器时代》,探讨了计算机社会对工作和工人的深刻影响。今年 1 月出版的《监视资本主义时代》一书,对她在 2015 年一篇论文中提出的这个概念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总结。
“它的工作原理是提供数十亿人乐于使用的免费服务,使这些服务的提供者能够以惊人的细节监控这些用户的行为——通常未经他们明确同意。”
Zuboff 指出,虽然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只是置身于难以理解的算法之中,但实际上人们面临的是资本主义长期演变所到达的最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森林、河流和煤炭不再是目标,取而代之的,是人类经验成为了新的开采能源。 Facebook 和 Google 的数十亿利润建立在对用户生活和日常的总体核算上;在这之外还有很多,比如寄生的经济逻辑,新的集体秩序,以及对人民主权的推翻等。
Naughton 就新书向 Zuboff 问了十个问题,主要想要探讨监视资本主义究竟从何而来。
Zuboff 也的确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节点—— 2001 年。 2000 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后,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 Google 这家原本仅仅是在提供免费搜索服务的公司,开始决定出售广告,并且使用从用户那里收集的行为数据,让广告更加相关和具有针对性。
Google 打开了定向广告的潘多拉魔盒,之后这种商业模式被迅速转嫁到 Facebook 等科技公司中,并被开发出更多的数据挖掘与预测手段。
比如 Facebook 在 2007 年推出的 Beacons (灯塔)广告系统,就允许 Facebook 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在关联网站上的线上活动向其他用户推送。这个系统广受批评和诉讼,在两年后就被关停,但也为 Facebook 如今的广告架构奠定了基础。
在与同类公司的竞争中,这种预测机制也在不断成长,并快速渗透进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驾驶、跑步到购物,从心跳、面部特征到地理位置,并形成一整套对于人们行为的判断与干预逻辑。 Zuboff 提到风靡一时的 PokémonGo ,在那样的传播速率下,想要聚集一帮子人根本不是一件难事。
“以前我们搜索 Google ,现在 Google 搜索我们;以前我们认为数字服务是免费的,现在监控资本家认为我们是免费的。”
当然,这样的讨论很容易被理解成对科技大公司“邪恶原罪”的声讨,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当下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对身处何处的毫不自知,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能对大公司的行为发出质疑。就连在这篇讨论文章下的评论中,也有很多人表示对此无能为力,还有另外一部分人认为这样做根本没有必要。
这并不全然怪罪于人们的懒惰。 Zuboff 分析认为,资本家刻意构建出了一个使人们陷入瘫痪的策略,并且比从前更加高明,有意设计得让人无法退出。“我们陷入了个人需求和经济开发的非自愿合并之中,因为我们依赖于日常物流、社交互动、工作、教育、医疗保健、产品和服务的获取。”
而监视资本主义会带来对民主的侵蚀。“它在关键方面偏离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历史,这抑制了民主的正常反应机制。”
市场资本主义中原有的,与社会和人的有机互惠消失了,因为监视资本主义的消费者不再依赖于普遍的大众,而集中于企业;而与市场资本主义相比,监视资本主义也前所未有地需要极少的人力——也就是说,大众根本不是这个机制的参与者,在其中不拥有任何权力。
“它是被强加于人们身上,而不是以人为本。矛盾的是,这还被冠以‘个性化’的名头。”
至于究竟是否能够改变现状, Zuboff 还是乐观的,尽管这会非常艰难。科技大公司在几乎不受任何法律和法规的干扰下撒腿奔跑了 20 年,积累了大量的信息资源和权力,对社会的运作机制已经拥有了极高的话语权。
但 Zuboff 认为这个过程同殖民是类似的,新发现大陆的人以为这里的一切资源都是可以随意使用的,用所谓“宣言”式的内容宣示自己的合法性;但最终,当全世界对土地资源达到一个成熟的理解,必然会需要形成一个互相约束的机制。
欧盟去年开始实施的通用数据保护法规(GDPR )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1 月 21 日,法国数据保护监管机构 CNIL 对 Google 发起在这个框架下的最重磅打击,以 5000 万欧元的罚款惩罚 Google 在对用户数据使用方面的不透明。
GDPR 可以说是全世界范围内,对数字经济监管的第一次大型尝试。以数字经济广泛的渗透度来讲,来得几乎是太迟了一些。 GDPR 在讨论阶段就受到的广泛争议,提出的修正案数以千计,未来在具体实施中也可预见地将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 Zuboff 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时间会告诉人们这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监管范例。“之前,我们的社会已经驯服了原始资本主义过溢的危险,如今我们必须再次这样做。”
题图来源于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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