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过很多大师级人物的德国哲学界不仅没发挥智识上的作用来阻遏德国纳粹们发起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其不少成员反而成为纳粹的辩护士和吹鼓手，被视为德国知识界的蒙羞时刻。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纳粹德国的哲学和政治是如何产生共鸣的，纳粹的辩护士们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又是如何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背书的，至今仍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其意义也不应被局限于德国一地，而应被全人类所记取，因为语境或哲学工具或有不同，但纳粹的辩护士们在探求德国民族社会主义“革命”的哲学意义上所聚焦的那些主题——危机、民族、领导和秩序——依然具有跨越时空的广谱适用性，依然可以发挥从观念到行动的桥梁作用。

拉长历史的视界，人们会发现德国哲学界对政治的积极参与不仅是一个常态，其自身对于这种参与重要性的认知也超过其他西方同行。德国哲学界甚至扮演了德国民族主义塑造者和助产士的角色，这种作用是其英法同行们所不能及的，当然反过来说，这也是其英法同行们所无需承担的角色。

由于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关于自身民族优越性神话一直在相互竞争。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德意志人和日本人都提出了这样的神话。在美国学者汉斯·斯鲁格看来，这种神话创作的德意志版本与其他版本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它依赖于哲学概念。没有其他的现代民族以这种方式发展出一种关于自己民族性的“形而上学”。德意志民族主义是在一个没有民族国家、没有恰当的政治秩序来引导和容纳民族主义情感的时刻兴起的。作为替代，德意志人被迫依靠文学的、诗歌的和哲学的手段来理解它们。民族的理念，德意志人在世界上与众不同的使命的理念，变成了一个联系政治与哲学并吸引哲学家做出政治断言的概念。

这方面的先驱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他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费希特将后来在德国特色的哲学和政治探讨中反复出现的“危机、民族、领导和秩序”的概念和主题，令人瞩目地提炼和表达了出来。费希特的《演讲》在 1807 年普鲁士被法国击败后不久发表，他认为危机的时刻已经在德意志人的历史中降临。这一危机同时是政治的和哲学的，尤其关乎德意志人及其对自身的理解，是真正秩序的重建所要求的领导危机。德意志人民的再教化是这一危机的首要要求，并且因此需要优秀的教化者，即哲学家。教化应包括“道德的世界秩序”方面的教化，这一秩序唯有真正的德国哲学能够揭示出来。

除了这些设想，费希特还相信德意志人及其语言的原初特性，相信在德意志和非德意志之间所作的区分，相信德意志人的独特使命在于从事哲学并与希腊文化保持亲近。此外，他自己的使命则在于发现真正的哲学秩序，通过教化的新体系解决危机，通过科学、实际劳动和军事方面的服务彻底教化学生。在将这些观念集结成单篇哲学—政治演讲的同时，他期待着这些主题将来能够得到全面的阐述。在 1933 年海德格尔等这些哲学家的演讲中，人们看到这些主题得以继续推进。汉斯·斯鲁格指出，至少在这一意义上，费希特可以被称为“纳粹的先驱”。

这种对德国特性的哲学理论的探索，在整个 19 世纪被追随并在一战的混乱中得到更新，并最终在第三帝国再次“发扬光大”。

在一战初期，爆发了一场所有敌对国家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在德国哲学辩护士的思考中，将哲学与政治连接起来的问题依然是德国人的身份问题，和德国人在世界上的使命问题。在德国哲学家们看来，德国人在追求生存于世界上的第三条道路，一条位于英国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道路，“以防俄国人和黄种人进犯并且同时抵抗英美人令人厌恶的商业本性”。虽然所有来自参战国的知识分子在战争期间都言过其实，但那种言论的战后效果在每个国家则完全不同。胜利者致力于其他事情，民族主义的战争宣传很快被忘记或被不体面地禁止。然而在战败的德国，1914 年的渴望与观念作为未实现的承诺，徘徊在许多人心中。战败远未促成清醒，而是引发了怨恨与更热切地探求德国人身份、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德国的真正本性这些问题的渴望，而接踵而来魏玛共和国的混乱则更激发了关于秩序和强有力领导的热议和希冀。

当希特勒领导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时候，德国哲学家赫尔曼·施瓦茨等人“当仁不让”地指出，因为民族社会主义在哲学中需要一个基础，因为这一民族据以统一的民族性价值需要哲学上的确认，因为共同血统的体验需要用神秘主义和观念论的哲学语言进行澄清，因为德国身份、特殊的德意志人的使命、德国特性的本质只能通过哲学术语表达清楚，所以德意志哲学注定会在正在出现的新世界中占据核心位置。

