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za Donnelly 正低头画着什么，游客从她身边鱼贯而过，不时停下来围观一下她的作品；人们在她身边说话，但她并不抬头，好像和脚下的砖墙融为一体。
“有种类似冥想的感觉。”
她到哪里都带着自己的 iPad 平板。在大约两年前，这个轻巧的电子产品就取代了她的纸笔和颜料，但做的事情是相同的，观察、融入和捕捉。
在长城上逗留的几分钟，她画下了一个戴着瓜皮帽，弯腰扫地的老人；地铁站外，她看到背着包的小贩在兜售小国旗，“有趣的是，她（小贩）会把国旗直接递到小孩子手里，然后试图让他们的父母付钱。我也画下了这个。”
Donnelly 平时住在纽约。 1979 年，她第一次成功将自己的画卖给了《纽约客》，自此成为一个专职的漫画家。
到今天，她已经是全世界最为知名的政治漫画家之一，和《纽约客》的合作获得了无数奖项。她的漫画也出现在《纽约时报》、 CBS 、 FOX 新闻和 Politico 等各类媒体中。近年来，她以实时现场绘画而闻名——这是一种新型的视觉报道形式， Donnelly 因而成为了第一位进入奥斯卡颁奖典礼现场的漫画家。
“我试图捕捉那些其他人看不到的小事。”她会画下衣着光彩华丽的主持人和走红毯的明星；也会钻到帘子后面，为正在给奥斯卡小金人最后修饰的工人来一个速写。
她还受邀参加了格莱美颁奖典礼， 2016 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及白宫新闻发布会，对 2017 年美国总统大选进行了现场报道。
时至今日，在创造笑声的舞台上也不成比例地缺少女性的声音，脱口秀、讽刺漫画、喜剧电影……一个成见是，女性本身就是不那么好笑的，搞笑是男人的工作。
当 Donnelly 加入《纽约客》的漫画师团队时，只有 3 名女性漫画家在那里工作，但她“从未想过自己是一名女漫画家; 我只是一个恰巧是女人的漫画家。”直到十年前，她受到启发，写了一本名为《搞笑女士》的书，庆祝女性漫画家在男性主导的职业中工作。后来她又陆续写了很多本书。
但这一切之外，给《纽约客》投稿仍是她定期的日常。翻报纸、看新闻、挑出流行语和趋势，做一点白日梦和涂鸦，把不同的角色场景拼接在一起，最后将 6 到 7 幅画作发给漫画编辑，等待审稿日的抉择——一个对于所有漫画作者都颇有些神圣的日常。
她的作品通常是一个单张的小画，画面和线条看起来都不复杂，再配以几句旁白或对话，给人一种似乎毫不费力的错觉，这是典型的《纽约客》社评漫画风格。
面对着 Donnelly ，人们很难立即对应上她政治漫画家的名号。从语速谈吐到行为方式，她都散发出一种平和。尤其在对同行进行评价时，她一再重申“自己不太愿意评判别人”、“应该允许不同方式和风格的存在”。
但诚如《纽约客》的前漫画编辑 Bob Mankoff 所说，“幽默是一种清醒”。对于 Donnelly 来说，漫画就是她对世界上许多规则的抵抗，以一种她自己的方式。
Donnelly 的童年在华盛顿度过。 60 年代末的美国流动着紧张而又活跃的空气，肯尼迪刺杀案余波未平，随着美国在越战中越陷越深，反主流的嬉皮文化冲至最顶峰，伍德斯托克的爱与和平迅速扭结成一股激进的反战力量。
民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在许多旧秩序被打破的背景中，年轻一代被迫思考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
“我想我当时是有一些害怕的，因为整个世界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就像所有其他的年轻人一样，对政府感到极端地不信任。”
她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不是会站出来喊口号的那一类人，漫画成为她对于时局和政治复杂情绪的一个出口。“虽然没有让我最终成为一个活动家，在潜意识里，这些经历让我对很多事物产生质疑。”
不过这并没有在她早期的《纽约客》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她画着一些温和又日常的小漫画，只是偶有零星的关于选举，或枪支权利的评论。那时， Donnelly 感到自己并不足够了解政治到可以对其作出评判的地步。
直到“ 9·11 ”事件发生。
“我真的很震惊……我感到，甚至觉得自己再也没法继续画漫画了，再没有任何事情看起来是好笑的。”
几个月之后，《纽约客》买了她的一幅漫画刊登。画面中是一个客厅，电视上新闻主播正张口说着什么，小女孩抬头对坐在沙发上，拿着报纸的父亲发问：“爸爸，我现在可以停止担心了么？”
这幅作品对 Donnelly 意义重大。不仅意味着她自己从一个无力的创作困境中走出来，也让她意识到政治漫画的另一种可能性。
