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月 20 日，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关于城市的讲谈活动——迁移者之地：影像工作者说。四位讲者分享了以“影像”为媒介，以流动人口为主题的一系列城市观察结果。

尽管讲者分享的内容各有侧重，但当这些影像放置在一起时，一座城市中的特殊人群——流动人口的样貌也呈现在人们面前，在城市当中的他们拥有怎样的生活、思考、困境和欢笑，成为关注城市问题的人们一个更微观的透镜，从中可以窥探出一座城市局部的缩影。

第一位演讲者贾茹分享了她与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以下简称“久牵”）之间的故事。“久牵”是一个公益教育机构，主要致力于上海外来务工子弟的教育，也会举办一些支教援助活动。在与“久牵”的接触过程中，作为拍摄者的她用镜头记录了 9 个孩子的生活片段。这些孩子因高考政策无法在上海顺利升学，于是选择了或者回家参加高考，或者留在上海，选择上一个职高这样的技术院校，并留在上海工作。

第二位演讲者与第三位演讲者都用摄影的方式在有意无意间介入了城市改造中产生的问题。但两位讲者的姿态和角度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前者施佳宇用相机记录了上海老西门清拆地段的人们的普通生活，他认为纪实摄影在沾染个人色彩后比留下简单的事实更加有趣。

尽管出发点是记录老西门的动迁，但施佳宇并没有着眼于“拆迁”话题，他的镜头瞄准的更多是生活在老西门的住客、孩子、小动物和三家烟纸店，“烟火气”、“好玩”和“有趣”在演讲中被频繁提及，与老西门生活的人们建立情感联结成为他的一件乐事，而“拆迁”在他的摄影作品中更像一个结局，人们的生活在拆迁降临的那一刻戛然而止。

另一位摄影师徐明用更积极的姿态在运用摄影这一工具，人权、现实、边缘人群等元素是他摄影作品的偏重点，在他的作品《百人一语》中也往往蕴涵着激烈的冲突：拆迁街道上的国旗，拆迁墙面上的习近平像，独自守店的小女孩，住在旧包身工公寓的居民，住在阁楼的出租车司机，因违法建筑拆迁无法得到补偿的老皮匠，因拆迁而破碎的家庭，等等。

徐明认为，历史和现实往往过于琐碎，但摄影可以作为一种整理手法，留下一些历史的证据。他几次提及“证据”一词，讲述了他亲历的一些社会事件，并引导观众直面这些无法忽视的现实。在他的讲述中提及了一位致力于用法律手段解决“拆迁”中的争端的退休工程师。徐明认为这位老人“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是一种推动法制进程的民间力量。

第四位演讲者是《72 小时》的制片人郭静，她的演讲围绕这一档纪实性节目展开。《72 小时》节目组每一集会择取一个公共空间，采访在此出现的不同人群。郭静认为，《72 小时》关注的是人本身，一切围绕人展开，贴近日常生活是节目的宗旨。呈现出人的生活、状态、难题和遭遇，通过这种微观角度来记录普通人“片段人生”，郭静希望《72 小时》能传达日常生活赋予人们生活的力量。

在后续的对谈中，四位讲者与特邀嘉宾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一同探讨了关于流动人口问题的看法，陆铭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巨变，像外来务工人员这样的特殊人群成为了城市生活中的弱者，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些隔离的状态。

现场观众与记者提问整理摘录：

Q = 现场观众和记者提问

陆 = 陆铭，徐 = 徐明

Q：对于这场活动，陆铭教授和几位讲者还有什么看法？

陆：作品反映出了各种流动人口的生存状态，但我想到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巨变，人在这里面必然会产生很多复杂的境遇和心态，我们每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都可能遇到一些冲突和矛盾，落入一个弱者的境地，关键在于有诉求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其实我们希望的是有一个制度能帮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制度并不一定会给每个人都带来更好的生活，毕竟社会的蛋糕就那么大，但每个个体应该能拿到与他相衬的那一部分，让每个人在分这块“蛋糕”的时候能感受到是在一个公正公平的过程中获得的，这就特别需要一个制度。

但这个制度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经常能听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工作的目标”这句宣传口号，但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首先是“人民”是谁？外来务工这些低收入人群算不算“人民”？“美好生活”到底怎么来的，是我们自己选来的，还是别人帮我们安排的？我更希望在未来我们能更多地去选自己想要的“美好生活”，而不是别人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美好生活。以及这句话中的“我们”是谁，它是一个政府，一个组织来安排我们的生活，还是包括了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这个活动让我们看到了那些群体，影像工作者呈现出的世间百态更体现出我们每个个体的渺小，当未来我们能自己选择美好生活之前，我想首先应该训练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公民，这个学习需要两点，一个是每一个个体都能拥有一个发声的机会，一个是每个人要进入公共生活。这样在存在更多的议事的可能性时才能使每个人都拥有参与的能力，让每个人都获得更加公正的结果。

