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是持续变化的结果——它会进一步改变我们的生活；有一些是更不可控制力量对商业社会的干预，它使得市场参与者要不时调整自己的战略；更有一些，它来自于公司自身，当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它如何与公众、消费者、公权力等环境因素调和。

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企业。2018 年，商业世界一如既往变化很多。2018 年商业大事件，更多证实这一点。

 

1 月 12 日，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一个公开论坛上发表的观点，再次勾起了人们对于养老金的忧虑。他建议，在东北养老金告急的情况下，可以将南方省份的结余通过中央掉配到东北。

很快，这则新闻引发争议。《新京报》的评论文章认为，养老金的调配只能是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策，并认为只有发展经济、开源节流，才能真正解决养老金目前的困境。

不过，就养老金这样一个全球性的难题而言，这样大而化之的方案或许并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而面临养老金问题的世界各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几乎完全一致——提高或者计划提高人们的退休年龄以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发改委下属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 12 月 24 日谈及老龄化问题时表示，中国目前的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了 16%，为了能够让人类永远的可持续下去，提高退休年龄是应对老龄化的一种方式。这是自 2012 年相关部门提出要研究延迟退休之后，来自官方的最新表态。

更多的发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要果决得多。美国也从 2017 年末开始，提高了人们可以从社会保障局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美国人原本只需要年满 65 岁就能足额领取养老金，现在变成了 66 岁零 2 个月。而想要提前领取养老金的人，也会面临更大的养老金扣减比例。

俄罗斯世界杯之后，总统普京宣布将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将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逐渐推迟到 65 岁和 63 岁。日本政府在 2018 年 2 月通过了《国家公务员法》的修正案，将政府雇员的退休年龄推迟到了 70 岁。瑞典则计划将退休年龄推迟到了 64 岁，以便在未来可以正常发放养老金。

显然，这样的决定并不受人欢迎。从 2012 年到 2019 年，中国延迟退休政策迟迟未能发布。《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援引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的观点认为，主要是因为“不太理解延迟退休，还有点抵触心理”。而欧洲各国在延迟退休政策生效前后，更是有不同程度的示威游行与抗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各国政府几乎都没有回应民众的诉求。而他们强硬的态度说明了，延迟退休政策可能是当下所有选择中唯一一种真正奏效的手段，以避免巨额的养老金亏空带来更恶劣的社会问题。

养老金亏空有多严重？

从 2018 年各国公布的数据来看，养老金的亏空程度令人吃惊。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引用皮尤的数据指出，联邦以及州一级的养老金在 2002 年之前的互联网泡沫经济时代曾一度由负转正，并在 2000 年出现了大约 600 亿美元的盈余。而在泡沫破灭后，这一数字瞬间就跌到了 2002 年的 1200 亿美元亏空。评级机构穆迪的一份于 2018 年 4 月发布的报告则认为，2017 年美国养老金的亏空额达到了 4 万亿美元，相当于整个德国的经济规模。

欧洲国家也未能幸免。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奥地利、西班牙也都不同程度面临养老金支付能力下滑的问题。其中，早在 1990 年、法国、德国、意大利的隐性公共养老金债务就已经超过了整个国家 GDP 的规模。英国的养老金亏空达到了 7340 亿英镑。

而在中国，公共养老金的未来支付能力也已经越来越明显。根据人社部在 2017 年底发布的报告，情况最严重的黑龙江省已经亏空了 232 亿元。而广西、江西、海南、内蒙古、湖北、陕西、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青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 12 个地区当年结余的可支付月数已不足 1 年。这也意味着，这些省份需要依靠财政补贴，才能全额向人们发放养老金。

财新报道援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副理事长陈文辉称，2017 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4.39 万亿元。虽然近年总体上仍是收大于支，但如果剔除财政补贴因素，仅考虑基金的征缴、收入和支出，从 2014 年开始，支出已经大于征缴、收入。2014 年差额是 1321 亿元，2017 年又涨至 4649 亿元。其中，2017 年的财政补贴高达 1.2 万亿元。

为什么说养老金是个人口问题？

造成养老金亏空的原因复杂。仅从账面来看的话，最直观的解释就是缴纳的养老金少了，而需要支付的养老金变多了。

黑龙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方面，需要从黑龙江账上领取养老金的人从 2010 年到 2016 年接近翻番，由 268 万人增长至 457 万人。但与此同时缴纳养老金的人却变少了，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黑龙江省净迁出人口达 322.5 万人，其中 30 – 39 岁的迁出最多，占比 32.6%。这一年龄段正是缴纳养老金的劳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的话，养老金能否收支平衡的背后是一个有关人口结构的问题。医学发展以及生活水平提高，使得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久，目前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大多在 80 岁以上。然而，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却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下滑。美国的总和生育率（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量）从 1964 年的 3.19 下降到 2016 年的 1.80 。同期英国的生育率也由 2.93 下降到 1.80 。