因此，在汉斯·斯鲁格看来，当海德格尔在他的校长致辞中谈论德意志民族的独特精神使命时，他并不是在开启一种新的讨论，而只是让自己加入到一个已经拥有悠久历史的讨论中去。而除了对德意志民族特性的执迷外，从费希特到海德格尔的德国哲学家们还对自身的“领导”角色确信不移，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当代的“哲人王”。

然而，相对于哲学家的热情，纳粹政客们对于政治与哲学的联姻始终是半心半意的。面对魏玛共和国混乱的政治图景，纳粹党极力要给人们留下如此印象，即与其他政党不同，它所代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能够超越平时所有的政治分歧。由于纳粹党对行动与权力的关注充满了机会主义气息，那么民族社会主义对哲学根本没有任何特别的需求，后者满是言辞说教、激辩不体的争论、抽象的推理以及显得相当专业化的气氛，这些东西对于像罗姆和戈林这样的军事冒险家有什么吸引力呢?

纳粹这种以行动主义为原则的政治运动其实并不真正需要哲学家的参与，他们本身强调的是行动决断和意志，这也解释了为何希特勒和罗森堡着迷于叔本华，因为后者将现实描绘为意志的一场巨大的斗争。也正因为此，费希特和尼采受到纳粹的追捧，两人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歌颂了行动的首要性。即便有这样一种亲近感，纳粹头目也没有把他们的政治建立在哲学的基础上。事情的真相是，反而是当哲学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和文化角色被急剧削弱时，民族社会主义就浮现了。汉斯·斯鲁格就认为，从其对哲学的轻视来看，民族社会主义的确是一场新世纪的运动。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社会主义并没有把自己限定在单纯的政治运动中。随着它的发展壮大，该运动不得不为自己夺取权力的主张谋求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辩护，于是它需要一套恰当的哲学观念，他们通常将这种“恰当的哲学观念”称之为他们自己的“世界观”

然而，纳粹的“世界观”并不具有哲学方面的根源，并且那些纳粹的政治权威们比哲学家更有资格对世界观进行品评。世界观这一概念的来源，不仅包含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乌托邦主义、大众神话、神秘信仰、非理性的反现代主义，它还涵盖了一些或多或少被确证的或者比起哲学家来说更受人尊重的科学和各个知识门类。如一位哲学史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从各门具体科学中寻求其根据，诸如历史学、地缘政治学、种族理论、遗传生物学、性格学与民俗学，唯独不到哲学中去寻求。”比如希特勒就认为自己首先热衷于历史学和政治学，他还以熟悉心理学与生物学为傲，并保持着相当水准的艺术兴趣。这一切也适用于罗森堡，他对历史与艺术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而此二人都不以哲学语汇来表述他们自己的思想观点。

在汉斯·斯鲁格看来，纳粹德国的哲学家们徒劳地将哲学与政治结合起来，试图把后者看成一种应用哲学，而没有看到一切政治选择都是“实用、随意和暂时”的，包括对某个政治体系的选择。不过，无论是纳粹德国的哲学家还是政治家，他们都不愿公然承认哲学与政治之间的这种明显区别。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哲学家丧失了在政治领域的影响，而政治家也会丧失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哲学依据。德国哲学家与纳粹领导人都不愿看到这种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分离。

然而，这种权宜之计的结合带来的只有毁灭和耻辱：德国哲学家们关于德意志民族特性的执迷被认为是纳粹种族大屠杀的意识形态基础，虽然二者之间并无如此直接的联系；关于危机时刻、秩序和领导力的喋喋不休，则被视为体极权主义背书，虽然这也并非德国哲学家们的初衷。

人们从中应该记取什么样的教训呢？或许就像汉斯·斯鲁格在其《海德格尔的危机：纳粹德国的哲学与政治》中所说的那样，重要的不是试图徒劳地切断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联，而是要通过剖析纳粹德国哲学与政治的灾难性联姻，来证明哲学家们并无资格确立政治行动的权威标准。他们参与政治的更正确姿势应该是承担批判性角色，换言之，哲学在政治中的真正任务，不是为现在秩序进行辩护或指导，而在于勾画出新的替代性的实践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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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费希特，来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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