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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个月，以艺术、摄影、建筑方向的出版为主打的品牌 Prestel Publishing 重新推出了维多利亚时期女摄影师安娜·阿特金斯（Anna Atkins）的传记《太阳花园》（Sun Garden），这本书初次出版是 1985 年，时隔 33 年，当它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依然那么洋气，简直是可以无视时间的纸质尤物。

一点不夸张地说，安娜·阿特金斯是你能从故纸堆里找到最好的东西之一，她在她那个时代闪闪发光的时髦，拿到现在来也仍然不遑多让，超越很多搔首弄姿的当代艺术家。她的作品复印件现在还在诸如纽约公共图书馆这样的顶尖藏馆的展厅里，让每个前去观看的人屏住呼吸，不敢相信 175 年前就有人做出了这么艺术感和科学感交相辉映的东西。

关于她是不是史上第一位用相机来创作的女性，这一点一直存有争议，但可能永远也没法有个明确的答案了，因为她和另一位候选人 Constance Talbot 都没有留下证据。

安娜·阿特金斯存留于世的，是几本蓝晒法的影印集，虽然应用了摄影的原理，但并不是她的相机作品。而 Constance Talbot 虽然是摄影术发明者之一威廉·塔尔博特（William Talbot）的妻子，据传 1839 年她就自己对丈夫发明的“卡罗摄影法”（Calotype）进行过短暂的实验，却也并没有作品传下来。

安娜于 1799 年出生在英格兰东南部的肯特郡，一个学者之家，父亲 John George Children 在大英博物馆工作，是伦敦皇家昆虫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曾担任皇家学会的秘书长。如今还有两个科学领域的分类以他的姓氏命名，分别是磷铝铁矿石（Mineral childrenite）和童蟒（Antaresia children）。

由于有这样一位父亲，所以女儿安娜的童年就是在有很多当时顶尖科学家交流的环境中度过的。这种家学渊源，使得她成为那个时代极为少见的、从小就能接触当时最先进科学思想和方法的女性之一。

在 19 世纪，特别是早期，专业的科学实践是一个由男性主宰的领域，女性基本被摈除在外。然而，像植物学这种，或和日常有关的博物学，因为赏心悦目，则被认为是特别适合女性的上流社会活动。早年丧母的独女安娜由父亲一手抚养大，不仅从父亲那里接受了很正统的博物学教育，还能获得相关的工作机会。

她天资聪颖，很有艺术方面的才华，在二十岁出头就帮助父亲完成了一本译作的插画，法国人、生物演化学说的早期奠基者之一巴普蒂斯特·拉马克（Jean Baptiste de Lamarck）的《贝类》英文版中，256 幅手绘即出自她之手。

1825 年，她与商人 John Pelly Atkins 结婚，两人并未生育子女，Anna 大概从 1830 年代早期就开始收集植物标本，并于 1839 年当选为伦敦植物学会会员。

因为威廉·塔尔博特是他们家族的好友，所以安娜近水楼台地学到了其所发明的“卡罗摄影法”。塔尔博特大概在 1834 年左右发现氯化银涂层的感光特性，并由此做出了负片，用负片再印制可以直接观看的正片。这个技术很接近现代的摄影技法，不过他并没有向很多人展示自己的方法，并忙于其他科研工作没有进一步深入。反倒是 1839 年法国人捷足先登，宣布将摄影术的发明权授予了达盖尔，此人利用镀有碘化银的平板来完成照片拍摄，称为“达盖尔照相法”。

但真正对安娜的创作带来至关重要的影响的，却是另一位厉害人物约翰·赫歇尔（JohnHerschel）爵士所发明的蓝晒法（Cyanotype），约翰·赫歇尔来自著名的科学之家，是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之子，自己在天文、数学和化学上都颇有建树。

蓝晒法也被称为氰版摄影法，其实就是现代蓝本印刷（Blue Print）的前身，基本的做法是将铁氰化钾溶液均匀涂在一张纸的表面并晾干，接下来将要成像的物体放在纸上，用玻璃板压平，然后一起放到太阳下晒，约十数分钟后就可以把这张纸放到水下去冲洗，没有被物体覆盖到的地方会出现鲜亮的普鲁士蓝色，而覆盖到的地方因为缺乏感光成色，就会很淡。

作为植物学家的安娜·阿特金斯，有着丰富的植物标本和水草标本制作经验，蓝晒法其实非常接近她压制标本的操作，所以她很自然地选择了这种方法来对标本进行“拍照”。

安娜使用蓝晒法制作了大量海藻照片，尺寸也基本上很统一。1843 年 10 月她印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本摄影书《英国海藻：蓝晒法印象》(British Algae：Cyanotype Impressions)，细腻入微的图像配上文字解说，一反过去以手绘图来显示标本特征的做法。但这本书并没有进行商业发行。

在此后的十年间，她陆续亲手制作了一共三卷的海藻画册，当时留下来的拷贝非常少，一说是 17 本，一说是 20 本，均有不同程度的丢失，被收藏在伦敦大英图书馆、伦敦林奈协会、格拉斯哥凯文葛罗夫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纽约公共图书馆、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等地。

由于数量稀少，这套画册初版拷贝的价格越来越贵，2004 年一套只有两卷 382 张照片的私人藏品，拍卖价格为 229,250 英镑。

安娜·阿特金斯后来还和她的好朋友、女植物学家安妮·迪克森（Anne Dixon）一起制作了《英国和外国蕨类植物蓝印》（Cyanotypesof British and Foreign Ferns，1853年）和《英国和外国开花植物和蕨类植物蓝印》（Cyanotypesof British and Foreign Flowering Plants and Ferns，1854 年），前一本现被保罗·盖蒂博物馆持有，而后一本则被拆分开来由各种博物馆和收藏家持有。

由于她非常低调，很多插画和照片上连简单的署名都没有，以至于被早期的学者认为是匿名作者，也有人把她的作品误认为是约翰·赫歇尔所作，直到 20 世纪，安娜·阿特金斯这个名字才由摄影史学家拉里·J. 沙夫（Larry J. Schaaf，Sun Garden一书的编撰者）发掘出来，列在了摄影史上。

当你凝视这个生于两百多年前的女人的画作和摄影时，被那种苍白得不真实的美所震撼——有点像幽灵，或者现代的 X 光照片——也会忍不住想像，当年她是到底怎样坚持完成了这些工作的。她可能会因为药水使用中的不慎而灼伤皮肤，辛苦做出来那些照片也找不到发表的途径，只能通过友人捐赠给大英图书馆。

1865 年，安娜·阿特金斯把工作中所使用的藻类、蕨类和其他植物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五年后因瘫痪和风湿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