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缴纳养老金的人口规模在下降，然而领取养老金的人口总量却在不断上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正在过去十年间逐渐进入退休状态，从而大幅增加各国的养老金开支。养老金的管理问题也因此开始显现，入不敷出逐渐成为公共养老金系统的常态。

为什么世界各国都没有解决养老金问题的好办法？

在应对公共养老金亏空的问题上，各国政府除了延迟退休年龄以外似乎一筹莫展。事实上，这种无力的状态并非不能理解，因为从历史上来看，这是人类第一次面临这样的社会问题：老了以后，应该由谁来供养？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供养老人或许会成为一个家庭的负担。日本导演今村昌平在 1983 年的电影《楢山节考》就描绘了这样一种习俗，当老人到了一定的年岁，就会由子女背上山，任由他们自生自灭。由于粮食短缺，不事生产的老人们，就被视为家庭的累赘。《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也曾经发布考证文章认为，湖北当地流传的遗弃老人传说并非妄言。

然而就整个社会的层面而言，养老并不成为一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在 20 世纪以前，医学的发展并不完备，疾病很容易就夺取人们的生命，能真正活到老年的人并不多。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在 1950 年到 1955 年大约为 41 岁，直到 1960 年代末期，才逐渐增加到 60 岁左右的水平。

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在 1900 年，美国人口大约为 7904 万人，其中年龄在 65 岁以上的人口大约为 303 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 4% 。而到了 1970 年，65 岁以上老人数量就超过了 2000 万，占总人口比例的接近 10% 。老人的数量越来越多，是 20 世纪以来才慢慢出现的一大趋势。

此外，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即便年长，也并不意味着只能依靠亲人的供养才能生活。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贺雪峰在《最后一公里》一书中指出，在当下的农村，家庭是一个共产单位，“在老年人身体很好的时候，他们不能说自己已经 60 岁了，应该退休了，所以就不再劳动了，就该儿子养着。”

“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出现半工半耕的家庭结构，年轻人外出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他们的劳动收入足以养活自己，还可以支持子女……一般情况下，农村老年人从丧失劳动能力到去世的时间都不会很长，所以赡养父母对农村子女来说并没有很大的压力。反倒是超过 60 岁的老年人普遍从事农业生产，可以为农民家庭提供农业收入，因此他们就不是负担，而是财富。”

养老金是如何诞生的？

将老人视为不适合工作，是一个典型的工业革命产物。随着工业革命带来劳动分工，生产成为了一个需要工人之间协作才能完成的任务，而工厂的效率就取决于其中动作最慢的那一个。生理机能逐渐衰退的老人就逐渐被看作是拖缓工作效率的累赘。此后，随着流水线等生产技术被引入，老人又进一步被工业体系所排斥。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创始人、外科医生威廉·奥斯勒在 1905 年发表了一个演讲，为这样的观点提供了看似科学的佐证。他认为，25 到 40 岁是一名工人的黄金工作时期，40 岁到 60 岁就变得毫无创造能力，但依然可以容忍。而 60 岁以上的工人，就变得毫无用途，应该让他们彻底退休。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最早的面向所有老人的公共养老金方案开始推出。在此之前，国家通常只会为军人、消防员等从事危险工作的公职人员提供养老金。

根据美国社会保障局的历史档案，当时的德国首相俾斯麦于 1889 年设计了面向老年人的养老金计划。而与皇帝威廉一世认为国家天然就必须对年长者负责的观点不同，俾斯麦此举是为了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他相信，当工人们意识到自己在退休以后能够获得一定的社会保障，那么他们在工作时就能保持心情愉快，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并接受相对较低的薪资。

而在美国，率先启动了养老金计划的则是私人企业。1875 年，美国运通公司——当时它还不是如今的信用卡发卡商，而是一家基于铁路网络的邮政以及货运公司——启动了最早的养老金方案。与其说是养老金计划，倒不如说是一种赔偿机制，以便安抚在工作中受伤的员工，减少纠纷。

随着时代发展，福利国家逐渐在 20 世纪成为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不少政客认为，国家有义务为退休者提供统筹的养老金安置。由此，许多国家建立了由政府统一管理的退休基金。1920 年美国的第一个公共退休基金成立。