徐：我认为这当中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所谓“社会阶梯”的问题，现在制度有没有提供一个“社会阶梯”？现在的“中国梦”其实蕴含了“社会阶梯”的含义，但它过于含糊所以依旧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例如一个受拆迁影响的人能不能通过一些正常的手段来解决他的社会诉求？甚至于这只是一个基本的生存的诉求。这是在一个合理的要求范围之内的，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操作方法，但是许多部门没有致力于解决问题，而是把这个问题踢来踢去。

这个不是在于受影响者多寡的问题，如果问题出在结构上，体系上，那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人要遭受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因为人少就不去解决，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被影响者。现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问题可以用法律来解决，其实个人与制度之间的问题也应该能通过法律来解决。因此每一个小人物所做出的努力对社会提议的推动都是有贡献的，但现在来看大部分底层的声音依旧缺乏传达的渠道。所以对于“百人一语”，它是一种民间的声音，这种声音需要被听到，被关注。

Q：既然提到公民、公共生活和美好社会的概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历史上，拥有来自民间的强大力量能使政府妥协，才使一种制度性的框架被定下来，社会稳发展，大家实现双赢，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也走这样的道路？

陆：按照目前情况是不太可能的。当下老百姓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有什么权力，我经常被问到像“陆老师您说这么多，我们的政府难道不知道吗？”这样的问题，因为社会公众始终会认为政府是对的，这种思维方式需要转变，这就需要更多的怀疑精神和更多独立的声音来撼动这个现状。最可怕的是我们自己主动放弃了对“美好生活”的选择权和界定权，把它交给了一个我们认为能帮我们做出选择的主体，但当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意识到“美好生活”是我们自己选来的，才有可能改变这个状态。

Q：当地居民接纳外来人口后是不是会有更大的账目在等待居民支付？我们怎么算关于流动人口的这笔经济账？

陆：城市规划者对人口的流动和城市的概念依旧存在一些盲区，人口必然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小城市流向大城市的，但我们在讨论城市问题的时候会把中国想象为一个特殊案例，希望找到一些特殊的解决办法，这是不实际的。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催生的问题是什么，大量拆掉外来务工子弟学校，当下大量流动人口的孩子无法接受教育，一个是当政策把这些人赶回家，把这些孩子从城市赶回家后，在他们长大后他们还是会回来，这些留守儿童会成为社会上的一大隐患，因为他们对城市的情感是负面的、仇恨的。

另一方面当地居民会把外来人口视为资源争抢的对象，但这是一笔小小帐。大账是什么，把流动人口驱走的后果就是劳动资源会减少，进而导致当地居民的居住成本，生活成本会上升，吃一碗面的价格都会上涨。越来越多的父母回到农村后，社会的扶贫工作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这种资金的转移支付最后分摊下来还是落到“城里人”的手中，对整个社会而言这笔账是不划算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城市规划者在资源分配上是否欠考虑？花了很多钱投在基建上，投在产业上，像上海的临港，但根本没有人去，形成了一些空城、鬼城，这些钱花在教育和医疗上是不是更划算？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思考的。

Q：城市规划者在面对人口流动这一问题的时候总是更偏向于用政策来解决问题，人太多了用政策驱逐，人太少用政策吸引，这样频繁地用宏观力量介入会催生什么问题？

陆：违反经济规律的事一定会遭受一些惩罚，当下的中国正在处于这样的拐点，因为以往政策对人口流动的阻碍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劳动力短缺，企业成本上升，老百姓生活满意度下降，传统的户籍制度把人分为两类之后导致的社会不和谐，留守儿童问题等等，同时地方政府大量投入去建房子、建工业园，结果没有吸引到人口，地方政府的债务却上去了。这些后果都是因为之前的方法不奏效了，就还是会选择其他的方式，像建立都市圈这样的事情未来都会有的，因为这是经济规律决定的。前提还是先解放人口的流动性，先把制度的问题解决掉，不要去阻碍流动。

题图，Banner 图为活动对谈现场 拍摄者：郭亨宇

我们做了一个壁纸应用，给你的手机加点好奇心。去 App 商店搜 好奇怪 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