同期还有一幅来自其他作者的漫画让她印象深刻：一对男女站在酒吧的吧台旁边，其中的男士穿着一件非常滑稽的夹克外套，女士开口：“我还以为我已经再也笑不出来了。”
“我觉得这完美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Donnelly 说。在巨大的创伤或是重大的政治话题面前，除了集体性的哀伤或愤怒，幽默感也可以有一席之地。“不仅仅是拿这个情况来取乐，而是真正地试图去传递一些事情。”
自此她开始越来越多地涉足政治漫画的领域，并着重关注女性权益的话题。
“我意识到你可以画关于文化和政治的漫画，而不必总是怒气冲冲的。”政治漫画在美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长久的存在。但早期，甚至于一直到 Liza 的成长过程中，这一类作品的风格都主要偏向于直白、“吵闹”、情绪激烈。
画面上往往充斥着面红耳赤的人、被丑化和夸张化的政客、大量的象征形象，这到了今天仍然广泛存在着。与其相对的，则是 Donnelly 的“安静的漫画”。
“愤怒在那里，只是在表层之下。我想用漫画谈谈一些问题，但我不希望把人们推开，漫画应该产生一个对话；而愤怒有时候会把读者推开，而不是把他们拉进对话中。”
有的漫画家可以带领读者穿越时空，从配盔戴甲的中世纪战场走向悬浮的外太空。比如，在 Liza 的丈夫，同为纽约客漫画家的 Michael Maslin 的讲述里，主人公也许会是远古的洞穴一族。
Donnelly 的故事则更日常一些，她的漫画场景无外乎是在客厅、办公室、马路边之间穿梭，其中牙医诊所出现的频次尤其高。
从最早期的作品开始就能看出， Donnelly 从不志在构建一个奇幻的世界观，这些日常场景都是她脑袋里可以信手捏来的工具，为每一个新的对话或想法服务。
这种风格的优势在于读者可以快速地带入角色，与画面中的人物共情。长而久之，人们会产生一种感受，即城市的气质渗透在最普通的日常之中；政治，也不仅仅发生在国会大厅、政论节目上。
“我希望表达和探讨的政治，是更流于文化层面的一种政治。” Donnelly 表示。
“比如我有很多和女性权益相关的漫画，但往往关注的是人们如何互相交流、如何对待彼此。这可以是很安静的，但同时可以暴露一些潜在的问题。这就是我更倾向的方式，对不同趋势的评论，评论性别关系中的变化，家庭关系中的变化等等。这些事情就和其他事情一样，也是一种政治层面的讨论。”
相较于小说或电影，漫画有其非常特殊的一面，它总是评论性质的，带着某种态度；而相较于评论员文章，漫画又显得更加平易近人。
Donnelly 说，“如果你能让一个人笑，他们就有可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视角……而且，谁不喜欢看卡通画呢？”
但这并不是全部，漫画同样也可以让人产生隔阂，成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
2005 年 9 月开始， 12 幅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在丹麦销量最大的日报《日德兰邮报》上陆续刊出，引发伊斯兰世界的极大不满，也带来部分极端主义分子的恐怖威胁，和后续一系列新闻和政治事件。
10 年后，法国政治讽刺杂志《查理周刊》遭到恐怖袭击，造成 12 人死亡，其中包括几位高级编辑和漫画家。
这两个事件极大地震动了全球的政治漫画界。许多人相信，漫画本身并不是问题，只是激化了一些时代的紧张局势和动态。在全球性的困境之中，漫画似乎充当了一面镜子，将一个出版物编辑的小小决定放大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多层次的政治和外交冲突。
但不论如何，这些事都迫使漫画家重新思考他们的职业和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
丹麦漫画事件发酵之时， Donnelly 作为和平漫画组织的代表，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查理周刊》事件之后，她受邀参加当年在法国卡昂举行的第五届新闻漫画家国际会议，会议主题围绕《查理周刊》和言论自由展开。她还为《纽约时报》就此事撰文评论，“虽然我们必须有力，但煽动性的图像或文字并不总是答案……虽然这些决定非常个人化，我全身心捍卫同行这样做的权利。”
“在巴黎袭击事件发生后立即出现的许多漫画中，笔杆子都被表示为剑或枪。我可能很天真，但我不认为我的笔是枪，而把它看作橄榄枝。”
幽默能让人产生共情，让人们走到一起，但同时也可以被作为武器来加强偏见和刻板印象，攻击和疏远那些不同的人。 Donnelly 坚信新闻自由，但她也相信在坐下来编写社论时需要画一条个人的底线。