政客们、企业家们显然没有预料到这一体系在如今遇到的问题。在俾斯麦提出养老金的年代。德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仅为男性 37.7 岁、女性 41.4 岁。而美国建立公共养老金的 1920 年，美国出生人口的预期寿命则为 56.4 岁。大部分人根本活不到可以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因此，对于这些养老金计划的管理者来说，养老金入不敷出实在是一个太过遥远的问题。

历史总是在嘲笑人类的短视。随着二战结束以后，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增加，而生育率因为经济增长、观念改变、甚至是国家政策而不断压制。完全凭借公共养老金支撑老人们的退休生活已经全然不可能。

设计不完善的养老金制度会造成哪些问题？

一些制度上的改革早就已经开始。1987 年，美国就推出新的养老金管理方案，在公共养老金之外，加入了企业的退休金制度，并鼓励人们自行开设私人养老金储蓄。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类并不涉及到人口结构的改革方案并不那么奏效。花旗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的私人养老金也面临 3 万亿美元左右的亏空。

在制度层面上，中国养老金体系面临的问题更加严重。现行的中国养老金制度是在 1991 年正式开始建立的，并从当时就开始向离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然而，这些离退休人员其实自身从未真正向社保基金缴纳过养老金。他们所领取的养老金事实上是在职员工所缴纳。

这种现付现结的制度，虽然保障了一部分人的养老生活，但同样是以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该问题被称为个人养老金空账，即个人尽管了缴纳了养老金，但这笔钱已经发放出去。在养老金未来越发不乐观的情况下，目前的在职员工未来能够获得多少养老金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此外，机关和事业单位无需缴纳养老保险，但却可以从中央财政中领取养老金。而企业员工不仅需要在在职时缴纳养老保险，并且退休后领到的养老金也要低于机关和事业单位。这样的养老金双轨制长期以来为公众诟病，也使得养老金缴纳不足。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过去多年发展很快，人们的工资水平也在不断上涨。保险作为一种金融产品会出现严重的落后于整体社会发展的问题。

2012 年，农村养老金的支付曾引起热议。因为没有考虑到巨大的经济发展，20 年前设立的农村养老金严格按照当时设计的标准支付，使得每位老人每月只能拿到 3 角钱的养老金。即使是在城镇，1990 年代每月缴纳十几元、几十元的养老金，要支撑一位老人在 2018 年的生活，也相当困难。

如果养老金能够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或许目前养老金的问题还不会那么大，然而中国相关部门曾严格规定，养老金不能用于高风险的金融投资，而只能投资国债、银行等产品。在投资回报率远逊于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前提下，中国养老金的问题在 2010 年以后已经越来越明显。

在制度设计本身欠缺合理性的情况下，中国人口结构带来的问题将会被进一步放大。在 1980 年代严格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长期的生育率低下的问题。进入 2010 年代，曾经响应号召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生育潮人口步入退休，而独生子女一代逐渐成为社会生产主力，也就意味着缴纳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

《每日经济新闻》援引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的说法，建立养老保险制度时人口抚养比是 5:1 （每 5 位劳动人口供养一位老人），现在已经持续下降到 2.8:1，到 2050 年可能将进一步下降至 1.3:1 ，相当于每一个人在养活自己以外，还要额外供养一位老人的生活。显然，养老金的支付压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人们创造的财富能否维持养老金制度？

如果当下养老金问题的本质在于人口结构，这是否意味着养老金体制天然就不可依赖？事实上，最关键的问题应该是人类有没有为退休这种制度做好准备。

如前所述，21 世纪是人类第一次真正大规模面临衰老以后的人生。就个体而言，人们传统上都需要一直劳动到生命的终结，然而现在他们需要在不工作的情况下，供养自己的老年生活。在没有养老金这一体系的支撑下，从工作的第一天，人们就理应开始为自己存钱，从而供养自己的生活。

养老金体系的出现，似乎给了人们一种感觉，那就是供养自己老年生活的责任，落在了政府或者是企业身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当政府或者企业收取养老金之后，他们自然就承担了管理养老金的职责。而对于那些固定收益计划的养老金，即政府或者企业承诺人们在退休后可以领取固定数额的养老金，承诺本身就是一种责任的体现。

但在另一个层面上，由于这些基金并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财富，而只是承担一种特殊的再分配功能，因此从实质上来看，养老金本质上就是将人们的钱存起来进行投资，然后再将投资收益在人们退休以后，返还给个人。换句话说，所谓的养老金不过就是人们的投资本金以及收益而已。

