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导航 App 还没塞满手机应用商店的时候，人们外出旅行前总要准备一份目的地的地图。没人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不认路？照着地图走就是了。长久以来，地图作为一种“工具读物”，它常被人们视为一种对客观世界的描摹。

但并非所有地图都是客观可信的，有时，它也会玩一些小把戏向信息接收方传递甚至灌输某种观念，对地图的读者产生误导。

在康奈尔大学的数字藏馆中，有一个名为“说服性地图”（Persuative Maps）的馆藏项目。这个项目中收集了大量并不用于显示客观的地理信息的地图，反而它们被用于传达绘图者的某种观点，或强化人们脑海中的观念。这个项目的收藏者是 P. J. Mode，一位收藏家兼地图史学家。从 1491 年的“世界地图”到 2012 年的“奥斯卡最佳电影图鉴”，P. J. Mode 已经收藏了共 862 张“说服性地图”。

由于在大量的视觉媒体中地图是相当常用的可视化工具：天气预报、财经信息、时政新闻等等等等，地图几乎无处不在。它们被用于说明事实、解释事实的时候，人们对地图的印象与“客观真实”联结在了一起。这种联结使地图成为了一种有别于其它任何形式的信息传递媒介，使得它具备了一种“感实性”（truthiness），即“感觉上是真实的特性”，这种性质往往基于观念和直觉生发出来，并与事实和逻辑无关。

柏瑞尔·马卡姆在《夜航西飞》中写道：“那些相信地图的阅读者，有时甚至是它自己的绘制者，在阅读地图时都必须暂时停下脑海中的怀疑。”“感实性”让人们忽略了地图的“多义性”和“艺术性”，于是比起绘画、雕塑和其他艺术形式，地图在作为一种宣传工具时传递出来的信息会更加具有说服力。

这份馆藏中囊括了几乎所有人类所关心的内容：宗教、政治、军事、经济、道德和社会，每一方面能找到与之相关的“说服性地图”，在每一张地图下方都有收藏者给出的注释，包括该地图所在的时代背景、绘制者所用的把戏以及希望达到的目的。

在 1890 年，Bartholomew 绘制了一份世界地图，但观察该地图就可以发现他将经度从 360 度扩展到了 490 度，这使得印度半岛和大洋洲地区在地图中出现了两次，它扩大了英政府的殖民地面积，不仔细查看的人很容易被误导。

在美国第 23 任总统选举前的 1888 年，时任总统的格洛弗·克利夫兰鼓吹自由贸易政策，而共和党候选人本杰明·哈里森则是资深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于是后者的宣传团队用一张地图作为宣传工具，展示了哈里森的政策将“保护美国劳工”，在说明哈里森的政策时，地图上使用了更鲜明的色彩，而当解释对手克利夫兰的政策时则使用更多负面语言，并用上了大块的灰黑色。结果，哈里森成功击败克利夫兰，就任美国第 23 任总统。

1952 年《时代》杂志上运用特殊的视角和投影方式呈现了一份描绘苏联威胁的地图。在这份地图中，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的距离与巴黎到里斯本的距离看起来几乎相当，但事实上前者甚至不及后者的一半。当时《时代》的发行商亨利·鲁斯是一名坚定的反共主义者，而这种夸张正意在加深人们对苏联威胁的担忧。

不过事实上，从来没有哪一份地图是完全客观的，由于在绘制地图的过程中，人们无论采用哪种投影方式将弯曲的大陆按比例投射到平面图纸上，在投射过程当中必然会使得绘图结果与真实情况出现差异。

以常用的墨卡托投影为例，在墨卡托投影中接近两极的大陆往往被投影拉伸得很大，对人们造成了俄罗斯比中国和美国的领土加一起还要大的视觉效果。但取消墨卡托投影效果后，呈现出的大小比例往往才更加接近真实。

P. J. Mode 在华盛顿地图协会期刊 The Portland 中写道：在这些“选择性事实”的时刻中，我们都受益于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所有地图绘制的动机、利益和技术都在受到更缜密和更多疑的分析。Mark Monmonier 在他的作品 How to Lie with Maps 中也指出了在绘制地图中不同投影方式能得出完全不同的“事实”。他认为对于美国的学生，应该教给他们对地图多点“当心”，学会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地图，这是重要的功课。

事实上，在这个时代中批判精神似乎不仅是美国学生的功课，也不只适用于地图。

题图来自：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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