2016 年美国大选，对于很多漫画家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即使是从前不太参与政治话题的艺术家们，也感到了发声的需要。一时间，社交媒体上开始活跃着各种各样的声音， Donnelly 也是其中之一。
《纽约客》不是她唯一的作品平台。几年前开始，她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作品，一些类似随笔的内容创作，和一些《纽约客》可能不会选择发表的内容。这些很快让她也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意见表达者。
竞选期间，她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漫画。在她的笔下，特朗普是一个穿着大短裤的小个子，梳着夸张的飞机头，拿着弹弓瞄准对手，“因为对于别的候选人，他就像是一个校园恶霸式的存在。”
那一系列作品成为她所有画作中最为激烈和直白的创作之一。
特朗普当选后， Donnelly 在一段时间内不知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当再次拿起画笔的时候，她作出了一个决定，她抛弃了特朗普的大短裤——一个在很多人眼中不痛不痒的设计。“这个国家已经充斥着分裂了，所以再去嘲笑他……当然，我不是在批评我的其他同行，只是我确实是和他们不同的一类漫画家。”
“我不希望我的漫画让这个裂缝越来越大。”
这也是为什么 Donnelly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加入 AAEC （美国政治漫画协会），“我不会画‘那些’漫画，他们也不想要我。”但事情发生了变化， AAEC 逐渐开始对不同的形式持开放的态度。如今， Liza 已经成为这个协会的副主席。
入行 40 年， Donnelly 既是评论者，也是时代变化的记录者。
她持续为不同的媒体画漫画，并在个人的 Medium 博客网站上尝试不同的形式。同时，她还为《纽约时报》和 CNN 撰写插画文章，最近， CBS 邀请她做了一部关于空军一号以及特朗普如何对其进行改造的短片。
在这个过程中，她也一直在思考漫画的作用和意义所在。
时至今日，尽管她被邀请到全世界各地发表演讲，参与活动，她仍然感到跨文化的信息传达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她代表的，美国白人纽约上东区的声音，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志。
在一场 TED 演讲中，她谈到“我过着美国人的特权生活，但是在试图弄清楚我是谁，以及为什么我在这里时感到很困难……漫画一直是我的救星。而且我相信艺术在打开人们视野方面的能力是独一无二的—— 不仅仅是对于那些使用它的人。”
在她的漫画中，她试图揭露美国人一些愚蠢和荒谬的行为方式。在日常生活中给自己和他人施加压力，试图通过描绘人们如何反应和吸收这些压力来探索政治问题。
Donnelly 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画画，“因为我意识到我可以让我的妈妈发笑。这很重要。”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长大，她的童年并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平静温馨。父母总是在争吵，还有一个问题少女的姐姐。
漫画成为她试图去愈合家庭裂痕的工具。虽然似乎并没有奏效，她自嘲，最终父母离异姐姐入狱。但漫画一直陪她走到了现在，帮助她尝试修复社会的裂痕。
“有时候人们会问我是否认为漫画可以改变世界，现实地说，依靠漫画来改变任何人的想法都是很难的，尽管在历史上曾经实现过……但是我们希望能带来改变，很多漫画家都是这样，对世界持有悲观态度的乐观主义者。”她告诉《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
Donnelly 在博客上记录了自己的中国之旅，与旅程中所有的随笔画一并。画面中捕捉了许多于她而言新奇的瞬间：煎饼果子的小摊冒着热气；一辆辆纸板回收的三轮超负荷驶过；大爷们在报摊前的长椅上下棋……
“在我的旅程开始时，飞机即将降落在北京，我注意到窗外的月亮。”她在最后写道。“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月亮与我在家乡看到的月亮是一样的。我们都住在同一个月亮之下。”
题图“你被炒了”。来源于艺术家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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