从这个角度来看，退休制度能否维持与两个因素有关，即人们能否创造足够的财富作为本金，以及投资的回报率能否在人们退休后支撑他们维持体面的生活。

后者是一个相对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投资收益都是明面上可以追踪的数字。2018 年，中国养老金入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7 月，人社部表示全国已经有 14 个省、区、市与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签署了委托投资合同，其中 3716.5 亿元资金已经到账并开始投资。而 11 月底，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首次公布年度投资收益。2017 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额 87.83 亿元，投资收益率 5.23%。

此前，养老金有超过 86% 是作为银行存款而存在的。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在 2015 年的测算，若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基准，我国养老金在过去的 20 年里，贬值了近千亿元。能够进入市场进行投资，养老金的收益率将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然而，前者则并不容易回答，因为它本质上是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工作的年限，能否在经济上支撑起自己完整而又体面的生命历程？以中国为例，国家卫健委指出 2017 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 76.7 岁，而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则为男性 60 岁、女性 55 岁。若以 22 岁作为参加工作的年龄，一个人能否用 33 – 38 年的工作，去换取 75 年的体面生活？

这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生产能力。一位还在用刀耕火种的方式劳作的农民，显然也无法过上顿顿能吃肉能喝酒的生活。月薪 8000 元的毕业生，在不考虑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只能过月薪 4000 元的生活，才能保证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不出现明显的下降。

若是考虑到社会发展的变化，那么就能得出结论，现在已经退休的人们，受制于科技发展等因素，在他们的青春壮年的劳动产出大多并不能支撑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因此，养老金的负担就作为一种代际的产物，被传递给下一代，也就是如今的 70 后、80 后、以及此后出生的更多人。

事实上，这也是福利国家难以为继的一个原因。二战以后，出于防止战争的目的，西方国家纷纷建立起了完善的福利制度，其中尤以英国最为完善，覆盖住房、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经济增长快速，使得福利国家的模式得以维持。然而，进入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福利国家需要的政府开支变大，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一些产业进行了私有化，英国福利国家的模式难以维系。

此后，唯有北欧国家还维系着传统意义上的高福利制度。然而，近年来他们也遭遇困境。2015 年《外交政策》杂志刊文，瑞典中右翼联合政府近年来正在削减福利，许多调查也指出，瑞典福利制度难以为继。三年后，彭博社也认为，民族主义者在瑞典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正是因为人们开始质疑福利制度的可延续性。

而中国的特殊性更在于，在整体社会生产力并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情况下，就已经面临沉重的养老负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未富先老”的问题。

面对养老金问题，人们能做些什么？

由于劳动者才是真正创造财富的人，因此为了弥补养老金的缺口，为数不多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劳动者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也便是各项退休年龄政策出台的原因。延长工作年限，不仅能够让人们做更多的工作，也能够减少他们退休后对于养老金的支取。

最极端的做法来自于俄罗斯。该国男性平均预期寿命大约为 67.5 岁。如果普京的政策正式生效，男性退休年龄达到 65 岁的话，这就意味着俄罗斯男性只能领取两年半的养老金——听上去就是一个让人悲观而无望的前景。

此外，各国政府还调整养老金的收付政策，政府或者企业不再承诺人们退休后可以拿到一笔固定数额的养老金，而是根据人们缴费的金额动态调整。缴得越多，领取的就越多。199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莫顿认为，这些政策上的变化都意味着，退休保障的责任从政府和雇主转移到个人身上。

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要筹划自己的养老并不容易。美国养老金体系分为三个部分，政府强制建立的美国社会保障信托基金、雇主和企业建立的养老金计划（以 401k 为代表）、以及个人自愿建立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及其他个人补充养老计划。他们被称为养老金的三大支柱。

相比之下，中国的养老制度远非完善。政府部门负责的养老金体系可能无法维持一个理想的退休生活。而由于在现行养老金体制之下，企业需要为雇员支付相当于薪资 20% 的养老金，他们也没有动力建立相应的企业年金和养老金制度。长期以来国家包办一切的做法，更是让许多人意识不到个人储蓄对于养老的重要性。清华大学与腾讯共同发布的《国人养老准备报告》显示，有 91% 的受访者尚未开始做退休规划，69% 的受访者尚未做养老财务准备。

最新的一个坏消息则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在 1 月 21 日发布的数据，2018 年全年的新生人口为 1523 万人，出生率为 10.94‰，创下了 1952 年以来的新低。通过代际转移养老压力的希望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渺茫。

题图 / 《爱》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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